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宣如：杜甫詩文與鍾嶸《詩品》關係綜論

06-12

　　素有「品詩之祖」，「詩話之源」之譽的梁代鍾嶸《詩品》，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理論批評專著。它不僅對歷代文藝理論著作影響深遠，就是對歷代文人的詩文創作也多有沾溉，如唐代杜甫就明顯地接受過《詩品》的詩歌理論。本文擬從《詩品》與杜甫關係為楔入點，綜合探討杜甫詩文對《詩品》的接受。

　　較多注意到杜甫詩文與《詩品》有關係的是注杜權威仇兆鰲。仇氏在注杜力作《杜詩詳註》中有20多次直接引用《詩品》箋注杜詩。在這些箋注中，有不少於讀者理解原文很有幫助，對發掘詩意值得稱道。如首筆以鍾嶸《詩品》魏思王曹植條（該條分仇氏引注最多）箋注杜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春日憶李白》）為：「《詩品》曹思王超逸今古，卓爾不群」。按：「超逸」當為「粲溢」。其在引注「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時已有更正：「《詩品》謂其骨氣奇高，辭采華茂，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又以曹植條箋杜詩「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云：「《詩品》：公幹升堂，思王入室」，再箋「詞場繼國風」（《奉寄河南韋尹大人》，謂：「鍾嶸《詩品》：子建詩願出國風，卓爾不群」。仇氏以《詩品序》箋注杜詩七次，其中兩用「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注釋「思飄雲物處，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和「簫管哀吟感鬼神」（《麗人行》），也兩用「曹劉殆文章之聖」箋注「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高尚侍》）和「曹劉不待薛郎中」。仇氏亦在《詩品》品文九注杜詩中復用阮籍條和謝脁條作箋，於此不作累述。然而，仇氏也有一些失誤，上述「超逸」字誤為其一。再如：仇箋「才高心不展」云：「《文心雕龍》『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艷難蹤』。」按：謂「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艷難蹤」者，乃《詩品·序》，非《文心雕龍》。又如：仇注「才盡傷形體」、「雕章五色筆」，「彩筆昔曾干氣象」皆引唐李延壽《南史·江淹傳》所載「江淹才盡」之事作箋。按：「江郎才盡」事，始見於《詩品》。根據章學誠《文史通義》「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讀初者」（《說林》）之規定，此當引先出的《詩品》，而不當引後出之《南史》。以上所列三誤，頗有代表性。一為書名正確而文字有誤者，二為文字正確而書名引誤者，三為因不知引書規則而致書名、文字皆誤者。解讀仇注杜詩和論杜甫與《詩品》關係者，不可不察。

　　另外，仇氏之注尚有疏漏。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仇氏之注只引《顏氏家訓》：「自古詞人多陷輕薄」，以箋「輕薄」之所從出。按：此首詩意當出《詩品·序》之「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及「曹、劉殆文章之聖」和「輕薄之徒」、「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等句。杜甫正摹仿鍾嶸《詩品序》以批評世俗之輕薄之徒一味否定前賢而自己卻「無涉於文流」，「身與名俱滅」。很明顯，杜詩中的「哂」即同於《詩品序》中的「笑」；杜詩中的「當時體」即同於《詩品序》中的「古拙」之體；杜詩中的「爾曹身與名俱滅」即同於《詩品序》中的「輕薄之徒」最終「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杜詩中的「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即同於《詩品序》中的「曹劉殆文章之聖」。仇注不引《詩品》，表明他對此詩與《詩品》的關係尚未有所領會也。

　　寫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杜甫詩文中的某些詞句語意真的如人們所說是源出鍾嶸《詩品》嗎？對此問題，我們認為：雖然杜甫詩文中不曾直接提到過鍾嶸《詩品》，但從某些方面推測，他極有可能是熟知《詩品》的。

　　第一，唐初所編的姚思廉《梁書》和李延壽《南史》都把當時最著名的兩位文學理論批評家鍾嶸、劉勰編進了《文學傳》。而鍾嶸、劉勰之所以被編入《文學傳》得以不朽，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一個寫了《詩品》，一個寫了《文心雕龍》。而《梁書》、《南史》又正是以此二事作為記述重點的。如《梁書》為突出他們二人的重點事迹，竟用了絕大篇幅收靈了《詩品》、《文心雕龍》的序。又《南史·文學傳》之《丘遲傳》云：「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清便婉轉，如流風迥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此亦可見李延壽對鍾嶸的重視。作為「讀書破萬卷」的杜甫對包括《梁書》、《南史》在內的歷代史書，想必不會放過。他在《八哀詩·哀蘇源明》中說：「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即可為據。因為要知史之善與劣必見讀史，不讀史，何以知史之善？在《八哀詩·哀王思禮》里還說：「昔觀《文苑傳》」。由此，更可推測出杜甫對因作《詩品》和《文心雕龍》而始能入《文苑傳》的鐘嶸、劉勰及其大作《詩品》與《文心雕龍》也必不陌生。

