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妓女的肉體,作家的靈魂
2016-07-20 10:24:05
小編有話說:20世紀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這一百年間,人類,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東方世界都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兩次世界大戰對人的血肉、情感和安定生活的破壞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時戰爭也將人類的古老文明與工業革命後的新生文明緊緊連在一起,科技和文化的衝擊,使人類終於主動探究思想和心靈的解放。女性作家的創作不再是《簡愛》式的心靈與命運的掙扎之旅,相反地,像瑪格麗特·杜拉斯、張愛玲這樣的女性作家,開始關照女性的現代化生活,大膽描寫女性的心理和慾望,甚至公開描寫「諱淫」的靈與肉,將寫作引入現代性。有人說杜拉斯的作品描繪的是淫婦蕩女的世界,有人說杜拉斯是個女權主義者,但她自己說「如果我不是一個作家,會是個妓女」——但她是個作家,而且是個被很多人模仿和推崇的作家,這很說明問題。
瑪格麗特·杜拉斯因《情人》成名。儘管此前她寫過很多東西,毫無疑問,這部小說開頭就很抓人,它如此絕望,又以暗涌的情慾切入,讓人無法抗拒: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
少女時代的瑪格麗特·杜拉斯
這樣的開頭,簡·奧斯汀不會去寫。我們看她在那本《傲慢與偏見》中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身家豐厚的單身男人必以娶妻為己任,此乃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便會明白這位被西方文學界稱為「反諷女王」的奧斯汀,她的幽默感與生俱來,而她的文章,是把生命咀嚼許多遍後的滋味。
張愛玲想必是繼承了奧斯汀血統的,她更不會這樣去寫。她總是以反諷向讀者揭露關於生命最好與最壞、最美妙與最醜陋的內在秘密。就如《創世紀》,毛耀球對匡瀠珠有好感,於是與她搭訕,想邀請她去看電影。「瀠珠淡漠地搖搖頭,笑了一笑。他站在她跟前,就像他這個人是透明的,她筆直地看通了他,一望無際,幾千里地沒有人煙——她眼睛裡有這樣的一種荒漠的神氣。」——在那麼一剎那,一直冷眼旁觀的作者似乎已經忍不住跳了出來,說到底,她是聰明人,關於愛情與世俗,她有的只是聰明人的殘酷而已。
杜拉斯則不同。她的故事總是從絕望開始,或者說,絕望總是從一開始就存在。卻又有西西弗斯不斷推倒重來的勇氣。而這,倒未必是先天取得的能力。
「媽媽曾經對我說,我一輩子再也看不到像湄公河和它的支流那樣美麗壯觀而又洶湧澎湃的河流……」
1914 年杜拉斯生於印度支那(越南西貢),有兩個哥哥。她的父母受雇於法國政府,在西貢做教師。父親後來因病被送回法國,1921年去世。杜拉斯的母親帶三個孩子回到越南,在暹羅灣附近買了個農場,企圖建起一道堤壩擋住太平洋。童年記憶便成為杜拉斯一次又一次回歸的主題。
電影《情人》劇照
可以說,沒有一個作者,像杜拉斯一樣,以無限的忠誠寫著相同的故事,重複敘述,而又不斷地拆解、構建動機和主題。古老的西貢,潮濕的湄公河,絕望地抗爭命運的母親,敏感的小哥哥,以及恆河岸邊的女乞丐,還有安娜·瑪麗·斯特萊特,都在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反覆出現。——以同一種氣息。
對你說什麼好呢,我那時才十五歲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輪渡上。
——《情人》
電影《情人》劇照
這條奔淌在杜拉斯的記憶中的湄公河,裹挾著絕望而又令人歇斯底里的熾熱慾望——那些迷狂歲月中在激情的牽引下穿越生命的各個臨界狀態——瘋狂、潮濕、迷戀、決絕,讓人們進入對愛情、空間、時間的三重冥想。一切都已逝去,卻又在回憶,——這種「回憶的片斷,慾望的火焰,痛苦時的迷失、憤怒、號叫、等待和沉默」,則成為杜拉斯作品「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內容」。(阿德萊爾)
