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2016春拍「與古為徒」印章專場彙集吳昌碩等人經典篆刻作品

摘要：2016年6月1日至9日，北京保利春季拍賣會將在京舉行。本季春拍將在「與古為徒」印章專場拍賣中彙集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等藝術家的經典篆刻作品，包括齊白石刻錢大均自用白芙蓉三螭鈕對章、壽山碓下黃瑞獸鈕傅抱石刻郭沫若自用印等。 齊白石錢大均自用白芙蓉三螭鈕對章8.7&ti…

2016年6月1日至9日，北京保利春季拍賣會將在京舉行。本季春拍將在「與古為徒」印章專場拍賣中彙集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等藝術家的經典篆刻作品，包括齊白石刻錢大均自用白芙蓉三螭鈕對章、壽山碓下黃瑞獸鈕傅抱石刻郭沫若自用印等。

齊白石 錢大均自用白芙蓉三螭鈕對章 8.7×3.9×3.9cm/8.5×3.9×3.9cm

估價：160萬-260萬

備註：錢大鈞舊藏附原配錦布印匣。

齊白石是現代藝術史上開宗立派的傑出人物。他在書畫篆刻領域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齊白石自認為篆刻第一，詩詞第二，書法第三，繪畫第四。他在藝術見解上最推崇「獨造」，並且身體力行。他的篆刻朴茂有力、痛快淋漓，別有一番天趣。

這是一對非常有意思的印章。說他有意思，有如下三個因素。其一是印章用料極佳，選最為上等的舊坑白芙蓉石、且章材碩大並為對章。屬極為珍罕難得之品，相信此對在民國時已價格不菲。其二是受主錢大鈞，此人是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之一，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統局局長，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要職。其三就是對章是由近現代最為著名的篆刻家之一的齊白石所刻。

從「錢大鈞印」、「慕尹」二印的創作風格來看，其創作時間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右。時白石老人年近七十，經過衰年變法，齊氏在篆刻藝術上的造詣，已進入巔峰之境。就這對印章本身所具的水準，它所表現出來的齊派的獨特藝術風貌也是令人折服，擊節不已的。具體到刀法上，白石老人採用向線用刀，刻時卻並非一味霸悍，而是苦心經營、變化多端。展現出的效果無論是粗細、輕重、正側，都是為印面整體服務的。而我們觀賞到的則是如同「屋漏痕」的效果，乾脆利落痛快淋漓而又沉著凝練，真正得穩准狠之三昧，故而神采飛動、氣勢逼人。而於篆法上，尤以「錢大鈞印」白文印最為可記。此印使用了大量的斜線條與復刀，在篆刻創作領域上，斜線與三角形塊面是很忌諱的表現方式，常因為難以處理而陷入僵局。但到了白石老人手裡，卻讓觀者沒有感覺到絲毫的違和或突兀，線條相互間的穿插有節奏有疏密，線條本身的粗細也配合著塊面節奏而展開。足讓觀者如聞妙音、不覺神奪。

從這些解讀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這對印章明顯的體現出作者創作時的精審、用意和全力以赴。這種心態，或許是與印主的感情或名望有關。也正是這種創作心態，造就了近現代篆刻史上一件名作的誕生。

錢大鈞(1893～1982)，江蘇吳縣正儀鄉(現崑山市巴城鎮)雅涇村人。國民黨元老，黃埔建校初期教官。早年積极參加反清倒袁，後在軍閥混戰中為蔣介石效力，被委以重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是蔣的"八大金剛"之一。曾擔任重要職務：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主任，軍統局局長，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戰略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台北市私立戲劇學校董事長、「中華全國田徑協會」名譽會長、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錢大鈞身材高大，相貌英武，重視儀錶，愛與文人雅士來往，擅長書法，其鐘鼎篆字蒼勁有力，娟雅挺秀，為人彬彬儒雅，頗有古風，對佛學很有研究，通曉英文。著有《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等。

