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朴:出入於樸學、史學與哲學之間

【PDF版】　　 □王學典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文化熱」、「學術熱」、「簡帛熱」等思潮中,中國的傳統文化,由原來作為被否定、被批判的對象,逐漸重煥生機,而龐朴先生,則以其深厚的學養、精準的眼光、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對於中國文化深入而廣泛的思考,於這個過程中,開啟、引領並推動了每一波給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帶來轉折和變化的學術浪潮。　　發現中國智慧所在:儒家辯證法　　自1980年以來,中國大陸有兩位相映生輝的哲學家,一位是李澤厚先生,另一位便是龐朴先生。二人學術的黃金時代,同樣開啟於上世紀80年代；二人最初都以西方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為重心,所不同者,在於李澤厚的學術思考乃是自康德開始,而龐朴的哲學探求則是由黑格爾出發；二人最終都落足於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致力於對歷史和傳統進行重新解讀和建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反傳統」思潮逐漸走向頂點時,二人作為傳統文化的「弘揚派」,共同為後20年傳統文化的復興奠定了最初的起點。　　龐朴在哲學上,對於中國乃至世界思想學術最傑出的貢獻,在於儒家辯證法的發現和提煉。龐朴將儒家辯證法概括為「一分為三」,又稱「三分法」。這一辯證法不僅為儒家所獨有,道家的返璞歸真、佛學的不二法門,都是「三分法」的不同表述。「三分法」是龐朴對以儒家辯證法為代表的中國智慧所進行的最透徹、最圓融的闡發。「一分為三」是貫穿龐朴哲學和他終生學術的靈魂。這一學術創見,最早萌生於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深入思考,是他超越和突破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論嘗試。1956年,他在《哲學研究》上發表《否定的否定是辯證法的一個規律》一文,在學界嶄露頭角。1980年,龐朴由古今哲人浩瀚的思想中探驪得珠,提煉出「三分法」這一洞見,並將「三分法」寓於「中庸之道」,撰文《中庸評議》明確提出。中庸為傳統儒、道兩家共同推崇為「至德」,近世對其理解側重於政治倫理、修身養性方面,「五四」以來則將其描畫為一種鄉愿的醜態,龐朴把漢唐宋明直至「五四」所形成的這些前見一齊擺落,從突出「執兩用中」的方法論的角度,對「中庸」進行了再發現和新解讀。　　「數成於三」、「三生萬物」,「三分法」的秘密一經揭示,便成為解讀傳統文化的一把密鑰,如燃犀燭怪,具有直指人類文化本質的力量。在《周易》、《尚書》等典籍中,在老子、莊子、司馬遷、張載、方以智等古代思想家的論著中,無不閃爍著「三」的理論光芒。圍繞這一發現,龐朴寫成了一系列的論著,如從認識角度的《相馬之相》,從實踐角度的《解牛之解》,又如《黃帝與混沌》、《六峜與雜多》、《對立與三分》等都是這方面的篇章。從先秦至當代,由天文至地理,從諸子百家到黑格爾、馬克思,古今中西,龐朴的研究範圍十分廣泛,綜觀他一生皇皇數百萬字的論著中,始終或隱或顯地活躍著「三分法」的哲學精靈。　　在龐朴的哲學世界中,圓融的三分一統和僵化的二元對立兩大觀念,構成了人類主觀世界的根本分歧。「二分法」強調矛盾和對立,任何事物都一分為二,由正反兩方面的對立而產生矛盾鬥爭；「三分法」則重視統一與和諧,認為世界的本質是統一而又三分。落到人類實踐中,二元對立要求征服與鬥爭,三分一統則強調和諧與發展；二元對立觀念雖曾席捲近現代的觀念世界,但在社會歷史上留下苦澀傷痕的同時,也趨近於終點,「三分法」打破了「二分法」非此即彼的僵硬框架,使蒼白的理論向七彩的現實靠攏,在鬥爭的世界之外,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和諧世界的可能與美好。