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明朝的滅亡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這兩篇文章的共同特點是，頜首稱是者眾，而能夠系統地，或重點地指出其關鍵錯誤者無。嗚呼，這就是當今國內網上輿論的真實水平了。難怪有人說，「莫讓網上輿論左右國家政策」云云。尤其對於天涯社區的煮酒論史版來說，一班自詡學貫中西，精通古今，滿腹經綸的「大大」，竟然也沒有一人能看出杜文究竟錯在何處，還是讓他們自己好好「汗顏」，好好反省吧。　　　　什麼叫做「錯得沒水平」和「錯得有水平」呢？譬如，你由某個事件A，通過簡單的邏輯，得出A的直接原因B；然後運用複雜的邏輯，得出B的深層原因C（對於A來說則是間接原因）；再運用最複雜的邏輯，得出C的根本原因D。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正確地推到D，看你能推到哪一層。如果推到C，而在C-->D時出錯，那麼就叫做「錯得有水平」；如果只推到B，在B-->C時就錯了，那就是「錯得沒水平」；如果連B也推不出，就不是「沒水平」的問題，而是「沒頭腦」的問題。　　關於宋鴻兵的觀點，我在下一篇再談。今天重點討論杜別克同志的文章。　　　　概括地說，杜文有三個主要錯誤：　　一、把明代畸形繁榮的工商業和「資本主義」正常發展的工商業混淆，因而也將明代社會的性質混淆；　　二、只知道一個人的獨裁叫「專制」，不知道一個集團的專制也是專制，因而將君權的旁落視為「民主」；　　三、由以上兩點，杜同志不理解明代的社會危機仍在於專制主義的變異、深化和細化（即真正的根本原因D），因而得出所謂「政治制度超前發展」的錯誤結論。　　　　其中關鍵的是第一點。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問題？如何衡量一個社會的性質？譬如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還是「封建主義」（傳統定義）的社會？是看這個社會的技術水平、產品數量嗎？當然不是，同樣形態的社會，技術水平和產品數量依然有高有低；甚至某些情況下，落後社會形態的某些產品數量也可能比先進社會形態的多。因此，杜同志將宋、明兩代的產品數量相互比較，與及之後的一切推論都是無意義的。更何況，明朝政府連全國有多少耕地這樣最基本的數據，查來查去一筆糊塗帳，它的統計數字？也就是看一看、笑一笑好了。至於政府的稅收多少，稅收結構合不合理等等，充其量只能說明該政府的管治水平，或「執政能力」如何，與這個社會的性質完全搭不上界。　　　　決定一個社會性質的關鍵依據是它的主要社會構成和生產力組織方式（注意：不僅僅是「生產關係」）。「資本主義」或「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社會構成，就是大量自由的僱傭勞動力；而它的主要生產力組織方式，則是僱傭勞動制，並且，資本家主要以貨幣形式向工人發工資，工人和資本家沒有人身依附關係。這裡，請特別注意「自由」、「貨幣形式」、「沒有人身依附關係」這三個關鍵詞，這三者是互相聯繫的：工人的自由，是因為他們能方便地以貨幣從市場上購買生活資料；如果貨幣不能做到，或不能方便地做到這一點，工人就會拒收貨幣，而要求資本家發放實物形態的工資。由於實物與實物難以交換，如果某個社會的基本生活資料市場發育不良，工人不得不在企業庇護下才能獲得這些生活資料，那麼，他們就只好將自己的命運和將來也交付給這個企業，他們的自由必定大打折扣，用現代經濟學的的話來說，就是勞動這個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受到嚴重束縛。此時，與其說他們是「工人」，不如說是「工奴」更準確。　　　　杜同志對於明代勞動力由農村大量流向城市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僅此不足以說明它就是「准資本主義」（杜同志或稱為「資待」？）社會。關鍵的關鍵是，這些人到城市來幹什麼？是做自由的工人，還是奴隸、半奴隸，或曰「工奴」？　　　　下面引用杜同志的原文（實為引用其他人的文章）：　　　　　　　　「宋代仍主要用銅錢作流通手段。為什麼貴金屬遲遲不能重新返迴流通領域呢？筆者以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業特別是私人工商業發展的遲滯。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貿易少，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也就少。人們經濟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是小額支付，宋代一個人的日平均消費水平，一般是銅錢十文至百文。顯然，對於這種小額支付來說，銅錢是非常適宜的。在發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額為十貫（鐵錢）的大鈔，但到宋神宗時，即改為發行面額一貫、五百的二種，面額十貫的便停止發行了。南宋發行會子，起初發行的面額分別為三貫、二貫、一貫三種，後來改為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其他幾種楮幣的面額大抵也在一貫上下。馬端臨甚至把面額的減小作為楮幣同鈔引的重要區別。（參《通考．錢幣考》）楮幣面額的變化，說明了當時社會需求的水準，說明面額在一貫和一貫以下的楮幣較為適合需要。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交換水平尚較為低下，大宗商品交換尚不多。」[245]　　　　－－－－－－－－－－－－－－－－－－－－－－－　　　　杜同志對於這段話的荒謬性完全沒有警覺。現在，請諸位打開自己的錢包，看一看到底是一百元、五十元的票子多，還是二十元以下的票子多？我相信大多數人會發現，依然是小額的鈔票居多。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現代社會的商品交換水平也是很低的了？至少比明代低？因為明代的主要流通貨幣可是銀子啊！一兩銀，大致可以等於一貫，即一千文銅錢。　　　　當然不是，恰恰相反！社會上流通大量小額貨幣正是說明，市場經濟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因而大量的平民使用小額貨幣購買日常生活資料，而無須依附於某個大組織才能得到供給。這樣，數量眾多的基層勞動人口才能自由流動，生產要素才能得到調整和組合，從而社會生產力才能發揮和提高。至於需要大額支付的情況，現在是使用支票、存兌匯票或信用狀，而在以前，就是銀票，或者直接使用金銀。