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詩律化進程與唐詩體式研究的思考與探索

內容提要：學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體格律問題越來越關注，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也漸趨深入，但也存在一些可完善和推進之處。就五言詩律化進程研究而言，我們在已經大致「知其然」的情況下，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對其「所以然」的探討上；就唐詩體式研究而言，也應加強對其系統性、歷時性及各體式之間關係的研究，同時還要注意對相關詩學概念內涵和外延的考辨，將唐人所用與後人所論區分開來，如此方能得唐人詩體觀念之真味。鑒於此，本人近年來主要是從詩體發展重要史實考證、詩體概念涵義辨析、重要詩人詩體分類方式和詩體觀念等方面，做了一些相關的考辨和實證研究工作，在糾正了學界相沿已久或新出現的一些偏誤的同時，也對五言詩律化進程和唐詩體式研究作了一定的宏觀理論思考，期望與學界同好一起推動中國古代詩歌體格律研究更上一層樓。

作者簡介：杜曉勤，男，江蘇如皋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從南北朝後期開始，詩歌的體格律問題就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沈約的《四聲譜》、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劉善經的《四聲指歸》，是較早討論和規範五言詩聲律體格的理論著作，也是後人研究永明體、齊梁體詩律體系和藝術風格的第一手資料。唐五代流行的詩式、詩法、詩格類著作，如上官儀的《筆札華梁》、佚名的《文筆式》、元兢的《詩髓腦》、崔融的《唐朝新定詩格》、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式》、舊題白居易的《金針詩格》、僧齊己的《風騷旨格》等①，既是普及詩歌作法的指南書，也反映了時人對古近體詩歌體式特點、格律體系和寫作技巧的理論總結。入宋以後，人們則在詩話、詩評和詩選中，談及對各體詩歌藝術風格、創作規律的認識②。明代中後期，復古詩學興起，又出現了一批以溯源辨體為宗旨的分體詩選和體式研究專著③。清中前期，受乾嘉學派影響，一些學者利用音韻學研究成果，開始嘗試對中國古典詩歌各體的聲韻調格式進行考證和描述④。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學者們開始用現代學術方法，對中國古典詩歌體式和格律進行系統研究和理論闡述，產生了一些標誌性成果。近二十年來，各種詩歌體式研究著作和專題論文更是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面對如此悠久的研究歷史和如此豐富的學術成果，及時分析現狀，總結問題，尋求突破，無論是對有志於進一步研究此課題的學者個體，還是對整個中國古代詩歌體式研究界，都很有必要。下面擬就我本人近年對五言詩律化進程與唐詩體式研究的思考與探索，略陳管見，就教於學界同道。

五言詩律化進程雖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但是經過近幾年的認真分析和深入思考，我發現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可以完善和推進之處。下面分而述之：

(一)目前對永明聲律說的主要理論點，如「四聲八病」涵義和詩律規則的闡釋，大致已經達成共識，即主要以《文鏡秘府論》中所載沈約之論而非唐人或唐以後人之說為理論原點。但是「四聲」理論的提出，和「八病」說的來源，仍是尚未探究清楚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既要關注梵語詩學、悉曇學等相關領域的文獻⑤，恐怕也需結合中國古代漢語音韻學⑥、韻律史甚至中古音樂史的研究⑦。只有中外打通，詩歌聲律與漢語韻律相結合，才能將此問題的研究再往前推進一步。所以，在對現存全部漢魏晉宋五言詩歌作品進行聲律分析、數據統計基礎上⑧，結合不同時期詩歌音律觀念，探討齊永明以前詩歌音律觀念和作品韻律發展演變的歷史，分析漢魏以來漢語詩歌音律說與永明聲律說之間的關係⑨，應是比較有意義的。

(二)五言詩歌體式是一個自足的系統，詩律由永明律向近體律的演變和發展，也自然是多方面的、立體的，而且是各方面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共同演進的。但是目前學界對五言詩律化進程的研究，大多隻抓住一面或者一個環節，很少有立體的、全面的研究⑩。根據我的理解，五言詩的律化，至少包括句律、聯律、聯間黏綴規則、篇式、韻式、篇幅，甚至包括章法布局、首尾聯的散對格式等多方面的格律化、規範化。當然各方面格律化、定型化的時間有早有晚，速度有快有慢，但是我們在研究時不能只抓一點不及其餘，只見一面，不考慮立體，而是應該統籌兼顧，全面考察五言詩各個層面的律化進程，才能更好地描畫出五言詩律化發展史。

