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鑒定學》節選十

作者：毛曉滬

第六節學院派與實戰派

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在中國古陶瓷研究領域逐漸形成了兩大流派,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北京故宮表現的尤為突出。其中一派是以陳萬里、馮先銘為代表的「學院派」，又稱考古學派。另一派是以孫瀛洲、耿寶昌為代表的「實戰派」，又名古玩行派。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俗話說:「『學院派』的筆頭，『實戰派』的眼」。若論查文獻，挖窯址自是「學院派」的長項，若論識別真偽他們比起「實戰派」來，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實戰派」憑著在古玩行中多年的摸爬滾打，造就了一雙辨偽的金睛火眼。

陳萬里（1892～1969），蘇州人，名鵬，萬里是他的字，取「鵬程萬里」的意思，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鮮為人知。當大多數國人對研究古陶瓷還停留在從文獻到文獻的紙上談兵時，陳萬里已經邁出了中國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使他成為我國運用西方考古學方法從事陶瓷研究的開山鼻祖，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譽為「中國古陶瓷之父」。陳萬里認為任何一種古代瓷器，要從文獻、實物以及窯址三方面找到對應的認定關係才行。1928年5月，陳萬里首次作龍泉窯考古調查,在龍泉和上林湖艱苦搜尋，並在龍泉大窯村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察報告《瓷器與浙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也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

圖1-67陳萬里1931年在倫敦

1953年高崗事件後,中央政府撤銷了凌駕於各省之上的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南和西北中央六大局。時任華東局副秘書長的吳仲超先生，奉命進京正式擔任了解放以來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職。此時，筆者母親也從上海隨吳仲超先生來到故宮，執掌人事工作。在這百廢待興之時，吳仲超將國際著名學者陳萬里納入旗下。1966年文革期間，由於陳萬里歷史上擔任過國民政府湖南省衛生廳廳長之職，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和反動學術權威，1969年含恨而去，死不見屍。此時，吳仲超先生和筆者母親都變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故宮「造反派」「打翻在地」，整天挨批挨斗。此為後話。

圖1-68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故宮博物院院辦公室全體成員，前排右二院長吳仲超，前排左二筆者母親

解放以後，政府對文物經營實行了嚴格管制，古玩商朝不保夕，古玩店紛紛歇業，再加之當時北京最大的古玩商岳彬被政府鎮壓，罪名是盜毀國寶級文物龍門石窟的《帝後禮佛圖》。據說，岳彬被捕後，一個整編營的軍人，封鎖了炭兒衚衕的「彬記」大宅。此後一個多月里，蒙有雨布的軍車，來來往往，晝夜不停地運走「彬記」三十年購藏的商周彝金、秦漢漆器、六朝造像、歷代名瓷、竹雕牙刻、緙絲綉品。封建社會的抄家之風由此復燃，直至1966年文革期間達到登峰造極。致使眾多古玩業內人士兔死狐悲，惶惶不可終日。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央根據毛澤東提議，制定並開展了「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地處北京東四南大街的「敦華齋」古董店老闆孫瀛洲先生，自然屬於被改造之對象。他手中雖然擁有眾多國寶級瓷器，此時也只能望寶興嘆,食不果腹，難以為繼。孫瀛洲意識到,與其向岳彬一樣被政府抄家，不如主動捐獻。為了儘快擺脫生活窘境，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賴以養家糊口,他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驚人之舉,將其畢生所集的三千餘件古陶瓷珍品捐獻給政府，並協徒弟耿寶昌走進故宮，一舉完成了由私營工商業者向國家機關幹部的重大人生轉折，可謂一步登天，由改造對象變為改造人者。1949年民國政府在撤離大陸時，將故宮原有藏品中的精品如數運往台灣。孫瀛洲捐獻的文物就顯得越發彌足珍貴了。

歷史讓「學院派」與「實戰派」的領軍人物陳萬里與孫楹洲在故宮會面了。然而，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沒有真正地相互融合。在「學院派」的眼裡，「實戰派」是文化素質低下，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的學問是「僅就古董鋪等說分類抄存，但可供檢錄之用而已」。在「實戰派」眼裡，「學院派」也是一些妄自尊大，紙上談兵者。當然他們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向「學院派」那樣著書立說。筆者曾有幸在一藏家處見到一本孫瀛洲的手稿，全書八十餘頁，約三萬字，由此可見一斑。學院派與實戰派碰到一起,只是貌合神離的寒暄一番,很少相互切磋技藝。在知識分子成堆的故宮搏物院，「實戰派」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受到重用。孫瀛洲由於背有資本家的歷史包袱，為人處事十分低調,從不張揚。儘管如此，他的命運與陳萬里一樣，還是難逃「文革」之劫難，1966年跳金水河自殺。孫瀛洲直至去世，也僅僅是故宮保管組裡一名從事館藏品的整理、編目和保管工作的普通館員。

圖1-69孫瀛洲手稿

馮先銘（1921－1993），古陶瓷鑒定專家。生前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長期從事中國古代陶瓷研究與鑒定工作，著述有《中國古瓷研究》、《中國陶瓷史》、《宋瓷》、《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收穫》、《馮先銘古陶瓷論文集》等，為我國的古陶瓷研究與鑒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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