總之，大宗商品交換完全不成問題，也完全不能說明宋代的大宗商品交換比明代少。　　　　明代小額貨幣流通很少（至今我們能找到的明代銅錢都很少），只有貴金屬銀作為貨幣流通，正是說明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只存在於商人、地主等富裕階層人士之間，而很少存在於普通市民之間，與及僱主與僱員之間。明代私營工商業的大多數僱員，其性質類似於長工：僱主提供食宿和基本生活資料，與及少量的零花錢，而僱員必須為僱主服務很長一的時間，例如二三十年（很多時候還可能有賣身契，或者是學徒工之類）。如果僱員違反這個協議，僱主就可以告到官府，或者乾脆動用私刑。長工與短工的不同，就在於後者往往是以貨幣結算，以具體任務為工作目標，做完即可走人，因而其對僱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要小得多。據此完全可以肯定，就主要社會構成和生產力組織方式而言，至少宋代遠遠比明代更接近「准資本主義」。宋代雖然也有官商、半官商和假官商，但純粹的民間資本也很活躍，市場發育程度遠比明代健康。因而宋人遠比明人瀟洒自由。我們看小說也能從一個側面印證：水滸傳那些綠林好漢，基層甚至底層人士，動不動也能來個「五斤熟牛肉」，「三碗不過崗」，何等驚人的消費力！只怕放在現代，也會讓很多人艷羨不已。即使扣除小說家的誇張成份，至少你在寫明代的小說里，已經很少看到這種豪氣了。可以估計，明代普通市民的平均生活水準，絕對在宋代的一半甚至1/3以下。可以肯定，明代的生產關係是遠遠落後於宋代了。　　　　那麼，明代那些商品產量和貿易量的增長又怎麼解釋呢？這裡，我們姑且先相信那些歷史文獻的數字，也相信杜同志的描述，但是要注意，生產關係的落後，並不意味著某些方面的生產力一定落後。埃及的奴隸制夠落後了吧？但金字塔宏偉、壯麗嗎？某種程度上，較強的人身依附關係的確有利於這些特定的僱主穩穩噹噹地賺大錢，發大財，只是不利於科技、文化創新和社會進步而已。　　　　可以這樣描繪明代的城市圖景：大量的長工依附於大家族、大企業、大幫會，與及他們的關聯組織，例如供貨商、分銷商、合作夥伴等。這些長工的兩餐一宿依賴於僱主，只在逢年過節時或有少許打賞。他們整天為僱主工作，累個半死，休息時間卻不多。這些大家族、大企業、大幫會屬於上流社會，他們與官府的關係千絲萬縷。富商們一邊陪著官員們喝酒唱K泡小姐，一邊從壟斷、半壟斷的海外貿易和國內貿易中享受著難以想像的巨大利潤，錦衣玉食，珠光寶氣，珍稀古玩無窮無盡。例如王朔最近就嘲笑央視節目土得掉渣，總以為大紅大綠才是中國傳統。其實哪，明朝的士大夫們玩什麼？反光鏡（西洋來的）啊！至於這些大家族、大企業的關聯組織，可算是中流社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倒還湊合。剩下那些純粹的民營企業，個體戶什麼的，就只有在艱難中掙扎了。當然，底層的「勞動人民」更慘，只有千呼萬號，哭乾眼淚。終於有一天，一個叫李自成的人聽到了這個哭聲，震撼、悲憤，怒髮衝冠，拍案而起，反他NN的！......若干年後，他想起這段往事時還說，我一生最怕的是什麼？就是聽到底層勞動人民的哭聲啊......　　　　那麼，為什麼長工們明知那麼辛苦，地位那麼賤，收入那麼低，還甘願做長工呢？（事件A)　　因為如果做「自由工」，市場上物價很貴，基本生活所需的商品很缺，而且找工很困難，所以風險更大，收益更小（直接原因B)。　　為什麼市場發育這麼不良，或這麼畸形？　　因為有人利用特權，人為地干預市場，控制市場，壟斷市場，牟取自己單方面的利益最大化（間接原因C)。　　為什麼他們能這樣做？而且，能這樣做的人很多，而且時間很長？（否則不會形成全局和長期的危害）　　因為明代的社會，依然是專制主義下的權力社會；或者簡單地說，依然是專制社會，而根本不是什麼「民主」社會。如果你一定要將某些類似現代政治制度的形式說成是「民主」和「現代」的話，我只能說，那不過是偽民主，偽現代。其實質，只是專制主義企圖自我完善的一種努力。　　　　今天就說這麼多。關於第二和第三個錯誤，即：　　　　二、只知道一個人的獨裁叫「專制」，不知道一個集團的專制也是專制，因而將君權的旁落視為「民主」；　　三、由以上兩點，杜同志不理解明代的社會危機仍在於專制主義的變異、深化和細化（即真正的根本原因D），因而得出所謂「政治制度超前發展」的錯誤結論。　　　　我不準備再鋪開，而是轉貼一些前段時間我在「當年明月」和「秋風浩蕩」博客上發表的評論（略有修改整理），因為這樣更能全面地說明我的觀點。如果杜別克同志有興趣，可以到關天茶舍、經濟論壇、天涯雜談等找一找我以前發的文章，相信對你的寫作會有幫助。杜文另有一些次要問題，為了不影響對本文中心的討論，暫待以後再說。　　　　專制主義是一個毒瘤，是癌細胞，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中都有存在，只是程度不同（早中晚期，每期又有ABCD階段），部位不同。因而有些易治（皮癌、乳癌），有些難治（腸癌、胃癌、肺癌），有些則是不治（淋巴癌、血癌）......　　　　　　下面為當年明月博客上的評論：　　　　　　明月網友：　　　　一直很喜歡看你的文章。但是這一篇，得給你提個醒了。　　　　看來你不太喜歡所謂「文官政治」和「文官集團」，認為他們只會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至少是負面影響大於正面。你喜歡明君，喜歡讓明君能夠盡量不受制約地為「人民服務」，是吧？　　　　坦白說，你的潛意識中有獨裁傾向。　　　　但你可知道，為什麼文官政治和文官集團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他們是歷史進步的一個表現？如果論史者不明白這一點，那麼他寫的歷史，內容再豐富、再生動，也是缺乏深度的。　　　　先考察一個問題：在人類歷史的早期，氏族公社時代，公選部落領袖是一個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也就是說，「民主」的歷史其實是很早的。然而到後來（按馬克思所說的「奴隸社會」），無一例外地演變成不同程度的集權和獨裁，中國歷史就不用說了，即使在歐洲，希臘、羅馬式的早期城邦民主制，存在的時間也不長。這是為什麼？是這些人（恐怕是當時世界上所有人）都那麼蠢，那麼容易被蒙蔽，因而輕易地讓出權力嗎？　　　　當然不是。　　　　如果你將廣義的「民主」理解為一種多人協商討論的決策形式，而將廣義的「獨裁」理解為一種個人獨斷的決策形式，可以發現，越是接近基層的地方，「民主」現象就越普遍。比如說，中國農村以前是實行村族共治的。當有關乎全村全族利益或榮譽的問題出現時，是會大家一起討論研究的。這當中，可能有若干士紳或者地主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但無論如何，它不是個人獨斷的決策形式。　　　　