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民主（下）｜羅傑·斯克魯頓

按：作者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1944～）的資料，在2月18日的推送中有詳細介紹，不再贅述。本文為全文的最後一部分。為方便朋友們閱讀，本文的第一、二部分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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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主（上）｜羅傑·斯克魯頓

限制民主（中）｜羅傑·斯克魯頓

人民主權的理想建立在默認假設之上，即人是自由的，有能力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而且能夠認清政治上的當務之急。人可以通過教育而變得自由、能幹、自主，對此，我沒有異議。但是，他們在自然狀態下並非如此，而且離開了文化約束（基於理想追求和判斷習慣），他們不會繼續如此。如同暴政是政府的默認狀態，罪惡是人性的默認狀態——當外在的評價力量移除後，我們就會滑向它。人的意志會在懶惰、淫慾和貪婪中消沉，在價值中立的文化中進一步墮落下去。結果，他們只顧眼前利益，失去了對生活和社會的遠見。這種「及時行樂」的觀念將會反映到選舉習慣中，最終，人們淪為此時、此地、此身之慾望的奴僕。政治家無法依據長遠利益和理想來動員選民，只得向其提供史無前例的眼前享受。一種道德肥胖症（moral obesity）開始折磨選民，最終，理想和長遠目標只會讓他們呼吸紊亂。那些提供短期利益（以津貼、福利和娛樂等形式）的政客，比那些承諾以短期犧牲換取長遠利益的政客，更容易確保他們的選票。結局便是，民主社會很可能耗光自己的美德遺產，面對未來卻不知所措。

我們可以援引近期的一個簡單案例。2001年，《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刊登了一篇有關新奧爾良周邊防洪堤的總結性研究，結論認為，堤壩能抵擋2級颶風，但是更高級別的颶風可能抵擋不住。面對這則詳實的信息，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然而，行動需要經費、組織、集體努力，而官員能夠向新奧爾良的市民要求什麼呢？緊接著，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而那些市民還待在電視機旁，眼睜睜看著洪水湧向街道的每個角落。對於道德肥胖症，再也沒有比這更鮮活的例子了。

不過，我也說過，樂觀是必須的。在美國，同樣是這個事例，說明了自助（self-reliance）這種古老美德的復興。從教會、學校、俱樂部中成長起來的「小共同體」（little platoons），投身於社會德行的預演，糾正平等主義文化，譴責平等主義的傲慢，重建民主所倚靠的道德資本。人們開始自發地營救受災群眾，向其提供生活物資，他們的自發性和堅定性，在世界其他地方難得一見。這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們，是美國小鎮的自然產物，是在互助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相較而言，南亞大海嘯的災民，還在等待含糊其辭、腐敗怠惰的政府前來搭救。這種對比引人深思，這表明，社會德行依然存在於美國，儘管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消失。

在我看來，克服平等主義文化對德行的侵蝕，是民主派的當務之急。有人認為，道德肥胖症屬於社會病，需要國家的醫治。這是耽於空想的社會學家的典型回應，他們常常說不受約束的市場滋生了消費主義，從而腐蝕了美國人的道德品質。按照社會民主的正統理論，真正的民主要求控制市場，掌控對教育、文化等機構的公共投資，以及提供其他公共品。不過，對我而言，這種回應建立在幻覺之上，試圖分離民主和自由市場，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哈耶克和布坎南已經講得很明白了，社會學家所設想的公共投資，只會加劇問題，造成更為嚴重的福利依賴和官僚腐敗。

問題不在政治，而在文化，對道德肥胖症的抵抗，來自社會而非政治舉措。托克維爾所忌憚的民主專制，源自平等主義文化，它排斥任何形式的優秀文化，如果那種優秀不能共享，它寧願選擇野蠻。補救之道是，培育和傳播倖存於公民社會機構——如學校、教會、俱樂部、高校——中的貴族文化之遺迹。人們必須曉得，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參與主權共同體之外，所有賦予生命以意義的特性都是不平等的。這些東西國家教不了你，因為它需要以一種公正仲裁者的姿態，超然於公民社團之上。