(三)目前學界對五言詩律化問題進行的研究(11)，仍是以描述、勾畫歷史軌跡為主，很少有學者對詩律之所以發生如此演變的原因進行分析。我們在對齊梁至盛唐間五言詩律化進程已經大致「知其然」的情況下，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其「所以然」的探討上。在五言詩律化進程中，有很多的「為什麼」等待我們去探討回答。比如，沈約提出的「八病說」原來也只是南朝宋齊梁時眾多音律說中的一種，在當時的熱烈爭論中，為什麼後來就成為五言詩聲律的主流觀念？當時其他理論家的看法又有哪些主要觀點及缺陷？大同年間五言詩的律化水平明顯上升，這一現象背後的內外因又為何？五言詩律由講究「四聲相異」到重「平仄相對」這一「四聲二元化」的演變，與隋和唐初人作詩方式的轉變，甚至和中近古漢語音韻變化之間有無關係？初唐四傑和陳子昂青少年時代所寫五言詩的入律程度已經很高，他們的詩律知識到底從何而來？六朝隋唐的詩律教育情況又如何？「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病犯概念的定義，在隋和初唐大多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與五言詩的近體化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文章四友」作品的合律程度也相當高，甚至不低於「沈宋」，但是為何盛唐人要將五言近體詩稱為「沈宋體」？要說「沈宋矜變律」？只有深入探討、綜合研究這些問題，將來撰寫的五言詩律發展史才會更有學術深度，才能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與五言詩律化過程研究情況類似，唐詩體式研究也是自宋代開始就備受學者和詩評家關注，近百年來，更產生了汗牛充棟的著作和論文，但也存在著可以進一步開拓和提高的研究空間。

(一)我們應該注意唐詩體式的系統性。前文已述，一種詩體不但存在著句、聯、聯間、篇式、韻式和篇幅等形式上的規定性，而且還具有使用功能、情感基調等方面的藝術思維定式和詩體創作傳統。要真正全面深入考察某種詩體在隋唐間的產生和發展，不考慮其多面性和系統性，肯定是不夠的。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內，唐詩體式研究者多注重考察某種詩體在不同時期內、不同作家作品中題材內容的變化或特點，而不太注意某一體式格律形式在各個時期的變化(12)，及不同作家對格律和體式的獨特認知和審美追求，從使用功能的規定性及其變化角度研究某一詩體的成果則更少(13)。

(二)我們還要注意唐詩體式研究的系統性。現有成果大部分都是唐詩分體史研究，學界雖然對唐代主要詩體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都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描畫，但是能夠有意識將唐詩體式研究上升到系統考察，抽象出詩體發展藝術規律的成果比較少(14)。因為不僅一種詩體就是一個自足的藝術系統，而且詩歌體式研究本身也應該有其系統性，所以要有意識地建構研究這個問題的學科體系。我們不能滿足於一個詩體一個詩體地考察和梳理其內部的發展演變軌跡，還應該分析唐代各種詩體之間的相互關係，關注此消彼長或者相互促進的詩史現象(15)。更應該探討唐人的詩體認識觀念和分體習慣(16)，深入研究詩體產生、發展或衰微的文學內外因。甚至還可以研究詩體與賦、小說、散文等其他文體之間的關係。只有這樣，唐代體式研究這一課題本身，才能最大地體現出其學科意義。

(三)我們對唐代各種詩體概念內涵的複雜性和唐人使用的多義性，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做好名詞術語詩體內涵的基礎考釋工作，要對相近名詞作細緻審慎的辨析。比如體、格、律、調等名詞的詩學含義到底為何？它們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還有唐代詩壇出現的那些以時代、地域、詩人、詩集命名的詩體，如「永明體」「南朝體」「齊梁體」「徐庾體」「庾信體」「小庾體」「選體」「玉台體」「上官體」「四傑體」「吳體」「元和體」「元白體」「白體」「長吉體」「丁卯體」等，其詩學內涵又為何？一些看似相近的詩體，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格律形式或詩體涵義？(17)如果忽視了這些名詞術語涵義的考辨工作，唐代詩歌體格律問題研究就失卻了堅實的基礎。

