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做京官的曾國藩

06-12

往京師去

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國里，有一隅之地，名曰湖湘。它頭枕洞庭湖，懷抱湘江，有一種憂憤的情緒，自古以來便在這裡激蕩，然後不舍晝夜，流入長江。

憂憤從那個浪漫的屈原開始，接著便來了個賈誼，一直流到王船山。沉鬱至近代，到了嘉慶年間，一個名叫曾國藩的人，降臨湘鄉。

他出生時，曾祖在堂，老人70了，名曰曾竟希。這一夜，曾祖夢見有巨蟒旋於空中，從天而降，繞宅而入，盤踞於室庭之內，良久方去。一驚而寤，就聽到曾孫生了。曾祖大喜曰「曾氏門閭，行將大矣」，可想而知，他有多麼歡樂。

就這樣，曾國藩來到了人世，自他出生以後，祥瑞便接踵而至。據說，他家老屋子後面，原有一棵古樹，為藤所纏，行將槁矣，而藤卻欣欣向榮，日益伸展，若巨蟒盤旋，枝繁葉茂，垂蔭一畝，老人用了神秘的話語，把神話帶到家裡。

果然天賦異稟，曾國藩幼小時，便端重安詳，儼然若有宰相貌。

自初生至三歲，庭戶內外，不聞啼泣聲。母親忙裡忙外，他每日立於祖母身旁，紡車之側，靜靜地，看花開，聞鳥語，若有所思。曾家世代務農，終於得了一顆讀書的種子。五歲時，受學於庭，牙牙學語，即學聖人言：人之初，性本善。而老頭卻講故事，講得神秘兮兮，講到曾國藩六歲那年，再也講不動了，便一笑而逝，可曾家上下，難免悲泣。

生在嘉慶朝，曾國藩沒唱過流行歌曲，因為朝廷上有一位神經衰弱的皇帝，治國就用一個字：「禁」！在他出生之前，就禁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關乎王朝氣運，尤其是兒歌，童言無忌，直達天機。還有「亡國之音哀以思」，皇帝最忌諱「慘慘、凄凄、戚戚」，以為是不祥之音。

禁了流行歌曲，又禁毀坊肆及家藏小說，王朝氣數，已可想而知。以「禁」治國，文化式微，然而天算之學，卻興盛起來，成為顯學。

如果說康熙纂《數理精蘊》，其意如文王演周易，尚有天下未定、天命未歸的遠慮，那麼，晚清學者的天算之學，則未嘗沒有天命變易的意味在裡面，此乃亂世之前兆的飄搖。

嘉慶朝20餘年，治國平天下的功夫，全下在白蓮教身上了。還在曾國藩五歲那年，就破獲了灤州石佛口王氏世傳「邪教」案。王氏之教，緣於日本香道，明代王森自稱聞香教主，後來又稱清茶門，改了茶道，傳了有200餘年。此教一破，為首者凌遲，族人流放，習教者為奴。

嘉慶朝的最後幾年，正是曾國藩成長的關鍵時間，白蓮教被鎮壓了，此時他才十歲，冥冥中的一些事情，有時真的說不清，只好歸之於宿命。後來，太平天國興起時，偏偏遇到了這個當年不過十歲的孩子，而他彷彿就是這場運動的天敵，專門等著運動到來，放出他人生的勝負手。

他十歲那一年，弟弟國潢出生，父親笑著對他說：「汝今有弟矣。」

命作時文一篇，題曰：「兄弟怡怡」。文成，父喜曰：文有至性語，必能孝悌矣！父執歐陽滄溟先生來，又命以「共登青雲梯」為題試律，詩成，歐陽先生覽而稱善，曰：乃金華殿中人語也。他發現了這樣一個當官的苗子，大喜之下，便將女兒許配給他，真是「詩中自有顏如玉」了。