那麼，為什麼基層的「民主」容易實現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基層的事務比較簡單，而且比較容易為多數當事人所理解和熟悉。例如今年要怎麼拜祭祖宗，怎麼和鄰村比賽龍舟，怎麼修好祠堂和道路，怎麼搞好清潔衛生，等等。再如一個家庭內部，也是有商有量的情況比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多得多。　　　　原始社會之所以普遍出現「民主」的雛形，也是因為原始社會的情況比較簡單，多數人作出判斷和決策比較容易，也不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　　　　隨著社會的發展，分工的加強，對於整個社會的管理這樣的事情，逐漸已不能為多數人所理解和熟悉；既然他們不理解、不熟悉，不但不會管得好，甚至也提不出好意見，只會增加分歧，降低效率。於是，早期「民主」也就逐漸隱退，而專業化分工產生的社會管理者－－皇帝，或國王們開始登上舞台。　　　　社會再進一步發展，單憑皇帝和少數官員的勤勉，也不能應付複雜、浩繁、多變的情況了，此時，文官集團，或者相當於文官集團的集團的統治出現了。文官集團就是專業化分工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直到今天，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至少在形式上依然實行文官制度和文官集團（所謂公務員體系，其實包括政黨）的統治。　　　　這麼說好象文官集團就是好，獨裁、專制就是好，當然不是。　　　　無論是獨裁者是皇帝還是文官集團，或者其他人，如果他們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基於人類本性的自利要求，他們必然利用這些權力為自己儘可能地牟利，不惜損害被統治者的利益。這個時候，就會出現社會矛盾激化、動蕩直至戰亂，造成巨大的人命傷亡和社會財富破壞。中國歷史的「周期率」就是一個典型。　　　　現代民主制度不同於早期民主制度的地方，在於認識到精英（專業化社會管理者，例如「文官」或「公務員」，或可稱「統治者」）和大眾（或可稱「被統治者」）各自的優勢和長處，與及各自的劣勢和短處。因此，現代民主制度竭力在追求這樣一種平衡：精英和大眾的力量平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力量平衡。　　　　具體來說就是：現代民主制度承認精英（文官、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如總統等）在社會管理上的專業能力，也盡量發揮這種專業能力（相對地，民粹主義就是否認這種專業分工和專業技能）；但同時，精英必須由大眾來認可和監督－－對於非公務員（通常是執政者）來說就是普選制度；對於公務員，則是輿論自由和組織自由－－注意：1)這裡是指大眾，即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認可和監督的權力，因此沒有將司法制度、監察制度等列在內，因為這是統治者內部的監督和制約。2)「輿論自由」是比一般言論自由更高級的形式，是特指報刊、電台、電視台等公共傳媒的言論自由。對於監督和約束統治者來說，僅有小老百姓的「言論自由」是遠遠不夠的。3)組織自由，公民能自願結成政見團體，自由運用組織的力量表達意見和發揮影響力。這是比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輿論自由更高級的自由，也是歷代中國人最缺乏的自由（請參閱我以前的相關文章）。　　　　說了這麼多，明月網友能明白么？　　　　-------------------------------------------------------------　　　　這是昨天被刪的一篇回帖，對明月關於文官集團的態度和傾向提出了不同意見。順便更正一下：文官集團的統治或許不算「獨裁」，但絕對可以稱為「專制」，「獨裁」是「專制」的一種形式。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致順序就是：原始公社民主-->君主獨裁-->文官集團專制-->現代民主。看看這次還刪帖不？　　　　現代民主制度下，不同黨派的議員互相攻擊，吹毛求疵者屢見不鮮。　　　　敢於對皇帝說不是，藐視這種神聖權威，無論如何也是社會進步，人們覺醒的一個表現。　　　　但與普通人認識不同的是，民主制度就是否認聖人的存在。如果承認聖人，那還需要什麼民主？讓聖人來統治得了。普通人總是以為，民主制度下一片光明，到處是清官、好官，為人民服務的父母官－－錯了錯了，大錯特錯。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清官情結下的民眾（其實是民眾本身的一種自私心理，希望有人時時刻刻無條件無償地為自己服務）不會有民主的政府和制度。　　　　民主制度就是認為人人都是「小人」，或者至少，都有「小人」的傾向，所以才有分權、制衡和選舉、監督的辦法。民主制度下，人人各安本份－－該做什麼做什麼，自己為自己服務，自己對自己的前途負責。　　　　一個「小人」臣子去挑明仁宗的刺，呵呵，好。　　　　-------------------------------------------------------------　　　　最後忠告　　　　我就是前幾天對明月網友關於文官集團的觀點提出批評的人。貼子兩次被刪，管理員也沒有任何說明。事不過三，羅嗦就沒有意思了。這一次是我最後一次在這裡發表意見。我就是要看看，這個網站的氣量和明月的氣量究竟如何。如果這次再被刪，我就將文章帖到天涯和XX社區，讓網友們來評一評。　　　　上次我指出了，文官集團逐漸掌握實際權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演變次序大體就是原始公社民主-->君主獨裁-->文官集團專制-->現代民主。這是因為隨著生產力越來越提高和社會情況越來越複雜，社會分工的專業化程度也不斷加深；原始公社頭領（堯、舜之類）、君主（皇帝、國王等）、文官集團（典型代表為宋代和明代）、現代政黨和公務員就是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的專業化社會管理者。　　　　每個人讀歷史有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臉譜化。以所讀歷史教材上的忠奸善惡為忠奸善惡，以君子、小人為是非評判標準。這一階段的人占人群中的大多數，特點是被動地接受灌輸為主，很少獨立、主動的思考和質疑。　　　　第二階段：否定。了解到所謂忠臣也有其缺陷或陰暗面；所謂奸臣也有其特長或可愛之處；所謂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功過是非，並不如教材上寫的那麼簡單，等等。