(四)以前相當長的時間內，從事五言詩格律化進程和唐詩體式研究的學者大多是手工標註作品聲調，然後進行詩律分析和數據統計的。近二十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藉助計算機程序，自動標註，雖然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但是，無論手工標註還是計算機標註，我們在作聲律分析和數據統計時，都應該明確一些基本準則。首先是韻書依據或者說韻系選擇問題就要注意，根據漢語音韻史研究界的主流認識，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漢語屬於中古音系統，其間語音各要素雖然也有一定的變化，但是我們要對這一時期的詩歌作品進行聲律分析，就應該以某一韻書為主要依據。以前有些學者並不說明其所標聲調系依何書，或者用的就是現代詩韻，就顯然不夠嚴謹。近來大多數學者開始依據比較能反映當時音韻系統的《廣韻》，說明在此方面已經有所進步。不過，有些作家的部分作品的用韻，似乎還不能直接用《廣韻》，因為已經被新發現的音韻材料和新的音韻學研究成果(18)所證明，可能是特例或變式。其次，在標註聲調時，還應該考慮到多音字，因為有些字詞義不同的話，聲調和所屬韻部可能就會不同，當然也有不少變讀的情況(19)。再次，對作品的文本也應盡量做到可靠，隨時關注最新的文本校勘和作品輯佚成果，才能使聲律分析數據更接近史實。現在大部分學者在對漢魏南北朝隋唐五代詩歌進行聲律分析時，比較喜歡用逯欽立編著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和清人編撰的《全唐詩》為底本。這兩部詩歌總集的文本大抵可靠，但是也應該關注學界近年來對大中作家文集的整理進展，吸收其中的文本校勘成果。比如，20世紀70年代以前，學界所用的《王績集》最多只有三卷本，人們從此集中得出的印象是王績喜寫古體詩，但後來五卷本出來後，再進行詩律分析的話，王績詩歌的合律性就會大大提高，王績在五言詩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就要重新認識。另外，以前不少學者在統計「八病」在作品中的病犯率時，只是簡單地計算其在某篇作品或者某一範圍作品中的出現次數，這樣的數據統計實際上遠不能反映問題。因為「八病」有些是句內病(如「蜂腰」)、有些是聯內病(如「平頭」「上尾」)，還有些是聯間之病(如「鶴膝」)，對各種病犯的計算和分析，應該各不相同，而且在分析數據時，應該考慮到這些聲病的出現概率和與概率之間差距幅度。只有考慮到以上這些基本問題和技術要素，詩律分析數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才能對理論分析、詩史考述提供有效的數據支撐。

由於五言詩律化和唐詩體式研究本身頭緒紛雜，任務繁重，雖然我20年來一直在研究此課題，且有意識地要完善研究體系，但是由於個人時間和學力有限，加上對詩歌詩體研究的理論思考尚未成熟，所以目前仍然以重要史實考證、詩體涵義辨析、重要詩人詩體分類等具體實證的工作為主，所取得的成果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的宏觀理論思考，只是部分地反映出這一學科的系統性。

在對六朝聲律理論體系及其發展歷程進行研究時，我是將詩律考察、詩體考辨與史實考證相結合，抓住永明聲律說形成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環節和重要理論問題，糾正了學界相沿已久或最近出現的一些錯誤認識，如：

(一)有學者認為，沈約所賞「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的魏晉五言詩作，比較符合近體詩律，但是我在對進行聲律分析後發現，這些作品均與近體詩律不合，沈約在魏晉五言詩中單單稱賞這四篇作品，且未用詩題稱之，而是用其中一聯代指，恐怕不只是因為此四詩具有「直舉胸情，非傍詩史」的藝術特點，可能還因為這四聯尤其符合永明詩律。(20)

(二)永明聲病理論源於晉宋樂府，吳聲西曲對永明詩律的形成具有較大之影響，是近來永明體形成研究領域的一種新說。我認為，這一新說不僅得不到樂律與詩律對應關係的理論證明，而且也得不到詩律分析數據的支撐。現存晉宋吳聲西曲多為五言四句詩，它與永明詩律的相合程度，不僅低於晉宋文人五言詩，更低於其中的五言四句詩。而且今存晉宋吳聲西曲中永明律句、永明律聯所佔比例，並未超出其在五言詩中的出現概率，說明這些歌辭的作者尚無明確的永明詩律意識。所以，永明體詩律系受晉宋吳聲西曲聲律之啟發而形成的說法，既不符合詩史，也與邏輯相悖。(21)

