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爭議（上）

欲辨已忘言：中國模式的爭議

@李華芳

最近這幾年關於「中國模式」爭議紛呈，尤其是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意識形態上習慣了「冷戰後遺症」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幾乎陷入了亢奮癲狂的狀態。有些爭議當時看似熱鬧，其實並沒有真正推進對中國模式的理解。這篇文章在時隔幾年之後來回顧圍繞這個主題的爭論，希望能推進對這個話題的理解。

1 什麼是中國模式，有沒有中國模式？

一個首要的問題是：什麼是中國模式？如果沒有各自清晰的界定，容易陷入各說各話的境地，可惜的是，這也是何以之前的爭論並沒有針鋒相對的原因所在。

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議，要回到「華盛頓共識」這個話題。在1989年的時候，世界各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發生了政治上的重要變化，東歐和拉美諸國最終離開了社會主義陣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於是提出了一個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用以指導拉美變革後的經濟改革，他的主張包括「國企私有化、取消對企業的管制、金融和貿易自由化、削減公共福利開支以及防止通貨膨脹」，這些經濟主張意在「幫助」當時的拉美國家，得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強力支持，由於這兩個機構提供給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支持，這些附加的經濟政策也被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大量推行。由於這在現實中被廣泛接受，也成就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但這一共識引發的後果至今具有很大的爭議。

在發展中形成「依附」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以及帶有「陰謀論」色彩的西方刻意造成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陷阱」而始終無法趕上西方，是對華盛頓共識最大的挑戰。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08年開始的這一輪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也對在華盛頓共識之下的增長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戰。而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表現依舊強勁，似乎提供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這一道路被高盛公司的顧問喬舒亞·雷默（JoshuaCooper Ramo）稱之為「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相對應。雷默在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報告，提到了「北京共識」中最重要的三個特點是「創新、民生、自主」。

雷默實際上並不認為存在一個統一的理論，而是說中國的經驗里充滿了靈活應變的經驗，更像是一種務實的處世方法而並非一套所謂的成熟理論。這個解釋經常被沒有研究過雷默報告的光聽「北京共識」的人所忽略。不過從雷默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所謂的「北京共識」，因為這一混亂充滿矛盾的說法儘管提出一些特徵，但並沒有統一固定的內容。例如針對創新，雷默實際上並不特彆強調製度和管理上的創新。而對於中國發展並沒有統一目標而陷入混亂的狀況中，雷默提出由於中國不可能達成一個自上而下的衡量標準，因此也無法局限於GDP增長，需要追求其他的目的，用生活質量而不是用人均GDP來衡量發展，但雷默又並不區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不同，缺乏更多的細節去支持其論證。另外在國際秩序中，中國並不依附追隨，而是堅持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國家利益，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強硬。

實際上，雷默的報告還論及其他方面，例如中國改革的漸進性，並擁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例如大量的美元儲備。在這篇充滿物理學比喻的報告里，卻沒有一個關於「北京共識」的精確定義。這種模糊性和概念中的張力與「和諧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通俗點來說，就是關於中國模式的說法沒有統一的答案，這或許也是後續關於中國模式的各種看似熱鬧實際無交鋒的爭議的原因所在。讓我們來仔細看看贊成和反對中國模式的兩方到底在說什麼，或許能夠回答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這個問題。

2 一言道盡張維為，邏輯驚悚不足觀

張維為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中以令人驚悚的邏輯闡釋了他眼裡的中國模式，儘管在我看來這一話題完全超出了作者能力能駕馭的範疇。張維為當然也未能定義什麼叫中國模式，但也在不同場合屢次提出了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實踐理性、強勢政府、保持穩定、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正確、市場經濟以及對外開放。與多數不學無術的只有觀點沒有論證的說辭一樣，八大特點中間相互影響乃至相互矛盾之處，均沒有得到妥善論證和處理，乃至顯得有點雜亂無章。在針對每一個特點進行闡釋的時候，多下斷語卻沒有謹慎的論證，以至於讓人得出了錯亂的印象。