壽山碓下黃瑞獸鈕傅抱石刻郭沫若自用印 4.4x4.5cm，高9.5cm

估價：220萬-320萬

郭沫若與傅抱石是分別馳騁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和國畫領域的兩位風雲人物。傅抱石與郭沫若結識較早，而傅抱石的藝術生涯以及後期在中國畫壇大放異彩，與郭沫若的鼎力相助和提攜是分不開的。郭沫若與傅抱石的友情始於30年代的日本。自幼喜愛篆刻書畫的傅抱石,曾在江西省立第一師範讀完了藝術課程。1932年在江西省立一中藝術科執教的傅抱石,得到美術教育家徐悲鴻的幫助,通過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推薦,傅抱石於1933年春季成為東京帝國美術學校的研修生,主攻美學與東方美術史,從而得到了在日本結識郭沫若的機會。傅抱石早對中國繪畫史產生濃厚趣,在1929年即完成了10萬字的《中國美術變遷史綱》。留學期間, 他更立志要寫一部系統的中國美史。他同許多日本學者談過這想法,然而反應卻是清一色的「懷疑」。在日本學者的非議聲中,傅抱石卻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1935年9月傅抱石留學歸國不久,就編成一部《中國美術年表》,使中國美術史長河中周兩漢的雄渾、唐宋明清的大雅,羅致會通,經緯瞭然。傅抱石當然不會忘記郭沫若在異邦他鄉所給予的勉勵和支持,他在《自敘》中曾鄭重地寫到,他之所以決定落筆, 原因之一即在於「嘗與郭石沱先生道鄙意,亦重荷獎勖。」這位郭石沱先生,便是郭沫若。

1935年5月傅抱石東京個人書畫篆刻展的一舉成功,畫展成功的關鍵首先在於傅抱石的天賦、才氣、勤奮、堅韌。但如果說到玉成此舉的外力,那麼來自中日兩位學者的幫助無疑起了重要作用:一個是傅抱石的導師金原省吾, 一個便是郭沫若。郭沫若11月18日寫給東京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子祥)的手札:「傾有中國篆刻名家傅抱石君(尤善刻細字, 且工畫)欲與尊台一談,特為介紹。又傅君欲晤河井荃廬氏,能為介紹尤禱。」傅抱石通過郭沫若的介紹,結識了這位有眼識的出版商以及包括日本最有名望的篆刻家河井荃廬在內的其他日本學者。經過金原省吾等人再三斡旋,場地終於談妥。春節過後郭沫若即為傅抱石畫題詩數種,其中包括《瞿塘圖》、《淵明沽酒圖》。5月10日,傅抱石個人作品展在東京銀座松坂屋如期揭幕。郭沫若手書的會標「 傅抱石中國畫展」豎立在展館前門,莊重醒目。日本最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畫家橫山大觀,書家中村不折,帝國美術院院長正木直彥,文士佐藤春夫輩,都到了場,展覽會大獲成功。同書畫作品比較,展覽會上傅抱石的篆刻作品與篆刻技術現場演示,他的篆刻震驚了整個日本藝術界，稱之為「支那篆刻神手」，取得了更加轟動的效應。應該說此次個展的成功，無疑是傅抱石藝術生涯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兩人間的友誼由此開始，直至傅抱石辭世。

1958年12月,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傅抱石畫集》問世了。這是傅抱石有生以來第一部精美的大型畫冊。郭沫若為題辭:「抱石作畫別有風格,人物善能傳神,山水獨開生面。蓋於舊法基礎之上攝取新法,而能脫出窠臼,體現自然。吾嘗言:我國畫界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齊白石, 南石則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經歷風霜,更臻巋然」這百餘字的題辭概括了傅抱石繪畫藝術的精髓。其中「經歷風霜, 更臻巋然」8個字,尤其包含了這位良師益友對傅抱石的愛護、勉勵和鞭策。1959年夏,傅抱石、關山月共同接受了一個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根據毛澤東主席《沁園春·雪》的詩意,為即將落成的人民大會堂繪製巨幅壁畫。周恩來、陳毅、郭沫若和畫家們一起探討了畫面的整體構思,然後由郭沫若同傅抱石再作進一步研究。針對原詞「須晴日, 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一句,郭沫若提出,主席寫這首詞時,全國沒有解放,今天的情況不同了,天已經晴了,因此畫面上要畫出紅日,表現太陽升起來以後的自然景象。傅抱石綜合了周恩來、陳毅、郭沫若的意見設計出小樣,幾經推敲而後定稿;近景是高山蒼松,遠景是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雲海茫茫,一輪紅日高懸,輝煌燦爛。9月27日,毛澤東主席題寫了「江山如此多嬌」6個字,由傅抱石和助手一起把原跡放大臨摹在畫面的左上方。經過兩個月的緊張工作,傅抱石、關山月終於不負眾望,出色地完成了這幅氣魄宏偉的垂世之作。