(三)「王斌首創四聲說」是近年出現的新說，有學者認為南朝有兩位王斌，一為宋齊時人，一為齊梁時人，皆著有《四聲論》，宋齊時王斌約於劉宋末年提出四聲理論，為中國音韻「四聲之目」的發明者或創始人。另有學者則對此提出商榷，認為此二王斌實為一人，且皆為齊梁時人，不可能早於周顒、沈約提出四聲之目。我在將新發現史料與學界所常討論材料仔細比勘後，考出齊梁至少有三王斌：王份、王斌、王彬，然此三人生年皆晚於周顒、沈約，均不可能是四聲之目的首創者。(22)

(四)近體詩律形成的一個前提基礎，是五言詩單句的律化。但學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體詩聲律體系成立問題時，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詩句、聯間「粘對」規則的建立，對單句律化問題關注不夠。即便有所涉及，亦多從齊梁時期甚至到漢魏時期的五言詩中找尋出符合後世近體詩律的律句，然後看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鑒於最近仍有學者在「執近體觀念以繩永明體」，本人遂在吸收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現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詩進行全面聲律分析和數據統計，又結合此一歷史時期相關詩律理論資料，對五言詩律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同句律的產生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考察，還指出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與語法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在五言詩單句發展過程中，音步類型的變化與各種句式本身的表現藝術特點也有較大的關係。(23)

(五)周顒是南朝宋齊時著名文人、佛學家和音韻學家。精研佛理，諳通音辨，宋末發現漢字平、上、去、入四種聲調，著有《四聲切韻》，後被沈約用於詩文創作，調諧聲律，對「永明體」、近體詩的形成均具有深遠影響。周顒作品大多散佚，長期以來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至其生平，唯曹道衡、沈玉成和劉躍進等學者有過一些考述，系統梳理則付闕如。本人在全面檢討現存正史和佛典相關資料的基礎上，略考其行年，拋磚引玉，以供學界作進一步的研究。(24)

在對唐代「齊梁體」詩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也力求從研究方法到具體問題的探討上，都有所創新：

(一)「齊梁體」詩是盛唐詩人在近體律詩定型後刻意仿效齊梁詩風或詩律而創作的一種新詩體。岑參《夜過磐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體》詩不僅在表現題材和詩情、詩境等方面效齊梁贈婦寄閨之作，而且在寫法上也通篇皆對、假物比象，充分體現了「齊梁體」綺秀映帶的藝術特點。王昌齡《詩格》「齊梁調聲」條反映了盛唐人對「齊梁體」詩調聲之術的初步認識和理論總結，後人謂唐代即有「齊梁調詩」是對此書原文的誤讀。杜甫戲作的「吳體詩」《愁》與唐人所作、所論「齊梁體」在詩歌體式和格律方面均有顯著之差異，「吳體」與「齊梁體」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詩體。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熱衷創作「齊梁體」詩，存在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而時人普遍對齊梁綺靡詩風和嚴苛詩律持批判態度是其中主要原因。(25)

(二)中唐後期，白居易、劉禹錫等人創作了一些「齊梁格」詩，舊題白居易著《金針詩格》中也有關於「齊梁格」的詩格材料。不過此時詩壇所標舉的「齊梁格」，已與盛唐岑參、王昌齡等人之作、之論具有完全不同的詩體特徵，它們並非主要從內容風貌仿效齊梁詩，而是更加註重格律上的一種新規定，即刻意仿效永明體初起時尚多病犯的體格狀態，並將之詩格化。而他們對這種詩體的熱衷又與他們閑適的創作心境相關，是他們在濟世熱情消減、安於享樂時的一種詩體探索和創作遊戲。唐文宗開成年間將此體格運用到科場改革中，亦使唐代省試詩浮艷之氣稍減，詩風暫時復歸雅正。(26)