　　第二，杜甫家世思想極重。他尤為樂道「詩是吾家事」，（《宗武重日》）以至詩中言之再三。如：「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奉留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八哀詩·哀李邕》）等。仇氏注諸句說：「公祖審言善詩」，「詩名優足紹祖」，「邕通論審言詩」。從杜甫家學淵源來考察，此注固然不錯。但釋者似乎忘卻了杜甫遠祖中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杜預曾被鍾嶸納入《詩品》進行品評這一情況。杜甫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以自己是杜預的十三世孫而感到有榮耀焉，並對杜預略多號「武庫」，文主解《春秋》的才幹進行讚揚。這和《八哀詩·哀王思禮》「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之以杜預比王思禮正可互參。熱衷推許先祖杜預功德的杜甫對把杜預之詩才作了充分肯定的鐘嶸《詩品》，想必也不會沒有閱讀甚至收藏的興趣吧！

　　第三，唐初甚重《文選》。處於盛唐的杜甫亦然。杜詩有「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續兒誦文選」（《水閣朝霽秦簡雲安嚴明府》）等句，直接說及他對《文選》的重視。但《文選》只是一部作品選集，它代替不了論詩著作。而杜甫又是一個有論詩癖好的人。在他的詩作中就有不少言及論詩的句子。如：「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春日憶李白》），「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寄高適岑參三十韻》），「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懷舊》），「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敝廬遣興奉寄嚴公》），「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別崔漯因寄薛據，孟雲卿》），「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寄范邈吳郁》），「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贈高式顏》），「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八哀詩·哀李邕》），「蘇武李凌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解悶之五》，「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贈畢四曜》），「晚看作意者，妙絕與誰論」（《贈蜀僧閭丘師兄》），「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奉贈盧五丈參謀琚》）等。其中有的寫自己和詩友論文竟至裹攜酒，累夜連日。於論詩如此偏好的杜甫殆亦不會放過對中國第一部品詩專著——鍾嶸《詩品》的閱讀。

　　第四，在被杜甫所涉及到的唐代詩人中有些是讀過《詩品》的。如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杜甫曾寫過「王楊盧駱當時體」（《戲為六絕句》），「近代惜盧、王」（《寄高適岑參三十韻》），「學並盧王敏」（《寄劉陝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等詩句加以稱道。而盧在《南陽公集序》中即有云：「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峰起，高談不息」。另外，在他的《駙馬都尉喬君集序》中，也有文、意皆本於《詩品》者。因此，杜甫也有可能通過盧著得知《詩品》。盛唐李白，是唐代受鍾嶸《詩品》影響最大的詩人之一（論見王發國先生《李白詩文與鍾嶸〈詩品〉》，《李白學會年會論文集》）。杜甫在和李白的「樽酒論文」中，也有可能因為李白而對《詩品》產生興趣。附帶說一個問題，和杜甫經常以詩文相往複的還有高適。據《全唐文》載高適有《皇甫冉集序》。其謂冉詩「使前賢失步、後輩卻走，自非天假、何以造斯？恨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悲夫！」。此數語即仿《詩品》評謝眺「足使叔原失步」和評謝惠連「恨其蘭玉夙凋，長轡未騁」。論者或僅因此證而推定高適讀過《詩品》。接：《皇甫冉集序》並非高適所作。高適卒於765年，皇甫冉卒於767年（用聞一多說），比高適晚逝。高適之《序》斷不當有「恨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謂冉早逝之語。此序當出於高仲武手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冉詩「巧於文字，發調新奇，遠出情外……使前賢失步，後輩卻立。自非天假，何以迨斯。長轡未騁、芳蘭早凋，悲夫！」與《全唐文》所載者同。高仲武、雖生平事迹不詳，但他「約生活在唐代宗大曆年間（公元766—779）前後」（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則可肯定。他之逝年當在冉之後。故有可能寫出「長轡未騁，芳蘭早凋」之語。其致誤之由，蓋是高適和高仲武既同是渤海人，高仲武之名又是高適之字之故。編《全唐文》者不加深考，遂將二人混同起來了。故不當僅就所謂《序》文而推定高適讀過《詩品》，也不解僅憑《序》文而推出杜甫通過高適而與《詩品》發生關係的結論。研究杜甫因為詩友關係而有了解及知《詩品》者，對此，亦不可不察。

