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孫女：家族的苦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完

陳氏家族 一言難盡的悲愴

本刊記者徐琳玲 發自安慶

「過去的，都讓它過去吧。」電話中，陳紅不願多談家族往事，「我們都是很普通、過著平常日子的人。」

陳獨秀的這位孫女溫文爾雅，言談間透著知識女性的學養。陳紅原名陳禎榮，是北京中醫藥大學生物學教授，她父親陳鶴年是陳獨秀的幼子。

通電話時，陳紅在收拾行李，當晚她將搭乘航班去外地。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她每年有一兩個月在全國各地做調研。對於這一份職責，她非常認真。

等完成手頭的工作，她要去香港看望母親和弟兄姐妹。他們都是在「文革」後，陸續去香港定居的。

「家族裡的人吃過很多苦，這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她頗為動容。

缺失的父愛

在安慶陳家的老宅院里，「父親」的角色是長期缺失的。

陳獨秀自幼喪父，由脾氣暴躁的祖父撫養長大，從不知父愛為何物。待到幾個子女出生，他又長年在外留學、鬧革命，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數，到家後又忙著和友人聯絡，父子之間非常陌生。

陳獨秀與妻妹高君曼相愛，私奔結合。這對原配高曉嵐傷害很深。子女們「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對父頗少感情」。母親的不幸，直接影響了陳延年對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長大後他埋頭於工作，不願戀愛，不想結婚。

1915年，陳獨秀參與「討袁」運動，被袁世凱派來的都督倪嗣沖追捕，陳家被抄。兩兄弟逃到懷寧鄉下避難，無法讀書。不久，他們接到父親讓他們去上海的書信，隨後辭別祖母和母親，從此再也沒回過懷寧老家。

當時，陳獨秀正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帶著高君曼與一兒一女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他對高君曼說：「我想寫一封信，叫延年、喬年到上海來，找點事情做做，以減輕家裡的負擔。」當時陳延年十七八歲，陳喬年十三四歲。

陳延年和陳喬年初到上海時，和父親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兩人就搬出來住了。據潘贊化回憶，陳延年因不滿父親拋棄母親、與姨母同居，常常和父親發生矛盾。兒子們搬出去半工半讀，陳獨秀並不阻攔。他對好友汪孟鄒說：「他們到外面住，不是壞事。我向來主張靠自己力量創造前途。」

陳獨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兄弟倆晚上睡在亞東圖書館店堂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以餅為食，喝自來水，冬著單衣，夏日無被，「顏色憔枯，人多惜之」。

高君曼怕人說閑話，加之對姐姐心存愧疚，想讓兩個孩子到家中食宿。她找潘贊化哭訴，央他向陳獨秀說情。陳獨秀的回答是：「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良，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也。」

兄弟倆後來考上震旦大學法語系，勤工儉學，度過艱難時日。1917年，陳獨秀被聘到北京大學，他托汪孟鄒每月支付弟兄倆5元生活費。

因為父子間長期疏離，陳獨秀對兄弟倆思想上幾乎沒有影響。陳延年和陳喬年一度信仰無政府主義，不要家庭、不要國家，並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組織「進化社」，成為吳稚暉的門徒。

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成為全國無數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領袖和偶像。17歲的陳延年頗不以為然，「吾父亦不過是新官僚、舊學者而已。讀書雖多，而不能為天地立新，不能為萬民主命，與文盲何異？」

兄弟倆當時想赴法勤工儉學，沒有保證金。吳稚暉不但給他們提供了保證金，還幫助解決了船票。他設法讓這兄弟倆「以黨人資格漫遊世界」，這意味著陳延年和陳喬年可以獲得華法教育會的資助，到法國直接讀書，無須半工半讀。

陳氏兄弟赴法前，陳獨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獄。潘贊化在街上遇到陳延年，說起他父親被捕一事。潘問陳延年：「假如同仁救援無效，你會怎麼想？」言外之意，陳獨秀的腦袋可能隨時不保。

讓潘贊化非常震驚的是，陳延年的回答是：「中國失去一個有學識的人嘛，當然可惜。」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談論的是一個跟自己毫無瓜葛的人。

兄弟倆在法國時，陳獨秀曾托陳公培帶給他們一封信，勸他們放棄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陳延年看完信後對陳公培說：「獨秀這個人，你別理他。」陳公培非常驚詫，他沒想到陳獨秀在國內振臂一呼、地動山搖，他兒子卻直呼其名，言談間流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

然而，陳氏兄弟最後還是轉向馬克思主義。在留法學生周恩來、趙世炎等的團結爭取下，他們拋棄無政府主義，與吳稚暉分道揚鑣。1922年6月，陳延年出席在巴黎郊區布森林廣場舉行的「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後被選為執委。他和趙世炎負責編印該組織機關刊物--《少年》雜誌。