(三)唐開成年間進士科試詩依「齊梁體格」是唐代應試詩史上比較引人關注的詩體改革，文宗此舉有改變中唐以來科試詩中多「以聲病為是非」這一積弊之用心，是其一系列文化建設、文學復古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而文宗於此時選取「齊梁體格」進行科場詩體革新，不僅是其崇雅好古文化觀、詩學觀的履踐，也與牛李二黨文化觀、文學觀之矛盾對立有關。這場試詩變體，是在開成初李黨魁首鄭覃被重用、牛黨處於下風的特殊政治條件下才得以進行的，因而也是李黨鄙薄聲律浮艷之氣、崇尚質實古雅之風詩學觀的現實反映。雖然這次詩體改革饒有聲勢，但是其中夾雜著鮮明的黨爭色彩，所以未能持續下去，對當時整個詩壇的影響也較有限。(27)

(四)晚唐五代是「齊梁體」詩歌創作最為繁盛的時期，對於晚唐五代「齊梁體」詩歌的詩體特徵及流行原因，學界目前尚無較深入而中肯之探討。本人在全面仔細考察晚唐五代「齊梁體」創作活動及相關詩作後發現，現存晚唐五代詩題中標明「齊梁體」「齊梁格」「擬齊梁」及「齊梁」者，並非像一些學者所說多沿襲齊梁綺艷、靡麗詩風，而是主要模仿「齊梁」詩聲律格式和篇章作法上的特點。(28)

在探討和分析唐人詩體觀念研究時，我則以域外漢籍日藏舊抄本《白氏文集》為中心，考察了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詩體分類觀念，辨析了元白和其他中唐人所用一些詩體概念之間的關係，也較學界現有成果要更為深入：

(一)以金澤文庫本為代表的日藏《白氏文集》舊抄本，比南宋紹興本和那波道圓本更接近白氏手定本之原貌。本人在對這些抄本細緻考察後認為，白居易在編撰前集非律詩部分時，採取的應該是先將作品進行詩體分類、然後再根據題材別卷的編撰體例；白居易對新樂府與古調詩在詩體上的區別有著明確的體認，但對古調詩、古體詩和格詩等概念的含混使用，易令後人產生歧見。實際上，白居易對文體的認知和使用，有一個逐步明晰的過程。《白氏文集》前、後集中作品分類方式的改變，既與白居易本人前後期創作中心的轉移有關，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晚唐時期作家辨體意識普遍增強的趨勢。(29)

(二)《白氏文集》卷十一卷首體式標註之「古體」，與同屬感傷詩的卷九、卷十之「古調詩」到底意味不同詩體，還是同體異名？是學界此前未及深究的問題。本人通過對白集編撰體例、諸卷所收作品詩體及二稱在當時的詩學內涵的分析，發現卷十一之「古體」與前面諸卷卷首所標之「古調詩」是同體異名，都是指五言古詩。本人還認為，白集卷十一卷首之所以標為「古體」，而非此前諸卷所標之「古調詩」，很可能與《白氏長慶集》的實際編撰者元稹詩體分類觀念和詩集編撰方式之新變有關。從元和中期開始，元稹就減少了諷諭寄興作品的創作，與之相應，他在元和末年及長慶初編撰詩集時也不再使用「古諷」「樂諷」和「律諷」等詩體名稱。至長慶四年(824)編百卷《元氏長慶集》時，元稹則將以前創作的諷諭寄興之作歸入「古詩」和「樂府」，將非諷諭題材的五言古詩歸入「古體詩」和「傷悼詩」。也許是基於同樣的考慮，元稹在同年稍後編《白氏長慶集》時，就將白居易新近創作的感傷詩，且為五言古詩最後一卷的卷十一，標為「古體」，而未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編詩集時所用的「古調詩」。這不僅反映了元稹本人創作趣味和詩體分類方式的變化，與元和中期至長慶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詩創作題材的轉換也是相合的。(30)

