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原崇壽寺塔年代考

發布時間：2011年03月11日 來源：不詳 作者：不詳 110 人關注列印轉發投稿

　　崇壽寺塔，又名崇壽禪寺塔。位於開原老城西南隅，磚質結構，高二十丈（45.8米），十三級，實心八面體。塔身每面砌築佛龕，龕內原塑有佛像，各面佛像名號不同，根據塔身上磚雕榜題由南、西南依次而順為：毘（毗,音皮）盧尊佛、無憂德佛、阿彌陀佛、須彌相佛、雲自在佛、莊嚴王佛、功德王佛、寶幢光佛等八尊。兩旁有飛天浮雕，各角原有木檐懸有銅鈴，微風吹動，鈴聲叮冬。塔頂上有塔剎，剎桿串有銅質寶珠。歷史上，塔身各層掛有數百銅鏡，西面懸有銅鼓一面。每當日出之時，旭日與塔輝映。1936年，開原日偽政府以修繕為名，將塔上之銅鼓和銅鏡等悉數盜掠一空。「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極「左」思潮下，將塔身佛龕內佛像全部搗毀。　　該塔建造年代，歷史上先後有三說：　　明清時期，多言其為唐代年建。其所依為明代的二塊石碑，其一為明正統十二年黃瓚撰文的碑刻《明開原重修石塔寺碑記》，《碑記》載：此寺原有舊殘碑，雖文字不全，但崇壽禪寺四字昭然，「及載自唐乾元年有僧洪理大師始建之，遺址寬宏，大定三年入滅，因建石塔為大師龕」。其二碑為流放鐵嶺的大學士陳循於天順年所撰《開原重修石塔寺碑銘》，銘文開篇有：「堂堂古剎，肇唐乾元，在遼之左，雄峙開原」之句，後人皆以此塔為唐所建。　　清末光緒初年，開原地震，塔頂被震落，同時墜落有鑄銅版一塊，銅版刻有明成化元年重修石塔銘文，銘文載：「現塔頂內有銅版,刊注年代金源氏之有國也。開原為咸平軍。舊有崇壽石塔，乃宣徽洪理大師所葬之處。父長者王君，母劉氏，夢吞珠生師；年十二，超俗果成，現祥瑞，因緣俱載前版。壽六十八歲，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人們認為，這一銘文比前面碑文可信度高，因為前面的碑文是根據殘碑所錄，字跡不清，誤錄難免。根據這一銘文，認為該塔為本寺僧洪理大師葬塔，銘文記大師「壽六十八歲，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據此認定塔建於金正隆元年，《奉天通志》根據大師六十八歲逆向推算出大師生於遼大安五年（1089），披剃於壽昌六年（1100）。此後各種書刊文章均言該塔建於金正隆元年。　　近年，有人提出新的說法。《遼金史論集》載遼寧省考古所馮永謙先生《建國以來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一文，指出開原崇壽寺塔應為遼塔而非金塔；《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第二期發表姜念思先生《開原崇壽寺塔建於遼代考》也提出崇壽寺塔為遼塔而非金塔。文章認為，原碑銘文中所說崇壽石塔指的是石塔而非磚塔，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崇壽寺塔是磚塔，文中說：「人們忽略了崇壽寺不僅有一座磚塔，還有一座石塔，誤以為銅版是從磚塔上墜落下來的，於是就把磚塔誤認為正隆元年建，為宣徽洪理大師藏骨之所。以後，以訛傳訛，遂把崇壽寺塔定為金代創建」。文章依據銅版中關於大師年壽，大致推定塔建於遼代乾統年間（1101-1110），這種說法近年很是流行，很多文章和書籍均採用這一觀點，如2010年遼海出版社出版的《鐵嶺的考古與歷史》（周向永許超著）就將此塔定為建於遼乾統（1101-1110）年間。　　在上述三說中，唐代說已被史界普遍否定，因為既然此剎為宣徽大師所建，大師卒於金代，距唐四百餘載，實不可能於唐乾元年間建寺建塔，況且唐的實際統治在遼寧也僅限於朝陽地區，而未到開原。《奉天通志》推測，碑文所刊唐「乾元」可能是由於照錄殘碑時，將遼「乾統」年誤作乾元之故。　　那麼此塔到底是遼代修建還是金代修建的呢？