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煒：解讀"桂冠詩人"郭沫若的內心世界:無奈與荒誕

進入專題： 程光煒

　　【一】

　　郭沫若解放後創作水平的全面滑坡，集中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７年間，郭沫若筆耕不止，共寫新詩和舊詩一千幾百餘首，出版有《新華頌》（１９５３）、《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１９５５）、《百花集》（１９５８）、《百花齊放》（１９５８）、《長春集》（１９５９）、《潮集》（１９５９）、《駱駝集》（１９５９）、《東風集》（１９６３）、《蜀道奇》（１９６３）、《邕漓行》（１９６５）。離世後由他人編選的還有《沫若詩詞選》、《東風第一枝》、《郭沫若游閩詩集》，總共１３本之多，另一些詩作因某種原因沒有收入。

　　郭沫若可謂活到老，寫到老，直到他去世的前兩年，還寫下了當時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不僅如此，他還創下了解放後詩歌界的幾個「最」：一是在同輩詩人中寫得最多的詩人；二是最先發明了「政治打油詩」這一新文體；三是最先寫出歌頌新時代的詩作《新華頌》，比向來敏感的艾青的《旗》早了整整７天。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兩年，可稱之為郭沫若詩歌寫作的「狂歡節」期。他生產詩作之快，簡直創造了自中國新詩誕生以來的「奇蹟」。常常是一天一首甚至數首，與相對講究的歷史研究、歷史劇創作比，在題材上可以說到了狂放無忌、什麼都可以入詩、什麼都可以順手拈來的地步。

　　當然，他在藝術上的粗製濫造，也「登峰造極」。郭沫若熱烈地關注著全世界和我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將之作為他詩歌創作的主要靈感。大至怒斥美帝國主義干涉我軍炮擊金門（《斥美國戰爭狂人》）、陪同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登天安門（《慶祝建國十周年》）、保衛世界和平運動、朝鮮戰爭、「三反」「五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頒布、長江大橋和十三陵水庫建成、「大躍進」和大鍊鋼鐵運動，小到掃文盲學文化、防治棉蚜蟲、除「四害」、山東民間剪紙和看高甲劇團演出，無一不攝入他的筆底，引發他詩歌創作的衝天豪情。

　　郭沫若寫得最多、最濫的還是「紀游詩」，每到一地皆有詩作。但即使抒發游山逛水的豪興，也不忘聯繫國內形勢、政治鬥爭和建設成就，給人穿鑿附會的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記述自己拚命趕製詩作的「心態」時，曾形象地說：「我到張家口地區去，自然而然地寫了幾十首詩，最後一首詩的最後一句是：『遍地皆詩寫不贏』，完全是我的實感。那些詩不是我作的，是勞動人民做在那裡，通過我的手和筆寫出來的。」（１）

　　熟悉郭沫若創作歷史的人們不禁會問：這位中國新詩的奠基者，難道昏庸到竟然不知寫詩的義理和章法了嗎？答案是：否。

　　【二】

　　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郭沫若曾明確宣稱：「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個性最徹底的文藝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藝，民眾的文藝」。他嚮往強有力的個人，在想像中塑造了那個具有無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是否有突出的個性看作詩的生命。他認為，「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底自然消漲』」。（２）他還說，「具有音調的，不必一定是詩，但我們可以說，沒有情調的，便決不是詩」，「非詩的內容，要借韻語表現時，使我們不生美的感情，甚至生出嘔吐的」效果。（３）

　　正因深信「個性」、「內在韻律」、「情調」是構成詩的基本要素和創作的根本原則，除此之外都是「非詩」的東西，在１９２８年完成詩集《恢復》之後，已有敏銳危機感的郭沫若決定不再寫詩，而改寫戲劇和從事歷史研究。

　　唐曉渡認為，解放後的郭沫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完全是「屈服於權力和政治中心話語」的結果，（４）丁東則對晚年的郭沫若持著一種寬諒的口吻，他說：「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價」，「郭老的悲劇在於，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５）

　　郭沫若未必是真心背叛和拋棄藝術信仰，問題在於他已經不能再像２０世紀２０、３０年代那樣完全掌控住自己的筆。郭沫若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道德觀念，深刻地支配著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深刻支配著他的言與行。建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予了他極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給了他連想都不敢想的最高的「禮遇」。對一生都處在飄泊和動蕩之中的郭沫若來說，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和５０年代整個社會和諧、健康與上進的氣氛，與他和同代知識分子所長期奮鬥與苦苦追求的「社會理想」應該是一拍即合的。（６）

