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

　　20世紀革命幾乎席捲了全球。對中國來說，20世紀更是革命的世紀。如果要為20世紀中國尋找一個主題的話，那麼這個主題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適。避開革命而探討20世紀中國歷史幾乎是難以想像的。革命不僅多次重構了最高權力結構，也全面重塑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價值倫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為當代中國人最強烈、最深刻的記憶。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一起，被並稱為人類至今為止三大最具影響力的革命。而和另外兩次革命相比，中國革命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涵也最為複雜。亦因為此，有關中國革命的研究，在國際學界曾經備受關注，併產生過一批富有洞見的學術論著。中國更是從毛澤東時代就非常重視革命歷史的書寫，並將革命史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宣導、教育的一個重要工具，改革開放以後，革命史開始進入學術研究的層面，30多年來，相關資料的整理與相關論著的出版已相當可觀，內中不乏精深實證的佳作，不過更多的研究仍沿襲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的闡釋。最近數年來，中國學界有「重寫」革命史的態勢，並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這一輪革命史研究熱，明顯超越了傳統革命史學的藩籬，試圖對革命進行純學理的實證探討。但也不可否認，對現實政治的焦慮與對未來中國走向的縈懷，牽動國人對中國革命歷程進行重新反思與探究。這意味著新革命史研究熱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當下問題向過去尋找答案。作為歷史研究者，既要將革命放回到20世紀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又企圖使自己與這場革命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冷眼旁觀」；既想客觀平實地解讀「過去」，又難以完全擺脫現實關懷的干擾。這是我當下思考中國革命的兩難。

表現辛亥革命的油畫作品(彭博攝)

　　一、初始革命的開局意義

　　長期以來，中國學界習慣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視為性質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關注三次革命之間的內在關聯，更沒有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性的革命來考察。傳統觀點認為，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是不同階級性質的革命，相互之間有新舊之別，有高下之分，有鴻溝相隔。研究者習慣將三次革命切割開來，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來論證後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實正是這三次革命的相互關聯、遞進，共同構建了「中國革命」這一歷史事件。我們有必要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視為中國革命過程中相互銜接、演進的三個階段，如同一曲戲劇的三個場次。前一次革命如何為後一次革命「預留」了空間，後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礎上推進。只有將三次革命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紀中國革命的總體特徵。

　　中國革命是一場連續的、遞進的革命。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產物。革命的主導力量始終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某一階級。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的主導力量是一批以海外留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是改組後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進行的。國民黨的領導群體，部分是辛亥知識分子，部分是五四知識分子；而中共早期的骨幹則是清一色的五四知識青年。20世紀中國的三次革命，基本上是兩代知識分子領導的。其實不僅革命，近代中國所有改革、救國方案的提出和實施，無一不是知識分子主導的。近代中國的危機，源發於外，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知識分子先知先覺，也最敏銳，故而成為變革的先驅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開始，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救亡圖存」成為數代中國人的普遍焦慮。在各種救亡方案都嘗試無效之後，危機感不斷累積，救亡情緒日趨激烈，救亡手段日趨極端。1902年，梁啟超有過如下一番描述：

　　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

　　兩年之後，梁啟超又觀察到：「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 在梁啟超看來，學界從「駭變法」到「駭民權」，從「駭民權」到「駭革命」，從「駭革命」到競談革命，每一次「升級」的周期均不過一兩年。

　　世風之急變如此，辛亥革命成功之迅捷更出乎意外。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感慨：武昌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梁啟超也感慨：「去秋武漢起義，不數日而國體丕變，成功之速，殆為中外古今所未有。」

　　對於辛亥革命的「速成」，當時人看法不一，有悲觀亦有樂觀。杜亞泉擔憂：「以極短時間，成極大事業，……夫成熟易者果實不良，代價廉者物品必劣。」而在胡適看來，革命之速成，恰可證明革命時機的成熟，意味著革命只是推倒一個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統治。而對於辛亥革命的結果，很快就有人感覺不滿足、不徹底，不過也有不同的看法：

　　辛亥革命只止於辛亥革命，絕不會有比辛亥革命好的結果發生，也決不會有比辛亥革命壞的結果發生。這句話是怎麼講的呢？就是當辛亥革命的時候，當時環境上所必需的，所需要的，大多數人民所需要的，就只是「推翻滿清」，至於推翻滿清以外的事，和推翻滿清以後的事，則他們所不問。所以辛亥革命的結果，便只是將滿清推翻了；不是沒有將滿清推翻，也不是會發生出推翻滿清以外的好的結果。