由胡志明等人介紹，陳延年、趙世炎、蕭三等加入「法共」。是年冬，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陳延年等轉為中共黨員。

1923年3月，中共黨組織送陳延年、陳喬年等12人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

據當年一起在東方大學學習的老人回憶：陳延年平時沉默寡言，但在討論和研究理論問題時，表現得很活躍、非常較真，常常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與平時判若兩人。同學們問他為何如此認真，他回答說，列寧在爭論原則問題時如同猛獅，我們也要學列寧，在原則問題上不能馬虎。

從此，同學們送他一個雅號--「小列寧」。

「一門三中委」

1924年秋到1925春，因國共合作需要，陳氏兄弟陸續回國。陳延年到上海黨中央報到，隨即被派往廣東工作，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喬年則被派往北京，擔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和李大釗、趙世炎一起工作。

據長期跟隨陳獨秀的鄭超麟回憶，有一次他陪陳延年去見總書記。原以為相別數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感人，但爺倆見了面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裡等候，見到兒子出現，表情安之若素；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開始談工作。

在鄭超麟的記憶中，「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陳延年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這次大罷工長達1年零4個月，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被認為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輝煌的一頁」，陳延年充分展現了他作為革命幹部的才幹。

1927年春，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父子3人，創造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蹟：在這一年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再次當選總書記，父子3人同時被選為中央委員。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後，上海的中共組織遭嚴重破壞。陳延年受命重建黨組織。6月26日，北施高塔路恆豐里104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他和郭伯和、韓步先等人召開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大會。陳延年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郭伯和任組織部長，韓步先任宣傳部長，趙世炎到中央工作。這時，他們接到報告：一位交通員被捕了。

他和王若飛、趙世炎等商量後，立即宣布提前結束會議。當天下午3時，陳延年等人來到恆豐里104號附近，先在暗處觀察周圍動靜，見沒有什麼異樣，便冒險進門，焚燒辦公室內秘密材料。不久，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大批軍警包圍了恆豐里104號，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

叛變的交通員並不認識陳延年。當時陳延年身穿短衣，褲腿上扎著草繩，自稱是受僱到這裡做工的，名叫陳友生。敵26軍以為陳延年只是一名普通共產黨員，將其押往龍華監獄。

陳延年懷著一線希望，給亞東圖書館汪孟鄒寫信，請他想辦法營救。他在信中寫道：「我某日在某處被捕，現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會有多大嫌疑，現在我的衣褲都破爛了，請先生給我買一套衣褲送來。」信尾署名「陳友生」。

汪孟鄒認出了陳延年的字跡，立刻去找胡適幫忙。胡適想起蔣介石的「紅人」吳稚暉是陳延年的老熟人，決定將信轉給吳稚暉，請他幫忙。

誰知，胡適的「好心」反而壞了大事。1921年秋，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學生與吳稚暉等鬧矛盾，後被押送回國。之後，陳延年逐漸脫離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影響，轉向共產主義。這讓吳稚暉一直耿耿於懷。

吳稚暉得知陳延年被捕，立即寫賀信給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說陳延年「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楊虎立即將其殺害。

7月4日，陳延年被押往上海龍華刑場，因為不肯下跪，被強按在地上，亂刀砍死。

次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再次在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地點是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陳喬年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由於叛徒告密，軍警突然包圍會場，陳喬年和其他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

當時，陳喬年化名王某，來滬不久，叛變的唐瑞林不認識他。軍警動用種種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因為他沒暴露真實身份，黨組織便計劃用錢將他贖出。一同入獄的鄭復他、許白昊也在獄中研究營救他的計劃，打算由叛徒不認識的周之楚頂替他。周之楚當即允諾，願以自己的犧牲來保全陳喬年的生命。

不料，周之楚的父親也四處託人營救他。陳喬年的身份終於暴露了。他從獄中託人轉告黨組織，希望黨不必再為營救他而費心，不必再為他花錢。

遇害前，他說：「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難友問他，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他回答：「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儘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1928年6月6日，26歲的陳喬年在上海楓林橋畔被槍殺，年僅26歲。陳喬年結過婚，有一女，下落不明。

安慶僅存的血脈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時，陳松年17歲。

噩耗傳來，祖母和母親哭得暈了過去。隨後，他和姐姐陳玉瑩到上海處理後事。國民黨當局既不讓他們收屍，也不允許他們看大哥最後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義的地方燒了幾炷香和一點紙，痛哭了一場。

第二年，二哥喬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處理後事。國民政府仍然不讓收屍。兄妹二人親眼目睹了喬年倒在血泊中的慘狀，悲痛過度的玉瑩，隨即因血崩住進上海的醫院，不久也隨二哥去了，死時年僅28歲。

