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儒家文化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齊桓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何誠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之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可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而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說明：《齊桓晉文之事》選自《孟子·梁惠王上》，全文分三部分，節選部分為第一部分。齊桓，即齊桓公，名小白，春秋時期齊國國君；晉文，即晉文公，名重耳，春秋時期晉國國君。齊桓公、晉文公與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合稱「春秋五霸」。

儒家，《辭海》中的解釋是：中國學術思想中尊崇孔子學說的學派。《漢書·世文志》列為「九流」之首。學說內容，主要是「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養性。……由於儒家學說統治中國思想二千餘年，它的經典曾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最高教條，實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也為後代保存了民族文化遺產。

孔子和孟子是我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儒學源遠流長，至今不衰，儘管歷史長河曲折多變，儒學總如河道上的航標，不減其深沉厚重。讀到高中，同學們接觸的儒學名家作品及相關資料已不少了，儒學的源流情況究竟怎樣？我們對儒家文化有些什麼感受？現當代思想文化界對儒家文化的態度和研究狀況如何？……許多問號，也許早在大家的腦海里盤桓。那麼，讓我們一起走近儒家文化，感受並探究一下儒家文化吧！

【專題目標】

了解認識孔子、孟子等儒家學派人物，感受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聯繫今天的社會現實，對儒家文化現象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一個辯證的認識；探究儒家文化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提高辨別能力，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資料選讀】

第一組：儒學源流與人物及典籍

一、儒 學 小 史

孟祥才 等

孔子時代

孔子生活在春秋戰國之交，他最偉大的貢獻是創立了儒家學派，並且賦予這個學派以豐富的內涵。在孔子之前，儒是一種職業。儒者精通古代複雜的婚喪嫁娶的禮儀，他們經常穿著特製的衣服，應邀到達官貴人之家辦理婚喪嫁娶等事宜。孔子年輕時曾經從事這一職業，後來他聚徒講學，逐漸形成了儒家學派。這個學派由孔子首創，經孟子和荀子兩位繼往開來的大師的繼承與發展，到戰國時期已形成了較為確定的內涵，這就是政治上的「仁政」、「王道」、「尊君重民」；經濟上的「制民恆產」、減輕剝削、「使民以時」；倫理上的重義輕利以及從人文主義出發的以教化為核心的忠、孝、節、義、仁、禮、智、信；方法論上的「中庸之道」等。

孔子死後，他的門徒流散四方，有的入仕為官，有的聚徒講學。因為對孔子思想的取捨不同，旨趣各異，從而演變成不同的派別。據《韓非子·顯學篇》記載，戰國時期，儒家分為八派，即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和東方氏之儒。其中在當時和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以子思、孟軻為代表的思孟學派和以荀況為代表的孫氏學派。

孟子荀子時代

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名軻，鄒（今山東鄆城）人，生活於戰國中期，他發揮了孔子「仁」的理論，提出「仁政」學說，主張薄賦斂，輕徭役，使百姓上足以養父母，下足以撫養妻兒，好年成豐衣足食，壞年成也不至於餓死。他重視百姓的力量，主張百姓為重要，君主為輕。

孟子主張人性善，認為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是人具有「同情之心」、「羞恥之心」、「退讓之心」、「是非之心」，這些能夠擴展成為仁、義、禮、智的萌芽。他倡導人們要自尊自重，重利輕義，推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民族獨立、國家興亡、真理正義進行前仆後繼的奮鬥。

後於孟子的荀子（約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趙國（今山西）人。荀子把先秦人格神化的天還原為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達到了當時唯放論的高峰。他綜合「禮」、「法」，為未來大統一的封建王朝設計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統治方略，特別是進一步發展了民本思想，提出了以「舟水」喻「君民」的著名論點：「君主好比舟，百姓好比水。水能夠載舟，也能夠覆舟。」

經學時代

秦朝建立以後，法家思想獨佔鰲頭。在丞相李斯的導演下，一場「焚書坑儒」的暴行使儒家知識分子受到一次嚴厲打擊，因而激起他們對於秦朝暴政的反抗。西漢初年，儘管用黃帝、老子命名的黃老思想在政治上佔了主導地位，但儒學畢竟取得合法存在的權力。而叔孫通等一班儒生為漢高帝制定朝儀，也使儒學第一次與政治結合，使統治者認識到儒學的實際功用。公元前140年，漢武帝與董仲舒通過舉賢良文學對策，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出台。從此，儒學作為統治思想牢牢地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活躍了兩千多年。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繼承孔孟思想的主要內容，吸收戰國以來墨、道、法特別是陰陽五行的思想，通過解釋、發揮《春秋公羊傳》的「微言大義」，完成了對先秦儒學的改造，建立了以「天人感應」為基礎的神學目的論，將荀子還原為自然的天重新神化為人格神的上帝。將地上的一切如自然界的變換和皇朝的更替說成「天」有意識的安排。他繼承傳統儒學的民本思想，主張「仁政」、「德治」，要求限制大土地所有者占田的數量，釋放奴婢，輕徭薄賦。他把傳統的倫理觀念進一步系統化為「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等道德信條，明確規定君、父、夫的主導地位，要求用五常調整各種人際關係。「三綱五常」的提出標誌著封建倫理體系走向規範和成熟。