　　這一看法頗堪注意。後來史家習慣於以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來衡量這場革命的成敗。孫中山確實有高遠的革命目標，有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美好設想，但當時多數革命黨人沒有這麼高的境界。他們最切實的訴求就是推翻滿清。1919年羅家倫即指出：「當時大家對革命的觀念，據我所知，實在是很簡單的：他們的公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滿洲政府—推翻滿洲政府中國就會好』。……除了幾個領袖人物而外，其餘的人……原來就沒有民主共和的觀念，如何可以盼望他們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呢？」傅斯年也有相似看法：「回想當年鼓吹革命的人，對於民主政體的真像，實在很少真知灼見，所以能把滿洲推倒，一半由於種族上的惡感，一半由於野心家的投機。」孫中山稍後也承認：「在沒有革命以前，多數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在那個時候，他們既是不過細研究，所以對於民權主義固然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採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悅誠服實行民權、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

　　孫中山是在1924年改組國民黨之後說這番話的。革命黨人對民權、共和的認知如此模糊，袁世凱復辟帝制也就不足為怪。革命黨人群起反對袁世凱稱帝，也未必意味著「共和民主觀念已深入人心」。反專制者未必真知民權，反帝制者未必真解共和。1918年高一涵將辛亥革命與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比較，注意到各國革命過程中思想啟蒙之差異：「法國當未革命之前，就有盧梭、福祿特爾、孟德斯鳩諸人，各以天賦人權平等自由之說，灌入人民腦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於一般人心。美國當屬英的時候，平等自由民約諸說，已深印於人心，所以甫脫英國的範圍，即能建設平民政治。中國革命是以種族思想爭來的，不是以共和思想爭來的；所以皇帝雖退位，而人人腦中的皇帝尚未退位。」

　　高一涵的這一看法也值得我們重視。辛亥革命過程中，革命黨人非常重視思想輿論的宣傳工作。革命發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革命黨人的宣傳動員。但革命黨人的動員策略，主要集中於「排滿」宣傳。胡漢民後來總結辛亥革命成功的經驗有兩條：其一是策反新軍，其二是排滿宣傳。革命黨人一意鼓吹「排滿」，「三民」實際簡化為「一民」(民族／種族)，民權的宣傳不受重視，民生主義更少人聞問。

　　「排滿」壓倒一切，既是革命速成的經驗，也是共和難立的潛因。雖然如此，推翻帝制的意義仍不容輕忽。魯迅的《阿Q正傳》揭示這場革命在社會底層的反響只是死水微瀾，而胡適則注意到這場革命對知識精英心態的巨大衝擊以及對社會思想解放的重大影響。1934年「雙十節」之際，胡適曾專門撰文，對辛亥革命做了一番回顧與總結。他拿日本明治維新做比較，認為日本自9世紀以來，一千餘年中，天皇一直沒有實權，無權可以作惡，而掌握實權的幕府則成為萬惡所歸，所以才會出現尊王倒幕和擁護君主立憲的局面。中國則不然，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身，一切罪惡也都歸到皇帝和帝制，所以中國革命不能不推翻帝制。對於辛亥革命的意義，胡適特別指出：

　　帝制的推翻，雖然好像是不曾費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裡，這件事的意義是：「連皇帝也會革掉的！」這是中國革新的一個最深刻的象徵。他尤其強調辛亥革命在思想和社會層面所帶來的「大解放」：

　　帝制倒了，在積極方面雖然沒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在破壞的方面確是有了絕大的成績。……這多方面的崩潰，造成了一個大解放的空氣。這個大解放的空氣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義。

　　他列舉了很多「大解放」的業績，如婦女解放、禮教革命、法律革命、新文化運動以及國民革命等，在他看來均是辛亥革命的遺產：

　　若沒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決不會有這十年來的種種革命。辛亥革命變換了全國的空氣，解除了一個不能為善而可以為惡的最上層高壓勢力，然後才能有各種革命的新種子在那個解放的空氣里生根發芽。所以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是後來一切社會改革的開始。