無可非議,杜拉斯筆下的男女主人公都在瘋狂地攫取以及尋求愛情,卻又無法在洶湧之海中把握慾望。無論是那個湄公河邊的中國北方的情人,還是《副領事》《直布羅陀海峽的水手》《廣島之戀》《如歌般的中板》等作品,愛情是杜拉斯作品永恆的話題。
每一段愛情,就像自殺一樣,永遠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我們可以對它進行沒完沒了的分析和解說,卻始終無法達成充分和圓滿的理解。
杜拉斯於是將愛情不斷地推倒,又不斷地重來。她試圖從不同角度切入,給這個話題賦予新的解讀。從《情人》到之後的《中國北方的情人》,讓我們感受最深的是皮埃爾·梅爾唐斯的說法,「這些形象突然再度出現,彷彿來參加告別的儀式,……同時也向我們承認了她寫作時體會到的瘋狂的快感」。由於小說中與她有關的人都已去世,她的回憶已無所顧忌,筆觸也更為大膽,對肉體之愛的描述也更為肆意。毫無疑問,她在寫作中把自己重新活了一遍。
——這是她熱愛的事情。
「每次我有慾望,我就有愛情。」
杜拉斯和她最後的情人楊·安德里亞
在杜拉斯生命中,慾望與愛情是等值的。如果你沒有體驗過慾望帶來的愛情,這樣的愛情只能說是「不夠充分」。愛情或許應該先服從於身體的慾望,才能有更深層的愛的活力。
《情人》在她七十歲那年寫成,當蒼老的時光並沒有湮沒曾經的情慾,塞納河畔的明月依然閃爍著記憶的光亮,她的文字,顯然濃縮著生命的體驗。
這個女孩,茶褐色真絲裙衫、戴著一頂男式呢帽、梳著兩條印第安人的長辮子,佇立在泥濘的河水的閃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個人……
1930 年,她年僅十六歲,纖弱美麗。那個清晨,在湄公河邊,她與中國北方的富商之子李雲泰邂逅。
他穿著淺色柞綢西裝,坐在黑色的利穆新轎車中,下車走了過來。
他說,如果你願意,我想送你回西貢。
……
電影《情人》劇照
這樣的愛情故事似乎很老套,如果讓亦舒去寫,這個女孩倒也未必又是一個喜寶,卻絕對能在現實生活與浪漫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如果是伍爾夫的手筆,那麼說不定又是一篇精彩的《飛蛾之死》:「當天早上洋溢著生之歡愉的巨大、變化多端的可能性,只能以一隻飛蛾的角色參與生命,且是一隻只有一天壽命的飛蛾,運氣似乎太壞了;而他興緻勃勃地要把握每一個寥落的機會去享受生命,令人神傷。」
杜拉斯讓《情人》在自傳與一般作品之間搖擺不定。年僅十六歲,她在湄公河渡江時與一個中國富家少爺邂逅,引出一幕瘋狂而絕望的愛情悲劇,「昏暗的房子里,兩個赤裸的身體掙扎在一起。呻吟與痙攣的肉體攪渾了濃烈灰色壓抑的空間,周圍是喧鬧的街市,像不知名的海洋一樣……」這場絕望之愛因為無法逾越世俗的種族觀念和倫理道德,以及雙方家庭的極力反對而失敗,最後她回到巴黎定居,李雲泰的父母則強迫他遵從千年禮法娶了撫順一位從未謀面的中國姑娘。
電影《情人》劇照
杜拉斯的創作,明顯受到了西方哲學思想以及女權主義理論的影響,強調用身體思想,並主張從慾望出發,對自我進行真實言說。
「肌膚有一種五色繽紛的溫馨。肉體。」
「大海彙集成為無限,遠遠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複而已。」
「我要求他再來一次,再來再來。和我再來。他那樣做了。」
法國評論家米雷爾·卡勒·格魯貝爾稱「承認或者隱而不說,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風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顫波動。」這種「意指的震顫波動」,來源於靈魂的力量,無法被人模仿。
因而,當杜拉斯講述一份愛情如何持續、衰竭,欲罷不能,又怎樣被呈明,被召喚時,讀者往往能跟隨她遊離在她筆下洶湧的慾望之中。誰管它結局如何?愛情何必一定要在婚姻中安身立命?什麼都不重要,只要有——「愛的能力」。
這是一種魅惑,簡潔,有力。
我們依然清晰地聽到了情慾輕輕滑過歲月的聲音。
1988 年,杜拉斯接受訪談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她寫作,瑪格麗特·杜拉斯。除此之外,她一無所有。」
如果不寫作,那麼她是誰呢?