例如在論及實踐理性的時候，張維為就犯了「顧名思義」的錯誤，並沒有考慮到這個「實踐理性」在康德哲學傳統中有特指，乃是實踐主體的「意志」。而張舉了個例子想說明中國模式是有實踐理性的特徵，說中國的改革都是先試點後推廣，不僅實踐主體已經不對，更不是針對「實踐主體的意志」而言。當然這樣的辨析實際上太抬舉張維為了，我並不認為其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張維為在談及這一問題時還令人「震撼」表明：世界實踐表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多黨制和一人一票實現現代化。這種論述的錯誤並不是僅在表面上與歷史不符合，例如說美國實現了現代化，也有多黨民主制；而是說在民主制度和現代化兩者之間「因果關係」並不清楚，自然不能拿來當成靶子批。

這種震撼型的論述在張維為那裡並不少見。在論及強勢政府時，張提到中國的強勢政府是能為本民族長遠利益而制定政策的政府，撇開政府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暫且不論，也可以客觀上觀察到中國赤貧人口的減少，但由此得出推論「連計劃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削減貧困」就未免太過駭人聽聞了，這中間驚險的邏輯大躍進已經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這延續到了張關於「良政」問題的論述，張認為中西之分不在效率而在是否良政，而是不是良政則在於是否為人民服務。那麼為人民服務到底要怎麼衡量呢？在一堆套話中你很難發現已經非常成熟的標準之一「問責」。大部分中國模式論的支持者都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和黨對問責而言非常重要，但沒有人解釋中央政府的責任誰來監督和制衡的問題，只是歸結於中央政府和黨的「中性」性質，也就是沒有私利。如果是中央政府和黨沒有私利，那麼何以到了地方就會出現腐敗呢？如果說地方尚有監督條件下都能出現陳良宇案這樣的大型腐敗案件，那麼沒有監督的地方又會有怎樣的灰色呢？總之，張關於良政的論述由於缺乏必要的學理支撐，而落入了口號的俗套。

但真正讓人震撼的還遠不是書中羅列的用來注水的大量媒體報道，而是關於「文明型國家」崛起的論述。讓我先從穩定和漸進改革說起。大體上中國改革期間維持了比較穩定的社會，這個觀察不錯，儘管也有內部的社會運動，但至少沒有大型的對外戰爭。根據張維為的看法，由於中國採用了「共產黨加市場經濟」的模式，比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更有作為，沒有上所謂的休克療法的當主要是由於鄧小平利用了現有體制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但這些「現有體制」中可以利用部分是從哪裡來的呢？這得益於中國古老的文明傳統。張維為在《中國震撼》中的精華部分也在此，根據張的說法「這個文明國家具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底蘊，不會照搬西方模式，會沿著自己獨特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並且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做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要使得張所謂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能夠成立，就必須要證明中國的文明一直是延續的並且沒有中斷過，不僅唐宋元明清是一個邏輯，而且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也還是一個邏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一直到文革後也沒有中斷儒家學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能從中華文明的源頭處找到說法，簡而言之外國思潮對我們沒啥影響，馬克思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也已經被我們創造性轉化。換句話說就是有「中國特色」並且「與時俱進」同時又是「五千年文明的延續」，這樣一個無法用言語概括的怪胎就是張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中國模式」。並不是把漢字排在一起，弄上250頁，它就能叫一本書的。如果說閱讀本書真的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一個人識得幾千字後應能從閱讀此書中獲得智力上油然而生的優越感。

3 三綱四常十二支，模式實是潘維體

另一位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潘維的論述，則要相對而言系統很多。在其主編的《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一書中，潘維繫統闡釋了他的「中國模式」論。有意思的是，潘維也認為中國模式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性，這既包括幾千年代王朝史、也包括60年來的試錯以及已經被消化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外來文明。在這個意義上，潘維認為中國模式就是新版的中華體制。但這其實是一種「搗漿糊」的說法，由於時段跨度太長而用統一模式來概括，其結論未免會顯得可笑而不自知。因為在這樣長時段的時間序列里，自相矛盾和衝突的歷史事件實在太多，農民革命與改朝換代顯然不是試錯，而什麼是被中華文明吸收消化的外來文明同樣有待細查，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策略也不一樣，所以我認為潘維的這一番論述並沒有什麼可取之處，與張維為也沒有太大區別。

但當潘維把目光聚焦在共和國60年的時候，其看法值得一說。潘維充滿了樂觀和自信，在字裡行間毫不掩飾，並且雄壯提出中國模式挑戰了西方經濟學知識里的「市場與計劃兩分」，西方政治學知識里的「民主與專制兩分」，以及西方社會學知識里的「國家和社會兩分」。我認為先不必急於求成講挑戰了什麼經典定理，西方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內部都充滿張力，科斯未見得同意市場與計劃的兩分，如果計劃是被限定在企業內部的管理的話；而民主與專制的兩分也受到治理範圍的限制，但一般而言的確無人反對民主制度是反專制的，或者說盡量避免專制之害；至於國家和社會關係在社會學界吵得一塌糊塗，至少米格代爾（Migdal）之後，兩分法早就過時了。所以這類中國模式挑戰了經典理論的說法是存疑的，太過任意拔高了。

