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石 | 周恩來：人民公僕的楷模——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

　　「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這是老百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的讚譽，也是總理與人民關係的生動寫照。

　　中國自私有制社會以來，從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至民國，歷朝歷代的「官民關係」，是「官父」與「子民」的關係，是「治」與「被治」的關係。老百姓「見官矮三分」，政府官員是人民群眾的老爺。

　　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後，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共產黨人就是人民的公僕。共產黨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務員。周恩來擔任中共執政的首位政府總理達26年，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它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和管理者。他始終牢記和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人民公僕的楷模。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120周年，緬懷他為人民服務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甘當人民公僕的精神風範，對我們各級黨政幹部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前進，具有重要啟示。

　　一、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周恩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服務員。為人民謀利益是黨和政府的根本任務。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作決策，處理事情。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黨的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他的一些講話、主持起草的報告和有關論著中，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時刻不忘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問題，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作為考慮其它一切問題的基點。

　　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就指出：一定要堅持「為絕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著想的人民立場」，「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利益」。

　　1956年，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經濟建設已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任務，但是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擺，是先生活後建設，還是先建設後生活，這確實是一個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周恩來提出了經濟建設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觀點。反對只顧當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費，也反對不顧人民當前需要束緊褲帶搞建設。他認為，無論是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看，還是從近期利益看，經濟建設的發展都要兼顧人民生活的改善，無論何時何地，兩者均不可偏廢。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經常性的和根本性的任務。黨和國家關心人民的生活，並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奮鬥，是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標誌。為此，周恩來曾作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周恩來在任期間，領導編製了四個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堅持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係，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國家建設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統一起來。

　　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飯問題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問題。周恩來對這個問題操心最多。新中國成立伊始，他就指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高度關注水利工作，親自抓北方農業，都與解決吃的問題有關。特別是「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解決糧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統籌安排，由中國人民銀行支付大筆外匯，從國外進口大批糧食。另一方面，精心計算，親自抓糧食調撥，幫助嚴重缺糧的省份渡過難關。據周恩來的工作枱曆記載，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仍保存的32份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之多。周恩來還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由於長，被稱為「哈達表」。

　　1958年中央決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設，包括改造天安門廣場和興建十大建築。當時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緊張。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同時注意解決人民居住問題，今年北京住宅的計劃少了，應增加二十萬平方米、八個月搞起來，不搞科學館、美術館，也要蓋住宅。」廣大群眾積極支持興建人民大會堂，當地許多居民主動搬遷讓地，投親靠友。周恩來非常關心這些群眾的，多次過問，並指示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樓，妥善安置搬遷的居民。當他察覺住宅建設進度緩慢時，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嚴肅指出：「你們光注意搞人民大會堂，不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大會堂蓋好了，群眾安置不好也不行！我們的人民群眾多麼好啊，我一想起他們就日夜不安。」由於周恩來的親切關懷，搬遷的居民很快住進了新樓。周恩來又指示有關部門：「人民大會堂建成後，要把全部搬遷的群眾請回來參觀，請他們看一場文藝演出。」

　　1952年周恩來擔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在他領導下，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並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他直接過問許多疾病的預防工作。在他的辦公室里，存放著一張食道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為了河南林縣（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幾次深夜會見醫務人員，詳細了解情況，詢問林縣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河流、山脈等地理環境同發病的關係，還要看生物標本，要醫生搞一個說明林縣食道癌分布情況的沙盤。

　　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後，對我國的腫瘤疾病狀況更為關心。當時，有關方面正在組織作全國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調查對象涉及800萬人，間接和直接參与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近200萬。這樣的調查規模過去沒有過。他非常讚許，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標出什麼地方有什麼腫瘤。這樣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較多；在廣東、廣西、香港一帶，鼻咽癌比較普遍。他在醫院病房裡經常看這個沙盤，了解癌症在我國的發生情況。要求政府部門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

　　二、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周恩來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偉大創造力量。他指出，要相信群眾的力量，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對於執政黨來說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而脫離了基本群眾，就會喪失黨的群眾基礎，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築物。他將脫離群眾稱作為「搞社會主義的大病。」

　　1956年5月17日，他在關於崑曲《十五貫》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對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領導幹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進行了嚴肅批評：「現在有個風氣，對領導不稱首長就會有人怪」，「老百姓想見做『官』的是多難啊！」我們做「官」的人，應該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為人民服務」。

　　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列舉了官僚主義的12種表現，並細數了其種種危害，認為「官僚主義的態度和作風已經給我們的工作造成許多損失，如果聽其發展，不堅決加以克服，必將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時，他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他更是嚴格要求，無論誰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他都要對其進行嚴厲的批評，並責令改正。

