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正一派的轉變

明代正一派的地位比全真道高。原因之一是全真道與元代皇室關係 密切，代元而起的明朝廷不會對它有太多的青睞。原因之二是全真道重 視個體修鍊，其倫理教化和維護大一統的社會秩序的作用不太大，所以不 受強調倫理教化的明室的重視，如明太祖說：「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 為自己而已。」(《大明玄教齋醮立成儀序》)原因之三是正一派道士在元末 明初的政治嗅覺敏銳，積極討好朱元璋。1361年，朱元璋尚在攻打南昌時，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1335—1377)就派遣弟子密告符命。朱元璋 即位時，張正常親到朝廷慶賀，被朱元璋封為「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 視二品。洪武五年（1372),命他永掌天下道教事。從此，張天師便成為道 教各派，包括全真道在內的總領袖和代表，一直沿襲至晚清。張正常之後 至明代末年第五十一代張顯庸的歷代天師，都沿襲慣例封「大真人」，掌天 下道教事。這些天師中，第四十三代張宇初（？ 一 1410)是有所作為的 一個。

張宇初的著作有《道門十規》、《度人經通義》、《龍虎山志》，詩文集有 《峴泉集》。他的詩文集《峴泉集》合會理學和禪宗，提出了心統性命而為 一太極的觀點，對道教理論有所發揮。張宇初掌教時，道教的世俗化很嚴重，在規範性與神聖性方面與傳統相比有很大差距。張宇初對此作了理論上的回應，主張老子是道教教主，老子思想的根本是內聖外王之道，其 核心是「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其後「黃老之書出而吾道興」。他認為，道教「蓋其本則三洞九霄掌經品道藏者，其用世之說則內聖外王之道，蓋公 曹參以清靜而治是也。其要也，使有歸於無，實返於虛，順元氣之流行，而 深根固蒂，返本還元，則性命混融，守其一真，復超乎無而已矣」（《峴泉集》 卷一）。這裡強調的只是王道政治之術和內丹之術的原理。外丹術沒有提及，是因為他認為「金石草木徒殺身取禍」；符籙禁咒、厭禳齋醮沒有提 及，是因為他對這些已經不得不進行排斥了，他認為「寇杜葛陸之徒」所行 的符篆祈禳是邪門歪道。為此必須正本清源，以黃老之學為其宗本，以清靜無為為本，對道教進行整頓。為此，他著《道門十規》，論述了十個方面 的規戒制度。它的篇幅不大，但提綱摯領，對道教的宗派源流、道門經籙、 修持方法、齋法行持、道法傳緒、領袖選擇、雲水訪道、立觀度人、財物管理、宮觀修葺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論述和規定，力圖把它作為當時道教行為的準則，以此來規範宮觀與道士的活動。《道門十規》流布以後，對於後世道教教制建設，特別是道風建設和宮觀管理，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永樂四年（1406)，張宇初奉旨「纂修道典，入閣通類」，為編《永樂大 典》服務而纂修道教經籍。此時，武當山道士任自垣在主持重編《道藏》， 英宗正統九年完成，是為《正統道藏》。參與者有天師張宇清和林 復真、李玄玉、袁止安等道士，以正一派道士居多。這部《道藏》仍按照傳 統的三洞四輔十二部的分類方法人書，但入錯位的書較多，說明明代正一 派道士中精通本教典籍者已不多，編輯者水平較低。不過，《正統道藏》對 保存道教經籍的貢獻也不容抹殺。萬曆時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編成《續道藏》。正、續《道藏》是明代保留至今的道教經典文獻的大全。