筆者經過認真考察，並結合文獻記載以及開原高清林先生的研究成果，認為該塔建於金正隆至大定間，而非遼代所建，其理由有以下幾方面：　　1、該塔用磚與有明確記年的遼代中晚期遼塔截然不同。　　2010年崇壽寺塔也列入了「遼塔保護工程」。在維修過程中，筆者有幸登臨全塔，在塔身上及各層塔檐處，均未看到具有遼代典型特點的溝紋磚，在塔底拆下的一大堆碎磚處，找了半天，才找到極少幾塊溝紋磚殘塊，余者全部為素麵。從僅有的幾塊溝紋磚殘塊上看，多屬橫向溝紋，與遼代多屬縱向溝紋磚區別較大。在我省有明確記年的遼塔，均為典型的溝紋磚所砌築，極少見有雜磚，即使偶有雜磚，亦能明顯看出後世重修補砌之物。金代所建之塔所用塔磚基本上都是素麵磚。　　2、該塔大檐鋪作及翼角做法與有明確記年遼塔區別較大。　　遼塔鋪作多數為磚仿木，造型規整，繁雜華麗。而該塔鋪作為柏木實木疊加，造型簡單，大檐鋪作為五鋪作無昂，轉角及補間鋪作出斜栱，普柏枋及撩檐枋相交出頭，尖耍頭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那種尖耍頭是金代木結構鋪作的典型作法。補間鋪作用斜栱在木構建築上也主要是金代及金代以後典型特徵。此塔鋪作做法與四官營子塔的鋪作如出一轍（我個人認為四官營子塔也屬金塔）。與其他遼塔相比，崇壽寺塔在塔檐的翼角處理上，高度上缺少較大的升起，平面上角梁衝出作用也不明顯，而有明確記年的遼塔基本上在角梁下的磚都是整磚磨製，角梁以上的磚會對稱拼出帶升起衝出的翼角。　　3、該塔磚雕造像風格與有明確記年遼塔區別較大。　　有明確記年之遼塔磚雕飛天動感性強，身體相對瘦弱，著衣較多。而該塔現存只有塔身佛名榜題邊上對稱飛天（姑且說是飛天，我個人認為並不全是飛天，或者全部不是飛天，而是供養人），人物造型健碩，上身赤裸，面龐圓潤，寫實性強，毫無遼代特點，其明代特點明顯，南面塔身榜題為「毘盧尊佛」此「毘」字寫法與通常寫成「毗」略有不同，卻與河北正定隆興寺建於明代的「毘盧殿」的「毘」字寫法相同。因此，筆者推斷，崇壽寺塔上磚雕應是明代維修補鑲所為。　　4、該塔磚雕鑲嵌方式與有明確記年遼塔截然不同。　　有明確記年之遼塔磚雕都是嵌在塔體中，遼代風格明顯。而該塔卻是在平整的塔身上，用鐵釘卡住磚雕（包括飛天、寶蓋、榜題等）四角及各邊，使之貼掛在表面。在塔身券門兩側，原本應有兩脅侍（上有寶蓋，因此，原應有脅侍），現無存，但看磚面砌築整齊，無任何缺損及後世修補現象，因此可以斷定，建塔之初，並未將磚雕直接砌築到塔身中（其他有明確遼代記年的遼塔均是直接砌入，筆者曾仔細進行觀察），而是後世後補所為。筆者認為此種做法與北京天寧寺塔做法相似，北京天寧寺塔塔身原本無磚雕佛像，明代維修時補裝塔身磚雕佛像。　　5、此塔塔體收分比例與有明確記年遼塔區別較大。　　該塔收分過大，與有明確記年之遼塔區別較大。崇壽寺塔2層束腰與13層束腰收分度數為9度。在遼塔之中，沒有一座有如此大的收分。朝陽八棱觀塔2層束腰與13層束腰收分度數為1.5度，義縣廣勝寺塔2層束腰與13層束腰收分度數為3度，朝陽東平房塔2層束腰與13層束腰收分度數為3度，阜新黃花灘塔2層束腰與13層束腰收分度數為3度，阜新東塔山塔2層束腰與13層束腰收分度數為4度。該塔塔身倚柱的收分與遼塔相比，也明顯大於其他遼塔。該塔倚柱收分為3度，朝陽八棱觀塔塔身倚柱收分度數為0.85度，義縣廣勝寺塔倚柱收分度數為1.5度，朝陽東平房塔倚柱收分度數為1.51度，阜新黃花灘塔倚柱收分度數為1度，阜新東塔山塔倚柱收分度數為0.2度。此塔收分比例與其他遼塔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將之定為遼代實難令人信服。此塔收分倒極似金代石經幢之收分。曾有學者認為，此塔收分如此之大，乃明代重修所致。此種說法似有道理。但最近筆者曾見到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在崇壽寺塔前所拍照片，從照片上仍可清晰地看出在二十世紀以前維修此塔是在現塔之外包砌一層，而並未對原塔做大的改動。由於外包砌磚並不能與內部有機結合在一起，因此，在二十世紀初時，已基本全部脫落，只殘存一角。　　6、該塔塔鏡為金代銅鏡。　　該塔歷史上，塔身各層掛有數百銅鏡，西面懸有銅鼓一面。