早在40年代郭沫若在重慶居住時,書房裡就掛著傅抱石贈送的條幅《桐蔭讀畫》,郭沫若曾專門為畫的來歷寫過一篇感情真摯的散文。50年代郭沫若住在北京西四大院衚衕5號時,南屋會客室的牆上掛的也是傅抱石的作品,題為《九老圖》,是畫家的一幅人物佳作。文革前郭沫若從大院衚衕遷入什剎海前海西街新居,傅抱石專門為郭沫若新居，畫了一幅《擬九龍淵詩意》。畫面上群峰起伏, 煙雲繚繞。飛瀑自天際懸垂,順勢而下,湍流不息。前景一巨石矗立,雄渾偉岸,崖頭霜葉紛披,溝壑以鐵索相連。一行遊客駐足林邊空地,站在前面的畫中人物正臨風眺望,爛漫秋色盡收眼底。顯然,畫面上那迎風站立的人物,就是畫家心中的詩人形象。題款:「沫公、立群夫人垂賞即乞誨政，一九六五年春敬寫九龍淵詩意傅抱石南京並記」。這是傅抱石一生創作的郭沫若詩意畫中尺幅最大、氣勢最見磅礴的一幅，也是為這位相交30餘年的摯友，所作的最後一幅畫。那用水墨皴擦點染的高山流水,並非九龍淵的寫實,而是沫若詩情與抱石畫意的交響,是詩人與畫家30餘年友情的彙集,是天地的呼吸、自然的脈動。傅抱石在完成此畫的當年秋天,因頻繁發作的高血壓,和難以割捨的誘發藝術靈感的酒,奪去了他的生命。郭沫若曾因此惋惜不已。傅抱石或許九泉有知,他以《擬九龍淵詩意》中那巍然聳立的山崖, 湍流不息的飛瀑, 陪伴著郭沫若經歷了10 年的動亂,又和郭沫若一起走過人生最後的路程。

郭沫若先生在這裡度過了他一生中的最後15年。1988郭沫若故居被設為郭沫若紀念館。館中陳設了郭沫若先生一生工作和文化經歷的遺物。其中有一方印章格外引人注目，這是一方壽山碓下黃印章，圓雕辟邪瑞獸鈕，體量碩大、材質良好，包漿潤古、雕琢精良。是傅抱石為郭沫若所刻，印文刻「郭沫若」白文印(著錄：上海書畫出版社《近代書畫家款印綜匯》P619)，邊款：一九五九年八月，沫公延利。抱石。北京。通過對傅抱石年表的查閱可知，是年7月傅抱石赴北京與關山月為人民大會堂創作「江山如此多嬌」巨作，至9月下旬完成，9月27毛澤東為此畫題「江山如此多嬌」。印作時間與傅抱石年表記載時間十分吻合。

而本件拍品傅抱石為郭沫若刻」石沱「自用印，亦為壽山碓下黃石，章材偉岸碩大，質地溫潤凝膩、包漿古穆;圓雕辟邪瑞獸鈕，後卧前蹲，昂首瞋視，肌骨健碩具極強的力度感。二印無論尺寸、石材、雕工均完全一致。原來郭沫若紀念館中所藏傅抱石刻「郭沫若」生前常用的名字印，與本件拍品為對印。所作印文曰「石沱」，邊款：沫公正刊，抱石。印文「石沱」二字典出周秦古文字，而字義的來歷，在中華書局1985年版容庚所著《金文編》第728頁中，有十分明確闡述：「郭沫若原名開貞，《說文解字》「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貞、鼎二字古代可通用。三十年代，郭沫若為避國民黨文網，改筆名為「鼎堂」發表金文考釋之類學術論文。「石沱」系由「鼎」變化而來，周代末期的銘文中常稱鼎為「石沱」或「石它」旁邊各加鼎旁，「鼎旁石它是鼎的一種別名。」。