　　杜甫可能接觸《詩品》的渠道還可舉出一些。不過，僅就以上所論已可認為仇注引《詩品》以箋杜詩是有相當根據的。但是由於杜甫對包括《詩品》在內的文化遺產的繼承，採取了一種吸取精液，隨意點染的作法，或旁見側出、或反引暗用，或僅取單字只詞，或只採其意而變其文……因此，使人惟覺其妙，難測其源。《劍溪說詩》卷下引少陵語曰：「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亦見《一飄詩話》）。按：此語不見杜《集》，不當是杜甫所言。據考，它見於《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引蔡條《西清詩話》及李頎《古今詩話》這些著作，即不謂是杜少陵語。而元好問《杜詩學引》有「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云云，更可證《劍溪》、《一瓢》之誤。雖然如此，但「著鹽水中」之喻確實道出了杜甫用典使事的巧妙。《繭齋詩談》云：「凡讀書都要爛成漿，化成計，順手點染，全非陳物，乃是高手」。杜甫自詡「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爛成漿，化成汁」便是言「破」。「順手點染，全非陳物」則是謂「高手」下筆「如有神助」，使人莫測。杜甫的這一特色，不僅使一般讀者難以指實其所用事典，就是深博如仇氏者也多有疏漏。

　　　　二

　　鍾嶸《詩品》分三品評論了自漢至梁的一百二十餘家五言詩的作者。在這些詩家中，不僅有四十餘家被杜甫詩文反覆涉及，而且杜甫對其中有些詩人的評論也與鍾嶸《詩品》相合。今舉數例。

　　（一）《詩品》品詩，並重曹（植）、劉（楨）。《詩品序》之「笑曹、劉為古拙」，「曹、劉殆文章之聖」，《詩品上》之「陳思以下，楨稱獨步」，「在曹劉間別構一體」，「公幹升堂、思王入室」等是其證。杜甫也是曹、劉並舉者。「方駕曹劉不啻過」，「目短曹劉牆」，「曹劉不待薛郎中」，「賦詩時或如曹劉」（以上皆見（杜集》）及「使昭明復生，吾當出曹、劉、二謝上」（《劉賓客嘉話錄》）等皆為其例。應該說，杜甫之「曹劉」並舉即源出《詩品》。因為六朝人多作曹（植）王（粲）並舉，「先王后劉」（《劍溪說詩》上）只鍾嶸例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張、蔡、陳、王曾無先覺」，「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律異班、賈，體變曹、王」，「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兼善則子建、仲宣」，《神思》「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詞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劉孝標《廣絕交論》：「遒文麗藻，方駕曹、王」等皆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廣絕交論》的「方駕曹、王」，它分明是杜甫「方駕曹、劉不啻過」的語源。但杜甫為了表明自己並重曹劉之意，而把「曹、王」改作了「曹、劉」。可見在杜甫心目中，對「曹、王」或「曹、劉」之稱的界限，是劃分得極為清晰的。

　　不過，《詩品》和《文心雕龍》卻各有一處違背常例。一是《詩品上》謂「古詩」、「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一是《文心雕龍·比興》「至於楊、班之論，曹、劉以下」。按：此二例，並不影響《詩品》重曹劉，《文心雕龍》重曹王之說。因為《詩品》之「曹王」，當有別解，它不指曹植、王粲，而僅指陳思王曹王。曹王連文確有僅指曹植者。王勃《採蓮賦序》：「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令之逸曲，孫、鮑、江、肖之妙韻，莫不雜陳麗美，粗舉采掇……」。此以曹王和潘令對舉，則知曹王指曹植，潘令指潘岳。考曹植有《芙蓉賦》，見《藝文類聚》六十九，《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二。潘岳有《蓮花賦》和《芙蓉賦》，二者均見《藝文類聚》八十二。又李湮《妒神頌序》：「宋玉《高唐》之詞，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東園；莫不事在圖畫，名標史冊」。此曹王之確指曹植殆無疑矣。以彼例此，則《詩品》之曹王作曹植解，義亦可通。且曹植詩「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見《北堂書鈔·樂部·箏》引）二句，又正見於「古詩十九首」之《今日良宴會》中。而王粲則無與古詩同者。因此，《詩品》之「曹王」，其義僅同陳王。馮舒《詩紀匡謬》「樂府起於漢，又其多古雅」條引此即作「陳王」；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詩解》（卷一百九十三）及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引馮班語亦皆作陳王。其《提要》云：「《去者日以疏》，《客從遠方來》二首，鍾嶸《詩品》稱為『舊疑建安中陳王所制』」。至於《文心雕龍·比興》之「曹劉」又當作何解呢？筆者認為：可能是彥和的筆誤。《文心雕龍·事類》「曹仁之謬《高唐》」，范文瀾即認為曹仁是曹洪的筆誤。以彼例此，曹劉也就有可能是曹王的筆誤了。只是由於這裡無論是作曹劉還是作曹王皆於義無礙而無人注意此謬罷了。