1933年，松年從父親故知柏文蔚那裡得知陳獨秀被公審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監，看到父親後，一下子痛哭起來。陳獨秀罵他沒出息。

日本侵略者佔領安慶時，陳家財物幾乎被洗劫一空。

陳松年帶著一家坐船逃往武漢，見到了剛剛獲釋的父親，以及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繼母潘蘭珍。他們沿江而上，經重慶到達江津。後來，陳松年在江津國立九中做總務工作。

陳獨秀的家庭觀念一向淡薄，對兒女甚少關愛。晚年，陳松年常常帶子女來看望他，卻讓他欣喜，「對幾個孫子孫女親熱得不得了，過些時間不看見他們，便要派人去把他們接來」。

在江津，陳松年陪伴父親直至他去世。陳松年童年時從未得到父愛，但他對父親非常孝順，也很尊重後母潘蘭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對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陳松年依照父親遺囑，把祖母和父親的靈柩運回安慶。歸鄉途中，他擔心「陳獨秀」三字會帶來麻煩，在棺木上寫了父親科舉時使用的名字「陳乾生」，安葬在集賢關附近的深林中，沒有立碑。這使陳獨秀的墓得以躲過「文革」浩劫。

解放後，陳松年在窯場當工人，帶著一家子隱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領導登艦陪同。談話間，毛澤東忽然問：「陳獨秀家裡還有誰？」得知陳還有一個兒子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他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地方政府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給家屬頒發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按月發給陳松年30元生活補助金，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陳松年被選為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1979年，陳松年致信安慶有關部門，提出重修陳獨秀墓，很快得到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資金由官方出。於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陳松年性格溫潤隱忍，與世無爭，沒有像父兄一樣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陳獨秀在安慶僅存的血脈。

陳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長子長琦是合肥工業大學教授，女兒長璞曾擔任安慶文化管理局副局長、市僑聯副主席。熟悉他們的「陳獨秀研究網」主編萬多勝說：這兩位是孫輩中與陳獨秀個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陳長璞是為陳獨秀研究和歷史問題解決付出最多的一個。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顧父親警告，偷偷收集各種關於祖父的資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執著下，雜草叢中的土墳包終於擴建為一個佔地1。37平方公里的「獨秀園」，陳獨秀紀念館也終於落成。

墓碑上的銘文從「乾生」到「仲甫」，再到「獨秀」。歷史在逐漸恢復其本來面目。

沉重的遺產

高君曼和陳獨秀分手後，帶著孩子居住在南京，因為身弱多疾，加之經濟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陳子美，以及陳紅的父親陳鶴年。

陳獨秀入獄時，姐弟倆曾去南京探監。陳子美勸說父親和潘蘭珍儘快結婚，以杜絕別人的閑話。20歲的鶴年天真地提出要幫父親越獄。

陳鶴年當時正在北京大學政法系就讀，並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他妻子許桂馨則組織婦女為游擊隊做後勤工作。但由於父親是陳獨秀等各種複雜原因，陳鶴年後遠避香港，更名陳哲民，在報界工作過，一直低調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陳紅同胞姐弟共4人，其餘的3位是禎祥、禎慶、禎祺。因為祖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內的多頂「帽子」，加之父親又在香港，他們的命運都很曲折。

大女兒陳禎祥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二女兒陳紅在彙報思想時，因為說了句對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便被定罪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三女兒禎慶到商店買毛主席像章，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成了「反革命」；小兒子禎祺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後，陳鶴年的子女陸續落實了政策。除陳紅留在北京外，其他幾位都移居到香港。

陳紅的姑姑陳子美的命運更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讀，在杭州做過電信局職員，學過婦產科，還跑過單幫。

文革期間，陳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帶著孩子，身系5個醬油桶漂泊10小時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後，她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內地，來不及見弟弟鶴年，又亡命美國，直至1989年才成為美國公民。

1991年，陳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後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被兒子捲走，從此靠政府補助金過活，後因積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八旬老人面臨流落街頭的境地。

當地報紙報道了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後，紐約市政當局資助了部分。國內主持陳獨秀研究會的唐寶林聽聞此事，一邊發動會員捐款，一邊上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籲請緊急救助，後得上級通知：「中華海外聯誼會」已將9000美元匯給陳子美老人。

江澤民訪美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曾派人探望過老人，並表示：以後有事可電話求助。次日，陳子美髮表書面聲明對中國總領事館致謝。

2002年，陳松年之女長璞在紐約探訪了姑姑陳子美，她評價說，「她是個相當獨立、相當堅強的女性，一直能獨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時，她在紐約皇后區聖約翰醫院寂寞離世。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陳紅對本刊記者說：「我們的故事不重要。」

和三伯父家的長璞不同的是，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遺產：「他當年高舉著『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後，他自己又吃過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對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當初說的，很多都變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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