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更缺乏常識

最近看了一些如《關於張維迎和林毅夫的辯論》、《許小年：中國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不缺數據，缺常識》這一類的文章，談點我的看法。 張維迎和許小年都是哈耶克的理論信徒，屬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學派的人物，崇尚資本自由，反對政府干涉。張維迎在上個月舉行的中國企業家論壇峰會上發表演講，主張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張認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是豪賭，不搞砸絕不罷手。之後，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針鋒相對地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 許小年教授在《中國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不缺數據，缺常識》一文中則認為「學界缺少四大常識」。1.中央銀行印鈔票不能創造價值、2.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3.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4.經濟增長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還認為， 「政府干預沒有政府理論」 張維迎教授的文章我也看過一些。我在2007年3月寫的《中國為何未能成為發達國家》一文中的的第4個小節中的「 駁斥『提高工資危險論』就是批判張維迎的」。有幾次在微信中看到轉發來的張維迎的文章時，就特別感覺張的文章缺乏基本的理論邏輯，這那像一個大牌教授的文章，如果上面沒有名字，這樣的文章看三行就看到概念應用上的錯誤，簡直是不忍卒。就像那個小學生作文，可以由「媽媽如果不給我買好吃的，推導出地球將會毀滅」這一類如同神一樣的邏輯。 比如就以這一篇張維迎與林毅夫關於政策產業政策的爭論，張舉出豐富的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來否定產業政策，但是，張不明白，產業政策是寬泛的概念，有著很寬的內容，在某些方面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這都是執行的結果上的好壞，這與要不要產業政策、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與政策干涉，是屬於完全不同層次上的概念。這就好像人要不要吃飯，你舉出大量的因吃飯而帶來負面因素，因此結論人不能吃飯一樣，在邏輯上是十分荒謬的。當然，像吃飯這樣的常識問題大家都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不可能被張教授忽悠，因為不吃飯就會死掉，這太常識了。但是在經濟學上，特別是宏觀經濟學上，因為遠離常識，人們就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時候就必須運用理論邏輯的能力。 要不要產業政策，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與經濟干涉，林教授之所以很難爭得過張維迎，原因就在於林教授與張教授同為西方經濟學者，而西方經濟學的宏觀理論只有凱恩斯主義，而凱恩斯的關於政府干涉理論的基礎是來自人的三大主觀心理動因，這是具有重大缺陷的理論，西方經濟學至今也沒有基礎的理論證明。因此，從凱恩斯與哈耶克爭論，到現今的林毅夫與張維迎爭論，雖然凱恩斯主義與林毅夫教授的優化產業政策理論被世界多國政府所採用，並且已取得很多的成功，但是，在理論爭論上卻一直處於被動的局面並沒有改變。 原因在哪裡？原因就在於西方宏觀經濟學只不過是個表面現象經濟學。要證明某一理論觀點，大家都只是停留在列舉表面現象上的例子，或者是經驗性數據。任何一個事物都可以舉正面與反面的表面現象上的事例來證明，即使是極端也能舉出來。而任何一個事物，都會有各種表現，包括正面的與反面的。所以，表面現象是無法證明事物本身應不應該存在的。而且在宏觀經濟中，表面現象與事物的內在邏輯往往相距十萬八千里，缺乏基礎理論是他們誰也無法說服誰的根本原因。 蔡定創在《信用價值論》中曾專門提到，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屬於應用經濟學範圍，但不能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沙灘上，必須要建立在《信用價值論》這一理論經濟學的基礎上。否則，將會有理論上的矛盾無法克服。也不可能在同源的西方經濟學者的爭論中取勝。《信用價值論》作為基礎理論經濟學，其實已經為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十分堅實的理論基礎，只有將新結構經濟學建立在《信用價值論》基礎上，才可能獲得遠比林毅夫教授目前所想像的更為廣闊十倍的研究空間。因為，《信用價值論》中所創立的社會資本生產理論就是以政府為價值生產主體的理論，怎麼僅僅是一個產業結構問題？更包括廣闊的政府生產效率與組織效率問題研究。但這些在《信用價值論》中僅僅只是做了基礎性的理論論證，對效率問題研究還沒有觸及。社會資本價值生產理論將是一門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同樣龎大的一個全新有理論體系，而且將會成為今後一百年里經濟學理論的主要研究方向。 關於許小年教授的《中國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不缺數據，缺常識》文章，在我看來，其實缺常識的正是許小年自已，他不自知而已。 