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用族群代替民族就能解決中國民族問題嗎

我們一直沒有直面中華民族作為政治民族建構的一個最基礎的問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內涵問題。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政治民族，還是原來的自然民族？

任劍濤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世界範圍內，後發國家面臨著普遍民族建構的複雜問題。2015年11月，《探索與爭鳴》雜誌社舉辦「當代民族主義的新面孔」學術研討會。多位大咖從多個角度切入，探討當代民族主義的多面向。今天，後台菌率先披露了任劍濤教授的觀點。任教授從邁克爾·曼的《民主的陰暗面》一書出發，提出在複雜的民族背景條件下，中國會不會面臨一個因政治民族建構而帶來的、對其民族成員資格變換而引發的問題。非常感謝會議主辦方的邀請。我這個文章實際上是一個讀書會的主題報告，還沒有改成文章，我彙報我的讀書感受。那次讀書會讀的是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邁克爾·曼這個書在社會理論界反映非常大，但是到中國來之後，對它的評價可以說是呈現兩極張力。誇獎者把這本書視為馬克思主義以來解釋現代國家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反對者認為文不對題，基本上把種族清洗當成了民主的陰暗面來討論，實際上沒有搞清楚種族清洗源自專制的制度。在我看來，這本書，如果跟我們會議主題相切合一點的，其實它是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分析是很有價值的。剛才高全喜教授談到的民族主義作為國家理念，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我們知道民族國家的建構，其實不僅僅是國家建構，大多數論者主要強調的是民族建構。我認為邁克爾·曼這本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我們不是用這本書討論民主，也就是國家層面的政體選擇，邁克爾·曼自己實際上也清楚他的論題是不過是一個中介，經此中介，再跟民主聯繫起來。這個中介，是現在論及國家的結構大多數人並沒有注意的兩個界面，一個界面可以稱之為國家規範結構的立憲民主。另一界面從形式上界定國家，也就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一個最重要的界面是「民族」。邁克爾·曼這本書的貢獻提醒大家注意民族建構當中的複雜性，他自己在書中兩次明確提到過。他討論民主的陰暗面有一點勉強，但是他是通過民族的建構來討論民主的建構，這個意義就浮現出來了。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要建立起來的時候，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這實際上涉及到是一個「無機的民族」還是「有機的民族」的問題。要追求一個民族建構，要成立一個有機的民族，毫無疑問要經歷一個民族成員資格的獲取或者民族成員資格建構的問題。一旦遭遇民族成員的資格建構問題，可能就伴隨著邁克爾·曼所說的「最後的解決方案」。德國人在實施「最後解決方案」之前經歷了溫和的、種族的驅逐、干擾、迫害到激進的種族屠殺，最後實行了種族清洗。這樣的一種種族清洗是民主國家建構的、現代立憲民主建構的一個民族建構的直接導引。誰都知道，民主政體的建構寄託於主權國家，而主權國家在現代國家體系當中的形式結構，一定是民族國家。因此，民族的誕生，成為民主的建構一個必要條件。過去民族成員的資格就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而在民族國家產生之前，民族成員的資格並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僅僅是一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問題。所以邁克爾·曼特彆強調這一點是很有意思的：種族清洗一定是一個現代性問題。可惜我認為他沒有把現代性國家建構的兩個層面分析清楚，當然可能在座的、對社會學感興趣的人，需要原諒我們政治學者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次傲慢的機會，就是社會學家沒有能夠把兩個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一旦沒有將之區分開來，民族成員的身份建構與獲得民主的政治權利之間，其通道是不能夠直接打通的。人們不能從民主國家、民主政體的成員資格的獲取，或者民族的建構來直接談規範政體問題，來討論它的發展及其優點以及缺陷。邁克爾·曼確實通過六大類的重要案例，向我們展示了後發國家民族建構導致的嚴重問題。法國，因為大致是一個單一民族，問題會好處理得多。一旦遇到多民族，問題就複雜了。