　　【三】

　　作為文人，他只有手中這一管筆；而「知恩圖報」，則是他這一時期最適當和最真誠的個人表達。在此情況下，「歌頌」和「讚美」新時代成為郭沫若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７年間詩歌創作的「主旋律」，是極其正常的，也是十分符合邏輯的。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０日他在《新華頌》一詩里寫道：

　　人民中國，屹立亞東。

　　光芒萬道，輻射寰空。

　　艱難締造慶成功，

　　五星紅旗遍地紅。

　　生者眾，物產豐，

　　工農長作主人翁。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在《記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用陳叔老原韻·其六》中流露了替國分憂的真實心情：

　　協商談判是一端，

　　五國能齊舉世歡。

　　漫道和平無原則，

　　還須增產克艱難。

　　１９５７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看到廣大人民群眾萬頭攢動的熱鬧情景，不禁豪情萬丈，他真正地激動了：

　　天安門下人群如海，

　　天安門上勝友如雲。他滿眼所見的都是：

　　你看呵，孔雀在開屏，

　　一群蝴蝶在鬧著星星。

　　五彩的探照燈的光，

　　在半空中織成雲錦。於是，他要把真誠的祝福獻給「使人們歡樂著直到天明」的這個新時代。

　　同年９月，武漢長江大橋提前竣工的消息傳來後，興奮之中的郭沫若，馬上揮筆對那座遙遠和宏偉的大橋展開了豐富而誇張的藝術想像：

　　一條鐵帶栓上了長江的腰，

　　在今天竟提前兩年完成了。

　　有位詩人把它比成洞簫，

　　我覺得比得過於纖巧。

　　一般人又愛把它比成長虹，

　　我覺得也一樣不見佳妙。

　　長虹是個半圓的弧形，

　　舊式的拱橋倒還勉強相肖，

　　但這，卻是坦坦蕩蕩的一條。

　　長虹是彩色層層，瞬息消逝，

　　但這，是鋼骨結構，永遠堅牢。

　　我現在又把它比成腰帶，

　　這可好嗎？不，也不太好。

　　那嗎，就讓我不加修飾地說吧：

　　它是難可比擬的，不要枉費心機，

　　它就是，它就是，武漢長江大橋！手舞足蹈的郭老，在這裡竟和熱愛他的讀者玩起了繞口令式的文字遊戲。但手舞足蹈、癲狂有餘而感情充沛，何嘗不又是郭沫若和當時整個時代情緒的真實寫照呢？！

　　１９５８年是郭沫若個人的轉折點，詩歌的濫情年，和他一生文學創作的全面崩潰期。這一年的郭沫若，開始漸露出厭世與玩世之態。據不完全統計，當年他寫詩２３２首，平均不到一天半一首。這還不包括那些扔進廢紙簍，或沒有收進《郭沫若全集》的無法統計的詩作。這一年，郭沫若的詩歌音調突然高了幾個八度，有一種直衝雲霄的形象和效果。

　　【四】

　　造成這種結果，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將面臨全面的失敗，假話、空話和大話惡性發展成全社會的普遍風氣，對領袖人物的個人崇拜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它直接誘發了詩人內心世界的毀滅感和虛無感，使他理想社會的大廈在頃刻間坍塌下來。他從五四時代起即執著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光明」的宏偉目標，一時間土崩瓦解，潰不成軍————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實的刺激和打擊。有人說：「郭沫若對『大躍進』把學生身體弄壞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誇、虛報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腫病，他也有點憂國憂民。」（７）

　　８月２８日，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出尖銳的諷世口氣：「有人稱我為『社會主義的哥德』，更希望我『寫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浮世德』來。這若不是開玩笑，就是一種嘲諷罷。」（８）

　　然而就在半年前，他卻言不由衷地鼓勵青年學生說：「紅就是朝氣發揚的象徵。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者，你們看，那是多麼精力彌滿、朝氣發揚。我們就是要做到這樣的紅，有氣魄創造新文化、創造幸福生活、創造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９）玩世不恭之態，是對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應。

　　二、「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提倡，成為一個日益狹窄但凜然不可冒犯的文學創作原則。本來對新中國的「人民文藝」抱有熱望的郭沫若，這時嚴重地意識到，所謂「個性」的、「自由」放任的詩歌創作已完全不可能。由此形成了心理上的極大反差：一方面他熱情地附和這一文藝主張，寫出多篇文章向社會推廣，另方面私下又把表露屈原獨立人格的舊作《桔頌今譯》抄與友人，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燦爛的桔樹啊，枝葉紛披，