　　時隔5年之後，身為駐美大使的胡適在紐約世博會發表演講，再次闡述辛亥革命對中國人思想解放與社會解放的意義。他特別指出，無論在當時，還是隨後的許多年裡，辛亥革命的意義並沒有被充分意識到。世界只見到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滿是衝突與內戰的年歲。他們卻未發現，在無序與分裂的表象之下，巨大的變遷正在發生。他再次強調推翻帝制是極具革命性的，「能有什麼比經過幾千年時間檢驗的帝制更有力量，也更具持久性呢？如果皇帝都能被時代的洪流掃除，那就絕無其他貌似神聖的東西能在新思潮及其實踐的衝擊下巋然不動。」他說，辛亥之後，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批判的。三皇五帝、孔子與儒教、佛教、道教、家庭、婚姻、孝道、神靈、長生不老，沒有一樣能逃過刨根問底式的批判與質疑。

　　絕對王權的垮台為思想自由和社會、政治變革提供了先決條件。

　　民國治下的二十八年，是中華民族思想史和社會史上重要的一筆。這些年裡，徹底而又根本的現代化進程席捲中國，幾乎影響了國人文化、社會與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身為見證者同時也是投身變革中的一員，我可證明，若脫離了二十八年前的辛亥革命，這些變革，這些思想與社會運動將是不可想像的。

　　一貫主張「一點一滴改良」的胡適，竟如此高調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令人感到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9年，青年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看法，與後來胡適的看法頗有幾分相似：「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可以說，正是辛亥革命孕育了青年毛澤東的革命和鬥爭意識。

　　後來的史家已經很難體察到辛亥革命在中國人社會心理層面的潛在影響。辛亥推翻帝制，使一切去神聖化、去權威化，一切不再存敬畏之心。新文化運動興起後，陳獨秀與胡適等人討論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涵是什麼，胡適即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根本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而這恰是辛亥革命之後歷史演進的邏輯結果。胡適正是從這一重意義上認定辛亥之後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及國民革命，均是辛亥革命的自然產物。

1912年1月1日上午，孫中山從上海北站出發，前往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二、再起革命之多元競爭

　　辛亥革命以前，實際上是兩個救國派別、兩條救國路線在競爭：一派主張在維持政權現狀下求改革，一派主張推翻清廷實行革命。武昌起義成功之後，革命黨人自然志得意滿，而立憲派則難免垂頭喪氣；革命黨「功在國家」，大受歌頌，立憲派則大江東去，任人嘲笑；革命黨人大寫回憶錄，追述他們燦爛光輝的事迹，立憲派則深恐他人舊事重提，甚至自此隱姓埋名。辛亥革命的速成，給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的錯覺，進而鼓舞和激勵後來者動輒訴諸革命。

　　革命之後的妥協，有走向民主憲政的可能，然而競爭的雙方不能建立共信，無論是袁世凱，還是革命黨，一遇對抗即訴諸暴力。在野的一方再起革命，在朝的一方武力鎮壓，均希望以暴力壓倒對方。1913年當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時，梁啟超即發表感想說：「歷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逃避……革命復產革命，殆成為歷史上普遍之原則。」為什麼「革命復產革命」？一個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革命」被視為神聖，「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於是一部分人「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以革命為職業。瑐瑠革命失敗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還要不斷革命。「革命復產革命」意味著革命具有繁衍性和遞進性。

　　民國初年，革命黨人的所作所為，一度給社會留下一些負面的印象，輿論也不乏厭倦革命的聲音，然而，民主共和的嘗試不成功，政局卻日趨分裂與惡化，革命的聲音又逐漸高漲。五四以前，主張革命者大體還局限於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一系。五四以後，革命竟為多數黨派和知識群體所認同。有論者指出，五四時期，不僅是革命黨人，甚至整個知識界，都或深或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再起革命」運動。即使如張東蓀、張君勱為代表的研究系，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也承認革命對改變中國社會、政治種種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當性與不可避免。其時各派對革命的態度不外兩途：一種視革命為神聖、為神明，對之頂禮膜拜；另一種則視革命可暫不可久，可偶不可常，是手段而非終極目的。知識分子如此群體性的傾向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後，知識分子最鮮明特質不是「邊緣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機，導致知識界全體性的激化。