該年7月，嘉慶帝卒於熱河，8月，道光帝就即位了，王朝史不過如此。

嘉慶朝是個拐點，雖承盛世遺韻，而衰像已然，至道光帝，便跌入谷底了。嘉慶被困於「邪教」，而道光，除了「邪教」，還受制於煙毒。嘉慶帝只管禁，可越禁問題越多，他撒手一去，問題就多成了羅鍋，都要那道光帝來背著。禁鴉片禁出了鴉片戰爭，反「邪教」反出了太平天國。

鴉片從元代傳入中國，本是作為藥物來用的，這在《回回藥方》里有記載，到了明代，中國人學會了提取的方法，自己也能生產鴉片，但主要還是作為藥物來用的，這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里中有記載。後來，鴉片與煙草混合，而有了鴉片煙，它不是藥品，而是吸食品。清康熙年間，鴉片煙從南洋傳到台灣，康熙收復台灣，順便將鴉片煙也收來了。起初，鴉片煙流行於閩粵沿海一帶，到了雍正朝，開始泛濫，危害性顯出來，雍正下了禁煙令，區分了鴉片和鴉片煙，只禁鴉片煙，不禁鴉片。

乾隆朝也是如此。可是，到了嘉慶朝，就採取一刀切，統統都禁了。

可哪裡禁得住呢？乾隆朝進口鴉片，起初，每年只有一百來箱，後來逐步增加到一千來箱，嘉慶朝一禁，反而漲到了每年進口兩千多箱。禁到道光初年，竟輸入鴉片約四、五千箱，不過幾年，其勢翻番，鴉片輸入每年達一萬多箱，煙毒泛濫起來，從閩、粵沿海一帶，跑到中原來。

曾國藩也從湘鄉走出來應試，一試而中，便落腳在嶽麓書院，準備鄉試。在書院里，他試輒第一，應鄉試，果然中舉。然後，一鼓作氣出湖湘，上溯京師，寓長沙會館，應會試。

留京師讀書，他開了眼界，遂於《四書》之外讀經史，於時文之暇嗜古文。然而，為己之學，難於應「試」，天下之志，何濟於「試」？古文於「試」無補，他一分心，便落了第。

放榜後，他收拾行裝下江南，由清江、揚州、金陵溯江而歸。歸途，借銀百兩，過金陵一揮而就，盡以購書，銀不足，則抵押衣物，豪邁的「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

農家子，花錢大手腳，不知者，還以為是京師習氣，實則，他性情中，有乃祖當年浪子風，曾於京師賦詩：「尊前瓦注曾千局，腳底紅塵即九州。自笑此身何處著？笙歌叢里合閒遊。」順風揚帆，一路讀史歸來，陳所購《廿三史》，父知之驚喜，誡曰：爾借錢買書，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畢竟是農家子，播一粒種子，便要一分收益，由是戰戰兢兢，侵晨起讀，中夜而休，足不出戶者幾一年。

再謀入都會試，無以為資，貸錢三十二緡以行，至京師，僅餘三緡。正月入都，四月考，自離家以來，他心無旁騖，惟有應試。這一次，他中了進士，還點了翰林，更名為「曾國藩」。

這一年，他才二十八歲，乃祖乃父，望穿秋水，老眼昏花中，當如何歡喜？

看林則徐

過了三個來月，他請假出都，與郭蒿燾等人，同歸故里。

一路行來，道出襄、樊，行舟遇大風，驚濤駭浪，鄰舟數十，鮮有完者，可他談笑風生，依然舟行無恙。前後行了約四個月，終於回到家裡，親友接踵而來，為他慶賀。

乃父設宴，酒罷，祖父星岡公語曰：吾家世代以農為業，雖富貴，毋失其本。他做翰林，事業方長，家中食用，不要讓他操心。此後，他居京師，為官十餘年，不知有家累也。

曾家種菜、養豬、耕讀，運勢方興；清廷一禁再禁，三令五申，反被鴉片煙淘虛了國本，抽幹了白銀，國勢日漸萎頓。星岡公治家，立定根本，終有所成，道光帝治國，喜歡折騰。

黃爵滋上疏，不僅要禁煙，還要戒煙，甚至要以死罪重治吸食者。戒煙以一年為期，逾期還吸的人，平民處以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子孫都不能應試。林則徐也上奏，支持黃的主張，他說：法要從嚴，如果放任自流，數十年後，中國就沒有可以禦敵之兵了，也沒有可以充餉之銀了。