於是，他開始獨立思考，主動質疑，也能對某些人物和事件提出頗有新意的見解。現在社會的開放程度比以前好得多了，達到這個階段並不十分困難，只要多讀一些不同觀點、不同角度的歷史資料，多看一些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就可以了。因此，目前處於這個階段的讀者或網友也不少。　　　　然而，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對原有是非觀、價值觀的推翻和否定，而尚未建立新的一套是非觀、價值觀。因此，處於這個階段的人，內心是迷茫、混亂的，甚至是痛苦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以何為依歸。他們對歷史人物、事件和制度等的觀點也是經常自相矛盾和容易偏頗的。　　　　基本上，明月網友仍然處於第二階段。所以，明月可以寫出很吸引人的「故事」，但寫不出深刻的「歷史」－－故事和歷史，是完全兩回事的。也許27歲還是太年輕了，如果你過5~10年再回顧自己寫的這些東西，一定會有很多新的認識。　　　　第三階段：否定之否定。當然，這不是簡單地向第一階段回歸，而是認識到真正的所以然－－忠之所以為忠，奸之所以為奸。注意，是「真正的所以然」，而不是教科書上那些耳熟能詳的所以然。要達到這一步，就必須儘力洞察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這對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的要求相當高，而且要具備廣泛和足夠的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知識。因此，能達到這一階段的人實在不多。　　　　再以李時勉批評明仁宗為例。明月認為，李某如此吹毛求疵，真是太過份了！並且將之歸結為文官集團的普遍或一般特徵而加予批判。大概多數網友看到這裡，也會覺得李某「真是過份」，甚至「很過份」，打他不冤；然後也跟著附和明月的觀點，認為文官集團多數人是偽君子、真小人，還不如皇帝好。　　　　然而，如果你懂得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懂得一種制度必然要依賴和維護一定的理論基礎，你就會發覺，李某並不「過份」，文官集團更沒有「過份」；李某即使主觀上是「小人」，他的行為客觀上卻正是為了「大明江山千秋萬代」。此話怎講？　　　　因為「君主獨裁」的理論基礎就是「君權神授」。因為是「神授」，所以才沒有爭議，沒有合法性危機。那麼，為什麼神只授予你權力，而不是其他人呢？為什麼上帝只選你做他的代言人呢？更重要的是，你怎樣令眾人信服你（或你們家族）的權力是「神授」的呢？　　　　君主們可以有兩個方法證明自己的權力是「神授」的：　　　　1.如果他們懂法術，那立即就可以讓所有人服服帖帖。當然，這種方法不可行，因為所謂「法術」根本不存在，老是裝神弄鬼，也是會露餡的。　　　　2.以某種方式時刻表現自己與眾不同，或者說，自己的「先進性」。具體是哪種方式，隨著每個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說，則是儒家經典裡面關於聖主、明君之類的教條。　　　　當然，如果明仁宗不滿意儒家說教對自己的束縛，也可以把這套東東一腳踢開，自己另起爐灶，建立符合自己意願的理論體系，並且讓眾人信服就行。但是，他有這個能力嗎？不要說任何人都沒有這個能力，在中國傳統社會裡，這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麼正應了廣東人的一句俗話：「食得鹹魚抵得渴」－－你要死死抓住最高權力不放，那麼請你也要符合儒家的教誨－－不僅要「仁德」，而且時時刻刻要表現出你與眾不同的「先進性」來。想要最高權力，卻又不想遵守對最高權力的規範要求，世上哪有那麼便宜的事？！　　　　所以，不要同情皇帝，因為他們不是普通人，他們是神的代表，至少也是用「特殊材料」構成的。一個皇帝，不要說昏君、暴君，即使他只是在言行上不符合儒家經典里的教條，例如有些個人嗜好，不太遵守禮儀等等，那麼就是說，你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了，你還能讓臣下、子民們信服你是神的代表嗎？？？因此，有些太監慫恿皇帝這樣做，儘管主觀上他們可能只是出於對皇帝的關心和私人感情，但在客觀上，他們就成為禍國殃民的奸臣了。專制主義統治者在為自己的特權找理由的同時，也被自己製造的理論套牢了，這就是報應。　　　　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就是臣下、子民們對最高權力的輕蔑、抵制、覬覦直至篡奪－－既然你也不過是普通人，憑什麼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說，輕則君臣離心，朝綱不振；重則戰禍連綿，天下大亂。這無論對於一個王朝的統治者，還是這個王朝下的老百姓，當然都是最壞、最必須避免的後果。　　　　請各位注意：中國傳統社會裡面，官員腐敗、官場黑暗之類並不是最大的危機，因為這些只是普通人，即使一時不能清除，至少人們還可以寄希望於「皇天在上」；只要還有希望，人們就還能忍耐。而一旦人們發現這個「皇天」也不過爾爾，最後的希望破滅了，最後的底線摧毀了，內亂、內戰也就隨即到來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危機，就是最高權力的合法性危機；而要避免這種危機，傳統社會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求最高統治者嚴格遵守儒家經典裡面關於君主的言行和道德規範。因為儒家思想是被廣泛接受和認同的價值觀，如果皇帝能遵照裡面的要求去做，至少絕大多數臣民就會信服皇帝是神的代表，也就是說，認同最高權力的合法性。那麼，這種最嚴重的社會危機就能避免。因此，以現代的一些「人性化」觀念來理解、同情古代的皇帝，看似新潮，實質是牛頭不對馬嘴，完全表錯情。　　　　順便指出，明月網友經常流露出這樣的思想：要多體諒領導啦，要理解領導的困難啦。這是什麼思想？如果用刻薄一點的話來說，就是奴化教育下的思想。這種思想或許有助於你在本單位步步高升，但絕對無助於你研究歷史。體諒領導，理解領導，當然可以，但得看看他是什麼樣的領導，他把自己當成什麼人才行－－承認自己是普通人，當然可以體諒，應該理解；自命不是普通人的，呵呵......另外，明月對於近現代民主制度理解甚淺，偏見甚多，例如認為，帝國主義到處侵略和掠奪，怎麼配談民主，等等。這是長期片面宣傳灌輸的結果，也是許多人的思想誤區。