　　他身體力行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解決問題，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1954年，群眾反映北京公共汽車太擁擠。為了解公共交通情況，周恩來帶著秘書上了公共汽車，下來後又上無軌電車，在北京城轉了大半圈。回到西花廳後，他很快同有關人員討論並制定了解決公共汽車擁擠問題的具體措施。

　　1960年冬，中央開始調整農村政策，周恩來派出工作組到河北邯鄲農村就公共食堂等問題調查了20多天，未能摸到真實情況。後來，周恩來親自到武安縣伯延村蹲點五天。他走訪了幾十戶貧下中農家庭，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視察集體食堂，查看社員伙食，並與群眾同吃玉米麵糊，召開社隊幹部、社員代表、農技人員等參加的座談會。開始大家不敢說話，周恩來笑著指指身後牆上的畫像（當時普遍張貼七位中央常委的畫像）：我叫周恩來，就是牆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裡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當時社員群眾最關心食堂問題，但都不敢說食堂不好。沒有人願意告訴總理飢餓的實情，大家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不給國家添麻煩。蹲在總理身邊悶頭吸煙的村民張二廷在總理問到他時，頭一個跳起身「放炮」：要說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吃不飽。還愣沖衝來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周恩來聞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裡噙滿淚水：還是我這個總理沒當好，我先道歉，對不起大家。周恩來很讚賞張二廷率直地說了真話，反映了食堂存在的問題以及一些幹部的作風問題。他主動與張二廷交朋友，親自到張家看望，在炕沿上兩人促膝交談。經過多方面調查了解，周恩來認為不宜繼續實行大食堂供給制。他及時把自己調查的情況詳細地向毛澤東彙報。隨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周恩來根據在邯鄲調查獲得的真實情況，綜合了其他領導同志在各地調查的材料，如實地向中央作了彙報，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問題。後來中央和國務院在農村政策上採取了新的做法，滿足了群眾的要求，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經濟形勢的全面好轉。

　　三、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

　　周恩來雖身居高位，但從來都把自己視為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是人民的勤務員。他經常對幹部講，「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身體力行，心繫人民，對人民群眾保持高度熱愛，平等待人，不擺官架子，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同人民群眾同甘苦、共命運。

　　1957年春天，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西湖樓外樓餐館吃飯。負責接待的姜師傅陪同。吃飯時，聽到周恩來嘴裡咔嚓一聲，大家關心地問，「怎麼了？」周恩來把嘴裡的一口菜肴吐在盆子里，若無其事地說，「沒事，一粒小沙子。」就把盆子遞給了姜師傅。等周恩來和外賓走後，姜師傅檢查了盆子里的東西，發現一顆扁形的硬塊。他將此交給了領導。當天下午公安的同志找到姜師傅說，經檢驗，那顆扁形的硬塊是半顆金屬鑲牙的碎片，並問他鑲牙有沒有脫落。姜師傅摸了摸自己的牙齒，感覺有點異樣，一時也說不清。公安同志就認定是他的了。姜師傅感到這件事很嚴重，覺得對不住周總理，心裡忐忑不安，準備接受處分。過了幾天，公安局的張局長找到姜師傅說：「這幾天你心裡不好受吧。」姜師傅說，「沒什麼。」張局長說，「哈哈!你沒什麼，周總理可為你著急哩！他要我們看望你，向你道歉！」姜師傅愣住了，「怎麼回事？」張局長講了事情的原委。那天，公安局的同志將鑲牙的碎片的事告訴了總理的秘書。在回京的飛機上，秘書向總理彙報了。周恩來一聽思索了一會，突然摸了摸自己的牙齒，發現一顆鑲牙缺了一塊。周恩來十分著急，馬上指示秘書從飛機上發了一封電報。回京後，又催促秘書發了第二封電報，要公安廳派人去慰問姜師傅，表示道歉。一周後，周恩來又陪外賓到杭州參觀時，專門看望姜師傅，當面向他道歉，並請姜師傅吃飯。每當回憶起此事姜師傅都熱淚盈眶，周總理工作千頭萬緒，還為一個普通的服務員受委屈而掛在心上，周總理對人民群眾是多麼深厚的感情啊！人民遇到疾苦，常使他陷入痛苦的自責之中。