1936年，日本鬼子指使當地日偽政府以修繕為名，將塔上之銅鼓和銅鏡等悉數盜掠一空。東北文物考古界泰斗 李文信先生在批註《遼海叢書》中的《柳邊紀略》卷三第九頁中對「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時，批註為「東北淪陷時，日本侵略者借重修該塔機會，已將古銅鏡全部盜去。鏡皆金代物。該塔系金上京都僧錄宣微弘理大師骨灰塔。當時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今不存」（李文信之子李仲元先生整理）。李文信先生不但在考古界被尊為泰斗，在文物鑒定界東北至今仍無出其右。此批註說明先生當年曾親眼見過塔上所有銅鏡，並且肯定為金代銅鏡。由此可以作為此塔為金塔明證。持遼乾統年間（1101-1110）修建觀點的人可能認為，此銅鏡為金代維修後補所致，但遼乾統年間已為遼代晚期，距金正隆元年（1156）僅五十餘年，該塔若遼代乾統所建不至於在五十餘年間殘損如此嚴重，以至塔上遼代銅鏡全部缺失而用金代銅鏡替補。　　7、該塔佛教宗派與遼代區別明顯。　　據明正統十二年黃瓚撰文的碑刻《明開原重修石塔寺碑記》載：此寺原有舊殘碑，雖文字不全，但崇壽禪寺四字昭然，說明此塔的寺院性質為「禪宗」寺院，遼代佛教民間最興盛最發達的當屬密宗，此外在皇室貴族，華嚴宗和凈土宗也有一定的流行。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認為，遼代密宗信仰在民間廣泛流行源於遼代的原始宗教薩滿教，兩者相似之處較多。但作為禪宗信仰，在遼代卻極少存在，特別是遼寧地區。在遼寧地區現存的遼代古塔中，大多數為以早期密宗（又稱為雜密）經典內容來裝飾塔身的，少部分是以中期密宗（又稱為純密或唐密）經典內容來裝飾塔身，到目前為止，有明確記年的遼塔尚未發現一座為禪宗佛塔。該塔的性質為高僧骨灰塔，而遼塔多屬舍利塔，到了金代，作為盛放高僧骨灰的靈塔才開始多了起來。如朝陽的四官營子塔和美公靈塔，以及北京昌平銀山塔林等眾多的金代靈塔。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遼代佛教受唐和西域影響較深，密宗盛行，學術化色彩濃厚，世俗化特徵不強，具有典型的中古佛教特徵。而金代與宋代接觸密切，佛教世俗化傾向明顯，佛教依附於世俗政權，帶有明顯的近世特徵，禪宗盛行，靈塔即是禪宗信仰的產物。　　8、各歷史文獻記載，均為金代。現摘錄如下：　　其一，為清末光緒初年開原地震時，塔頂被震落同時墜落有鑄銅版一塊，為成化元年崇壽寺銅刻碑文《重修崇壽寺石塔記》：「現塔頂內有銅版，刊注年代金源氏之有國也。開原為咸平軍。舊有崇壽石塔，乃宣徽洪理大師所葬之處。父長者王君，母劉氏，夢吞珠生師；年十二，超俗果成，現祥瑞，因緣俱載前版（註：依此句所言，塔內還應有原建塔時所鑄銅版，內中載有建塔詳細情況，可惜世人無所見）。壽六十八歲，示寂。正隆元年二月朔旦，葬於塔中。後寺廢塔存，年久圯壞，大明宣德二年，住持凈善、比丘了性、都指揮鄒溶等善信男女，出資修完。今景泰二年間，忽然雷轟塔震，頂缺廊頹，不成觀瞻。本山住持善興等，同致仕千戶曹善行、童印凈、善人施溥、康榮、楊義並沈亮、王興、殷亨、庄禮、路順、張海等發心修理募化。……大明成化元年歲次乙酉六月十五日立」。上述記載明確該塔建於金正隆元年。　　其二為筆者在新浪博客上，從開原高清林先生處得知對開原地方史深有研究的鄒子勤老先生存有開原崇壽寺末代住持戒五禪師所持洪理大師史料《祖師事略》。該《事略》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洪理大師的生平以及崇壽寺、塔的歷史，現據高清林先生博客內容抄錄如下：「洪理大師，東京遼陽府人。年十二出家，在遼陽某大寺剃度為沙彌。二十歲受具足戒，為比丘僧。二十多歲，雲遊四方，參名山、拜名寺、訪名師，最後在河淮間某寺，從曹洞宗某大師，學曹洞禪理，盡得其傳。四十歲前後，在東京遼陽弘揚曹洞禪理，名揚兩京。四十五歲時，奉詔去上京會寧，任上京都僧錄。皇帝賜：上京都僧錄行廣，以「宣徽洪理大師」稱之，少有呼其法名「行廣」者。