先拋開價值觀上的分歧不談，用「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和掠奪來證明他們的民主制度虛偽是十分滑稽的，因為從來「民主」就是指對國內民眾來說的。打個比方：張三對自己的老婆很好，但對李四不好；李四就抱怨說，為什麼張三不象對他老婆那樣對自己好？同時，明月網友也不時流露出一種對權力的矛盾、複雜心情，與及對暴力的過份欣賞。　　　　事實上，明代文官集團對皇帝的要求完全不過份。李時勉的那些話只能作為一種個別意見，完全不代表當時的文官集團對仁宗皇帝的整體評價－－既然被稱為「仁宣之治」，那就說明文官集團中的絕大多數人對仁宗的評價是很高的，君臣關係是融洽的，否則，文人們可沒有那麼容易給你美名。明月網友想以此事來說明文官集團的「偽君子、真小人」特性，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到了明代後期，首輔申時行對萬曆皇帝的要求－－不，簡直是哀求，就更加不能說是過份：這個萬曆，連每月「數次」上一上朝，出席一下經筵講學這樣最基本的要求也不願做，到底是誰過份？？不管他對文官集團有什麼意見，不管誰對誰錯，這種行為也是失職的－－不，完全是瀆職。因此由萬曆後期開始，朝政混亂，人心離析，天下危機四伏，也就毫不奇怪了。平心而論，萬曆皇帝還是一個挺聰明、寬容和有人情味的人，但他顯然不懂得中國傳統社會的最高權力背後依據的邏輯及其重要性。　　　　不過，將明朝的滅亡全部推給萬曆皇帝也是不客觀的。天啟、崇禎都還有不少機會，甚至弘光還是可以爭取保住半壁江山。明朝之亡及其後果，是中國一段非常慘痛的歷史，但從中國傳統的哲學來說，也是可以解釋：這就是天數，就是因果循環－－中國人有太多劣根性，前世作孽過重，上帝也給了你足足1000年的時間（由羅馬帝國覆沒到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獨領風騷，你卻不思長進，固步自封，只會忙著打打殺殺，你爭我奪，爾虞我詐，還以此為榮。上帝終於生氣了，讓你先受苦幾百年再說，你懺悔吧－－這是題外話了。　　　　明代皇權與文官集團之爭，實質就是君主獨裁與文官集團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較量；儒家經典中對君主的道德規範要求，往往不能為明代皇帝們所遵守，實質就是反映了君主獨裁的政治制度形式，已經越來越不符合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明代皇帝培植宦官來對抗文官，實質就是想死握住最高權力不放,而維護相對落後的君主獨裁製度。但是，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看，宦官干政都是一種很糟糕的安排，其弊遠遠大於利。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嗎？　　　　辦法當然是有的，就是君主立憲。規範君主和內閣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範圍，確定君臣之間某種形式的契約關係，各安其所，各司其職。君主逐漸轉變為一種精神領袖和道德象徵，而具體的政務則交由內閣處理。君主立憲可以有效地穩定國家最上層、最重要的結構，並從中孕育、成長出現代民主制度。誠如是，中國絕不會落後於任何人。有人會說，中國傳統社會中能生長出這樣的制度嗎？如果你相信某種制度必然要符合其社會基礎和內在邏輯性，相信君主權力和文官集團權力的此消彼長是一種歷史必然，那為什麼中國就不能出現君主立憲呢？只是形式上可能和西方國家不同罷了。退一步說，即使中國傳統社會難以自然產生君主立憲制度，但在明代後期，與西方的交流已經越來越頻密，西方的著作不斷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在士大夫之間也引起了濃厚的興趣，西學東漸之風日盛；那麼，明朝也完全可能仿效英國，如果它能遲滅亡100年的話......　　　　-----------------------------------------------------------　　　　　　下面為秋風浩蕩博客上的評論：　　　　　　也評張居正和萬曆　　　　秋風浩蕩先生的張居正68篇確是好文。語言通俗流暢又不失典雅幽默，文字功底很深。更難得的是，對歷史事件的理解和對歷史人物的把握，我認為是比較深刻和準確的。能做到這一點，非有深厚的生活積累、端正的寫作態度和高度的洞察力不可。　　　　興之所致，我也來評一評張居正和萬曆皇帝。或許對秋風先生的寫作能有些裨益。也請秋風先生不吝賜教。　　　　首先，張居正功大過大？應該肯定，功遠大於過。不是他的新政改進了效率，充實了國庫，提高了武備，萬曆後來的「三大征」根本就無從談起。其實，有人說「遼事」之壞在萬曆，也是冤枉。萬曆或許有用人不當（總指揮楊鎬）的錯誤，但這不是主要的，何況該用何人，兵部也當合議，而萬曆皇帝當時也實在是老了。薩爾滸之敗，主要在於戰略計劃和臨陣指揮的錯誤，是統帥和將領的責任，加上某些偶然因素使然。按各自正常的戰鬥力，大概就是明軍折兩萬，女真損八千（因為明軍的單兵作戰能力和機動性確實不如游牧民族，但如布陣、指揮得當，能充分發揮火器的作用，即使野戰，想攻破它也不容易，這在援朝抗倭戰爭中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損失比例已經不是努爾哈赤可以承受的了。即使在喪失遼東，朝政混亂的萬曆晚期和天啟一朝，及至崇禎初年，大明帝國基本還是完整的，大規模的內亂尚沒有發生。誰說它就不能振興，就一定得亡，甚至「亡於萬曆」呢？這不過是牽強附會，漫無邊際的書生之論罷了。　　　　不過，我認為張居正的主要錯誤有兩點，而這兩點錯誤對後來的影響也很大。　　　　一、沒有認清萬曆的真實性格，因而沒有能「因材施教」。　　　　綜合各種史料，可以肯定，小萬曆的確天資聰穎，完全可以說是個「神童」。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就一定適合，或者可以培養成一個聖主明君。萬曆成年後逐漸表現出貪財、好色、懶惰等不良性格，這才是他的「真性情」，或者說「真性情」的某些方面。那麼，萬曆小時候的勤奮、謙恭和對老師的關愛又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小萬曆就是屬於很「乖巧」的那一種孩子。這種孩子在知道自己受到嚴格約束而無力反抗時，會表現得很溫順，很聽話，彬彬有禮，讓你憐愛有加，感覺不到一絲毛病；一旦約束解除，他會讓你大吃一驚。如果萬曆不夠聰明，很可能早就對張居正的嚴格要求不滿，甚至和張頂嘴，這樣未必不是好事。因為張可以一早察覺到他的性格中的不良部分，設法糾正或加以防範。但偏偏小萬曆就是聰明過頭，他很敏感、很準確地知道自己的處境和位置，知道怎樣保護自己，取悅他人，把他的張老師都給騙了，用廣東人的話來說就是「人細鬼大」（年紀小，鬼點子多）。