　　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

　　……

　　啊，年青的人，你與眾不同。

　　你志趣堅定，竟有桔樹的作風。（１０）「桔樹」的作風，在這裡恰好構成了對所謂「兩結合」的強烈反諷。值得深思的是，桔樹的高風亮節和獨立品格是對濁世的徹底否定，而郭沫若在公開場合的隨波逐流，卻又是對桔樹形象的一種褻瀆。

　　三、現實的扭曲導致了郭沫若人格的扭曲，而人格的扭曲則造成了他詩歌創作的徹底變形。於是，「他後來寫詩是自暴自棄，反正我就這麼胡寫了，不是當詩寫，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有（？）什麼時事，《人民日報》等媒體就找他約稿，請他作詩表態，他一般都不拒絕。約了稿就寫，寫了就刊登，刊登後自己也就忘了。」（１１）對郭沫若這一階段私下的言行，上述所引只是一個存有爭議的孤證，我們一直找不到有分量的旁證。而歷經時間的淘洗，出示孤證的人是否經過了有利於現在的修改或潤飾，也很難說。不過，從他創作數量的驟然增加，藝術質量的普遍粗糙化來看，以上推論當是無可置疑的。

　　玩世態度是培育無聊之作的天然溫床，而無聊的意境，則將大量詩作變成了令人罕見的藝術贗品。郭沫若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兩年的詩歌在題材上可分兩類：一是迎合時事而不假思索的「應時之作」；另一類是遊山玩水的紀游詩。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是詩集《百花齊放》，其他遍布《郭沫若全集》「文學編」３、４卷中。

　　１９５８年３月，郭沫若響應「百花齊放」的號召，決意把兩年前做的「牡丹」、「芍藥」和「春蘭」三首詩拿出來，湊齊一百首，藝術地象徵社會生活中「百花齊放」的大好形勢。他承認對花了解不多，「在寫作中，很多朋友幫了我的忙。有的借書畫給我，有的寫信給我，還有的送給我花的標本或者種子。我還到天壇、中山公園、北海公園的園藝部去訪問過。北京市內賣花的地方，我都去請過教。」（１２）

　　創作不是依靠生活的觸發、心靈的激動，而是去硬找、硬作，並居然表白得如此堂而皇之，一副無聊之心態不禁躍然紙上。他用《雞冠花》比喻總路線的一日千里的形勢時曰：

　　因此，我們特別地把頸項伸長，

　　因此，我們特別地放開了喉嗓：

　　「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乘風破浪！」

　　誰還沒聽見嗎？聾得太不象樣！他以改變《臘梅花》的開花日期奉承「人定勝天」的大道理，說：

　　在冬天開花已經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規律可以改變花期。

　　不是已經有短日照菊開在春天？

　　我們相信臘梅也可以開在夏季。跟著批「白專道路」的輿論，他把詩的意境完全丟在一旁寫道：

　　陽光如果缺少，我們要起變化，

　　紅色的花會要變成白色的花。

　　在這裡顯然包含著深刻教訓：

　　紅色專家也能變成白色專家。

　　郭沫若「跟形勢」寫詩的例子可謂多矣，下面不妨舉出幾例：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他馬上寫出《第一個人造地球衛星的訊號》；紀念「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的前一天，他就創作出《歌頌十月革命》；偶爾看到毛澤東的一幅照片，他寫了《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看完歌劇《白毛女》之後，他順手又寫出了《題五位白毛女合影》作為祝賀；得知我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獲得好成績的消息後，郭沫若發表了《體育戰線插紅旗》；離建國十周年還差９天，他就為這個節日準備了８行短詩《慶祝建國十周年》；為中央氣象局他題寫了《題氣象館》，刊於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的《氣象簡報》第三十期上；他還專為一家雜誌題詩，題目叫《題〈圖書館通訊〉》，並登在１９５９年《圖書館通訊》第十期。等等。

　　今天看來，這些詩作不光意境平庸，語言粗糙，而且詩風也甚惡劣，對作者本人的形象也是整體的糟蹋和破壞。據龔濟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傳》所述，作者那兩年已發展到近於瘋狂和失去理智的狀態，到了被天下書生所恥笑的地步。１９５８年五六月間，郭沫若親率北京第一批「走馬觀花」體驗生活的文藝家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程光煒

本文責編：frank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欄目：天益筆會 > 散文隨筆 > 大浪淘沙 本文鏈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23.html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