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夷集團在中國上古時代的地位應予重新認識

　　東夷集團是秦漢間所稱的上古時代中國人的三個主要來源之一,分布在今山東、江蘇北部、安徽北部和河南東部地區,包括太昊、少昊、顓頊和蚩尤等諸族系,他們在諸多方面創造了領先於其他集團的燦爛的文化成就,主要包括伏羲作八卦、顓頊「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以韶樂為代表的東夷樂舞、史前最發達的制陶技術和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陶文等；在中國上古三大集團中,東夷集團早於黃河中游地區的五帝時代,而於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時代率先脫離史前社會進入國家社會；東夷集團在五帝時代和夏初的夷夏聯盟中佔據重要地位,虞舜、皋陶、伯益和后羿等東夷首領在夷夏聯盟中與華夏集團平分政權。但在戰國以後所形成的「黃河中游地區(中原)是中華民族古文明的搖籃」等觀念的影響下,東夷集團在中國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長期未得到足夠重視,東夷文化落後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傳統的東夷文化落後論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東夷集團在中國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應予重新認識。

　　東夷集團是秦漢時期所稱的上古時代中國人的三個主要來源之一。但在戰國以後所形成的「中國自古以來即是大一統國家」和「黃河中游地區(中原)是中華民族古文明的搖籃」等觀念的影響下,東夷集團在中國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長期未得到足夠重視,東夷文化落後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近年來,隨著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和中華文明形成的「多元論」的提出,東夷集團及其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落後」形象開始得到改變。但是東夷文化所應享有的崇高地位還遠未為人們所充分認識。本文略陳管見,以求學界同仁的共識,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東夷集團的分布範圍與主要分支

　　上古時代把居住在黃河中游地區的民族稱為「華夏」,而把華夏以外的其他民族稱之為蠻、夷、戎、狄,並根據他們與周王畿距離的遠近而歸為不同的「服」。《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內

　　甸服, 邦外侯服, 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尚書·禹貢》:「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荒

　　服。」其實,這些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儒家在他們的斗室裡面所想像出來的辦法,同事實無法相符」[ 1 ] P44 ,它們反映的不過是所享受待遇的不同,並不是由於距離的遠近。夷大致分布在華夏族的東部,便被稱為東夷。

　　東夷的具體分布,據傅斯年研究,在「今山東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東部,江蘇之北部,安徽之東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 2 ] P165。上述認識得到了考古學上的支持,學界普遍認為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岳石文化是東夷集團的文化,而夏文化與岳石文化的分界線在「黃河南岸的杞縣至淮河北岸的安徽臨泉一線」[ 3 ] ,這一線以東皆東夷集團的分布區。《後漢書·東夷傳》具體記載了上古時代東夷集團的眾多部落情況:「東方曰夷,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並認為「東夷率皆土著」,並非從外地遷徙而來。

　　居住在這一較大範圍內的東夷集團,又可分為不同的亞集團,見於文獻的,主要有:

　　1. 太昊集團。太昊又稱太皞、大皞,古文獻多謂太皞即是伏羲氏,或稱包犧氏。關於太昊的記載見於早期典籍者主要有:

　　《左傳》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

　　《左傳》昭公十七年:「陳,太皞之墟也。」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杜注:「四國,伏羲之後。任,今任城縣,宿,東平無鹽縣,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這反映出太昊的遺墟在陳,即現在的河南淮陽境內,其後人的封地有任、宿、須句、顓臾等,在今山東泰山附近。

　　2. 少昊集團。少昊又稱少皞。相關的早期文獻記載主要有:

　　《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

　　《左傳》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以上材料反映,少昊之族居住在空桑之野的曲阜。少昊之後可考者,有嬴、偃、己等姓,其中嬴姓國可考者有商末的奄,淮夷的徐,西方的秦、趙,東南的江、黃等;偃姓為皋陶之後,英、六、群舒為其後嗣所建的國家,在今安徽淮河南邊;而春秋時期莒國為己姓之國。