正一派道士的宗教修養和理論素養大不如前。值得一提的是趙宜真 (? 一 1382)、劉淵然（1351—1432)師徒。趙宜真著有《原陽子法語》、《靈寶歸空訣》等。他以心性的修鍊為本把道教的術作了通貫性的理解。對 外丹，他說：「治煉外丹，雖屬有作，得而服之，全無所為。不須修習，即形 返太無，神歸大定，復還太極混沌之初而與道合真矣。」他還本著「天心本 與我心同」的觀念，把內丹與雷法結合起來，以「自性法身」為內丹的根本， 以無為為修鍊的根本原則，以「粉碎虛空」為終極目標，務求實證。他解釋 這一修鍊思想說：「自性法身本來具足，不假於外，自然之真。其進修則攝 情歸性，攝性還元，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證之證出於實證。」（《原陽子法語》卷上《還丹金液歌》）他的雷法理論與清微派基本一致。趙宜真主張用 日記作為自我反省的方法。劉淵然雖不見著述，但「有道術，為人清靜自 守，故為歷朝所禮」(《明史》卷二九九）。其餘道士的素質就頗為低劣。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雖然在道教理論方面有所建樹，但品行就大打折扣 了。他驕橫兇殘，在建文帝時「坐不法奪印誥」（《明史》卷二九九）。第四 十六代天師張元吉，與其祖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史》卷二九九說 他一貫「凶頑」，「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被人告發，憲宗會眾官廷審，被打一百杖後發配素州充軍。後面的天師也多遭彈劾。第五十代天師張國詳是一個花天酒地、奢侈享樂 無度的人。作為道教領袖的天師如此，其餘正一道士們素質的低劣就可 想而知了。邵元節、陶仲文等以符篆、方術受寵，但也是佞臣。正一派宮 觀「收養軍民子弟以為行童，及匿逃軍逃民代為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 居」(《典故紀聞》卷十）。上層道士聚斂財富，奢侈逸糜，腐化墮落。下層 道士則不思學道，利欲熏心，以法術坑蒙誘騙，自欺欺人。正一道墮落到 這種程度，是與道教義理背道而馳的。

在法術的靈驗方面，正一派似乎也大不如前了。《明史》卷二九九說: 「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符篆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歷代相傳 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雲。」

有清一代正一道士中有著作留下的，只有婁近垣。但婁近垣所著的 禪宗詩《闡真篇》本為迎合雍正愛好參禪而作，何況婁近垣「頗不喜言鍊氣修真之法，雲此皆妖妄之人藉以謀生理耳」（《嘯亭雜錄》卷九）。鍊氣修真本是道教真正的精粹，但此時道士都不再相信它，也不再去實踐它，那麼， 道教的衰敗之時也就到來了。

清代正一道雖然日趨衰微，但在民間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大的。道教 淵源於民間，也生存於民間。道教的民族認同感一直在炎黃子孫的身上 體現出來，道教的痕迹貫穿在一年四季的歲時風俗之中。諸如求財神、拜 城隍、送灶神、朝拜關羽、祭王靈官、貼天師符、廟會等，都披上了道教濃重 的色彩。人死了，必請道士，大戶人家七天的法事活動，熱鬧非凡，普通百 姓幾乎家家戶戶都要請道士超度亡靈。降福消災、寄託未來是中國民眾的一種心理依託，因此，民間的齋醮祈禳、禁咒符篆、印劍鎮妖、占筮、扶 乩、求雨止風、鎮宅鎮基、驅邪除病，擇土安葬等道教活動不斷。描敘張天 師或道人降魔捉妖的《封神榜》、《西遊記》、《畫中人》、《聊齋》、《追魚》等戲 曲，受到民眾的青睞。明清時期，佛、道兩教混融十分明顯，道士與和尚常 常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不僅宮觀香火旺盛，而且在民眾自發建造的寺 廟裡，塑有佛祖和神靈的偶像，各路菩薩和神仙同坐聖壇，接受百姓頂禮 膜拜。

據康熙六年（1667)統計，全國有道士 21286人，近僧尼總數的五分之 一，道、僧比例較宋元時代增長一倍多（《清稗類抄》卷四）。自乾隆年間廢 除僧道度牒制度以來，僧道的數量增長很快。而且，隨著疆宇的開拓，漢 族向邊疆地區的遷徙，一些原來道教影響甚微乃至無道教的地區，如東 北、新疆、蒙古、台灣等地，都陸續建起了道教的神廟，有了道士。如清初所編《大清一統志》卷十六謂迪化州（今新疆烏魯木齊市）有清建玉皇閣， 至清末所編《新疆圖志》卷一四三，則迪化、昌吉、綏來、奇台、綏定等縣及 南疆的焉耆府，皆有了道士、道姑。清末所編《歸綏縣誌》稱「包頭之呂祖 廟有道士百餘人」。《吉林通志》卷二六載，吉林省城（今吉林市）在乾隆間 建起了真武、三官、祖師、三皇、關帝等神廟，至道光時，長春府城、雙城廳、 阿勒楚喀城、齊齊哈爾等城都有了城隍廟、關帝廟等道廟，通常情況下，道 廟內都有道士主持香火。據《諸真宗派總簿》，正一、茅山、清微、靈寶、凈 明等傳統符篆道派至清末皆傳續不絕，尤以正一、清微二系分支最多。此外有奉薩守堅的西河派、天山派、薩祖派，奉真武的武當派及九宮山派、張玉皇高上派等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