其實，小萬曆的一些舉動，已經有點過頭，讓人覺得「矯情」了，例如總要先看看張老師的坐位暖不暖之類。　　　　那麼，為何精明如張居正者，都看不出小萬曆的乖巧和矯情呢？除了張過於繁忙，過於意氣風發，過於盼望萬曆「成大器」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張老師小時候也是神童，也是天才，惺惺相惜啊。可以想像，「老神童」見到一個「小神童」，就象見到了年少的自己，會是多麼欣喜莫名，高興得暈了頭腦，而忽略對其真實性格另一面的深入觀察和考驗。這在以後終於釀成大錯。　　　　如果張居正及早發現這些，那麼他很可能會採用另一種教育方法。萬曆雖然懶惰，但畢竟聰明，容易明理。這種人如果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不僅僅是「要如何做」的時候，還是能表現出很強的積極性，而且判斷和行動都比較準確。例如當朝鮮求援時，很多大臣都心存僥倖和懈惰，主張息事寧人，「和為貴」。但萬曆懂得其中利害，堅決主戰，要動真格且不惜工本，這才有援朝抗倭戰爭的勝利。但是，如果他不明白其中意義，他就不會積極去做，甚至乾脆不做－－因為他太聰明，這樣的人往往太自信，認為憑著自己的聰明，即使有點問題也很容易解決，於是就會想方設法偷懶。如果張居正教知萬曆，象早朝會議、經筵講學這種事情，不僅僅是儀式，更是皇帝尊嚴和朝廷威德所在，不遵行的後果將是如何如何，那麼萬曆再懶，對臣下再有意見，也不至於「罷工」二十多年。萬曆其實相當寬厚和有人情味，或許做不了聖主明君，但至少當一個合格的皇帝，還是綽綽有餘的。張居正作為萬曆的成長關鍵時期的唯一老師，確有知人不明，教育不當的重大責任。　　　　我認為，我這個解釋比其他解釋，諸如張居正教育太嚴，萬曆心理反彈；萬曆對張的完美道德形象失望；萬曆大婚後逐漸「墮落」；萬曆和張的權力分配矛盾等等，都更接近情理，也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二、張居正在推行新政時，操之過急，有剛無柔，招致文官集團的強烈心理抵觸，只是畏於張的權勢而不敢言。以至張一死，迅即猛烈反彈，不僅新政大部份被廢，心血付諸東流；張家也不得善終，下場頗為凄慘。　　　　張居正之所以犯這個錯誤，和他太注重個人政治理想的實現有關。大明無疑是重病，但往往重病者受不得猛葯；即便要下猛葯，也須調之以甘草之類柔方。先讓帝國踏上正軌，保證能始終小步但不會倒退地向前進，要比追求一時之所謂「顯效」好得多，也長遠得多。帝國畢竟龐大，暫時也沒有很實在很嚴重的外來威脅和內部危機。張推行新政的手法，導致的最終結果，無論在公在私，肯定也不是他願意看到的。　　　　為首輔者，最好既有張居正的抱負、才幹和洞察力、決斷力，又有申時行的老成、穩重、寬厚而不失原則性。可惜，歷史不能假設，人也常常沒有那麼理想。待到申時行也辭職而去，萬曆終於喪失了最後一位自己能有所尊重，也能對自己有所約束的人，他的那些負面的「真性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了。　　　　我以上提的這兩點，完全是張居正應該做到，可以做到而沒有做到的，沒有脫離歷史強求古人。因此，這兩個重大錯誤，的確必須由張自己來負全部責任。　　　　至於秋風先生寫的文章，略有若干瑕疵：例如有些心理描寫和抒情（人物的或自己的）之類也稍嫌羅嗦；但有的地方該刻畫和感嘆一下的卻沒有做。心理描寫和抒情這些東西，關鍵是運用得恰是地方，恰到好處，既要增強文章的感染力，又要不落俗套，還要給讀者繼續想像和發揮的空間，實在不容易。希望，也相信秋風先生能對此多加留意和改進。　　　　-------------------------------　　　　關於官多官少的問題，我認為不能一慨而論。例如有人說，漢朝幾千人才一個「官」，清朝幾百人一個「官」，現在好象是二十人就一個「官」（政府財政供養的人口）。這樣比較不太科學，因為各自的情況不一樣。　　　　一般認為，文官集團實際統治的形成是在宋代，因為宋朝大幅提高了科舉考試錄取的比例。但這其實只是結果，不是原因。養官是要花錢的，如果這些官用不上，朝廷花那麼多冤枉錢幹嘛？還不如留著自己花。　　　　真正的原因是，由於生產力提高了，經濟發展了，人與人的聯繫增強了，社會情況更加複雜了，需要「官」進行管理的事務大大增加了。例如，開了一條新路，建了一座新碼頭，設了一個新治所，等等。這個趨勢是必然的。因此，雖然經過元代的倒退和明初刻意維持小農生產方式的政策，但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很快，「官」又增加起來，文官集團的實際統治又出現了。　　　　文官集團不斷擴張，其獨立的「集團意識」也必然增強。這就勢必與君主獨裁的皇權發生衝突－－不僅是政策上的衝突，更在理念上衝突。後者說明，文官集團「覺醒」了，他們的「道」與君主的「道」越來越不能契合了。明代之所以有那麼多荒唐皇帝的記載，正是這種衝突的反映。其實在前代，更荒唐更糟糕的皇帝多的是，至少明朝皇帝總體上不比他們差。但不同的是，前代沒有那麼多不要命「死諫」的文官，與及吹毛求疵的文官，所以，皇帝和文官的關係沒有弄得這麼僵。　　　　文官集團統治取代君主獨裁是必然的。只是對於文官集團本身，也有一個如何制約的問題。無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民主制，其實都是一種制約辦法。　　　　必須指出，如果文官集團不加以有效制約，其對社會產生的消極作用會越來越大，而且要比君主獨裁大得多，這是因為：　　　　1.君主再荒唐，多數也是只是在宮裡鬧，其為「惡」有許多只是對上流社會的有影響；而文官集團是直接面向基層的，其為惡則是直接對廣大老百姓的惡。　　　　2.君主的權力有「神授」的理論支持，而文官集團沒有。這樣，人們對文官集團的惡行更不能容忍，民變更易發生。　　　　3.文官集團人數眾多，人一多，自然良莠不齊，要想人人都自覺做「好官」，比上青天還難；君主只得一個，因而集中對其進行精英教育，使之符合「賢」與「能」的理想，實踐上更有可能。　　　　因此，獨裁的君主或者還可以通過儒家經典之類的道德教育進行制約，但對於龐大的文官集團，唯一的制約辦法只能是制度－－不是隨便哪一種制度，而是近現代民主制度。 　　 　　----------------------------------------　　　　「官」，進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效益－－如果沒有官，或者官無德無能，這個社會的財富增量是0甚至負數；換一個有德有能的官，這個社會的財富增量是100。那麼由社會管理所帶來的效益就是100。因此，官多未必就是壞，真正的壞是官的成本高於其效益的時候。　　　　有人說，公共權力都有自我擴張的衝動，因此必須限制公共權力。這句話的結論沒有錯，但原因說了等於沒說。哪個組織不想自我擴張？例如私企老闆，誰不想把自己的企業做大呢？　　　　