　　3. 顓頊集團。古文獻中對顓頊的族屬問題有不同的認識。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太史公把顓頊作為華夏集團的一員,為黃帝之孫,是五帝中的第二帝。其實五帝以來皆黃帝子孫的觀點產生於戰國以後,是「經過戰國的史家們根據當時人民渴望統一的要求,從他們生活在私有制社會形成的父子世及觀念出發而整齊劃一的」[ 4 ] P16 ,早在三國時代人們就認識到「五帝非一族」(《三國志·秦佖傳》) 。中國早期文獻更多地顯示顓頊生活在東方,應屬東夷集團:

　　《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解釋「孺帝顓頊」之「孺」為「孺養」,而謂「少昊即顓頊之世父,顓頊是其猶子。」袁軻認為「大致可信矣。」[ 5 ] P391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衛遷帝丘」。杜注:「帝丘, 今東郡濮陽縣, 故帝顓頊之墟, 故曰帝丘。」

　　從上述所載顓頊所居空桑、帝丘及與少昊的父子關係看,顓頊應屬東夷集團而非華夏集團,傅斯年認為「顓頊正是東北方部落之宗神」[ 2 ] P150的觀點是得其實的。

　　虞舜作為顓頊的後裔也自然屬東夷集團。《史記·五帝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司馬遷以顓頊為黃帝之孫而認為舜是「冀州之人也」,為華夏集團。其實虞舜應屬東夷集團,早於司馬遷的孟子即如此認識,《孟子·離婁》:「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漢代趙岐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至於《五帝本紀》所提到的「舜耕歷山,漁雷澤,淘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其活動區域或在東夷,或在中原,可能是與其多次遷徙有關,他是東夷集團的人,後來遷徙於中原地區。

　　4. 蚩尤集團。有學者認為蚩尤屬南方苗蠻,為九黎之後[ 6 ] ,也有認為是華夏集團,炎帝之後裔的[ 7 ] ,但文獻中較多地顯示出蚩尤應屬東夷集團。如:

　　《逸周書·嘗麥篇》:「昔天之初, □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 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從蚩尤居於少昊之地、蚩尤冢在今山東東平看,其族屬顯然應是東夷族[ 1 ] P61。除上述集團已為多數學者認定為東夷民族外,殷商民族當和東夷也有一定關係。

二、東夷集團在上古三大集團中最早進入國家社會

　　在人類發展史中,國家的產生是一個地區和民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是社會發展的「里程碑」,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但學術界在中國國家形成的時間問題上還存在不同認識,概括起來有夏代說[ 8 ]、夏代以後說[ 9 ] P174和夏代以前說[ 10 ]等三派意見。隨著近年來田野考古的新發現和中國早期國家理論的提出,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於夏代以前的觀點開始得到愈來愈多學者的重視。

　　中國早期文獻顯示我國至少在五帝時代已脫離史前社會,先秦、秦漢時期學者多認為五帝時代已與隨後的夏商周三代具有相同的社會性質。先秦、秦漢時期的文獻中有許多關於五帝時代的記載,如《尚書》、《詩經》、《左傳》、《國語》、《楚辭》、《竹書紀年》、《史記》、《帝王世紀》等等,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雖然成書較晚,但卻是記載五帝時代最系統、最詳細的材料。《史

　　記》首篇為《五帝本紀》,記載了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時期的歷史,並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的開端。五帝以後是《夏本紀》、《殷本紀》和《周本紀》,分別記載三代的歷史。司馬遷認為五帝時代與隨後的夏商周三代具有相同的社會性質,因此都以「本紀「的體例記載之。這些記載代表了先秦、秦漢以來史官和史學對於中國古代歷史初期的認識,這種認識並一直延續到近代。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近代西方實證思想的傳入,疑古學派以「層壘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為理論依據,對上述中國古代歷史的體系進行了否定,否定了五帝時期的歷史地位,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古史的看法。