話說到這份上，皇帝能不膽戰心驚？銀子是命根子，都流走了，那是王權遺精啊，皇帝豈能虧損！這幾位「猛男」君臣，真的義憤填膺，一著急，就派了林則徐去廣東查禁鴉片。

林一到廣東，就將屁股坐在廣州，把腦袋伸到澳門去「看世界」，按中國文化的老例——屁股決定腦袋，林的屁股，還坐在傳統的天下觀里，在天下觀里「看世界」，他能「看」到什麼？

他看到夷人兩腿僵直，引上岸來，一砍一個倒；看到沒有中華茶葉，夷人就活不了；還看到……可他卻沒看到最要緊的一點，道光命他為欽差，表面上禁鴉片，實際上抽緊銀根。

禁鴉片是「喻於義」，抽銀根是「喻於利」，打著禁鴉片的幌子，去解決帝國的財政危機。可林則徐是君子，愛惜自己的名聲，只知「喻於義」。稍有閱歷者都知道，一定有許多白銀流到中間環節去了，所謂「白銀外流」，只是個籠統的說法，其實還應該問一下，真正流出去的有多少？有多少被貪官污吏拿了回扣？只要把銀子拿回來，他就交差了。因此，他本應該去反腐，像老和尚敲木魚一樣，去敲打那些貪官污吏，讓他們將銀子，一點一點，都吐出來。可他寧肯對外開戰，也不敢去觸動官僚體系，更不願擔戴「喻於利」的名聲。世界還沒有「看」明白，他就玩了一把火，在虎門燒了兩萬多箱鴉片。

林大人亦由「猛男」，突然變成了「偉哥」，史書上都這麼說，看起來真不錯。

可這把火一燒，有多少貪官污吏從此逃之夭夭？官吏解了憂，就對他讚不絕口，接著又暗示夷人，將他們送走，一直送到天朝的大門口——天津。將點燃戰爭的皮球，輕輕一撥，又傳給了道光帝。倒霉的是道光帝，他本想查出白銀來，大撈一筆，緩解危機，結果反而引火燒身，一虧到底。

「天津」，顧名思義，是「天子的渡口」，其實，也就是北京的「門臉」，竟然出現了夷人的炮艦，於是，道光帝大罵林則徐：看汝以何詞對朕也！他再也不敢意氣用事了，派了一個擅長面子外交的官員琦善，讓他來維護天朝「門臉」，結果是，英夷難「撫」，居然要割地、賠款、加開通商口岸。

眼見「撫夷」失敗，又想「剿夷」，「剿夷」要用兵，用兵要花錢，錢從哪裡來？皇帝抄了琦善的家去「剿夷」，打了兩仗，簽了一紙條約，約定割讓香港，賠銀2100萬元，開五口通商。

不過，英夷沒有入主中原的企圖，反倒使帝國放心了，條約只是讓利，並未觸犯王權，因此，讓利之後，帝國依然高枕無憂。有趣的是，清廷重修《大清一統志》，來修補崩潰的天下觀。

這些事件，就發生在曾國藩做京官的頭兩、三年，當時他人微言輕，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他的看法可能比較接近恩師穆彰阿，有些同情琦善。當道光帝命立即處決琦善時，穆彰阿進言：不審而斬，於法不宜。於是，改命將琦善押解回京受審，穆彰阿囑咐押解者慢行，行了兩個多月，帝怒已消，一求情，便將琦善從輕發落了。穆彰阿的態度，也許影響了曾國藩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他在日記里，盛讚皇帝，「真大聖虛懷，非漢唐以下人主所可擬矣」，還說，天久不雨，而甘霖忽至，天人感應，何其神也！

