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人拿火藥造槍炮，而中國人造煙花｜大象公會

06-12

中國人使用火藥比西方人「早幾百年」，而西方人只花了一百多年就造出比中國厲害得多的火炮，是中國人特別熱愛和平，還是西方人開掛了？

文｜趙新宇

70多年前，魯迅曾發表過一句感慨：「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

此後至今，每當人們討論「國民性」、「屈辱的近代史」之類的話題，這句話都會反覆出現，彷彿從東西方火藥應用的差異入手，即可參透各文明發展不均等的天機。

然而，火藥、槍炮與爆竹的歷史不是像魯迅唏噓得那麼簡單。西方人的火藥應用並不晚於東方人太多，而古代的中國人也絕非一味熱愛和平，以至於耽誤了軍械研發，不得不任由西方人縱橫於近代世界。

中華火藥史前史

一般認為，火藥發明於隋末唐初的東亞。也有些當代人出於民族自豪感，將早至東晉時期的煉丹家葛洪封為火藥的發明者。魯迅的感嘆和許多人的困惑都由此而起：既然中國擁有火藥比歐洲早了至少500年，那中國人怎麼沒早造出槍炮彈藥來？

▍李約瑟是將中國槍炮發明時間向前追溯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大足北山佛灣149號石窟中的一尊神像用的就是火銃，《劍橋插圖戰爭史》還收錄了他的「發現」。但據中國學者考證，石窟實為風神抱風袋，而李約瑟以為是子彈的圓形顆粒物，只是噴漿修補神像時留下的

事實上，古代發明很難確認具體時間，而且古書上記載的「火藥」，與後世打仗開礦的火藥也不全是一回事。

早在東漢年間，便出現過把含有硝、硫、碳的物質混在一起煉丹的方子，但當時是用水煉而非火煉；葛洪雖然前進半步，採取了把硝石、豬大腸、松脂和雄黃放到一起火煉的煉丹法，但根據記載，似未造成爆炸或爆燃的效果，很難稱得上是火藥的起源。

唐初火藥則是將等重量的硫磺、硝石放在罐子里，加入炭化皂角子或馬兜鈴並予以加熱。長期以來，這種得到記載的「伏火」法都被用作「中國人早已發明火藥」、比西方人早出數百年的證據。然而，所謂的「伏火」並不是為了搞爆破，而是要加工葯料，改變其易燃易爆性、毒性或揮發性。真正意義上的火藥應用，比這些煉丹技術的出現要晚得多。

▍原始火藥配方「伏火硫黃法」，曾被誤認為是孫思邈的創造

事實上，與魯迅的想像相反，中國人第一次在煉丹外的領域使用「火藥」，就是在貨真價實的戰場上，雖然也不是後世製造槍炮使用的爆炸性火藥。

唐朝末年（10世紀早期）的戰爭中，留下了「發機飛火」的記載。圍城者用箭頭綁了火藥球的「火箭」，發射出去燒灼城門。很明顯，這種「火藥」只能作為燃燒劑，不會產生爆炸效果，和現代槍炮中使用的爆炸性火藥相去甚遠。

1個多世紀後，「火藥」這個名詞第一次出現在了文字記錄中。1044年，北宋曾公亮等人在官修軍事百科全書《武經總要》中，詳細記錄了三種火藥——火砲火藥、蒺藜火球火藥、毒藥煙球火藥——的製作方法，配方都頗複雜，配料至少也有十種。

▍《武經總要》卷十二：火藥製法

以比例相對科學的火砲火藥為例，它的成分包括了晉州硫磺、窩黃、焰硝、麻茹、乾漆、砒黃、定粉、竹茹、黃丹、黃蠟、清油、桐油、松脂、濃油等各種物品，品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

這些東西調配起來的產品，顯然也與現代人理解的黑火藥差別很大。它不但雜質過多，硝、硫、碳三種組分的比例也不合理：按照「一硫二硝三碳」的正確配方，硝酸鉀、碳和硫三樣物質應分別在黑火藥總質量中佔比74.8%、13.3%和11.9%；而在《武經總要》的火藥配方中，硝的用量最多只佔總質量的一半，在算上外殼的毒藥煙球火藥中更是連30%都不到。