　　進入1920年代，革命由輿論宣傳轉入實際行動。無政府主義派倡導的社會革命、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階級革命、中國國民黨倡導的國民革命、中國青年黨倡導的全民革命，相繼走向實踐。這些黨派團體的組織者均是知識分子。革命的局勢，由清末的「一黨獨革」，發展為「多黨競革」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著北洋軍閥的失道，比清廷更有過之。立憲派當年尚寄希望於清政府推行漸進性改革。如今則是大小軍閥分裂割據、頻繁混戰的局面。當時《大公報》社論即稱：「中國所謂共和者，……不特無毫末之益，而害之於國與民者，且百十倍於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專制，已成為國民之一般信念。」帝制崩解後，政治制度和整個統治架構隨之全盤崩潰。推翻一個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與社會全面失序，各黨派和知識精英階層幾乎整體性地陷入絕望，革命成為他們的惟一選擇。「根本解決」、「徹底解決」的口號，在五四之後幾乎成為一種群體共識和時代訴求。也正是在五四之後，迅速匯聚成一種具有廣泛影響且逐漸凝固的普遍觀念，即革命高於一切，甚至視革命為社會行為的惟一規範和價值評判的最高標準。

　　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激進革命思潮，早在20世紀初即已傳入中國並形成相當的聲勢，到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直接轉入群眾動員，其革命活動達到全盛。雖然沒有成立統一的組織，全國各地一度出現過90餘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和70餘種無政府主義刊物。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國最早建立現代工會，率先發起現代工人運動，也最早將革命引向農村，並號召知識青年到「到民間去」。中國早期共產主義一度與無政府主義難分彼此。在中共成立以前，無政府主義者是中國惟一堅決主張自下而上進行社會革命的組織。在同時代人眼裡，無政府主義是中國革命中的一個重要競爭者，直到1920年代中期，信奉無政府主義者比信奉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多。反對強權、反對組織的無政府主義者最終敗給了共產主義者的挑戰和競爭，但不能因此而輕忽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席之地。

　　中國共產黨(1921)、中國青年黨(1923)的成立和中國國民黨(1924)的改組幾乎是同時的。三黨之間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後，與國民黨一同進行「國民革命」，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青年黨自稱其革命為「全民革命」，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應該說，1920年代的中國革命，是一場由不同黨派、群體以及精英與大眾共同組合而成的運動。國共兩黨之外，無政府主義派、中國青年黨，乃至1927年後的第三黨、中共黨內的托派、國民黨內的改組派等，均是那一時代中國革命系譜中的一環。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時期，同樣以革命為訴求的不同政黨以及同一政黨內部的不同派系之間，競相爭奪並試圖壟斷對「革命」話語的詮釋權，惟己獨「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視革命的同路人為最危險的競爭對手，同時將「反革命」的頭銜加諸不同政見者和政治敵對黨派之上。「革命」具有無可置疑的絕對正當性和合法性，「反革命」被建構成為一種最大之「惡」，隨即又升級為最惡之「罪」。「革命」與「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二者之間不允許存留任何灰色地帶和妥協空間，強調「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選擇不再被定義為「革命」與「改良」之爭，或激進與溫和之別，而是被建構為「革命」與「反革命」的聖魔兩立，水火不容。與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話語既帶有濃烈的專斷性，又富有濃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礎上開始凝固成一種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在多黨競革的背景下，國民革命最具聲勢。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場政治革命，國民革命則可以說是國共兩黨共同主導的複合型革命：國民黨仍然沿襲其政治革命路線，以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為主要目標，共產黨則另闢社會革命路徑，將革命重心放在發動以工農為中心的群眾運動方面。國民黨重視武裝鬥爭，不重視群眾運動，共產黨則適相其反，沒有武力、沒有地盤、純粹以宣傳組織動員群眾為中心。1924—1927年間的國共關係，既是一種相互合作的關係，又是一種相互競存的關係。因為相互合作，兩黨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間都得到迅猛發展，國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擴展到長江流域；又因為相互競存，兩黨黨爭一直或明或暗地進行著，直至最終破裂。國民黨的政治革命與共產黨的社會革命在北伐初期還能相互配合，隨著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日趨膨脹，不僅衝擊到國民黨軍事後方的安定，也勢必突破國民黨的政治革命限界。國民黨無意與中共一同將革命往社會革命的方向推進。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場。

　　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在工農群眾支援下，1927年春，北伐軍佔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的軍隊，取得了重大勝利。圖為北伐軍勝利進入武漢。

　　三、激進革命之不斷推進

　　1920年代是中國革命的關鍵年代。後來革命的一些基本特質，在這一時期初步奠定。除了中國自身的「革命土壤」外，世界局勢的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的走向。從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過十年，其間世界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件大事，一是歐戰，一是俄國革命。這兩件大事在中國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歐戰導致的西方文明危機，與共和實驗在中國的失敗相呼應，導致中國知識界幾乎全體厭棄資本主義；二是俄國革命成功的示範效應與俄國革命的主動輸出，導致中國知識界群體性的對社會主義產生好感。厭棄資本主義與向慕社會主義是相互關聯的一體兩面。