何以「神」呢？就因為皇上從諫若流，重新起用了琦善等人，枯楊生花了。

後來，他的兒子曾紀澤出任英國公使時，在光緒五年八月二十日的日記里，談到了對林則徐的看法，這些看法，其實就是他們父子共同的看法。曾紀澤在日記里說：西方人初入華境時，都很馴良，不敢亂說亂動。林則徐要禁煙，他們不反對，要阻白銀外流，就接受用茶葉換煙土。可簽了約以後，那些承辦茶葉的官員，卻用摻了惡草、粗紙的劣茶給他們，他們雖有違言，卻還不敢決裂。可林還要得寸進尺，對違禁販煙者，要用中國刑法，處以死刑，英人不悅，亦勉強應允；林還不滿意，又提出販煙之船，其他貨物也要沒收充公，船上的人都要治罪，這才導致英人堅決反對，並以此為借口發動戰爭。

戰火一起，英軍船堅炮利，所向披靡，清軍水師小艇不堪一擊，頃刻之間，粉碎傾覆，死者無數，可林則徐卻謊言勝利。其後事情明了，道光帝拿他問罪，他還不服，依然官服不改，懸旗鳴炮游於江淮之間，還逢人就訴冤曲。倫敦有個蠟人館，各國的名人像蠟塑在裡面，本來英人敬他禁煙，將他的蠟像也放在裡面，而且放在很顯眼的位置，後來知其諱敗為勝，遂撤去。有不知情者，謂林文忠公如在，外患當不至此。還有為之訟冤，甚至以尸諫者，故曾紀澤嘆人心易欺如此，天下之是非豈易明白也！

知遇皇帝

戰爭在東南沿海進行，與關心戰爭相比，曾國藩更加重視修身。

使修身成為日課，把修身寫成日記，他用理學的銼刀，不斷修理自己。

還是翻開他的日記看看吧，看他每天怎樣立志、起誓，怎樣反省自己。

隨便翻開一頁，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這一天，雨雪交加，老婆一直生病，他陪著老婆，一時煩悶纏身，體不舒暢，他立馬警覺起來：「余今悶損至此，蓋周身皆私意私慾纏攏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也，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為人！」第二天，他去朋友家赴喜筵，見了兩女子，大概說了幾句笑話，他便自責：「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

對於這一個月，他做了一次小結，認為自己，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的過了一月，然後痛責自己：志之不立，可以為人乎！這就是修身了，用聖化的模子來鑄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訣，是將人的標準定得很高，純然一個理想人，用理想人來否定現實人——「無我」。

用「無我」來否定「我」，這樣的否定，其實很殘忍：「使人不成其為人」。

如果只有一個月，熬一熬也就算了，問題是，永遠熬下去，熬出個聖人來。

一月份過去了，再來看二月：初一日，他一早便到長沙會館去，先敬神，然後，拜客五家，太累了！兩眼發矇，不能讀書，他便說自己偷安，使身體日見疲軟，連個小體都養不好。

身是小體，其累如此，心是大體，其累亦如此，他自責「心不專一，雜而無主」，久而久之，「釀為心病」，也是因為居敬功夫不夠，而傷了心之大體。然後，他指出，要居敬養體。

末了，他還不忘補充一句：「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腸？」這樣做人，還有何樂趣？可他卻樂此不彼，自己斗自己！沒過幾天，他又將自己揪出來，狠批了一次，自問：「直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就因為文人雅集，他寫了一首詩，有點油滑，他就用一個「誠」字來拷問自己。

他給家裡寫信，訓勉他的兄弟們，要求他們以立志有恆為本，且作《五箴》以共勉：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靜，四曰謹言，五曰有恆。作為修身之「用」來說，這些都很好，可修得「體」之不存——「無我」了，誰來「用」呢？他拿著記日記的日課冊，去請理學先生倭艮峰批解。