五十歲時，朝廷准其選地建寺、建塔。大師選中咸州，這裡有唐建寺廟廢址，於是籌建新寺。四方布施逾巨萬，二寒暑全部竣工。殿閣樓亭數百間，遼左無匹。大師額寺名曰：崇壽寺。六十八歲，大師入滅，時大定三年也。同年開始建塔於寺前，四五年後落成，奉安大師骨於塔中」。此說則記載為大定三年修建，完工於大定八年。　　雖然兩說一為大定三年，一為正隆元年，略有差異。但兩說均將此塔認定為金代。筆者認為極有可能該塔始建於金正隆元年（1156年）至大定八年（1168年）完工，建設過程歷時十餘年。　　其三為金代王寂在《遼東行部志》中對咸州（今開原）關於崇壽寺和西塔寺的記載「丙戌，復歸咸平路，經西山崇壽寺，昔予官守於此，寺已荒廢，今十有五年，頹毀殆盡，又非曩昔之比，低徊感愴，遂留詩於寺壁，雲，紫霞山寺久不來，往昔破碎今摧頹，一缽殘僧飫藜藿，百身古佛眠莓苔，門楣金烏經雨泣，殿脊鐵鳳含風哀，安得使君鞭紫馬，咄嗟檀施隨緣來。......己丑，謁侍御史范元濟於西塔寺，既別，登九曜閣，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從王寂的記載上看，當年崇壽寺似應在西山，而不在今日開原老城平原上。今日之崇壽寺更似當年記載之「西塔寺」。為什麼後來碑刻上均將此寺記為「石塔寺」呢？筆者妄加猜測，是否可能，當年王寂所載之西塔寺，後人因「西」與「石」相近，且寺內又有石經幢，而被誤解為「石塔寺」呢？　　姜念思先生在《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第二期發表《開原崇壽寺塔建於遼代考》提出崇壽寺塔為遼塔的依據是，「正統」碑文說，建「石塔」以藏骨，崇壽石塔指的是石塔而非磚塔。那麼當年藏骨到底是不是石塔呢？石塔上能否置入被震落的銅版呢？通過鳥居龍藏於二十世紀初年拍攝的照片來看，當時石塔在開原老城存有三座，其中兩座體量較小，一座位於崇壽寺大殿門前，一座存在街道路中，從照片上看，由幢座、幢身、幢頂三部分組成，高不過三米左右。唯有一座較為高大，位於崇壽寺大殿的東房山處，為八角形七級石塔，塔高約7米左右。但這三座石塔，從照片上看，均為實心，無處收藏骨灰，更不用說放得下一塊能刻寫600餘字文字的大銅板，而且還曾經是兩塊，並且需要維修和地震才能發現。因此，石塔而非磚塔的說法應該是站不住腳的。鐵嶺的靳恩全先生在《鐵嶺歷史與文化》中認為：把石塔僅當做用石頭修的塔也不確切，因為，在古漢語中，石字還有「碩」的意義，表示碩大、巨大的意思。石塔也可以理解為巨塔的意思。　　綜上所述，可以初步判定崇壽寺塔應為金代所建。《遼史.地理志》中關於咸州的記載也從另一個側面能反映出，遼代咸州規模並不大，「安東軍，下，節度。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候城縣北，渤海龍泉府南。地多山險，寇盜以為淵藪，乃招平、營等州客戶數百，建城居之。初號郝里太保城，開泰八年置州。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遼史.兵衛志》記載，「咸州正兵一千」屬邊境戍兵，「以備高麗、女直等國」。通過上述記載可知，遼代咸州地處邊境，人煙稀少，僅有客戶數百，戍兵一千，為防備女真的前沿陣地，直到聖宗開泰八年（1019）才開始建州，因此，不論是從其規模上和人口數量上，還是從其建州的時間和性質上，都不具備建立如此體量大佛塔的條件。到了金代，開原歸屬金上京路咸平府，《金史.地理志》載「咸平府，下，總管府，安東軍節度使。本高麗銅山縣地，遼為咸州，國初為咸州路，置都統司。天德二年八月，升為咸平府，後為總管府。置遼東路轉運司、東京咸平路提刑司。戶五萬六千四百四。」從史料記載可知，金代開原的地位由遼代的邊境防禦州一下子提升為地位極其重要的總管府，而且還置遼東路轉運司、東京咸平路提刑司，其歷史地位不言而喻。歷史地位的重要，居住人口的大量增加，建造體量較大佛塔既是政府和百姓的精神需求，同時為建塔也提供了充足的物質保障和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