　　據張東蓀觀察：「當歐戰未終以前，中國人沒有一個講社會主義的；歐戰完了，忽然大家都講起社會主義來了。」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建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系統的危機，促使五四知識分子厭棄了「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而轉向「互助協同」的社會主義。當時思想界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無人敢言社會主義的壞處而說資本主義的好話。周佛海即注意到，當時出版物上看不到反對或懷疑社會主義的文章，似乎有不談社會主義不足以稱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的氣概。?瑐瑦當時人言說中的「社會主義」，其內涵十分龐雜，相比之下，資本主義受到中國知識界的厭棄則更普遍和一致。即使不贊成「共產」的梁啟超也明確表示反對資本主義。梁漱溟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路，今已過時，人類歷史到現在已走入反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從此在中國聲名狼藉。稍後中共稱國民黨為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人非常不高興，認為那是對國民黨的輕蔑和侮辱。

　　五四之後的三五年間，中國知識界思潮激化的節奏非常快。民主自由這一西方傳統，在五四時還認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文化而被視為落後的東西。新文化運動先是否定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主張民主與科學的西化。但五四之後不到兩三年，中國思想界很快就嚮往更激烈的共產主義，否定西方主流文明。這一過程非常短暫而迅捷。在當時人眼中，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緊接著辛亥政治革命之後的一場「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趨激化，正是這場思想革命的特質，並不存在一個「救亡壓倒啟蒙」的轉變。從思想革命轉入社會革命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五四知識界還流行一種看法：法國革命是18世紀的革命，俄國革命是20世紀的革命；法國式的政治革命已經過時，以後的革命應是俄國式的社會革命。1926年吳玉章在國民黨「二大」開幕式上稱：「民國元年的革命雖然成功，……所主張的不過是十八世紀法國式的革命，不過是一種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舊方法，應付現在的新環境，當然是走不通的。……根本改造，從政治革命更進到社會革命。」辛亥革命與十月革命相距不過6年，卻被認為是相距兩個世紀的革命。當時知識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慮哪種革命適合中國國情和當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轉而追逐社會革命；共和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轉而向慕共產革命。只因社會革命、共產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識界還有一種強烈的「趕超」情結，迫切希望「後來居上」，企圖超越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劉仁靜即認為：「我們研究歷史，總覺得後進的國比先進的國進化得時間上快些，制度上強些，手段急激些。

　　美國比英國快，德國的進化更比美國快，日本更比德國快，現在俄國更快了。將來中國一定比俄國好，是可斷言的。後來居上，是進化的好例。」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主導下，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國革命為楷模，而轉向「以俄為師」。國共兩黨均希望得到俄國的指導和援助。中共更以自己是國際政黨(共產國際支部)為榮，強調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國民黨也想加入共產國際而未得，同樣聲稱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這種世界革命情懷，可追溯到五四知識界流行的世界主義思潮。五四時期最時髦的口號是「改造中國與世界」。青年毛澤東在與新民學會會員通信中寫道：「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並且我料到是與多數會友的主張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觀察，我們多數的會友，都傾向於世界主義。試看多數人鄙棄愛國；多數人鄙棄謀一部分一國家的私利，而忘卻人類全體的幸福的事；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而不願意更繁複地隸屬於無意義之某一國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為其奴隸，就可以知道了。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都是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的。」瑑瑣思考革命的基點已不局限於中國，而是著眼於世界人類。從世界主義走向世界革命，夢想世界大同。這是五四時代革命思潮的另一重大演進。

　　從政治革命轉向社會革命，意味著從國內革命轉向世界革命。世界革命並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世界資產階級。早期中共黨人蔡和森即認為，社會革命為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中國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外國資本家早已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主人，中國的資本階級就是國際的資本階級，中國的階級戰爭，就是國際的階級戰爭。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樣一種世界革命邏輯，與中國救亡圖存的目標正相吻合，故而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訴求。無論是「前五四」的思想啟蒙，還是「後五四」的社會革命，均是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系譜中的一環。