　　周恩來一有空就深入群眾中間，親切地詢問百姓冷暖，傾聽群眾心聲。從1962年到1966年，周恩來三次到大慶油田視察，走了29個基層單位，同數萬名工人、幹部和家屬見面，同許多人親切握手談話。在大慶北二注水站，周恩來看到幾個工人正在搶修水泵，就走過去跟他們握手。有個工人手上沾滿油污，想往身上擦一擦，可是周恩來一把就抓住了他那油手，緊緊地握起來。他登上鑽井台觀看工人操作，泥漿濺到身上毫不在意。他聽到鐵人王進喜帶領鑽井隊開展勞動競賽，趕超打井世界先進水平的事迹非常高興，高度讚揚大慶油田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用「兩論」起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國爭光的精神。1970年8月，王進喜病重住院，周恩來親自過問他的病情，指示醫生精心治療。11月15日晚上周恩來正在參加一個會議，得悉王進喜病危，立即趕到病房，聽取醫生彙報搶救情況。王進喜逝世後，周恩來十分悲痛，看望王進喜家屬，詢問後事安排情況，指示有關領導要逐件落實，還要求醫院負責人把王進喜家屬的病治好。聽了周恩來這樣溫暖細緻的安排，在場的同志都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當人民群眾遭難時，周恩來與大家站在一起，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3月9日，大地還在顫抖，周恩來到了震區隆堯縣，3月10日，他前往受災最嚴重的白家寨村，一邊走一邊不時停下來跟群眾握手，說著：「鄉親們，你們受苦了、受驚了、遭災了，我來遲了。」村民自發圍成了一個扇面，周恩來叮囑不要擠著孩子。他踮著腳尖，可還是看不到最外圍的一些人，便讓身邊的人找來一個木箱，站在上面講話。當天刮著很大的西北風，可周恩來發現群眾都是面對西北風而坐，原來縣委專門搭了一個坐北朝南的背風講台讓總理避風。周恩來不同意，堅持改變布置，讓群眾背風坐，他自己迎著風講話。周恩來滿懷深情地安慰村民們，面對災難，不能低頭，要團結起來，重建家園，這樣才對得起遇難的那些人。在場所有人都被他懇切且充滿信心的語言鼓舞，自發的掌聲多次打斷他的講話。最後，周恩來請大家一起呼喊口號：「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重建家園、發展生產！」這發自肺腑的吶喊一掃突發災難帶來的陰霾，災區人民的信心為之堅定，精神為之振奮。3月22日，邢台地區再次地震。4月1日，周恩來又到寧晉縣東汪公社與耿庄橋公社、束鹿縣王口公社、巨鹿縣何寨公社、冀縣馬頭裡公社視察災情，解決群眾實際困難。

　　1973年他重返延安，目睹人民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我對不起老區人民。1975年2月，他作大手術治療時，聽到雲南箇舊這個被稱為「錫都」的地方,發生肺癌的工人較多。他還沒下手術台，就把腫瘤醫院院長叫來說，馬上派人到那裡的礦區去，了解是什麼情況。他抱病去看望譚震林同志時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裡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 1976年1月7日深夜，他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在彌留之際,他對大夫說：「我這裡沒什麼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去吧。」這就是他最後的遺言。這使在場的工作人員無不哽咽。

　　四、勤奮工作勇於擔當

　　周恩來認為，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對人民負責。幹部要有革命熱情和擔當精神，敢於正視困難、努力解決問題。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

　　中南海有一個「勤政殿」，曾經是清帝在西苑居住時的辦公地點。辛亥革命後成為北洋政府重要的會議廳之一。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夕，兩次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此召開，起草政協會議共同綱領的第三小組組長周恩來就住在勤政殿辦公。周恩來當上國務院總理後，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總管家，是政務最繁忙的人，不分晝夜地「勤政」。毛澤東說，周恩來工作拚命。鄧小平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華僑稱他為不知疲倦的「鋼人」，外國人稱他為「全天候」總理。他被看作新中國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代表。

　　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每天要處理大量繁雜瑣碎的日常工作，總是三更未眠，五更又起。他日理萬機卻從不說累。他對各省市各部委領導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他對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他說：「我是總理，就得什麼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麼向黨、向人民交待!我們這些人一輩子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拉車啊！一息尚存，就得奮鬥。」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大串聯高峰的日子裡，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仔細審看公交部門的生產報表，哪個鐵路局的貨運量少了，哪個煤礦的產量降低了，哪種產品原材料供應不上了。對這些，他都要親自過問、查詢，找有關部門領導研究解決問題的措施。由於長期的勞累與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醫生診斷周恩來患有心臟病。2月3日，工作人員在周恩來的辦公室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勸周恩來注意睡眠，上面這樣寫道：