被贊為「國畫之魂」的傅抱石，因其畫名蓋世，故在篆刻藝術上的成就為畫名所掩。其實早在年輕時，因其仿作趙之謙印足以亂真，曾在南昌城引起轟動，如同張大千仿石濤畫起家並被傳為佳話。其實他的藝術生涯是從篆刻開始的，自詡「印痴」。早年的傅抱石除深研趙之謙篆刻，還閱讀古今印譜，年方22即完成《摹印學》，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脈絡貫通，論述精到，許多插圖親手繪製，洋洋四萬多字全用小楷寫就。1935年在日本舉辦《傅抱石金石書畫展》時，他的篆刻震驚了整個日本藝術界，稱之為「支那篆刻神手」。縱觀此印，所用篆法高古富含金石韻味，刀斫斧削大氣磅礴，鐵線犀利英氣逼人。水準之高絕不讓吳蒼石與齊白石，可謂之三石鼎立耳。

眾所周知傅抱石、郭沫若的個人書畫真跡，在當今藝術品市場上本已是炙手可熱、屢創佳績的搶手貨。較之傅抱石的書畫作品，其篆刻作品則更為珍貴罕見，現身拍場的真品之作屈指可數。在2012年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憶梅庵物——羅寄梅夫婦七十年珍藏專場中，拍品號為5519的傅抱石為羅繼梅夫人劉芳刻制，尺寸僅為0.7x0.7cm，高4cm的「劉芳」印，就以281萬成交。而本印尺寸為4.4x4.5cm，高9.5cm，堪稱巨制。更何況此印是傅抱石為當代文豪郭沫若先生所制，郭沫若的自用印能現身拍場，實屬不易目前尚未有見。且來源於郭沫若家屬，十分可靠，並經由《傅抱石全集》、《傅抱石所造印稿》著錄。而郭沫若的書法，市場表現亦屬不同凡響。在2015年廣東崇正春季拍賣會上，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九藤書屋」的藏品，郭沫若作於1964年行書書法「建設」以1610萬人民幣價格成交。這是一方能將兩個中國當代頂尖大家於方寸間聚集，使之筆墨交融，翰墨一身情緣的奇印，是書畫印壇中難得的一段佳話。不凡之品一定會有不凡的市場表現，必將再創傅抱石篆刻作品的價格新高。

吳昌碩刻青田石閔泳翊自用印 3.2X3.2cm，高6.8cm

估價：80萬-120萬

眾所周知，吳昌碩一生中為他人刻印最多的，就是這方印章的主人，朝鮮貴戚閔泳翊。前後30年間，吳昌碩共為閔泳翊刻了約300方的印章，其中在《吳昌碩印譜》、《田黃堂印譜》中確認的就有213方，數量之多令人咋舌。尤以此件「甲申十月園丁再生」最為著名，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閔氏父親遭難、本人亦遇刺險遭喪命，遂亡命中國。是其劫後餘生的一種心裡寫照，觀此印印風，是以吳氏石鼓文書法入印，參以古封泥的形貌創作而成。巧妙的是，在全印上緊下松的篆法風格下，印作很容易頭重腳輕，而申字下部留白巨大，，作者十分神奇的將丁字以金文法作大紅點而偏右，全印頓付安然，此字堪稱「印眼」。高手治印當如此，於不動聲色中巧加挪移，令人移易不得。置之300印品中，無疑為上上品也。閔泳翊(朝鮮語：???，1860年—1914年)是朝鮮最後一個王朝的王妃——閔妃的侄子，字遇鴻、子相，號芸楣、竹楣、竹賓、園丁、蘭阜、千尋竹齋，賜號禮庭。閔台鎬之子，後過繼給閔升鎬做養子，驪興閔氏的代表人物，近代朝鮮著名的書法家。泳翊「幼頗慧悟，嗜書畫」，10多歲時就在朝鮮畫壇上佔有一席之地。1884年12月，閔泳翊在甲申政變中被刺，險些喪命，面對殘酷的宮廷鬥爭，年輕的他只得亡命他鄉，先是客居香港及廣東，而後是蘇州及上海，憑藉著他深厚的漢學功底及精湛的書畫造詣立足於中國。