　　古史辨派學者之所以不同意五帝時代為信史,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一階段的記載「其文不雅馴」,人、神相混,神話的色彩相當濃厚,而我國當時考古工作還進行得較少,這些記載又缺乏實物材料的支持。作為重視實證的古史辨派,他們不接受神話的虛浮以作史料,這種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在當時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無可厚非。但近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的進展,特別是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人們對中國上古史的認識又一次發生變化。

　　自1899年在河南安陽發現甲骨文後,王國維以「二重證據法」為治學方法,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與古文獻結合,相互校勘和印證,寫作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等著名論文,文中發現甲骨文中眾多的商代帝王名依其所排列的世系與《史記·殷本紀》的記載多相吻合,從而使《史記·殷本記》所記載的商代歷史成為信史,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古書和古史的看法。建國後發現的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頭文化,也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佐證。

　　既然《史記·殷本紀》和《史記·夏本紀》被證明是基本可信的史實,那麼依情理類推,同樣出自司馬遷之手的《史記·五帝本紀》當不會是空穴來風,為作者虛構的無稽之談。我們不能以上古史料帶有傳說和神話色彩因而否認其作為史料的價值,正像學者所分析的那樣,它們都有其「真實的史實素地」[ 11 ] P450 ,絕非向壁虛構的。

　　在《五帝本紀》文中,司馬遷也是把五帝作為帝王的形象寫的。如寫黃帝,文中說諸侯尊之為「天子」,「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寫舜作五刑:「象以奠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確立維護統治階級意志的刑罰；又設置司空、司徒、后稷、士、共工等等官職。司馬遷把五帝時代定為中國國家開端的觀點值得我們充分重視。

　　其實在中國上古時代,作為華夏族首領的黃帝並不是時代最早的、最古的帝王,《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 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可見,在黃帝被尊為帝之前神農氏已有帝號。與黃帝同時代、或比黃帝更早的古帝王在當時應有相當的數量。上古文獻為我們提供了這些材料。《莊子·胠篋》:「古之王者有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上述氏名也見於戰國簡牘,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簡中有「容成氏」簡1:「 盧是(氏) ,赫胥是(氏) ,喬結是(氏) ,倉頡是(氏) ,軒轅是(氏) ,神戎(農)是(氏) 」

　　上面所述的這些「氏」,莊子徑以之為「王」,不過他們是否確乎稱王號,我們當可存疑,但他們已非氏族社會的部族。如《莊子》中的大庭氏,《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預及《文選·東京賦》薛注皆言「大庭」為古國名。郭沫若因此認為:「今案大庭氏既為古國名,舉一反三,則容成、尊盧、軒轅之屬,亦古國族之名號也。」[ 12 ]此論是有依據的,因為先秦時期的「氏」即有封侯或封國之意,《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在古人心目中,太昊伏羲氏應是年代最早的古帝王。古代文獻中記載,在五帝之前還有「三皇」。對於三皇,古書有不同的記載,《世本》和《帝王世紀》以伏羲、神農和黃帝稱之,是較為流行的觀點。其中太昊伏羲氏居於三皇之首的地位。太昊在古文獻中又被稱為「泰(太)帝」。《史記·封禪書》:「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注:「泰帝

　　即太昊伏羲氏。」《孝武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索隱》:「亦謂太昊。」《正義》:「太帝謂太昊伏羲氏。」

　　前面我們已分析到,太昊居住在陳、曲阜地區,屬東夷集團。這時期太昊所在的東方應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是中國的中心區域。《爾雅·釋地》篇所反映的當時的中國即以太昊所在的泰山為中心:「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 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琳琅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嶽,與其五穀

　　魚鹽生焉。」《帝王世紀》更言:「神農都陳,徙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魯曲阜;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都於曲阜,於周為魯。窮桑在魯北,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帝丘,於周為衛。」把很多古帝王都放在了東方。到後來隨著西方炎黃集團的興起,中國文化和地域中心才由泰山地區轉向河洛地區。