潘維將中國模式分解成三個子模式：國民經濟模式、民本政治模式以及社稷社會模式。並且這三位一體的獨特模式尚不是中國成功的全部原因，還要加上中國思想模式以及頗具特色的中國外交模式，但潘維並沒有討論什麼是中國思想模式和中國特色的外交模式到底特色在何處。

不過在國民經濟問題上，潘維至少提出了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即前後三十年是不是連續的，用後三十年打倒前三十年是不是有問題。具體而言，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是後三十年撥亂反正的成就，還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成就？潘維的觀點很明確，成就是六十年的。我覺得有兩個大幅下降是這種統一時段的模式沒有辦法解釋的，第一個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二個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且之所以有前後三十年的劃分，主要是計劃經濟模式轉型到市場經濟模式，逐漸從控制命令型經濟往發揮市場作用的方向走，區分前後三十年並非全然沒有道理，因為畢竟發生了巨大的轉型。不過潘維並沒有提及這一點，只是從前三十年的平均GDP增長率超過6%推出這為後三十年的平均GDP增長率接近兩位數奠定了基礎，其主要的理由是工業政策的一致性。在我看來，這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即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以及產業結構的外向型調整，尤其是重工業的轉向以及出口貿易行業的興起，這很難說是一以貫之的工業政策。

潘維還任意改變了古典增長模型，以適應其政治、經濟和社會三綱之下各有四個分支。在古典增長模型中主要考慮土地（生產資料）、資本和勞動力，潘維認為應該增加一個「企業」作為第四個要素，實際上企業在經濟學的處理上往往是「土地、資本、勞動力」的函數，而企業家才能中最要緊的一條就是能將各種要素組合在一起。所以增加企業作為第四個要素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並且也造成了變數之間的自相關性，卻在後頭沒有得到解釋和處理，因此只能說潘維的這個國民經濟四個支柱的理論構建不是很成功。

潘維對四個支柱的進一步解釋也讓人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潘維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由四個支柱構成：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和民間的有限土地使用權；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及事業機構；以家庭和社區中小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以家庭和社區中小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商品-資本市場。後兩者容易理解，但潘維認為前兩者是其別出心裁而很多人視而不見的。比如潘維認為國家通過對土地及生產資料的控制和平均分配維持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穩定和工業基建的低成本，但事實情況可能不是如此，土地財政的邏輯比較符合地方政府賣地求發展的特徵，因此儘管可能維持了工業的低土地成本，但卻造成了由於征地引發的一系列不穩定事件，從河北定州案、汕尾太石村到最近的樂清寨橋村和陸豐烏坎村事件，都表明國有土地體系並不是穩定的保障。

同樣，潘維對國有金融體系和大型企事業單位能較好的支持國有企業、國防以及大量的民生事業，防止被西方操縱，並且獲得了與西方巨頭相競爭的能力。我認為這種觀察同樣也是錯漏百出的，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國有部門的多元化，如果不是民營化的話。以四大國有銀行上市為例，這與潘維所說的相反，而是更多走向依靠市場而不是依靠國有。至於搬出史上的「鹽鐵官營」用來說明中國模式中國有成分的歷史悠久，恐怕也是找錯了方向，體制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我不太理解的是，在談及中國模式時狠命強調共和國六十年，而在述及具體經濟時穿越到封建時代找證據，那種源遠流長的文明根源論本質上或許是一種精神上的思鄉病。

為了解釋這種官民分工協作的國民經濟模式，潘維對應提出了民本政治模式，主要特徵是以民為本，選賢舉能。並且民本政治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中國模式的中間層。這個民本政治也有四支組成：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獨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有意思的是在這裡潘維的文明源頭思鄉病似乎加重了，不惜從《尚書》中尋找片言隻語來支撐其「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並且認為在毛時代的「為人民服務」與封建時代的「以民為本」有延續性，這種「腳踢現代理念，拳打民主思想」的亂章法實在沒有太強的說服力。