他也對他的知識陳舊過時而不自知，因為，在《信用價值論》這部論著中，早就從基礎理論上論證了：1、貨幣不是中性的，正確的信用貨幣發行制度與正確的貨幣政策運用，都能創造價值；2、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的觀點也是十分錯誤的，政府在社會資本生產中本身就是價值生產的主體，這裡的政府就包括了財政部門。而且財政部門對國債貨幣的發行，對國債的正確運用，都能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3、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與市場配置資源，都是不可否缺的；4、國家經濟要想獲得高增長，必要有依靠正確的宏觀政策來實現。經濟危機也需要宏觀政策來應對與解救。 所有上面這些問題，雖然在《信用價值論》中並不是直接的回答，《信用價值論》也不是以這些內容為中心來開展理論研究，但是，《信用價值論》通過對社會價值生產過程與經濟運行的規律的揭示，很容易導出上面的理論結論。 所有這些理論早已在中國產生了，作為從西方留學歸來的許小年教授自大而又崇洋媚外得很，可能認為中國人的經濟學不值得他學習，可能認為《信用價值論》不入他的法眼，但知識的力量是無窮的，能將一切陳舊的垃圾掃進歷史。只有掌握最新的經濟學思想，才能治療這種崇洋媚外，明白缺常識的原來正是自已。 許小年教授還認為： 「政府干預沒有政府理論」。上面我已提到，政府理論也已產生，《信用價值論》中的社會資本生產理論就是屬於「政府理論」的範疇。因為在社會資本價值生產中，政府是生產的主體。 隨便列舉一下解決常識問題： 美國政府不干涉經濟嗎？奧巴馬政府的國內重建產業化、組織TPP、參加各種諸如G20會議、亞太經合會議，等等，這些行動難道不是政府參與組織與干涉經濟？法國總統奧朗德，從去年以來大力地組織大上高科技研究項目，以解決頭痛不已的高失業問題，這難道不是政府干涉經濟？等等。要舉出各國政府干涉經濟，並通過干涉使得經濟走出危機，獲得增長的例子舉不勝舉。是許教授更應該面對現實，還是中國人缺乏常識？ 就我估計，許小年教授也好、張維迎教授也好，大多自持留學西方的經濟學者，不僅有一種無知的傲慢，其實也會極害怕讀《信用價值論》這種論著的，因為這會使得那種無知的傲慢與自信完全地崩潰。為什麼？因為，作為理論經濟學的《信用價值論》，通過全面地揭示社會價值生產過程與經濟運行規律，會證明他們所學所懂得的那點可憐的知識完全站不住腳。整個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都陷入崩潰，何況中國的西經教條主義者。不信？就讀一讀《信用價值論》看看，看還有沒有點自信？ 有很多人也看到，在林毅夫教授與許小年教授、張維迎教授的爭論中，許教授、張教授往往在中國學界會有更多的支持者。支持者多並不見得就是一定是對的，這個道理大家都會明白。因為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已經壟斷了三十多年的各種講壇，當前，經濟學界的學術權威與權力者，絕大多數人都是西方經濟學者。西方學術刊物與學術評價標準，也都為清一色的西經學者。所以，在中國經濟學界造就了一批比西方更為西方經濟學的，被西經洗腦的一代人，將會使中國一代人在經濟學方面缺乏理論邏輯思維能力。 中國三十年來清一色的西方經濟學教育，也教授出了一批像許教授這樣的遠離現實、遠離客觀的，只會背背西方經濟學的教條這種毫無用途的東東，是他們自己已經嚴重缺乏常識，缺乏對客觀現實的經濟學思維的頭腦。一般來說，一個人從學校到學校，從學校到研究所，他是不可能懂得所學的知識與現實是有出入的，是不可能明白學校學的那些東西，那些範圍　里有效，那些範圍無效，那些知識早已過時。宏觀經濟學知識可以與現實完全脫節地在學校里生存，是因為宏觀經濟學知識難以直觀地檢驗，因此他們可以在學術的小圈子裡自我循環，他們的導師、理論權威與這一類陳舊知識的領頭人，他們可以自我循環與通過自我複製而強化。中外經濟學界都是如此。人們只有進入現實中並被碰得頭破血流以後，才會明白原來自已已經成為毫無用途的一幫人。宏觀經濟學知識只有到宏觀經濟調控操作部門工作過的人，對哪些知識有用那些知識沒有用，才會有切身的理會。所以，一個觀點支持者多與寡，特別是學校的教職與學生類的人，純學術機構而從來也未從事過實際經濟工作的人，對所學的經濟學理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與真實的現實對不對應。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不知道所學的那些宏觀經濟知識可能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甚至根本就牛頭不對嘴。很多從事實際經濟工作的人，往往一方面切身感受到，學校中所學的經濟學知識是毫無用處，另一方面則鄙視那些西方經濟學家。馬雲就公開鄙視這一類的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老百姓中名聲不好也就由此而來。 不要再沉湎於西方宏觀經濟學這種西方都已被拋棄的理論中不能自拔。諾獎獲得者科斯早已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定性為「飄在空中的學問」。同樣，同為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教授則將其定性為「毫無用途的學問」。特別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毫無用途的西方宏觀經濟學，也已經被世界各國政府所拋棄。連這些都看不到才是真正的缺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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