　　因此,誠如蒙文通所言:「中國之文化,創始於泰族,導源於東方。」[ 13 ] P393東夷在中華民族發展史和文明史上佔據優先的地位,中華文明實肇始於東方。

　　我們認為,中國在太昊時代進入文明時代,除上述文獻有關記載之外,也得到了考古學上的支持。關於早期國家形成的物化表現,目前在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屬器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而這些文明要素在太昊、少昊時代大都已經出現。

　　先說城市遺址。文獻記載,至遲在五帝時代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城市。《禮記·祭法》有「鯀作城郭」的記載,《呂氏春秋·君守》說「夏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之始也」。《淮南子·原道》中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都以鯀時作為我國始築城的時間。《史記·封禪書》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漢書·食貨志》中說:「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池湯百步」,則把城址產生的時間提前到黃帝甚至以前。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反映出我國城址產生的時代還要更早。迄今為止,我國各地已經發現數十座史前城址,這些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屈家嶺文化城址、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魯中南滕州市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和魯西陽谷縣王家莊大汶口、龍山文化城為最早,距今六千年以上。到龍山時代,城址開始大規模出現。據不完全統計,

　　黃河中下游地區共發現18座,而其中處在東夷集團分布範圍的山東就佔到14座[ 14 ] ,遠非其他區域所能比,主要的有壽光邊線王、章丘城子崖、鄒平丁公、臨淄田旺、滕州尤樓、陽谷景陽崗、教場鋪、五蓮丹土等等。城市的出現反映出這時的社會與以前社會已有較大的差別。因此,城市的出現與發展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因此,有學者認為:「海岱龍山時代已是古國時代。」[ 14 ]

　　再看文字。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有黃帝史官「蒼頡造字」的記載(《世本·作篇》) 。近年來,我國考古發現了許多有關史前「文字」的材料。主要有: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中發現龜甲刻符,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陶器刻符,山東莒縣陵陽河、諸城前寨、泰安大汶口、安徽蒙城尉遲寺等大汶口文化遺址中

　　發現10種19 例被有些學者稱之為「象形符號」的陶符,以及江蘇吳縣澄湖、浙江餘杭南胡和山東鄒平丁公等龍山時代遺址中發現「多字陶符」等。

　　對以上考古發現的有關文字材料,學術界尚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但聯繫到商代後期甲骨文的相對成熟性,它不可能是文字起源時期的文字,將其與《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冊」的說法相結合,我們推測中國文字起源應在商代以前的夏代和龍山文化以及更早的時期中尋找。從這種認識看,上述所提到的史前有關文字的材料,

　　有些極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文字。其中至遲從大汶口文化象形陶符開始,已具備文字的功能。大汶口文化是屬於以太昊和少昊部族為代表的東夷文化[ 15 ] ,聯繫到同樣處於這一區域的山東鄒平丁公龍山城址中出土的陶文「多為連筆字」而顯示了這時期文字的進步性,我們認為,太昊時代已產生文字的觀點並非無稽之談。

　　關於金屬器。古代文獻中有黃帝鑄鼎的記載(《管子·地數》) 。我國在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和姜寨遺址中就曾發現過黃銅片,甘肅東鄉林家、永登蔣家坪馬家窯文化遺址中都發現有青銅小刀,齊家文化中多次發現數量眾多的青銅和紅銅製品,臨汝煤山龍山文化遺址出土冶銅坩堝,山西臨汾陶寺龍山遺址出土鈴形銅器,等等。其中在東夷分布範圍的山東膠縣三里河龍山文化遺址中也出土了銅錐、銅煉渣等。龍山時代甚至更早時期已經使用銅,這與黃帝鑄鼎的記載相符。因此,李學勤先生說:「中國的銅器,很可能在商代以前已有約兩千年的發展史。」[ 16 ]此種認識是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

　　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從文獻上,還是從考古學的角度看,龍山時代,即文獻記載的三皇五帝時代我國當已進入到文明時代。其中東夷集團從時代上來說應當是上古時代最早進入文明時期的部族。