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與選賢舉能是不是一回事呢？也值得商榷。民主制度下的問責（accountability）同樣也是通過功過考評來遴選官員，以美式民主為例，功過與否是地方選民說了算。儘管錢穎一、蔡洪斌和李宏彬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對中國選拔官員並防止腐敗有重要作用，但這個選拔官員的邏輯必須上下一致。而對中央政府和黨中央而言，即便能保證監督下級官員的腐敗，對中央最高層而言又該如何監督制衡卻缺乏必要論述。所以在潘維的邏輯中，最後必須保證中央層是不犯錯誤沒有私利的，但這個只是一個假設而非事實。在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對黨內高層鬥爭的論述也表明「先進、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這一說法也是站不住的。因此我們即便承認在財政分權之後各個地方政府之間有制衡，也承認中央可以在政策出錯之後能夠糾錯，但潘維的模式中卻缺乏對中央層的最終制度制衡，而提出並不成立的無私和團結的執政者是理論中的敗筆了。

但潘維似乎並不介意這種顯而易見的敗筆，而是急於架構其三綱四常的中國模式體系，因此提出社稷社會模式。儘管潘維反覆強調中國模式的表層是國民經濟、核心層是社稷體制，居於兩者之間的關鍵層是民本政治，社稷是民本政治的源泉，而且試圖從中華文明中尋找源流。但潘維似乎沒有意識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這一等級體系的論述與自己的設想並不一致，這種牽強的比附似乎也再一次說明了「文明源頭思鄉症」的根深蒂固，但其實對中國古代的文明的真正內涵卻缺乏深入了解。按照潘維的說法，社稷體制也有四個支柱：分散流動的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與西式分層的市民會社不同，中國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平等的社區和工作單位構成社會網格；這種社會網格與條塊行政網格天然重合，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格；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邏輯。

儘管測算農民工總數的口徑不一，從六千萬到一億六千萬都有，但從金融危機導致六千萬農民工無工可打不得不返鄉的消息來看，這一規模不小。在這一流動的人群中，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實屬少數，上有老下有小夫妻在外把工打，才是典型的農民工流動模式。如果從後三十年看，那麼第二代農民工子弟往往還在學習階段，這也是為什麼打工子弟學校會成為城市的一個重要話題是一樣的。因此潘維所言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實際上不太確切。儘管我們可以同意潘維的後兩條寬泛的論述，即社會網格與行政網格重合，家庭倫理觀向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滲透，但家庭是不是分析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存在疑問的。當然不能否認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分析的便利之處，但這實際上卻會忽略由於國企改革、民工流動以及企業家創新精神所帶來的對個人能力的褒獎和讚揚以及由此凸顯的對個人的強調，這一「個人」分析單位同樣不應該被忽略。至於說到平等的社區和單位顯然是睜眼說瞎話了。為了虛構一個所謂的宏大理論範式，而不惜對事實做出錯誤的幻化，乃至每當論及事實層面就頻頻出錯，這也是潘維的中國模式遇到的致命傷。而試圖從歷史比較分析中獲得理論的文明源流，在我看來也不過是得了文明源頭思鄉症，作不得真。

從上述論證中也很難得出潘維所謂的其模式已經挑戰了「計劃和市場兩分」、「民主與專制兩分」、以及「國家與社會兩分」，且不說這些兩分法在主流學界是不是站得住，在潘維的三個子模式每個下轄四支共十二支中，並沒有直接辨析各支何以挑戰了上述「兩分法」，論證上也相當乏力。儘管潘維最後提出要有中國思想模式，也試圖為共和國六十年作總結，但文明源頭思鄉症成了他的夢魘，使得他說出了「三綱五常表達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責任本位，為人民服務表達了中國現代社會的責任本位」，幸虧不曾勾連其中的源流，不然也容易給讀者造成驚悚的閱讀體驗。

繼續閱讀《中國模式的爭議（下）》。

參考文獻：*表示可不讀，**表示可讀，***表示不可不讀。

陳志武，《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2010年，台灣八旗文化。【本書不能在豆瓣上傳，但卻是與政治模式最不相關的一本。豆瓣已經變得越來越傻了，今後我會更多使用Amazon的鏈接。】*

丁學良，《辯論中國模式》，201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亞生，《「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2011年，中信出版社。**

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201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2011年，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201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Edward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2010, Oxford UniversityPress.**

文章已刊《啟真·2》，2012年12月刊，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