　　周恩來同志：

　　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你才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後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這張「大字報」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陳毅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他們紛紛在上面簽了字。周恩來同志在「大字報」貼出的第二天，便在上面寫下「誠懇接受，要看實踐」。而在4月處理廣交會的問題時，他又連續工作長達84小時未睡眠。周恩來終因過度疲勞、緊張與嚴重睡眠不足引發心絞痛與「頻發室性早搏」。自此以後，周恩來每晚睡覺前開始吸氧，並每天服藥4次。

　　1970年9月5日，因過度勞累導致心臟出現異常。此後，周恩來辦公時均有醫護人員守在門外以便隨時搶救。這年10月19日與老朋友斯諾談話時，周恩來在談到自己的健康狀況時說：「在身體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減弱了，近4年心臟有毛病，年紀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了4個紅細胞。5月18日，74歲的周恩來被確診患膀胱癌。但周恩來仍然拚命地工作。據他身邊工作人員回憶，總理病重後仍然堅持工作，睡一個自然醒的覺都是奢侈。他每次做大手術前的一兩天，都要把我們叫到病床前，聽我們一件件彙報近期急需批閱的文件。當我們含著眼淚離開病房並祝他手術順利時，老人家卻笑著安慰我們：「不一定，兩種可能。」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能順利下了手術台，老人家還會找我們來談工作，如果下不來，這就是訣別。從1975年10月下旬開始，病重的總理再也沒能離開病床。記錄顯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動了14次大小手術，同人談話233次，會見外賓63次，召開或參加會議40多次，那樣的身體支撐著這樣的強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周恩來真正做到了「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工作中，周恩來敢於負責，勇於擔當。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從1958年春開始，急於求成，急於求純之風愈刮愈凶。1960年外有赫魯曉夫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逼我還債之憂，內有自然災害、生產下降、物資短缺，人民生活困難。國務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區、市上下出現互相埋怨的情況。周恩來為了安定團結，主動承擔三年困難時期出現問題的責任，鼓勵大家緊密團結，戰勝困難。有同志對他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你的身上」，周恩來回答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在國家處於嚴重困難時期，周恩來親自挂帥，指定國家經委和有關各部領導同志成立生產調度十人小組，具體工作由谷牧同志牽頭。每晚開調度會，會後向他彙報請示，第二天清早傳達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這個小組為度過最困難的歲月，做了許多工作。在這種極端困難之中，周恩來頑強維持局面。最後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以「退夠」求前進，使國民經濟得到健康發展。

　　周恩來認為，工作中不僅要善於提出工作要求，制定工作計劃，更要做到付諸實施，說到做到。反對工作作風不實。1972年 7月，周恩來收到北京大學負責人周培源關於解決國內基礎科學長期落後問題意見的信。他閱後，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要求他們以這封信作根據，「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他還特意強調：「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 9月 11日，他給張文裕、朱光亞的信中又寫道：「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三令五申、反覆強調，雖遇困難阻礙卻下定決心、一往無前，這充分表明，周恩來對待工作的高度負責和認真態度，說過的事總是牢牢記掛於心。並時時提醒相關人員不要將某項工作當作浮雲一樣，隨意飄過，而要抓緊加以落實。

　　周恩來說過，建國以來他重點抓兩項，一項是上天，一項是水利。抓「上天」，就是抓「兩彈一星」為核心的科技攻關，水利是指各種水利工程。前者關係到國勢，後者關係到民生。周恩來對此鍥而不捨，一抓到底，落地生根。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周恩來曾親自抓了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建設。在首次核試驗之前，他就主持召開了9次專委會，討論解決了100多項重大問題。圍繞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攻關，組織了26個部（院）、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參加攻關。在每次核試驗之前，周恩來總要仔細詢問可能影響成敗的各個關鍵環節。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對於治水工作，周恩來也是一抓到底。專家們說，周恩來是主持全國治水工作的「總工程師」。從修建官廳水庫、密雲水庫，到淮海工程、荊江分洪工程、引黃濟衛工程、三門峽工程、葛洲壩工程等全國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都滲透著周恩來的心血。原水利部長錢正英回憶說，周恩來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他的足跡遍及祖國江河，每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到70年代中期，我國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一定標準的防洪體系，灌溉面積從解放初的2億畝發展到7億畝，水利發電從解放初的16.3萬千瓦，發展到2700多萬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9萬多馬力發展到8000多萬馬力。江河面貌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性改觀。人民政府確實解決了百餘年來歷屆政府所未能解決中國人民吃飯的問題。

　　五、自我改造永保本色

　　「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這是周恩來為自己立下座右銘。他認為，要當好人民公僕，就要堅持自我改造，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他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他常說：「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麼一個認識:準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向1700多位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他以親切感人的態度，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並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經歷，回答了知識分子為什麼需要改造和如何進行改造的問題。