三、東夷集團在夷夏聯盟中長期佔據重要地位

　　東夷集團與華夏集團的交往,見於文獻記載的,始於蚩尤時期。《逸周書·嘗麥》:「昔天之初, □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這裡「赤帝」即炎帝,所載是中國上古史上有名的涿鹿之戰。東夷集團與華夏集團的第一次交鋒以東夷集團大勝華夏集團而告終。涿鹿戰後,炎帝族與同是華夏族的黃帝族聯盟,共同對抗東夷,《逸周書·嘗麥》:「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這場戰爭又見於其他文獻。《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華夏族戰勝東夷集團,蚩尤、太昊、少昊等東夷分支受到重創。涿鹿戰後,東夷始屈服於華夏集團。《韓非子·十

　　過》:「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 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黃帝到泰山禮祭時蚩尤族為之提供服務。隨後夷夏結成了聯盟。聯盟是古代社會政治的主要形式,「凡屬有親屬關係和領土毗鄰的部落,極其自然地會有一種結成聯盟以便於互相保衛的傾向。這種組織起初只是一種同盟,經過實際經驗認識到聯合起來的優越性以後,就會逐漸結為一個聯合的整體。因為他們生活在永無休止的戰爭中,所以,在那些智力和生活技術的發展水平足以理解到這種聯盟組織的利

　　益的部落中,這一自然的傾向就會加速地付諸實現。」五帝時代的夷夏聯盟,正如江林昌所分析的那樣:「東夷各部落與中原諸夏部落首先建立起了強大的部落聯盟。在這個聯盟組織中,東夷族首領虞舜、皋陶、伯夷與中原諸夏的唐堯、夏禹、夏啟共同輪流執政,這就是歷史上艷稱的英雄禪讓制時代。」[ 17 ]

　　五帝時代的政治的實質是夷夏之間的聯盟,我們前面已分析,這時期的社會已脫離了史前的氏族、部落階段,而進入到了方國時期,因此,夷夏聯盟應是國與國之間的聯合,傳統觀點所認為的五帝時代是部落聯盟的觀點,應該修正為「方國聯盟」。

　　夷夏聯盟集團的第一個最高首領是華夏族的唐堯,而代替堯做最高首領的是東夷集團的虞舜。《史記·五帝本紀》:「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夷夏聯盟的最高首領由華夏和東夷輪流坐莊。到舜年老時又任命華夏集團的禹做自己的繼承人,《五帝本紀》:「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按照傳統,禹的繼任者應在東夷集團中產生,《史記·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皋陶,字庭堅,英、六二國,是其後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皋陶生於曲阜。」梁玉繩《史記志疑》以為「皋(陶) 、(伯)益,同族而異支。」皋陶、

　　伯益都屬東夷集團。

　　夷夏聯盟到禹死後發生了變化。《史記·夏本紀》:「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後帝啟。」古本《竹書紀年》把啟取代益的過程概括為「益干啟位,啟殺之」。上述記載都是站在華夏集團的立場上說的,其實質是這一時期夷夏之間產生矛盾,啟破壞了傳統的夷夏輪流作聯盟最高首領的制度而將夷夏聯盟的最高權力壟斷在華夏集團手中。夷夏之爭又一次以華夏的勝

　　利而告一段落。不過,以華夏集團壟斷夷夏聯盟最高權力而建立起來的夏王朝並不穩固,隨後不久即發生了「后羿代夏」的事件,東夷集團首領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夷夏聯盟的最高權位又回到了東夷人之手。到少康中興,夏人重又奪回了最高首領的位置,夏在夷夏聯盟中的主導地位才正式確立。

四、東夷集團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

　　在世人的心目中,東夷文化似乎是落後的代名詞。《論語·八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反映出春秋時期東夷文化與華夏文化的巨大差距。《公羊傳》隱公七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說文通訓定聲》:「夷狄之俗,非如華夏之民有禮義文章之美也。」《左傳》中也有大量東夷文化落後的記載。