董仲舒強調國家的統一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權是不可易移的真理，而思想統一又是國家和政治統一的前提，為此，儒學就由戰國時代的一個學派變成國家和社會的指導思想。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設立太學，將孔子整理過的古代文獻《詩》、《書》、《禮》、《易》、《春秋》立為官學，人作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學校的教科書，推崇為「經書」，儒家知識分子對經書的注釋、闡發和議論成為特有的一門學問——「經學」。

由於兩漢尤其是東漢統治者特別重視經學，形成了經學治國的全盛時期，具體表現為政治上的任賢、知賢和尊賢以及徵辟、查舉的選官制度，經濟上的重農抑商政策，法律上的以經義判別案，文化教育上的以經學涵蓋一切，以及經學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從衣食住行到婚喪嫁娶以至其它風俗習慣的滲透。

經學的失落和轉向

魏晉南北朝（220——580年）的三百多年間，由於戰亂不已，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加上玄學興起，佛教傳入，道教發展，經學統一思想和學術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儒學進入它的中衰期。此期的儒學產生了何天承和范縝兩位無神論者，在對佛教「生死輪迴」、善惡報應的批判中論證了「形謝神滅」的唯物論原理，表現了儒學清醒的現實主義和抵禦宗教的能力。在同佛教和玄學的鬥爭中，儒學也吸收了佛教哲學和玄學的思辨精神，提高自己的抽象思維能力，為後來的復興創造了條件。

隋唐（581——906年）三百多年間，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使大唐帝國成為東亞無可爭議的文明中心。與這一輝煌的時代相適應，儒學走出困境，踏上復甦的道路。唐太宗喜歡儒臣，以儒學指導各項政治和文教活動，命顏師古和孔穎達等撰寫《五經正義》作為全國各級學校的課本，使五經在版本和經義上達到統一。

韓愈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先提出「道統說」。認為儒家真理有一個傳承系統，這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孟軻死後，「道統」中斷，因而異端邪說橫行。韓愈以接孟子道統的傳人自居，對佛教、老子進行猛烈批判。韓愈對佛、老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倫理方面，還沒有從哲學的高度對其理論進行深層次的剖析，但這樣的批判卻最為大多數人理解和支持，從而產生了廣泛的共鳴。韓愈創造的體系足以與佛老相頡頏，它上承兩漢經學，下啟宋明理學，構成中國儒學史上一個必不可少的過渡環節。與韓愈同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和文學家柳宗元（773—841年）較多地繼承了荀子一派儒家的唯物論傳統和民本思想，認為天（自然界）人是兩個領域，「互不干預」，人的富貴利祿、生死禍福都是自己造成的，絲毫不存在人類社會之外的神力干預。決定歷史發展、國家成敗的並不是神道而是人道。柳宗元的思想，對北宋張載、王安石唯物論的形成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宋、明、清的理學與實學

從北宋開始，儒學的新形態——理學出現，經過張載和二程（程顥、程頤）的努力臻於成熟，到南宋的朱熹發展到頂峰，史稱程朱理學。另有南宋的陸九淵和明朝的王守仁（即王陽明）為代表的理學中的心學一派。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指導思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北宋理學的開山祖師是周敦頤（1017—1073年），他建立了以「無中生有」為前提的宇宙觀，以「誠」為核心的理學理論，論述了理學最基本的理論和範疇，成了理學發展史上一個首要人物。北宋理學的另一奠基人張載（1020——1077年），建立了以「氣」為本的宇宙觀，對「道」、「氣」關係進行了較少深入的探索，構築了從天理、天性到道德和認識的理學框架，成為儒學由宗教化向哲學化、由人格化向抽象化過渡的必經階段。