曼首先談到的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崩潰後希臘人的處境，土耳其青年黨為了致力於建構國家，包括土耳其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內，一時都成了當時種族屠殺的罪人。只不過凱末爾最後華麗轉身，竟然變成了建國之父。這個建國之父手上是沾染著鮮血的。邁克爾·曼這樣的分析，可能是為了防止別人把他推到了道德的罪惡一面，他要搶佔道德高位。他又特別談到美國自己的案例，他對美國建構時屠殺印第安人，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應該以謀殺罪起訴，開國重要領袖的手上都沾染著印第安人的血，應當接受犯罪指控。如果從一個民主政體的興起來看民族的建構，美國的案例應該是最符合在形式結構和實質結構相對應的角度，來申論民族建構裡面民主的罪惡。但是結果邁克爾·曼卻是一筆帶過。劉擎知道，書里論及這方面的篇幅是非常短小。我恰恰認為這一論題最貼合他的主題，但是由於曼的主要的目的是討論種族和民族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對之遺憾地未予深論。我覺得曼的這部著作，有幾個非常重要的貢獻需要肯定。很多人認為邁克爾·曼這本書是反民主的著作，可能略有偏差。有評論者認為，此時出版這部反民主的著作，等於拋出了一枚反西式民族的重磅炸彈。但實際上這個說法是可以化解的。因為通過我們前面簡要描述，邁克爾·曼理論的定位是清楚的，他集中精力關注的問題，是一個民主國家在建構民族國家時的成員資格問題。一個人怎麼獲得民族國家的成員資格?這中間有一個潛藏的問題，即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世界範圍內，後發國家面臨著普遍民族建構的複雜問題，這些國家必須首先確定民族邊界，然後才能確立成員資格。我認為這一點對中國特別具有啟發。剛才全喜強調的是在國家層面所產生的問題。我覺得，在民族成員關係上，尤其是將一個政治民族考慮在一起，其成員的建構上確實頗為重要。因為這涉及民族成員身份落定後，如何再進一步落定政治體成員資格的問題。但從晚清到國民黨、再到共產黨，三個政體對之都掉以輕心了。三個政治體對之的解釋都非常簡單化。晚清直接從日本拿回來一個民族理念，並切入共和之中，就以為解決了問題。但實際上小的種族和民族身份的辨認，尤其是主體民族身份成員的辨認，以及作為政治民族身份的辨認，中國完全是割裂開的，這就從根本能上妨礙了現代國家的形式結構與實質結構的有效統一。這個割裂，到人民共和國時期更為明顯，說法就更簡單化了，我們長期以階級身份掩蓋民族和種族成員身份，以階級兄弟來把民族與國家建構簡化成一句政治口號，「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是一家」倒是無可置疑，但到底是這個家是傳統那樣的自然家庭結構，還是我們要致力於建構的一個政治家庭結構呢?中間沒有任何的分疏。因此，整個的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都沒有對成員資格界定清楚，因此也就沒能對民族、國家問題界定清楚。現代民族國家的成員資格，首先是民族成員資格，然後才轉換為民主政體的成員資格。在政治理論上，我們一向在辯論公民成員資格。公民成員資格與民族成員資格緊密相連，對此有可能讓解釋者各顧一端：像馬戎等民族社會學家，他們想把民族淡化，想學美國的「大熔爐」做法，打破族群結構，讓公民面對憲法。這種想法固然很好，但民族身份意識豈是公民身份所可化解。尤其是論及現代愛國主義，我們不要講民族文化傳統，是不太可能真正塑就愛國主義情感的。對於中國來說，民主國家的建構是一個政治上給定的一個政體前提，但民族建構，並沒有通過一個像邁克爾·曼指出的、借種族成員的辨認來解決民族成員的辨認，這樣就實際上沒有解決作為民主政體成員身份辨認的複雜關係。我們一直沒有直面中華民族作為政治民族建構的一個最基礎的問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內涵問題。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政治民族，還是原來的自然民族?論者認定是超越族群之上的國族。就此將原來具有民族含義的群體，稱之為「族群」。族群是次要形式的概念，與民族、尤其是國族不在一個層次。試圖以族群觀念替代民族概念，以為這樣就化解了中國面對的民族張力，似乎有些簡單化了。對中國的多民族現狀來講，這一思路可能更成問題：在中國的多民族當中，那些富有政治體建構經驗的民族，絕對不可能通過一種高位的、個體的民族成員資格，或高位的政治國家立憲政體的公民成員資格，來化解其曾經有的民族政體記憶。比如維吾爾族人有強烈的民族認同和政治建構欲求。哈薩克族人比較溫和，從傳統上來說，也沒有長期的政治體建構經驗。在新疆的區域內，對二者在中華民族建構中的不同處境，必須有所區分。在複雜的民族背景條件下，中國會不會面臨一個因政治民族建構而帶來的、對其民族成員資格變換而引發的政治問題?或者說立憲政體的公民資格身份建構必定遭遇長期的種族衝突?值得深思。換言之，這樣的一個問題是邁克爾·曼提醒我們中國最有意思的問題，這不是對民主的贊同或是批評可以掩蓋的問題。責任編輯：令狐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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