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典型謬誤：以為拒絕做價值判斷，就是一種寬容美德。實際上，寬容與「價值中立」恰恰相反。寬容之人給反對之物留有餘地，「價值中立」之人則沒有反對之物，進而沒有寬容之物。拒絕價值判斷同樣是道德肥胖症的一部分，而平等主義文化——不同於掩飾縱容人的缺陷，它對任何形式的判斷視如仇讎——又為一種新形式的不寬容（道德褊狹）鋪平了道路。

四、如何將民主植根於人們的習慣之中？簡單說，民主依賴於公民資格（citizenship）——一種經年累月形成的生活方式，它是那些小共同體（platoons）資源共享的產物。驗證公民資格有三點：守法、愛國主義、公共勞動。公民資格的這三點經驗，在英語國家的傳統中，乃是一種日常現實，已經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意味著公民資格是一項文化成就，不是隨時隨地都能見到的，而且，它不能自我複製，離不開人們（維持）的努力和意願。

簡單說，公民，需要把自己的成員資格分享給陌生人。當聖保羅描述早期教會時，傳達了類似觀念，他說，「我們是互相為肢體」，這意味著這種（宗教）成員資格可以傳遍全世界。就這樣，他把羅馬的公民資格概念引入到基督教，進而創建了普世教會。

但是，公民資格不是普世的，只限於特定的世俗共同體，他們的守法精神表現為遵守共同體的法律；他們願意為保衛共同體而戰，並通過慈善與公共精神使共同體安享和平。當然，他們還有其他更多的責任，尤其是宗教向他們提出了廣泛而嚴格的要求，但是，公民資格所包含的義務受制於他們所出生的特定歷史現實。

因此，如果不考慮其他世代，就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共同體。它是一個傳承的（inherited）共同體。真正的公民必然要對自己的祖先和後代（即使他們素不相識）負責。在危急關頭，這一點就會越發清晰。面對戰爭或侵略的威脅、經濟崩潰、對社會結構的某種前所未有的破壞，我們會把目光聚集到歷史共同體上。現在是我們必須戰鬥，必須改弦更張、迷途知返，而且，這個「我們」包括了當代人，也包括了不在場的世代。最後，現代公民屬於民族國家，而且民族國家也要求人們的效忠。

當年柏克寫到，社會是活著的人、未出生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間的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在那些由習俗維繫的小社會中——以親屬關係定義自己——十分明顯。但是，它在以公民資格為基礎的社會裡也一樣明顯，就像現代美國。它假定：我對周圍的陌生公民負有義務，因為他們也像我一樣，受制於祖傳的關係網。我們已經並立於這片領土之上，建立起我們共享的社會和文化傳承。我們必須保護它、增進它，以便我們的子輩也能並肩而立。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公民資格，而且必須這麼理解。此外，它也解釋了為什麼對東道國傳統習俗毫無認同的、大規模移民，會讓一個偉大社會分崩離析，會造成跨代尊重——民主的統治端賴於此——的徹底流失。這也是伊諾克·鮑威爾的預言，在演說中，他不明智地引用了維吉爾借女巫之口說出的預言。

譯註：此處有一個典故，值得細說一下。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1912～1998），英國保守黨議員、古典學者，曾激烈反對英聯邦國家向英國移民，在1968年的一次演說中，鮑威爾引用了維吉爾的預言，「當我仰望前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就像羅馬人，我彷彿看到台伯河中血沫翻騰」。此番演講，被人冠名為「血流成河演講」（Rivers of Blood speech），在官場引起巨大爭議，導致其從愛德華·希思的保守黨影子內閣中除名。不過，鮑威爾的觀點很受選民歡迎，這也是1970年保守黨贏得大選的重要因素。

合理飲食、健康鍛煉是肥胖症的解藥，道德肥胖症亦復如此。國家生產不出健康食品，更別提那些社會包容、平權行動以及自由派試圖糾正我們社會本能的公民權利。實際上，正是通過公民社會的制度，人們學到對自己和他人負責，服從自己選出的政府，即便自己和政府存在分歧。公民社會建立在判斷之上，它承諾理想和願望，讚美聖人和英雄，培育一種含蓄的愛國主義，對持續詆毀國家及其過去表示不滿。簡言之，這些都是那些平等派所反對之物。公民資格的要求與平等主義文化難以相容，實際上，我們從中能夠吸取的教訓是，民主和平等——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永遠處於交戰之中，這一點是主導當前爭論的評論家所忽略的。

（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