現代學者曾按照《武經總要》記載的方法，完整重現過宋朝火藥的使用效果。他們用五層白紙包裹火砲火藥，結果發現用木炭火和皮紙繩火都無法點燃，只有按照《武經總要》記述的點火方式——用燒紅的鐵錐紮上去——才能點燃這包火藥。

即使在點燃以後，宋朝火藥的表現也不盡如人意。雖然它燃燒得頗為猛烈，中心溫度達到了1300度，但要是把火藥放進空心鐵球或竹筒里，即使用鐵錐點燃後也還是緩慢燃燒，100克火藥能燒上11分鐘，中心溫度只有130度左右。

針對另外兩種火藥的實驗，得到的結果也相差不遠。試驗結果非常明顯：北宋火藥難以點燃，根本不會爆炸。

▍詞意改變造成的一個經典烏龍：明刻本《武經總要》里的行砲車還是拋石機，四庫全書版本里的卻變成了金屬火炮

隨著戰爭進步的中華火藥

和魯迅的感慨尤其相反的是，我國的「火藥」不但是在軍事文獻中第一次亮相，而且其配方也在戰爭技術的提高中逐漸湧現和改進，而催生出了最早的爆炸性火藥。

1132年，鎮守德安（今湖北安陸市）的陳規下達命令，以「火砲葯」製造了20餘條用於城防的「長竹竿火槍」。這種「火槍」的長度不短於兩丈，非常笨重，需要兩人才能操作，可以從竹筒里噴出火焰，燒毀敵人攻城的天橋。「火砲葯」的配方雖無詳細記載，但既然在塞入竹筒後還能劇烈燃燒，其配方應比《武經總要》記載的要科學一些。

在1161年的宋金採石戰爭中，又出現了史上第一種用於爆炸的火藥「霹靂砲」。這是一種摻有石灰的紙炮，其功能並非傷人性命，而是以爆炸揮散的石灰煙霧眯住敵兵的眼睛，使對方無法發揮戰鬥力。顯然，這種火藥武器並非現代軍火的同類，而更像是武俠小說中的流氓鬥毆伎倆。

真正意義上的爆炸性火藥，是在1221年的戰場上第一次被記錄下來。作為最早的鐵制外殼炸彈，金人的「鐵火砲」威力巨大，能夠將不幸中彈的宋兵的頭部炸掉一半。有了這種革命性的爆炸性火藥，我們日常所說的槍支彈藥才有可能出現。

放鞭炮又是怎麼回事

而「爆竹敬神」的民間鞭炮，也還是在軍用火藥的影響下才誕生於這一時期。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卷里的煙花爆竹

當然，在熟悉中國古詩詞的文人眼中，「爆竹」的歷史非常悠久，遠在宋代以前。所謂中國花炮祖師李畋就是唐初人士，劉禹錫筆下也有「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的句子。北宋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更是讓人相信燃放爆竹已是普遍的民俗。

但讀詩的人未必知道，詩中的「爆竹」並非當代的鞭炮，只是指火燒竹子發出的爆破聲。哪怕是在王安石的年代，也不會有人往竹筒里塞火藥，因為會很難點燃，即使點燃了聲音也比不上普通的燃燒。

文字記載中第一次出現真正的「鞭炮」，已經到了宋高宗時期，官員王銍用「小兒放紙砲」來形容「又愛又怕」。顯然，民間的「紙砲」連名稱都直接沿用自「砲」這樣的軍事名詞，恐怕其匠人的靈感就來自於軍火的影響。到13世紀初，「以硫黃為爆葯」的火藥也逐漸取代了其他燃料，變成了「爆竹」、「爆仗」的必需品。

此外，作為文娛用品，鞭炮也不是一夜之間就普及開來的。在1235年寫就的《都城紀勝》里，「放爆竹」還是一項「瓦舍眾伎」的表演項目；到1264年的《夢粱錄》里，就已經有小販叫賣「成架煙火」這樣的玩意了。