北宋理學的典型形態是程顥（1032——1085）和程頤（1033——1107）兄弟二人開創的「洛學」。二程對理學的最大貢獻是他們進一步完善了「天理論」。在他們看來，「天理」既是天下萬理的總匯，又是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還是封建道德規範的別名。因而在社會生活中，各種人都必須服從天理，各安本分，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每個人都在各自的等級中生活，不得想入非非，更不能逾越等級名分，天下也就太平了。

理學在南宋達到高峰，產生了朱熹和陸九淵兩位大師。朱熹（1130——1200）遠承孔孟，近親程頤，創造了更為嚴密、深刻、細緻的理學體系。他把「天」、「理」或「天理」作為最高的哲學範疇，認為它是宇宙的本原。「理」先天地而存在，又生出了天、地、人和萬物。他進而把封建的制度、倫理都說成「天理」的體現，要求人們接受「天理」的安排，在封建制度下諧和的生活下去。

陸九淵（1139—1192）是宋明理學中「心學」一派的開創者，他的核心觀點是「心即理」，世界的一切都是「心」的產物，所以一旦認識了本心，就認識了整個宇宙，而只要發現了「本心」，也就認識了「天理」，就可以成為既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完人，又成為超越萬物、全知全能的超人。「心學」一派的主觀唯心論本質十分明顯。不過由於它崇尚自我，重視獨立思考，往往能為反正統思想提供思想啟迪和為學方法。

元朝統治中國近百年，理學家基本上都在重複朱熹一派的觀點，沒有什麼新的思想成果。

明代理學家甚多，明初有宋濂、劉基、方孝儒，中期有王守仁「心學」一派的崛起。他的理論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論題和內容組成，形成一個龐大、完整和嚴密的體系。王陽明的理論為封建統治的目的是明確的，但由於他鼓勵獨立思考，反對盲從，卻容易引導人們離經叛道，走向理學的反面。後來王艮、李贄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就走向理學的反叛，因而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

明末清初，空談心性的理學面對明朝的腐敗和滅亡束手無策。東林、復社諸君子顧憲法成、高攀龍、劉宗周、黃道周等人，發揚儒學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高度責任感，對明朝的宦官專權、政治昏亂進行了猛烈的迸擊。而後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理學，形成了頗有聲色的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實學思潮。

黃宗羲（1610—1695年）在哲學上具有唯物論傾向，在政治上敢於毫不留情的批判封建專制制度。他認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君主「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目的全是為個人之淫樂。這種觀點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之後市民的覺醒。顧炎武是一位思想巨人和學術大師，他總結明亡的教訓，猛烈批判空談道德性命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主張經世致用；反對君主專制獨裁，主張虛君分權，要求有一個知識分子自由議論朝政的環境。在他的思想中，既可以看到市民意識，更多的是對儒學精神的發揚光大。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中，對理學的批判最具深度的是王夫之（1619——1692年），在哲學上他達到了17世紀唯物論的高峰，在政治上提出了限制君權的理論，主張實行皇帝與百官，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制度，政府應該寬以待民，輕徭薄賦，限制土地兼并，使百姓有一個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

道光、咸豐以來，在內憂外患的刺激下，一部分知識分子弘揚儒學的「經世致用」傳統，在復興今文學的旗幟下，發出了改革時弊、挽救存亡的呼聲。庄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開其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繼其後，到19世紀末期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變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改良派把君主立憲、國會議院、民主民權等都附會到儒家經典上，力圖用改良的手段，在儒學的外衣下，使中國完成由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換。

近代革命與儒學的命運

1915年，激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店」的喊聲中展開了對封建文化的猛烈批判，傳統儒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不過由於儒學包含著許多民族文化的精華，紮根在人民思想的深處，因此，對儒學採取一筆抹殺的態度，企圖用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全盤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努力難以成功。

五四運動以後，又有新儒學的興起，其代表人物是新孔學的梁漱溟，新理學的馮友蘭，新唯識論的熊十力和新心學的賀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它們的方法論改造傳統儒學，提高儒學的思辯色彩和理論層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新儒學在大陸上失去了聲威，但在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中得到發展，擁有相當的實力和影響。

在中國，儒學作為統治思想存在了兩千多年，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隨著封建統治的推翻，儒學人微言輕統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一去不復返了。然而，由於儒學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融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里，成為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的重要因子；由於它的「大一統」觀念有利於中國的統一和培育愛國主義與民族的向心力；由於它的「仁愛」、「忠恕」、「中庸」以及父慈、子孝、弟恭等思想的弘揚對穩定社會秩序，調節人際關係和促進家庭和睦具有積極作用；由於它的「尊師重道」，重視教育是建設文明社會的重要條件，因而，儒學的影響必然與中華民族同在。

（節選自百科小史博覽叢書《社會窗》，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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