「如果我不是一個作家,會是個妓女。」
妓女的肉體,作家的靈魂,這就是瑪格麗特·杜拉斯。
多年來,她經歷了斑斕的生活,身邊情人不斷。然而,與慾望、男人、寫作一樣不可或缺的,還有酒精。
好幾年整個夏天,她一個人生活在諾夫勒,大量飲酒。
瑪格麗特.杜拉斯 1955年於法國
「酒一經喝上,我就成了酒鬼。我就像一個酒鬼那樣接連不斷地喝。我喝得把所有人都拋在後面了。」
她酗酒成疾,甚至生命垂危,但是她依然無可救藥地迷戀上了醉酒的幻象與瘋狂。並為自己的醉酒找到了合理的借口:「醉酒於是用來承受世界的虛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間不可移易的運行,……還有那痛苦掙扎所在地專有的那種默無聲息的冷漠。」而且,在她看來,「真正酗酒的人,無疑是最單純的人。」(《物質生活》)
幸運的是,當她年老多病,她身邊始終有個伴隨她的年輕人,楊·安德里亞,他比杜拉斯年輕近四十歲。這是杜拉斯一生最後的情人,他伴隨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十五年零八個月。
《情人》就是由杜拉斯敘述,楊來打字。他是杜拉斯最忠實的寫作幫手與生活伴侶。
生活中,她有時甚至一把調羹也拿不住,口液不停地流出來,弄得到處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楊·安德里亞在她身邊,滿臉憐惜。
這個年輕人,或許就是愛著她的靈魂,附帶了她的肉體。
正如杜拉斯在《信》中評論揚對自己的情感:「沒有愛情,留下來不走,是不可能的。」
當然,哪怕她已經老得不成樣子,我們都知道,還有個男人,「向她走來,他對她說:『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容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瑪格麗特·杜拉斯
對於女作家來說,有完美婚姻的確實很少。所以奧斯汀,只能獨身。伍爾夫總算嫁了個愛她的男人,最後還是沉河自盡。阿娜伊斯·寧只好過著雙城生活,在謊言中維繫著自己與兩個男人的婚姻。喬治·桑的婚姻對她來說是名存實亡,結婚與離婚,都不妨礙她的大量情人的存在。
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一生當然也是駭世驚俗的。儘管她經歷諸多情事,也曾有過失敗的婚姻,但是,她依舊認為這段愛情「使我生命中的其他愛情黯然失色,包括那些公開的和夫妻之間的愛。在這種愛情中,甚至有種在肉體上也取之不盡的東西。」
這個讓她年輕時無法斷定她是不是曾愛過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見過的愛情去愛他的堤岸男子,如今,已經消失於歷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樣。而經歷五十多年的莽蒼與風雨,當這個鬢髮蒼老的女子,回頭找尋曾經的愛情,依然有種悲劇的力量穿過黑暗。
於是,我們跟著她,把記憶停留在湄公河畔,停留在那些年,那些事。越是與時光疏離,她的情慾越有張力。
湄公河的渡輪,《情人》中的艷遇就發生在這裡
杜拉斯的創作不屬於任何一個流派。這是一個在法國文學史上難以歸類的作家,一個現實生活中難以模仿的女性。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寫作,是為了消滅我自己。
更何況,她的作品呈現的其實從來不是什麼故事。而是——溽熱、萎靡,激蕩著絕望的情慾,貫穿著「許多個世紀的我」。
杜拉斯說,每一本書都有一個存在的理由。我們閱讀《情人》,更多的是因為,我們試圖窺探——絕望之愛的真相,以及,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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