　　西周春秋時期,東夷文化確實難以與西方華夏民族所創造的禮樂文明相比,以周王室和齊、魯、晉等諸侯國所代表的華夏文明遠勝於東夷人所創造的文化成就,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這些反映的都是西周以後的情況,而商代以前,尤其是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東夷文化絲毫不遜色於華夏文化,甚至超越於華夏文化。筆者試從以下幾個主要方面作概要論述。

　　1. 伏羲作八卦

　　八卦是周易的八種符號,據《周易·繫辭下》記載,八卦為東夷集團的伏羲所造,「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八卦的出現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但對伏羲作八卦的認識,學術界多持懷疑態度。近來在河南淮陽平糧台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有一卦象,不論從時代上,還是從地點上,都似乎可說明伏羲作八卦當非虛言,近年李學勤先生曾有專文論及[ 18 ]。

　　2. 顓頊「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記載: (楚)昭王向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參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習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這段文字對於我們了解原始宗教的產生及其發展歷程是彌足珍貴的。但其間也攙雜有後人追憶所帶的後代意識與比附之處,「古者民神不雜」這恐怕不是原始宗教產生時期的實情,正像袁珂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古者民神不雜』,歷史家之飾詞也」,而「民神雜糅不可方物」才是「原始時代人類群居之真實寫照也」[ 5 ] P461。袁先生的見解是頗為精闢的。那時候「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人人祭祀鬼神,家家都有巫史,人們可以直接向鬼神祈福求佑,鬼神也可以直接聽取民眾的意志和心愿,這是原始時代人與人之間基本平等,尚未出現強權的情況的反映。這時期神權尚未完全掌握在統治者手中。

　　這種「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的情況到五帝時期得到了改變,見於前引的《國語·楚語下》:「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即到顓頊時代,隨著社會上貧富的分化,階級階層的出現,於是凌駕於人類社會之上的擁有神權的神靈世界開始出現,顓頊便把這種神權據為統治者自己專有,讓南正重去管理鬼神祭祀一類的神事,讓火正黎去管理人間的民事,把民事與神事徹底分開,即「絕地天通」,剝奪普通民眾祭祀鬼神的權力,把祭祀神靈的權力集中到統治者手中,從而形成巫師階層。

　　顓頊所進行的宗教改革對中國以後的文化和科技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正如徐旭生先生所分析的那樣,「重和黎以宗教事務為專業」,對中國後代曆法的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以致「我國談歷算歷史的人幾乎全體總是一開始就是說到南正重和火正黎,並不是沒有道理。」[ 1 ] P97

　　3. 韶樂與東夷的舞

　　據文獻記載,「韶」是虞舜所作樂曲名。《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作為盡善盡美的韶樂,是東夷文化魅力的體現。

　　東夷的舞蹈當也很有特色,《竹書紀年》載:夏代帝發元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

　　4. 制陶業的高度發達

　　在東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中,不論是早期的北辛文化,中期的大汶口文化,還是晚期的龍山文化,都出土有大量器型豐富、數量眾多、質量精湛的陶器,其中以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和龍山文化的黑陶最具代表性。特別是龍山時代的蛋殼黑陶和磨光黑陶,其製作之精美、技術之精湛,在整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5. 陶文的發現

　　文字的出現是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近幾十年來,年代早於商代甲骨文的有關文字材料在全國各地屢有發現,主要有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裴李崗文化的龜甲刻符,陝西西安半坡遺址、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的陶符,山東泰安大汶口、莒縣凌陽河、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遲寺等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符,山東鄒平丁公遺

　　址出土的龍山文化的陶符等,其中以大汶口文化的陶符影響最大,對其「文字」的性質學界已鮮有人懷疑。大汶口文化陶文的發現,證明東夷人是我國最早擁有文字的民族,其年代比甲骨文要早近兩千年。

　　夏代前的東夷文化如此先進,可是到三代以後東夷文化卻迅速衰落,並遠遠落後於西方的華夏民族,原因何在?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尚待另文討論。

　　綜上所述,東夷集團及其所創造的文化在中國上古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認為東夷文化落後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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