　　長期以來，國內主流史學以五四為界標，將其前後革命劃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劃分新舊的準則，主要以革命領導階級而定，判定之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之後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若超越這樣一種先驗的階級史觀，1920年代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演進意義，還可放在更為寬廣的歷史視野中加以觀察。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從國內革命走向世界革命，從種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從共和革命走向共產革命，從有限革命走向無限革命，無不是這些激化演進的表徵，而中共革命的興起，則是這些激化演進的典型。

　　辛亥革命的特質是種族革命，中共革命的特質是階級革命。毛澤東自稱：最初接受馬克思主義時，「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剛傳入中國時，一般人拘泥於原典，認為中國不存在馬克思原典意義上的「階級」，「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國情。青年毛澤東則認為，階級鬥爭學說的優勢，恰恰在於它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可直接運用於實際革命行動中。其他主義學說，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黨人的高明之處，是將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具體化、實用化、草根化，以自己代表無產階級，讓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將無產階級轉化為「窮人」，將資產階級轉化為「富人」，將社會人群簡化為「有產」與「無產」、富人與窮人兩大階級，將階級鬥爭簡化為窮人造富人的反。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富人的錢不讓窮人花」就是階級對立。窮富程度直接決定對革命的態度和革命性的強弱：「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外來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底層社會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與劫富濟貧的遊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溝通。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當時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產業工人隊伍很小，力量有限。所以中共最初面臨的難題是：在一個無產階級力量弱小的國家，有沒有必要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有沒有可能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又如何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當把「無產階級」解讀為沒有產業的「窮人」後，意識形態上的難題迎刃而解。數以億計的農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轉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軍。中共從而在一個無產階級占絕對少數的農業社會裡實行了有效的社會動員。無論是種族革命，還是階級革命，均是以社會分化為手段，都是一種極度簡化的現實主義革命策略。有意誇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階級矛盾，固然有利於革命動員，也會產生嚴重的消極後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馬叫停種族分化策略，轉而強調「五族共和」，及時緩解了民族矛盾，並有效防止了國家與民族的分裂。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後，也一度傾向「階級共和」，其五星國旗中的四星，即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共和」的表徵。但這一局面沒有持續下去，很快又轉入階級鬥爭之中。在毛澤東看來，革命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就是革命。1957年毛澤東自我總結說，過去的三十幾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幹了個階級鬥爭。

　　階級不同於族群，族群具有可確定性，階級則具有可塑性、可變性和可建構性。由於毛澤東主觀認定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普遍性存在，當舊的階級敵人被鎮壓和消滅後，又不斷建構新的階級敵人，不斷想像和尋找新生的敵對階級，最後將階級鬥爭推進和深入到「人心」和「人性」的深層，從強制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發展到動員全民「狠斗私字一閃念」。當鬥爭深入到人的心性層面，鬥爭也就無邊無際無限化。最終革命者也難逃被革命的命運。

　　辛亥革命成功後種族分化的迅速結束，與中共革命勝利後階級鬥爭的長期存在，與兩場革命的性質有密切關係。辛亥革命中，「排滿」只是一種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隨時調整，而意識形態信仰則不可隨時改變。

　　很多學者傾向於將「中國革命」的下限終結於1949年。個人認為，1949年政權更替並不意味著革命的終結，而是另一場更深入、更大規模革命的開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革命。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也更複雜。

　　青年毛澤東就認為，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權的力量進一步發動革命，進一步改造社會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社會革命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這就決定了中共革命的長期性。陳獨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但中共後來將革命視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因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觀念中，革命雖然有階段性，但沒有比革命更高、更神聖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沒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無止境的。「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無窮期的」。不革命就意味著反革命，就意味著革命政權將要變色。為了防止革命政權變色，就需要不斷革命。

　　20世紀中國革命具有相互關聯的三大效應：一是「高山滾石」效應，革命一旦啟動，越滾越急，越滾越猛。二是累積繁衍效應，前一次會影響後一次，前一次的成功，會激勵後一次的繼續；前一次未能實現的目標，後一次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實現。三是升級遞進效應，革命的訴求指數會不斷提升，最初只感覺政治要革命，繼而認為思想也要革命，社會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國內革命還不夠，還要世界革命……最後發展到「靈魂深處鬧革命」。

　　研究20世紀中國革命，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場革命在推翻舊政權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後建立新政治方面卻都不大成功。

　　第一場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場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場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應該說，三場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場革命之後，總有人覺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覺得革命不徹底，還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後建立的新民國很快陷入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的泥濘中；北伐之後建立的新黨國，只是達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國家仍處於分裂和內憂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徹底，1949年新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晚清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國家主權獨立與統一，隨後又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以1949年為終點，甚或以1957年為終點，這場革命無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澤東仍不斷將革命向階級鬥爭的路途推進，直至演變成一場十年浩劫，革命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