(三)由《白氏文集》日藏舊抄本的卷首抄寫格式和編撰體例可以看出，「新樂府」最初是一個詩體概念。卷三、卷四「新樂府」下所收五十首詩，與收在卷二「古調詩」中的《秦中吟》，雖均屬「諷諭詩」，然一為雜言新樂府，一為五言古調詩，體式迥然有異。而且二者之篇制、結構、寫法和創作宗旨，亦不相同。宋人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雖將「新樂府辭」的範圍拓寬了，然亦未將《秦中吟》等古調詩視為新樂府辭。宋人蔡居厚因杜甫《無家別》與《兵車行》《悲青坂》皆具感慨時事、「因事立題」的共同特點，遂將白居易《與元九書》與元稹《古題樂府序》中兩不相干的論杜文字混為一談，認為《無家別》與《兵車行》《悲青坂》一樣，都是樂府詩。清人宋犖、李重華、楊倫等人則推而廣之，無視元白本人對五言古體與樂府詩、新題樂府的體式區別，不僅將杜甫「三吏」「三別」等感慨時事的五言古體誤判成新題樂府，而且把白居易受杜甫此類作品影響的，體式和作意均與之相近的五言諷諭詩，包括《秦中吟》十首，甚至《賀雨》《哭孔戡》《宿紫閣村》等單篇作品，也當作新題樂府或新樂府，錯上加錯。進入20世紀，胡適編《白話文學史》和60年代初的幾部《中國文學史》，出於現實政治需要，有意將李紳、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活動擴大化、運動化，遂把當時創作古題樂府的一些作家也拉進了中唐新樂府創作者的陣營，將與新樂府體式迥異的一些古題樂府詩也算作新樂府詩。究其根源，他們都是犯了將詩體概念的「新樂府」與題材概念的「諷諭詩」兩相混同的錯誤。實際上，中唐李元白等人創作的「新樂府」詩不僅數量有限，當時影響亦不甚大，未曾出現過「新樂府運動」。(31)

總之，儘管這些研究很不全面系統，可能還存在著一些錯誤，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對五言詩律化過程和唐詩體格式問題的自覺理論思考，更是我力求質實、深入探究詩史演變具體環節的學術嘗試。所以不揣譾陋，略述如上，希望得到海內外博雅君子的不吝賜教。

①日僧遍照金剛中唐時來華搜羅了大量此類著作，攜回國後編成《文鏡秘府論》和《文筆眼心抄》。宋代陳應行將唐五代此類著作收入《吟窗雜錄》。新近則有張伯偉彙編的《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

②宋元論及詩歌體格律的詩話類著作主要有嚴羽的《滄浪詩話》、舊題楊載的《詩法家數》、舊題范德機的《木天禁語》《詩學禁臠》、陳繹曾的《詩譜》等(專收元代此類著作的則有張健著《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詩歌選評類著作則主要有方回的《瀛奎律髓》、周弼的《唐詩三體家法》(俗稱《三體唐詩》、《唐賢三體詩》)等。

③明代述及此問題較多的分體選評類著作主要有吳訥的《文章辨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楊士弘的《唐音》，高棅的《唐詩品彙》，鍾惺、譚元春的《唐詩歸》等，體格研究類著作主要有許學夷的《詩源辯體》，胡應麟的《詩藪》，胡震亨的《唐音癸簽》等。

④清代涉及詩歌體格律的著作更多，如王夫之的《姜齋詩話》、馮班的《鈍吟雜錄》、王士禛的《律詩定體》《古詩平仄論》、趙執信的《聲調譜》、李鍈的《詩法易簡錄》、翁方綱的《五言詩平仄舉隅》《七言詩平仄舉隅》、紀昀的《沈氏四聲考》、翟翚的《聲調譜拾遺》、沈德潛的《說詩晬語》、施補華的《峴佣說詩》、劉熙載的《詩概》、許印芳的《詩譜詳說》等，詩歌分體評選著作則主要有馮班的《古詩選》、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王夫之的《古詩評選》《唐詩評選》等。

⑤探討古印度梵語詩學和佛教悉曇學與永明聲病說之關係的學者，主要有陳寅恪、饒宗頤、李新魁、平田昌司、梅維恆、梅祖麟、盧盛江、周廣榮等。

⑥從中國古代漢語音韻發展史和中國古代音樂史角度，探討永明聲律說起源問題的學者，則主要有郭紹虞、俞敏、古川末西等。

⑦探討中國中古音樂與永明詩律之關係的學者則主要有劉躍進、佐藤大志、吳相洲、長谷部剛等。

⑧結合現存作品的聲律分析統計，對永明詩律形成過程進行研究的學者，主要有高木正一、劉躍進、何偉棠、杜曉勤等。

⑨從理論觀念上對這一課題研究的成果，目前已有詹鍈《四聲五音及其在漢魏六朝中的應用》(《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管雄《聲律說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等。