而中國民用火藥的發展之所以會晚於軍用，宋朝對火藥的管理政策也是重要原因。由於製作火藥的硫黃大量進口自日本，為防止遼國通過轉賣獲取原料，北宋政府壟斷了這項貿易，並禁止民間「私買硫黃、焰硝」。只有在金國佔領中原，宋朝不再獨佔原料來源之後，鞭炮才得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

當然，也有兩項對火藥「民用先于軍用」的明確記載。一項是引火線，據《武林舊事》記載，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已經出現了「內藏藥線」的連珠鞭炮；另據《續夷堅志》記載，金世宗大定末年（1189年之前），有獵人用一種以「卷爆」引發的「火罐」來獵狐狸。它的軍用記錄極其稀少，唯有金末的「飛火槍」點火靠「小鐵罐」，可以推測是使用了引線。

不過，《武林舊事》和《續夷堅志》都是幾十年後的作者所著，把自己對鞭炮的認識移植到過去的可能性很大；而戰爭中使用的「霹靂砲」、「鐵火砲」等，既然要把點火與爆炸分開，也必須用到引線一類設置。

真正可以確定為「鞭炮敬神」早於「子彈禦敵」的，是對火藥燃燒產生反作用力的應用。宋朝的軍用火器中，並沒有用反作用力發射的武器。所謂「火箭」只是箭頭加有火藥、再用弓弩發射的箭而已。一些學者根據「自空而下落水中」的描述，認為「霹靂砲」是火藥反衝式武器，實在過於牽強，且難以解釋為何應用如此之少。

相反，南宋宮廷里為娛樂所放的「地老鼠」（記載於《齊東野語》）倒確實是反作用力應用的先驅。由於難以控制，它竟然還鑽到了太后座下，嚇得太后「拂衣徑起」，宴會也攪得不歡而散。

西方甩開中國

「鐵火砲」在宋金戰爭中亮相後，其革命意義一目了然，配方遂迅速傳遍歐亞大陸。1262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抵禦基督徒軍隊進攻時使用了一種會爆炸的鐵球，是為炸彈在西歐最早的使用記錄。相比之下，南宋製造使用「鐵火砲」的記錄也是在1257年才第一次出現。中國人在開發槍炮炸彈方面，與西方人幾乎是齊頭並進，沒佔到什麼先機。

▍元大德二年（1298年）銅火銃，全長34.7厘米，重6210克，是已知最早的金屬火器

在此後一段時期內，東方的軍火發展也不落後於西方。比如說，中國人造出管狀火器的時間比西方要早——後人會從陳規火槍算起。最早能「射出彈丸」的火器也出現在中國，即1259年南宋軍隊製造的「突火槍」，它「以巨竹為筒」，可發射「子窠」——應該是顆粒裝的散彈。不過，這種竹製「突火槍」沒有批量生產，也沒有留下任何作戰記錄。

在金屬火器方面，1326年的一卷西方手抄本描繪了一座造型奇特的鐵制炮，成為迄今所知西方最早的金屬火器。它的形狀與其說是大炮，不如說更像燒瓶，發射的也不是炮彈而是箭頭。「鐵瓶炮」的設計應該頗為原始，起的作用也不顯著。它在英法百年戰爭中被使用過，但出現的並不頻繁。

▍手抄本中描繪的「鐵瓶炮」

而在東方，元朝出現的第一批真正的類槍炮武器看上去比西方同時期的「鐵瓶炮」要靠譜一些，發明時間也很可能更早。到元朝末年，已經出現了不同口徑銅火銃的區分：小口徑的以手持發射散彈，大口徑的裝在架子上發射單發石彈。

不過，再過不到一百年，西方火炮就要把中國同類遠遠拋在身後了。重達十多噸的巨炮——臼炮——的誕生，一舉扭轉了東西方軍械的實力對比。

從尺寸上，這種氣勢驚人的新武器口徑往往超過50厘米，動輒可以把六七百磅的石彈射出一公里，氣勢驚人。中國人從未造出過這樣的龐然大物，像明朝的碗口炮，最重不過「上百斤」。《武備志》里的「天字型大小神炮」，重量也只有280斤而已，還不如臼炮的炮彈重。