在此意義上,龐朴的「三分法」並非要搭建理論的空中樓閣,也不是學者象牙塔中的超然遐思,而是有著深刻的現實思考和深遠的現實關懷,他將來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恐怕主要將由「一分為三」這一重大發現來奠定。發現「火歷」和思孟五行　　哲學命題的探尋,引發了龐先生在史學、簡帛文獻等方面的探索,造就了他哲學家、哲學史家、史學家、文獻學家、簡帛研究專家等一系列的學術地位。　　遺失已久的上古曆法「火歷」的發現,是龐朴的一項引人矚目的史學成就。一般認為,我國古代通行的曆法,是依據太陽、月亮運行數據而制訂的陰陽曆,相傳的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古六歷以及《春秋》紀事的諸歷等,都是陰陽曆。龐朴經過艱苦周致的考索,發現上古尚存在著一種以大火星(心宿二)作為生產生活紀時根據的「大火歷」,大火星昏起東方之時,即被認作一年之始。這一發現,解釋了《左傳》、《周易》等古代典籍中一系列原來無法索解的記載以及寒食節、祭灶神等今天無可考索的眾多民俗現象。龐先生在《「火歷」初探》一文之後,又有「續探」、「三探」刊布,但實際上,「火歷」的發現,如同打開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學術寶盒,可以為更多的古代文化現象提供解讀,只是這些揭示要靠後來的有心人來實現了。　　龐朴的史學成就,還突出體現於他對先秦學術發展過程的還原、脈絡的梳理方面。由胡適「截斷眾流」從老子講起的《中國哲學史》開始,以哲學家為單位來作為基本研究單位,漸漸成為哲學史教學與研究的傳統,哲學史又被戲稱為「子學」。隨著分科治學越分越細,人文研究出現「科」下分時段、時段中再以一人甚至一書而眾建「山頭」的情況,不利於對思潮的揭示與把握。龐朴的設想則是作一部「中國哲學思潮史」,以此與這種「哲學家列傳」統治哲學史講堂的現象相抗衡,最終這一構想未能完全實現,但他的《先秦名家三派之演化》、《先秦五行說之嬗變》、《名教與自然之辨的辯證進展》等篇章,已經大致實現了這一構想的先秦階段,並足可為後續的研究提供示範與榜樣。　　自出土簡帛文獻中揭示思孟學派的思想線索,還原思孟五行的思想內容,龐朴還是揭秘「孔孟之間」百餘年學術傳承並填補這段學術史空白的第一人。人們往往將儒家思想習稱為「孔孟之道」,然而由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性善論」,由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義」,之間尚有著不小的理論差異,由孔子至孟子,之間隔著百餘年的時間,在這百多年時間裡,孔、孟之間有著怎樣的學術傳承?又發生了怎樣的理論變遷?這個問題引起自清代以來的學者的極大興趣,偏偏這一時期又罕有文獻流傳於今,於是「孔孟之間」便成為學術史上的一段空白、一個謎團。1993年郭店楚簡出土,龐朴率先發現這一劫灰原典的學術價值,稱之為「驚雷閃電」、「超級狂飆」,提出郭店楚簡是一個銜接孔孟之間的「驛站」。他不僅經由這個「驛站」,分「易傳」學派與思孟學派兩個方向,追溯補寫了這段思想史與學術史上的空白,解開了思孟五行這一千古謎團,而且還由此引領了上世紀末以來出土文獻研究的熱潮,此後,出土文獻與思想史研究密切聯繫起來,竟形成了簡帛文獻研究的一個新路徑。　　無論是火歷的發現,還是思孟五行的揭示,均來源於龐朴深厚的樸學基礎和紮實的考證功力。龐朴的這一樸學功底,還體現在對古典文獻的整理上。《公孫龍子》、《東西均》都因抽象而難以釋讀,向為古籍校點中的大難題。也只有如龐朴這般具有哲學頭腦的人,才可以將其中的理論難點解釋得明白如話吧。　　極高明而道中庸,盡廣大而致精微,龐朴先生可以說已進入這一治學與做人的最高境域。他的離去,之所以讓人喟然長嘆,之所以被稱為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之所以說「他在學術史上所留下的空白,很長時間內,將無人能夠填補」,主要在於,學術界能同時集哲學家、史學家和樸學家於一身的人,實在太少太少了,而中國古典學術的本來面目,恰好只能仰賴這太少太少的人來發現,其餘的人僅是追隨者。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史哲》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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