　　他說：「就拿我來說，幾十年前就參加了共產黨，是不是進了共產黨之後工人階級立場就那麼清楚了呢？也許看書學習、寫文章的時候是那樣，但是到實踐的時候，是不是辦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呢？認真檢查起來，還是差得很遠的。工人階級立場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封的，決定的關鍵是實踐，只有實踐才能證明是否合乎這樣一個立場。」「只要決心改造自己，不論你是怎麼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來的報告持續了五個小時。他以自我批評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過去的經歷，聽者莫不感動。不少與會者反映：「周總理是革命前輩，為人民立了大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且如此謙虛，當著我們的面解剖自己，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向黨交心的呢！」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憶說：「對我這一年齡層的知識分子來說，交往最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早在1949年，我們就經常在北京飯店看見他，聽他講話。頭一個印象就是共產黨員也仍然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而談吐又斯斯文文，總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別，又非常之平常。」他講到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這次報告：「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來從入黨之日起就終身自覺堅持黨性修養，按照共產黨員和人民公僕的標準要求自己。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周恩來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保持著清正廉潔的品德，從不搞特殊化。建國以後，環境變了，條件好了，權力大了，周恩來並沒有因此放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他經常用毛澤東關於「兩個務必」和「絕不當李自成」的講話警示自己和部屬，不忘入黨的初心，永遠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人民的勤務員。周恩來把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與求得組織和同志們的監督、幫助相結合。他認為，黨性修養主要靠自覺，但是自己對自己的認識有時不那麼全面。旁觀者清，要接受和爭取同志們的幫助。共產黨人是靠集體生活的，一個人如果平常批評不得，或者不將心事告人，這個人的短處或弱點就很難在平時得到補救。這種人不犯錯誤則已，一犯就會摔大交，犯大錯誤。周恩來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自覺嚴格的遵守黨的組織生活制度，認真開展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經常和大家交換思想，主動徵求同志們的意見，防微杜漸，及時改正缺點，避免犯大錯誤。對於自己的錯誤，他不僅對幹部公開，而且在大會上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文藝界人士及青年人講，讓他們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鑒。當有人要求總理給寫本書時，他回答：如果寫書，我就寫我一生犯過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後人了解我們犯過的錯誤，避免重犯同樣的錯誤。

　　周恩來始終自覺地堅持做到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表裡如一、知行統一，凡是要求別人做到的，他首先帶頭做到；凡是要求別人不做的，他帶頭不做。他在半個多世紀革命和建設生涯的各個歷史時期，在他的戰鬥、工作、生活、人際交往的各個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嚴格以黨性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無論人前人後，在沒有任何人監督的情況下，仍然嚴格按黨性原則要求自己。特別在處理好的「名」「權」「利」的問題上，為全黨做出了榜樣。他長期擔任政府總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懷敬畏之心。他曾說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會影響一大片。」在國家經濟還困難的情況下，他堅決不允許修建政府辦公大樓，不允許翻修他住的西花廳。他退回家鄉人送來的土特產，並附上中央關於不準請客送禮的文件。他反覆要求黨員幹部要過「五關」，即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他給自己的親屬立下「十條家規」，不允許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特殊身份謀取利益。他讓侄子帶頭下農村，讓侄女帶頭支邊。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他和夫人鄧穎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資積蓄都交了黨費，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周恩來堅持自我改造，使他不僅集「立德、立功、立言」於一身，而且真正成為了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毫無自私自利的人，一個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人，贏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

　　戰爭年代，我們黨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才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埋葬了蔣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是共產黨為人民執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建國近七十年的實踐證明，正是我們黨堅持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當好人民的公僕，才凝聚了民心，帶領全國人民艱苦奮鬥，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使祖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

　　現在，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能否取得新成就，關鍵在執政的共產黨能否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各級黨政幹部能否當好人民的公僕。

　　在現實中，有些黨政幹部發生了角色錯位，由「公僕」變成了「主人」，脫離了人民群眾。考慮問題，作決策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而是從個人或利益集團出發；工作中不是走群眾路線，而是依靠少數精英；生活里不是關心群眾，解決群眾實際困難，而是漠視群眾訴求，損害群眾利益。有的單位，有的地方，官僚主義盛行，消極腐敗嚴重，幹群關係緊張，弱化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要貫徹落實好黨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前進，就要以周恩來為榜樣，自覺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群眾路線，當好人民公僕。堅決糾正與人民群眾離心離德的問題，切實做到執政為民，奪取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復興中華中國夢的勝利。

　　（來源：崑崙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