　　20世紀中國革命顯示，弱勢的革命黨難以完成革命建國的重任；強勢的革命黨可以實現革命建國，又難以完成革命之後的政治轉型。革命是一種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賴強勢政黨和強勢人物領導，但革命成功後，強勢政黨往往不願讓其他政黨分享治權。強勢革命領袖更不甘於平庸，習慣於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維推行其政治主張。強勢革命的最大難題，不是革命如何發動，而是革命如何結束。發動革命需要激情，結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後，政治必須轉入常軌，回歸常態，儘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規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強大的慣性和「路徑依賴」，難以該止即止，適可而止。革命過程越長、越激烈，慣性越大，餘震時間也越長。革命擅長破壞，而不擅長建設。1948年張東蓀曾指出：「凡是一個革命，總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破壞舊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壞舊的之中卻往往即孕育有對於建立新的之障礙。換言之，即問題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舊的，而反在於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內部困難。」

　　就世界政黨史觀察，列寧主義政黨可以建國而不適宜治國，而自由主義政黨適宜治國卻不適宜建國。列寧主義政黨嚴密的組織結構和高效的行動能力，適合於在一個極度混亂和全面危機的國家中進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而自由主義政黨不具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能力。帝制推翻以後，中國舊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幾乎面臨全面性崩解，必須有一強大有力的政黨才能重新統一中國。如民國初年數以百計的議會政黨無法抗衡袁世凱複製帝制，更無法消除軍閥的分裂割據。國民黨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軍閥，第三步戰勝了日本侵略，基本實現了國家主權獨立，結束了晚清以來數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終未能完成國家統一的目標。最後由中共完成了國家統一的重任，結束了清亡之後近四十年的分裂動蕩局面，並進行了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造，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但強權建國勢必延續為強權治國。中共以嚴密的社會控制力和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將全體國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為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組織體。這樣毫無制約、毫無制衡的強權體制，既可創造人間奇蹟，掌控失當，也可釀成人間奇禍。

　　另一方面，打敗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的無比自信，轉化為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無比自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這樣一種對自身能力的過度自負，也是導致大躍進這樣人為災難的思想基礎。此外，中共革命奪權的過程相當長。中共在蘇區和根據地時期，早已形成一套相當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後，勢必沿用戰爭時期形成的治理技術和革命思維，在短時間內很難調整。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以1949年為界標，認為1927－1949年是國民黨執政，1949年以後是共產黨執政。其實不妨換一種視角來觀察，1927年以後，一直是國共兩黨分別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盤有變化而已。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始終沒有控制過全中國。兩黨的競爭只有部分輸贏，沒有全輸全贏。國共兩黨的關係，20年代是「黨中有黨」(中共黨團員加入國民黨)；30年代是「國中有國」(中華民國之內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0年代是「一國兩制」(中共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國民黨承認中共邊區的合法存在)。數十年間，兩黨分別在各自控制的區域內進行政治試驗。兩種政治體制並存競爭。直到今天，競爭仍在繼續，歷史尚未終結。這也意味著歷史沒有必然性，歷史隨時可能出現叉路口，面臨多種選擇和多種可能性。在同樣的社會經濟結構條件下，行動者其實有相當大的選擇空間。國共兩黨選擇了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演變為兩個地域兩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格局。相對清朝、北洋而言，國、共兩黨都是革命黨，都屬於激進派，差別在於，一個激進，另一個更激進。國民黨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產黨的革命是社會革命，是大革命。國共兩黨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導的，但兩黨最終都疏遠甚至打壓知識分子。蔣介石接掌最高權力以後，雖也啟用過一批知識分子，但總體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權力結構上形成「武主文從」的局面。武人重實力，輕理想，傾向於保守現狀。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時喜歡幻想和空想；文人氣質浪漫，富有激情，但好衝動，愛折騰，難免好高鶩遠，不切實際，擅長天翻地覆「鬧」革命，而不擅長腳踏實地搞建設。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與毛澤東的文人氣質有相當的關係。