⑩吳小平：《中古五言詩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對五言詩律化進程的研究，注意到體式的系統性，涉及五言詩的對偶、用韻和篇制，比較難得。

(11)相關成果主要有郭紹虞《從永明體到律體》(《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1—169期，天津1937年5月)、徐青《古典詩律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吳小平《中古五言詩研究》、鄺健行《初唐五言律體律調完成過程之考察》(《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何偉棠《永明體到近體》(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杜曉勤《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體形成過程之考察》(《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施逢雨《單句律化：永明聲律運動走向律化的一個關鍵過程》(《清華學報》新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台灣新竹：清華大學2000年版)、楊文惠《五言律詩聲律的形成》(清華大學博士論文，台灣新竹2005年7月)等。

(12)相對說來，學界對杜甫七律藝術成就和「拗律」「變格」的探討較多，實際上也是受方回《瀛奎律髓》等古代詩評影響較大所致。

(13)20世紀注意及此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運熙《七言詩形式的發展和完成》(《復旦學報》1956年第2期)、趙昌平《從初盛唐七古的演進看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程千帆等《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從杜甫到李商隱、韓偓》(《文藝理論研究》1988年第2期)、莫礪鋒《論初盛唐的五言古詩》(《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錢志熙《論絕句體的發生歷史和盛唐絕句藝術》(《中國詩歌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等文。

(14)能夠自覺進行這種上升到詩歌體式發展規律探尋的，只有林庚(《唐詩的格律》，《語文學習》1957年第9期)、松浦友久(《節奏的美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趙昌平(《從初、盛唐七古的演進看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葛曉音(《關於唐前詩歌體式和文本研究的思考》，《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錢志熙(《唐詩體裁系統的優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等為數不多的學者。

(15)此方面的重要成果只有葛曉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文學遺產》1997年第6期)、《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兼論明清詩論中的「唐無五古」說》(《文史哲》2011年第3期)、錢志熙《論初盛唐古體詩體制的發展》(《南開學報》2011年第5期)等寥寥數篇。

(16)相關成果已有王運熙《唐人的詩體分類》(《中國文化》1995年第2期)、謝思煒《從張王樂府詩體看元白的「新樂府」概念》(《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錢志熙《元白詩體理論探析》(《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等。

(17)目前已有一些學者開始做這一類的辨析工作，如鄺健行(《吳體與齊梁體》，《唐代文學研究》第五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趙昌平(《李白與選體及玉台體》，《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陳才智(《元白體名義辨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第2期)、余恕誠(《宮體·宮詞·詞體》，《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等。

(18)此方面的成果可參考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初刊於《清華學報》11卷第3期，1936年7月；後收入氏著《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周祖謨《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劉綸鑫主編《魏晉南北朝詩文韻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張建坤《齊梁陳隋押韻材料的數理分析》(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等。

(19)孫玉文《漢語變調構詞考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是一部全面辨析古漢語聲調、字義對應關係的著作，對標註分析唐代詩歌作品的聲調和韻部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20)參《沈約所評魏晉五言詩的聲律分析》，《文史知識》2012年第2期。

(21)參《吳聲西曲與永明體成立關係的詩律學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22)參《「王斌首創四聲說」辨誤》，《文學遺產》2012年第3期。

(23)參《大同句律的形成過程及與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變化之關係》，載《〈嶺南學報〉復刊學術會議之二：「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暨「聲音與意義——古典詩歌新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嶺南大學2014年3月。

(24)參《周顒行年略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2期。

(25)參《盛唐「齊梁體」詩及相關問題考論》，《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26)參《唐開成年間齊梁格詩考論》，《唐代文學研究》第十四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7)參《唐開成試詩變體與文宗朝黨爭之關係》，《文學遺產》2013年第1期。

(28)參《論晚唐五代「齊梁體」詩歌的體格特徵》，《紀念楊公驥教授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論文集》，趙敏俐主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年版。

(29)參《日藏舊抄本〈白氏文集·前集〉編撰體例論考》，《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五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30)參《〈白氏文集〉「古體」與「古調詩」之關係》，《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31)參《〈秦中吟〉非「新樂府」考論——兼論白居易新樂府詩的體式特徵及後人之誤解》，《文學遺產》2015年第1期。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0161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