真正的原因是，公共權力不僅有自我擴張的衝動，更有實現此種衝動的其他人和組織所沒有的條件－－徵稅權和行政權，與及實現此種擴張衝動可能給民眾和社會帶來的損害。私企要擴張，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錢的問題，而這個錢也只能通過開發產品，擴大銷路來獲得，不能象政府那樣通過稅收穫得。私企要做什麼事，也只能僱人來做，而不能象政府那樣可以通過行政命令來實現。　　　　公共權力的這些便利條件，又會反過來刺激其加強自我擴張的慾望。官員們都想安插自己的親戚、親信進來，「自己人好辦事」，形成小圈子，小團伙甚至派系山頭而排斥異己勢力。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輕則產生嚴重內耗，成本大增，效率下降，重則就是民不堪負，社會動蕩和激變也就不遠了。　　　　人與人的觀點分歧，所好各異，這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功能就是使這些分歧和差異公開化而且規範化，使之既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不至於對社會的正常活動產生嚴重影響－－小的影響、小的動蕩是有的，而民主制度正是通過這些小動蕩（例如選舉、換屆等）來化解大動蕩、大危機。許多人還不明白這一點。 　　 　　------------------------------------------　　　　所謂公共權力，不僅指「政府」，也指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例如所謂「基層自治」單位。　　　　「基層自治」是民主制度下一個重要概念。這樣的自治單位由當地基層選民選舉產生，但不納入「政府」的編製，不從「政府」支取人員薪金和開支費用（但「政府」可能對其有某些形式的資助）。其收入來源由當地基層選民直接支付。　　　　基層自治的好處是靈活性高，成本低，並且容易為選民所監督－－因為這些自治單位距離選民近，自身權力和能量有限，同時，基層事務比較簡單，大多數人容易判斷對錯。因此，基層自治單位容易實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良性互動。　　　　基層自治單位既然不納入「大政府」體制，「大政府」就省了很多費用，也減少了「大政府」人員憑藉較大的行政權力侵害基層民眾利益的可能。相反，如果「大政府」的人這樣做，首先要受到基層自治單位的管理者反對和抵制。因為管理者首先要對自己的選民負責，而無須對所謂上級負責－－他們不屬於「大政府」，他們的上級是基層選民，不是「大政府」的官員。基層自治單位就是相當於一個「小政府」。　　　　其實，中國傳統社會也有基層自治。舊時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只是這種自治單位不是普遍選舉產生，而是委任當地鄉紳，或者由當地上層社會小範圍內推舉。　　　　-----------------------------------------------------------------------------------------------　　　　再談萬曆和張居正　　　　看了秋風寫的張居正「柄政」時期的業績，應該承認，張的確做了很多好事，也有很大的成就。不過我以為，張居正最重大的錯誤，倒不是本篇所寫的文化專制，而是太急於「做事」，只求績效，不懂得制度建設這個根本。這是幾乎所有古代賢人志士的通病，張也未能跳出這個局限。　　　　其實，以張的精明，應該知道自己所作所為，反對和仇恨者很多。一旦自己百年之後（張開始柄政時也五十多歲了），即使不被翻案，也難逃「人亡政息」的命運。這當然不會是他希望看到的。　　　　張對這一點應該是有所防範的。他的辦法就是儘力培養萬曆，讓萬曆全盤接受自己的治國理念，繼續遵依自己所訂的政策、法規。不過，從後來的歷史看來，張的這一企圖大部分（不是完全）落空了。這裡面，張居正自己要負很大責任，上次也已經談到：對於萬曆，張居正察人不明，教育不當。　　　　如果張的眼光再長遠一點，應該想到：即使萬曆的確完全接受和實行自己的主張，但萬曆以後呢？明代君主多「荒唐」者，張又豈能不知？社會情況總是日新月異的，今日之新政，明日就成舊政，或成歷史前進的絆腳石也未可知。怎麼才能讓這個國家長治久安？　　　　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最高權力的構成和運行機制，實行君主立憲。許多人可能認為，這種設想過於超越時代，那時候連英國也沒有君主立憲制呀？！　　　　不是的。英國的君主立憲實際上並非產生於十七世紀的「光榮革命」之後，只是在那時之後才將之正式定名為「君主立憲」。英國的君主立憲傳統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的「大憲章」，這個大憲章規定了君主的徵稅許可權範圍，超越此範圍則須召開有各諸侯參加的圓桌會議討論同意。實質上，它是君主和臣下的一種契約。　　　　所以，君主立憲的實質就是君主和臣下建立某種契約（或「合同」）合作關係，雙方按照各自確定的權利義務行事。只要是在最高權力層面實現了這種契約合作關係，就可以說具備了君主立憲的雛形；只要大家能按照契約的精神不斷完善而不是破壞這種合作關係，這個雛形就能逐漸發展成現代民主。　　　　那麼，君主立憲有什麼好處呢？　　　　譬如明代，有很多皇帝，按其興趣、專長甚或自身願望，本不適宜做一個最高統治者。他們更適合於去做文學家、科學家、哲學家、軍隊統帥、工程師，等等。但君主獨裁的舊制度卻非要把他們推上這樣一個位置，於其於國，實大不幸。人的能力和意願的確千差萬別，一個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能夠把既有治國之能，又願意承擔治國之責的人放到實際統治者的位置。這樣才符合社會專業化分工的要求。但君主獨裁製度做不到這一點。尤其在明代，當文官集團不可避免地逐步強大，其自我意識越來越顯露時，他們與君主的衝突就數倍、數十倍地激烈於前代。而為了制衡文官集團，維護君主獨裁，皇帝只好重用特務機構和宦官，使得矛盾進一步激化，也必然弊病從生。　　　　那麼，萬曆時期究竟有無可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君主立憲呢？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首先看萬曆。其實，萬曆的確是個相當寬厚和有人情味的人。萬曆時期，批評、指責皇帝，甚至出言不遜者的文官多如牛毛，但最後被殺的好象沒有(?),頂多就是充軍、革職，多數情況下只是打板子、降級，或乾脆置諸不理。另外，萬曆也是一個權力和表現欲不強的人，否則他也絕對不會二十多年不上朝－－接受百官朝拜，發號施令，作威作福，顯顯自己「天子」的派頭，這是任何一個政治「強人」都非常享受的情景。