不過，西方人之所以能造出臼炮，也不是因為他們在火器技術上佔據了優勢。臼炮雖然外貌驚人，但仍需要在葯室與彈丸間塞上木塞來增大爆炸推力。明成祖從越南得來的「神機箭法」，使用的也是這一技術。臼炮體現的炮管鑄造技術也不比中國人精細，只不過雙方最終製成武器的體量和威力天差地別。

真正導致東西方軍火發展差異的，還是各自軍火實際應用上的差別。

與西方不同，中國不存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人造堡壘，夯土城牆一直到明朝才砌上了磚。而且，東亞戰爭的參與人數雖遠多於西方，單兵裝備卻落後甚遠——在裝甲方面，只有御林軍級別的軍人才配有鎖子甲。無論是在元末內戰還是在明蒙戰爭中，大家都不會感受到研發先進軍械、勇攀科技樹的必要性，把太多資源投入到這個方面反而可能是不太明智的行為。

在這一點上，奧斯曼土耳其與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直到14世紀，土耳其還對火器毫無建樹，而隨著戰事的不斷推進，1453年時他們就能搬出巨炮，轟擊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土耳其巨炮的發射過程極為複雜，搬運也需要幾十匹馬加200多人，但其發射的600磅石彈，還是能在連續兩個月的炮轟下，將偉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堅固城防擊垮。

▍奧斯曼土耳其的巨型臼炮：使用時先往後邊的葯室裝上火藥，拿木塞塞住，再旋上前邊的炮管，從炮口裝入石彈

到16世紀時，西方軍事科技突飛猛進。鑄鐵技術已能夠鑄造一體成形的炮筒，發射火炮因此變得更加安全，射擊的威力也更加巨大。粒化火藥技術為不同用途的火器提供了合適的彈藥，再也不必以木塞提升膛壓，槍炮裝填變得容易。

近代彈道學也逐漸成形，1537年，塔爾塔利亞出版了史上第一部射擊理論著作，把槍炮從原來的巫術領域拉到了計算與實驗的世界。

後來的中華軍火

在不同的軍事環境下，東西方的「爆炸性火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漸走進科學之後，中國卻還在以玄學為基礎探討軍火。不但本國火藥研究拘泥於舊理論，就連引進西方軍事科技的《西法神機》，在解析火藥配方時都要用上陰陽五行。

由於缺乏科學知識，一般文人都沒有準確描述軍火的能力，而往往在文字中極盡誇張之能事。《金史》介紹早期炸彈「震天雷」，說它的爆炸聲「聞者百里」；《武備志》記載手銃「單飛神火箭」，只用三錢火藥就能傷敵於三百步之外，敵軍人馬中彈後被直接射穿，一次還能貫穿好幾個。即使在反映當代槍戰的電影中，這樣表現槍械的力量也會因過於誇張而遭到批評。

當然，文人筆下火力強大的「嘴炮」，其缺陷一經前線將領使用就會暴露無遺。比如手持火銃「神槍」，邱濬稱其能射出百步之遠，敵人聽到槍響就已經被射中了；到了面臨實戰考驗的戚繼光手裡，便發現其射出的箭矢歪來扭去，甚至常把箭屁股朝前打出去，幾近廢品。對於碗口炮，《武編》認為它聲勢很大，射擊角度調一點點，射程就變了一大截；戚繼光卻說它「腹小口大」，火藥裝填量小，炮彈又太重，發射無力，派不上大用場。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對火器吹過牛的不止中國人。1622年來華的傳教士湯若望，在他與中國人合作編著的《火攻掣要》中聲稱，小弗朗機炮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弗朗機炮，仰放可到三四千步，把射程誇大了兩倍都不止。作為接受過歐洲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湯若望顯然也在他的中國生涯中習得了卓絕的放衛星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