　　對杜甫並重曹劉這一特點最早有所認識的當推和杜甫同時且有詩往複的任華。他在《雜言寄杜拾遺》中評杜甫：「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即可為證。其後，元稹《杜甫墓系銘序》言杜甫「氣奪曹劉」，秦觀《韓愈論》謂「杜公」極曹劉「豪逸之氣」，也道出了杜甫重曹劉不重曹王的特色。「曹劉」之為杜甫所重，乃如元稹、秦觀所言，是曹劉有氣，有豪逸之氣之故。而「曹劉」有氣又是鍾嶸和杜甫的共識。

　　（二）杜甫論陶潛也與鍾嶸《詩品》評陶頗有相似之處。《詩品》謂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說他是古今隱逸詩人的鼻祖。這一評價既與沈約《宋書》，唐修《晉書》，《南史》並把陶淵明列入《隱逸傳》不同，也和肖統之評有別。史傳里的陶潛是一個不同於儒者的純隱士，而肖統筆下的陶潛則是一個有助於儒家風教具有大賢品德的著名詩人（見肖統《陶淵明集序》）。鍾嶸之評既突出了陶淵明是詩人，又顯現了他「這一個」詩人的特點——最早的、當時最有成就的隱逸詩人。在漢魏六朝詩人中，杜甫於陶可謂情有獨系，其詩文涉及陶者不下數十處。將二人評陶的具體內容相較，其似者有：第一，杜甫和鍾嶸都是把陶淵明既看作隱士又當作詩人的。杜甫詩云：「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這裡，杜甫顯然是把陶潛，謝靈運視為頗有佳句的一代作手來企慕推崇的（參見《杜臆》）。仇注於此謂謝指惠連，不確。惠連，雖「才思富捷」（見《詩品中》），但無人謂其有佳句者。而靈運之有警策則為鍾嶸所揭瀦。《詩品上》評謝靈運之詩云：「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迥句，即陸雲《與兄平原書》中之「出語」，陸機《文賦》中的「警策」。《詩品》所舉靈運的警句有「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等。淵明也頗有警句。故《滄浪詩話》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杜甫對詩中佳句的重視超過了鍾嶸，故詩中常言及之。如「猥誦佳句新」（《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書記》），「當公賦佳句」（《石硯》），「詞人取佳句」（《白鹽山》），「佳句莫頻頻」（《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之三），「李侯有佳句」（《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不敢要佳句」（《偶題》）「故人得佳句」（《奉贈岑參》），「佳句染華箋」（《秋日夔府詠懷》），「開卷得佳句」（《送高司直尋封閬州》）「題詩得秀句」（《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詩家秀句傳」《哭李尚書》，「最傳秀句寰區滿」（《解悶十二首》之八），「尚憐詩警策」（《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之三）「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清辭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長吟》），「未缺隻字警」（《八哀詩·哀張九齡》）等。杜甫對頗有佳句的陶謝的企羨還表現在最後一句上。然而各注皆未能釋。按：末句用《史記·韓非列傳》和《司馬相如列傳》事。《韓傳》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相如傳》云：「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楊）德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杜詩之「同游」指韓非，「令渠述作」指司馬相如。杜甫於此對陶謝的推崇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杜甫另一些詩，則把陶淵明當作隱士。如《奉寄河南韋尹大人》即云：「……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仇注云：「濁酒二句言隱逸之狀；江湖二句言東西之跡」。按：仇注是。若細言之，則青囊謂葛洪，隱逸指陶令。總之，在杜甫眼中，陶潛既是隱士，又是著名詩人。第二，杜甫《遣興五首》之三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枯槁」，指詩集中之詩文無「丹彩」之潤譯，少詞藻之「繁富」。此與鍾嶸《詩品中》評陶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世嘆其質直」之意甚為接近。另外，從杜詩中對陶潛以詩酒自娛的閑適生活和不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的為官原則所表現的欣賞態度也使人想到《詩品》「每觀其文，想其人德」的評語。

　　（三）《詩品下》評湯惠休云：「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淫靡」，即過分綺靡。杜甫言及湯惠休的詩有三首：《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之一「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罕贊公土室二首》之一「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跡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岩下趣」；《留別公安太易沙門》「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蓬休上人。數間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這三首詩皆以善詩的惠休上人比擬能詩的贊公和太易。其中第三首把惠休上作詩的特點概括為「麗藻」二字，此即與鍾嶸所評之「淫靡」之意相合。然舊注於此三詩只引《南史》而不引《宋書·徐羨之傳》和《詩品》，殆誤。

　　以上三例所涉及的詩人，分屬《詩品》上、中、下。從中可見杜甫在對前代作家的評論上確有同乎鍾嶸《詩品》者。這些相同，絕非偶合，它表明「最善評詩」的「老杜」（魏泰《臨漢我居詩話》）對鍾嶸《詩品》的全面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