　　國民黨聲稱其革命目標是「共和」，共產黨聲稱其革命理想是「共產」。然而兩黨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黨治國的黨國體制。這其實是暴力革命的邏輯結果。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必須藉助暴力來維持。抗戰後期，針對其他黨派要求開放政權、實行民主的呼聲，國民黨內有人公開聲稱：「國民黨之政權，為鐵血爭取而來者，他黨要政權，亦除非由鐵血奪去不可。」暴力革命容易產生專政，難以產生憲政。競爭雙方力量均衡時，互不服氣，容易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一方獨大時，贏者通吃，容易形成專制壟斷局面。不妥協、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質特徵。長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難以轉化為共信共守的憲政理性。所以孫中山設計出一個「軍政→訓政→憲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軍政時期「以黨建國」，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憲政時期「還政於民」。從革命至憲政，中間有一個過渡。只是孫中山低估了過渡期的漫長性。他預設國民黨「訓政」6年，而國民黨實際「訓政」了60年(1927－1987年，大陸22年，台灣38年)，最後在台灣完成憲政體制轉型。

　　1949年革命成功後，中共由在野的革命黨轉變為執政的革命黨，但是拒斥了西方通行的議會政黨體制，因為在中共看來，議會政黨體制是資產階級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所以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結果。

學者李澤厚曾主張「告別革命」

　　四、讓革命「回歸」歷史

　　20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經歷了一個從革命史觀到去革命史觀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學界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被等同於中國革命史研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革命的意識形態指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二是中國近現代史豐富而複雜的內容被高度簡化為革命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逐漸呈現出去革命史觀的趨向，中國近現代史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寫。但在這一過程中又呈現另外一種傾向：歷史學者在厭棄革命史觀的同時，也連帶對革命史失去了興趣。過去在革命史觀下被抑制的改良思潮、保守人物以及作為革命對象的統治階級成為研究重點。「民國史」側重研究「在朝」和「執政」一方的歷史，對革命缺乏足夠的關懷和關注；「革命史」(包括中共黨史)從中國近現代史中抽離出來成為專門的學科，歸屬於法學／政治學，導致研究「民國史」的學者與研究「革命史」的學者成為互不交集、互不認同的兩大群體。

　　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又有「重拾」革命史的態勢。大家深感革命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革命，既不可神化，也不可魔化，既不能「唯革命化」，也不能「去革命化」。新革命史研究的特點以及未來走向，大致呈現如下趨勢：

　　一是革命黨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論、革命話語、革命邏輯、革命價值，不再直接移用為革命史研究的結論和指導思想，而成為革命史研究的對象。

　　二是將革命放回到20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放置於同一歷史場域中探討，以再現其複雜多元而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

　　三是不滿足於史實重建，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不停留於革命過程的描述，更進一步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

　　一般以為，革命是因為統治階級「失道」、「失人心」，社會矛盾激化到了無從解決的地步，民眾才被迫揭竿而起的。這意味著革命是「發生」的，而不是「發動」的，是自然來臨的，而不是人為製造的。其實革命發生的機制非常複雜，難以一概而論。有的革命是「逼」出來的，有的革命是「造」出來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雙方合「造」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計劃：先幫助國民黨完成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國民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過渡。當時中共黨內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現在是國民黨的時代，將來是共產黨的時代。意思是，將來不管國民黨如何，也不管國民黨執政是否得人心，共產黨遲早要革國民黨的命。中共階級革命的邏輯和程序是：資產階級革封建階級的命，無產階級革資產階級的命。共產黨宣稱自己代表無產階級，而將代表資產階級的任務分派給了國民黨。國民黨雖然並不自認為代表資產階級，但它執掌全國政權以後，尤其是抗戰勝利以後，確實漸失人心，最終坐實了中共的革命理論和革命計劃。

　　歷史的失敗者多強調偶然在歷史中的作用。歷史的成功者則更強調歷史的必然性。探討革命的成敗，既不能忽視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也不能輕視革命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必須重視革命過程的極端複雜性，警惕過度決定論。

　　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可以常規、常例、常情、常理論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中國一批法政學者提出，清帝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完整讓與民國，從而建立起了清王朝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意指民國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論，1928年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之間是通過什麼程序建立主權連續性的？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又是通過什麼手續來讓渡主權的？其實革命就是顛覆，其正當性來自革命自身，並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來履行一道轉讓、授予、贈予之類的手續和儀式。事實上，當孫中山見清帝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一語時，即致電袁世凱明確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革命是一種「非常規政治」。革命意味著拋開所有的形式與規則。我們不能以常規政治的邏輯來解讀非常規政治，更不能以非歷史的眼光來評判歷史。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略去注釋若干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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