閔泳翊在今上海市北京路瑞康里766號建立「千尋竹齋」，作為自己在中國的家，自己也以此為號。喜好交友、耽於藝術的閔泳翊來上海後，很快便融入了海派書畫家群體，與吳昌碩、任伯年、胡公壽、錢慧安、蒲華等結交。尤其與吳昌碩友情很深，據朝鮮人金圭鎮回憶，他曾在1891年去中國拜訪吳昌碩，吳昌碩問他：「你認識閔泳翊先生嗎?」金圭鎮回答：「還沒見過他。」吳昌碩突然改變臉色而不再理會他，同時金圭鎮還稱：「閔泳翊從1886年以來到蘇州找吳昌碩後，便沉醉於藝術的忘我之境。」這些記錄顯示吳昌碩很看重閔泳翊的才華，也說明了閔泳翊來華後與吳昌碩的深厚情誼。而吳昌碩在閔泳翊去世後寫的長詩《挽蘭丐》序中寫道：「(閔泳翊)客滬上，交卅余載，嗜予刻印」，據此可知他們的交情已經達到30餘年。閔泳翊於1883年1月底來中國天津，吳昌碩正好也在1883年2月初因公來津，兩人在天津邂逅相識不無可能，也符合吳昌碩「交卅余載」的記載。閔泳翊書宗顏真卿，以畫蘭撇竹馳名藝壇，筆力雄健、氣格清逸。當時滬上藝苑有「海上三丐」之稱，「書丐」為高邕、「印丐」為吳昌碩、「蘭丐」即是閔泳翊，可見這位朝鮮藝人在海上的名聲。每到星期天，閔泳翊會邀請海上畫派的諸位友人相聚於「千尋竹齋」，喝酒吟詩，揮灑丹青，筆走龍蛇。

1911年夏，吳昌碩正式移家上海，1913年初春，由王一亭介紹，遷北山西路923號(今山西北路)，而閔泳翊的住所「千尋竹齋」，位於北京路瑞康里766號(今北京東路)，從民國初年的上海地圖上看，兩家住址僅隔了條蘇州河，相距不遠，這客觀上或許也為彼此間的交往創造了一個便利條件。此時，兩人同為遺老身份，一個懷著亡國之痛，暴飲暴食，意志消沉;一個不滿於辛亥後的時局，年逾花甲，又體弱多病，彼此同命相憐，感情日篤便不難理解。吳昌碩有一方「園丁課蘭」朱文印，從印風看大約刻於70歲左右，邊款云：「園丁近況，苦鐵知之，為之治石」，寥寥數語，惺惺相惜之情，溢於言表。作為書畫名家的閔泳翊尤對吳昌碩的篆刻相當崇尚而服膺，從他與吳昌碩相識之初就開始請其治印，在以後的日子裡，從未間斷，這位「海上蘭丐」與「海上印丐」的金石緣、書畫情近三十年。而吳昌碩為他刻的一系列印章，猶如一部印史，記錄了他多舛的命運和深切的哀怨：「甲申十月園丁再生」，甲申年即1884年，閔泳翊在當年差點被開化黨刺客暗殺。吳昌碩共為閔泳翊刻了300多方印章，其中「椒房貴戚」、「石韞尚書」記錄了他曾顯赫的身世。而「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顯示了他對梅竹的深愛青睞和崇拜梅竹和情操氣節。在《吳昌碩印譜》、《田黃堂印譜》中得以確認的有213方，令人咋舌。閔泳翊去世後，秘密發葬，未及告之吳昌碩，缶翁事後聞之，不禁為「只恨彌留之際欠一面」而「涕泗滂沱」。《挽蘭丐》一詩中云：「天涯回首談性情，樵青滌器烹中冷。而今宛如折足鐺，安得專氣致柔養長生。君隔蓬萊弱水，望我顏色紅如嬰」，感情真摯，讀之令人動容。在閔泳翊去世四年後的1918年，吳昌碩還為緬懷好友而刻有一方「蘭涯」印，此印也成為兩人一生友情的最後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