萬曆比較懶，不太理事，也願意放權－－只是要放得放心。可以說，萬曆皇帝在明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的皇帝當中，最具備、最符合實行君主立憲的個人性格和素質。　　　　其實，萬曆也曾嘗試與群臣建立某種「契約」關係－－例如，當大臣們紛紛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太子時，萬曆說：「只要你們一年內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就立常洛為太子。」這是什麼？就是君子協定，就是契約嘛。不要小看這件事，因為所謂「國本」（太子）的問題在傳統社會絕對是個大問題。如果這次能以「契約」的方式圓滿解決，得到各方可以接受的結果（大臣們擁立了常洛，而萬曆維持了自己的皇帝尊嚴，不致有被臣下脅迫的不快感覺），那麼或許，萬曆以後就會越來越多地與大臣們搞「君子協定」，各得其所。君主立憲的雛形就出現了。　　　　可惜歷史的發展卻是，一年將滿之時，有個負責禮儀的大臣，可能是出於好心，上書萬曆要求準備立太子的大禮。萬曆指大臣們失信，而大臣們則反認為是萬曆借故推脫。君臣關係一下又鬧得很僵，這次事件還造成首輔申時行的去職。　　　　或許可以說，萬曆和申時行的見識有限，靠他們推行「君主立憲」，豈不意想天開？那麼，張居正呢？　　　　張居正不僅有實現君臣契約關係的能力，更有此責任。因為，張柄政其間，推行考成制度。但只考下級，不考自己（及內閣），於情於理，實在不通。　　　　如果張的眼光長遠一點，特別是，胸襟寬廣一點，也制訂一個「內閣考成法」，規定內閣若干年的任期，任滿考成，標準和評判由皇帝和大臣們庭議確定。那麼，官吏們對張的不滿情緒就會大大減少，而「責任內閣」和君主立憲的雛形就會出現。以萬曆的性格，他是會同意甚至喜歡這種安排的。　　　　可惜了，歷史沒有給中國這樣的機會。　　　　張居正不僅有實現君臣契約關係的能力，更有此責任。因為，張柄政其間，推行考成制度。但只考下級，不考自己（及內閣），於情於理，實在不通。　　　　如果張的眼光長遠一點，特別是，胸襟寬廣一點，也制訂一個「內閣考成法」，規定內閣若干年的任期，任滿考成，標準和評判由皇帝和大臣們庭議確定。那麼，官吏們對張的不滿情緒就會大大減少，而「責任內閣」和君主立憲的雛形就會出現。以萬曆的性格，他是會同意甚至喜歡這種安排的。　　　　可惜了，歷史沒有給中國這樣的機會。　　　　最後，解釋一下「君主」，或「皇帝」這種職業的兩重意義：　　　　一、道德楷模　　二、治國能手　　　　任何職業都有其特殊的行業道德，例如教師要有師德，醫生要有醫德，為官要有官德，為商要有重誠信的道德，運動員也要有fair player的道德，等等。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說，「皇帝」這種職業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就是孔孟之道規定的那些教條。這些教條的要求可能是嚴苛的、繁瑣的，在現代人看來，是違反「人性」的，但它們卻完全符合傳統社會對「皇帝」這個職業的道德要求。所以我常說，不要同情皇帝，因為他們不是普通人。　　　　其實，即使在現代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對於虛位君主及其親屬，依然有遠高於常人的道德標準（只是對其能力不要求）。所以按照這種標準，黛安娜的確不符合一個「儲妃」的行為規範，相對地，查爾斯倒是基本符合其「王儲」身份的。當然，最符合英國王室傳統道德規範的應屬伊麗莎白女王無疑。　　　　在古代，最好的皇帝當然是既是道德楷模，也是治國能手。不過，古人也認識到，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後天的「培養」就能出來的，而皇帝也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因此，古代對皇帝的教育和要求，就偏重於道德方面。　　　　當一個人受到這麼多規範、禮儀的約束，那麼，在其他某些方面，就必須給予他補償，否則沒人願意做這樣的「皇帝」。所以，皇帝三宮六院，錦衣玉食，傳統道德認為是合理的、允許的，甚至是必須的。有些「現代人」可能對皇帝一個人享用那麼多東西很不滿意，其實他們不懂得，這正是對皇帝作為道德楷模所付出的一種補償，或獎勵。　　　　傳統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只憑道德約束來規範最高權力。但這種道德約束對某些人可能很有效，對某些人可能完全無效，對於大多數人，即皇帝來說，則是居於有效和無效之間－－他們會在某些情況、某些場合很遵守道德，又在另外一些情況、另外一些場合下違反乃至踐踏這種道德。因此，僅靠道德約束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進行制度約束。同時，這種道德約束也無法保證既有治國之能，又願意承擔治國之責的人掌握實際權力，如前所述。　　　　當實行君主立憲之後，可能有某些能力強的君主，其能力被浪費了，因為他已經是「虛君」。但這個缺陷可以通過制度選拔有能力的人「入閣」來填補，所以問題不大，　　　　有些人可能認為，既然君主已經是「虛」的，還花那麼多錢養著他幹什麼？不如乾脆「共和」好了。　　　　其實是他們不懂得君主的第一重意義，即道德楷模，或者說，是國民的精神偶像和支柱。這種偶像和支柱，不是隨便可倒的－－要是倒了，短期內好象也沒有什麼問題，但長遠地看，人們就會失去信仰，失去道德和言行標準，因小失大。除非這個社會已經牢固地確立了一種新的思想和道德觀念，可以取代君主們的表率作用。　　　　另外，立憲制下的君主也可以起到對文官集團的監督和制衡作用－－對於最高權力來說，最緊要的不是由誰掌握，而是如何規範，如何監督和制衡。因此如果說，君主獨裁製度下，君主的絕對權力是負面因素的話，君主立憲制下，君主的有限權力就是正面的因素了。　　　　－－－－－－－－－－－－－－－－－－－－－－－　　　　以下為我的簡略補充：　　　　關於萬曆的主要錯誤：　　1.立儲問題，其企圖有悖傳統道德觀念，甚至不如常人，這就失去了皇帝的道德表率作用，引起臣民對其權威的輕視，這是最大的錯誤；　　2.不朝不讀，不遵守已成制度的禮儀，使臣子們失去精神凝聚力；　　3.不升遷、補缺，使臣子們失去激勵動力，更使官吏機構運轉嚴重困難。　　　　不管萬曆本人多麼聰明，多麼能幹，不管他憑著這些聰明能幹的確擺脫了不少危機，也不管他這樣做有什麼理由和苦衷，更不管他的本性是多麼善良和有人情味，以上三點恰恰是關乎帝國興衰的頭等大事，作為一個獨裁製度下的皇帝，他是不稱職的。只不過，我不認為這個不稱職就是明朝滅亡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