每一回，倭先生都要在他的日課上面，很認真地寫幾句評語。有一天，他喝了一點酒，大概有些醉意，觀人圍棋，忍不住攘臂代謀，被人指責。可他卻屢懲屢忘，依然如故。事後，他痛責自己：「直不是人！」倭先生對此評曰：要將一切閑思維、閑應酬、閑言語都掃除掉，專心一意，鑽進裡面，安身立命，務要另換一個人出來，方是功夫進步，願共勉之！要掃除的，是「人慾」之我，要鑽進裡面安身立命，還要從其中另換出來的那個人，當然就是「天理」之我了，新的我已脫胎換骨，純然天理。

這樣的「我」，是理學的「試管嬰兒」，將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軀殼，然後從自我裡面生出一個新的我，像朱熹說得那樣，用「抱雞卵」的功夫，將新我孵化出來，用「猛火煮」的功夫，將舊我熔化掉，這便是理學的新陳代謝了。這樣折騰自己，便是自虐，修身修到這一步，理學也瘋了？曾國藩自然不敢這樣發問，但他畢竟還沒有修到倭先生那地步，只是收斂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傑氣概。

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這兩年，他師友倭仁，修身最勤最嚴，以後逐漸鬆弛，道光二十四年以後的日記，雖也時有自責自問，但口氣已不那麼嚴厲，而且問責也不那麼嚴厲和勤快了。

他一邊修身，一邊做學問，兩手抓，兩手都很硬，將這兩方面都抓得很緊。

可修身養性，那畢竟是治己，還不是治國，治己是內聖，治國是外王，治己先治心，治國先學禮，所謂經濟之學、治世之術，都集中於禮，治己用理學，治國用禮學，還是老路子。

自從補了翰林院侍講的缺，他仕途風順，不久，又奉旨升授禮部右侍郎，皇上召見了他，對他很欣賞，因為，他不僅「每有奏對，恆稱上意」，而且「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員，也都服他辦事條理精密，敢擔當。當時，禮部里有土地祠，祠內供著先儒韓愈，可禮部之祠同時還供著孔子木主，胥吏相沿，莫知所自，他取木主焚化，而為文以祀韓子，沒過幾個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

他敢冒大不韙，燒了孔子木主，說明他懂禮。不久，他又上奏，建議皇上循聖祖仁皇帝逐日進講之例。疏入，皇帝詳加披覽，以為「深堪嘉納」，一高興，就給他加了二級，還賜封三代，皆封光祿大夫。皇帝看他越來越順眼，讓他兼署工部左侍郎，還將他從兵部右侍郎遷至兵部左侍郎，又命他兼署刑部左侍郎，不出幾年，當官就當到這份上，真可謂恩寵了，此前還從未曾有過，他成了幸運兒。

可他哪是自滿於受寵的人！居然又上了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折》，開篇就說：皇上求治，卻很少聽到逆耳之言，他說，國難當頭，皇上要有風度，大臣要有風骨，為天下砥柱！

其言「多切直」，疏入時，恐有不測之虞。可皇上沒有責怪，反而說他「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並表白自己，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有益的，無不立見施行；講的道理有益身心的，我都帶在身邊，以便閱覽；其言難行者，我亦有駁斥，有回答，哪有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的？還指出他的奏摺，或過激，未能持平；或偏見，拘執太甚。

然後，語重心長地說，我念你意在進言，從未加以斥責，你說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這很重要。我是個德薄的人，夙興夜寐，還怕有檢查不到的地方，若因一二過當之言，而不聽取你的意見，就是驕矜了。我思為君之難，你們亦當思為臣之不易，互相勉勵，國家才可以收到實效。

這幾句話，比封官還抓他的心，不光恩寵，還有知遇，用中國傳統來說，可謂英明。

刊於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原題：反思「歷史的終結」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從希臘到中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