魯迅是「親日」的「漢奸文人」嗎?

魯迅是「親日」的「漢奸文人」嗎?

魯迅的日本經歷是眾所周知的,他是陳天華、秋瑾同期的中國留日生,而且回國後,與日本文人和出版人一直有密切的聯繫和很深交情。譬如在上海開書店的內山完造,與魯迅一生至交。

魯迅是去日本學習醫術的,但讓中國人永遠記住他的,是他的文章,更確切地說,是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一針見血的剖析。

魯迅為何對中國國民性看得那麼真、那麼深,達到了「穩准狠」的境界?

翻看魯迅文章,對中國國民性的分析,發現與一些日本學者的見解不謀而合。

 桑原騭藏,與魯迅同時代的日本著名歷史學者。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認識與魯迅異曲同工。他在《東洋人的發明》中,介紹中國的四大發明對人類的貢獻,同時指出∶「造紙、印刷術、羅盤、火藥固然是偉大的發明,但可惜的是,其老祖宗的東洋,經歷幾百上千年,依然未脫舊態。

同樣的感慨,可在魯迅雜文《恨恨而死》中找到。文章也諷刺中國人只知「將火藥用來做鞭炮」、「將羅盤用來看風水」。

桑原將中國國民性首先歸納為「保守」,並將這個特性視為中國人的天性。

同樣,魯迅也對中國人的保守天性刻骨銘心,那句「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的名言就是對此劣根性的深惡痛絕。

保守為何成為中國人的天性?桑原是從中國的文化和精神演變史找原因,而魯迅也認為這些是歷史堆砌的產物。桑原對「中國人食人肉的習俗」進行了詳細考證,而魯迅的小說《葯》、《狂人日記》均寫及食人肉。那位「狂人」翻開歷史書,透過字縫,居然看到:「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與桑原到底誰「吸收」了誰?無從考察說不清,但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魯迅在中國籍籍無名時,桑原在日本乃至東方學界早已是名聲鵲起了。

  魯迅與桑原的「暗合」,客觀構成了中日兩個不同空間中對中國國民性互相印證、互為闡釋的雙面鏡。在這雙面鏡子里,中國人的保守、多疑、懦弱等國民弱點表露無遺。

  誠然,魯迅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未必是對同胞的蔑視,而桑原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當然也不能臆想為對中國的愛。兩人在批判中國國民劣根性時心境應該是截然不同的,魯迅大約是愛之深責之切,而桑原也許是「唇亡齒寒」。

先於日本之前,中國遭到的是西方列強的瓜分。當時日本學者討論東方的局勢時,將中國和日本置於同一陣營。桑原的《東洋史說苑》就提到了這一點,將中日處境描述為西洋殖民擴張之下所共有的擔憂和抵抗衝動。中日能否聯手保衛東方、對抗西方?這個願景沒有實現,反而日本成為「東方西人」,索性加入了瓜分中國的西方陣營中。「東亞共存共榮」不幸被日本軍國政府盜用,東方形勢發生了質變。

魯迅在日本全面侵華前一年辭世,對於日本,他惡評的語言不多,乃至後人為證明他的愛國心,去他的文海中去撈反日的隻言片語。「親日」是漢奸,「親俄」就是愛國者嗎?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個奇怪現象,沒頭腦不高興的人往往樂意以漢奸去罵思想有深度的人。

從文化交流看,魯迅「親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從長遠的國民精神改造而論,這種「親日」並無什麼不妥,與「漢奸」也並不搭界。愛之深責之切,也許他很深知:以鄰為鏡會比孤芳自賞有益得多,相似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興衰之道,在療治中國國民精神上,日本學者那裡也許能提供更準的「解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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