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風逝去的憂患——論探春的文化魅力

隨風逝去的憂患——論探春的文化魅力

辛若水

一 引題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依雲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唐 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她就是天上的碧桃么？她就是日邊的紅杏么？她就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凌霄花么？是的。人們愛把她說成玫瑰，或許她也真有玫瑰的特質，然而她未必情願，美麗中的刺豈能摸煞凌霄的遠志？雖然她之命運被系在了秋江上，雖然她對家族有著無盡憂患，雖然她對東風有著無告的哀怨，雖然她對蒼天有著無明的敬恨，但她不是芙蓉。"出污泥而不染"的是芙蓉，她也是如此，然而她沒有芙蓉的孤高、清雅、絕俗。她不是幽谷的蘭花，她是荊棘叢中的青松。她不會自甘落寞，她之才幹不容許她落寞，她之遠志不容許她落寞。老鴰窩裡從來沒有鳳凰，然而當鳳凰降生於老鴰窩，她遲早會飛去的。"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楚狂人的歌聲在龍爭虎鬥的春秋亂世是那麼的狂，可置於沒落的大觀園時代卻是那麼的凄楚。德已衰，唯有靠才來補。"都知愛慕此生才"的凡鳥，施盡渾身解數也無法扭頹局，並且自身已成怨恨的中心，而終於變得疲憊不堪了。於是，不甘落漠的她，成了改革的急先鋒。雖然那改革不可能給沒落的家族帶來中興，甚至應有的起色都沒有，但畢竟反映了她的才華。有人講她有政治風度，可我說，她更像政治文人。她對自己的家族抱著無盡的憂患，"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可能她不明了家族敗落的根源，但卻深知自殺自滅是敗落的途徑。不甘落寞的意識、改革意識和憂患意識，使她無愧於曹雪芹理想中的政治文人，也正是這三種意識，構成了她文化魅力的核心。

如果《紅樓夢》自成一個宇宙，那麼大觀園即是這個宇宙的核心；如果大觀園自成一個宇宙，那麼大觀園文人集團即是這個宇宙的核心。要之，大觀園文人集團即是《紅樓夢》的核心。或云：《紅樓夢》是封建社會之輓歌，其核心應在社會層面，若反映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之腐朽沒落，地主階級之荒淫無恥，奴隸之悲劇命運及其抗爭，農民所受之剝削壓迫，階段矛盾與階級鬥爭，力量的分化，地主階級內部出現的叛逆及其悲苦命運等等。野獸之獰笑與奴隸之斑斑血淚已無法讓世間有良知者否認那一切的真實存在。所以，我一直以為文革那個時代用階級的觀點研究《紅樓夢》，雖有教條化的成份，但已抓住了其本質與核心。然我們時代之《紅樓夢》，豈是文革時代之《紅樓夢》，又豈是曹雪芹之《紅樓夢》？此一時，彼一時，是其一。其二，曹雪芹作《紅樓夢》時，自有一腔孤憤在，其鬱結本在文化一層，然家族之沒落、人生之際遇、世路之坎坷、人情之淡泊，已使其厭世、憤世、恨世、嫉世，盡而以自身所經所歷，所見所聞，敷衍成書，具有了涵蓋整個社會的廣度、深度與力度。他本身又何嘗樂意在如此之廣闊場面行文，何嘗樂意作潑婦村姑罵街嘮叨之語，何嘗樂意寫貴族惡少淫邪浪蕩之行？他之陶醉自在大觀園及其文化境界，自在大觀園文人集團所代表之理想文化人格。雖然書中對大觀園文人集團之描述未有任何陶醉之語，各種事件的切換亦自然而然，但其一生之心血卻貫注於此。想來，將大觀園文人集團作為《紅樓夢》的核心也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後世效顰之作，若《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雖在社會層面失之泛泛，但卻抓住了文人、文化這一核心。其三，所謂文化者，大抵是一個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結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隨著時代的變遷，滄桑的變幻，所保留者，所凝聚者，所激蕩者，往往是精神文明。雖然物質文明具有基礎的地位，人類社會亦由之不斷積累而前進，然昔日的成果往往成為歷史的陳跡抑或湮沒無聞，而所積澱之精神卻能感動一代又一代的人。《紅樓夢》誠然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書，誠然折射出了封建末世的廣闊社會場景，但其反映社會之結晶抑或核心依然是文化。說大觀園文人集團是《紅樓夢》的核心，正是由了這個集團實則是文化集團，其文化涵量實則是封建未世的文化涵量。其四將《紅樓夢》之本質與核心定位在社會層面，已在一定意義上降低了她本身的價值。若果如此，她所反映的只是封建末世，而不是整個封建社會。定位在文化，則不僅是封建末世之結晶，亦是整個封建社會之結晶，因為中國古代文化雖有變遷、發展，但更多的是穩定性與繼承性，且最終積澱成儒道釋三家的並立與調合。《紅樓夢》正是根植於以儒道釋三家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並深刻地反映了它，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其沒落，才使自身不僅反映了所處時代之精神與文化，而且穿透了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傳統文化，盡而有一種超前性，為一代代的人們所接納。顯然，最能體現《紅樓夢》此點的即是大觀園文人集團。

當完成了大觀園文人集團第一梯隊的論述後，我依然無法從那深深的陶醉中走出來。簡直難以想像，左、中、右三軍主將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的文化魅力是那樣的驚人。中國文化造就了她們，中國文化的魅力就是她們的文化魅力。正是由了這，她們才無愧於左、中、右三軍的主將，無愧於大觀園文人集團象徵意義上的領導核心。她們在文化魅力上，三山並峙，四水分流，但又以北極星為中心，合成一體，她們作為文人，彼此間有磨擦，但更有接納，或許這反映了一點，自古文人，不惟相輕，更是相重。無論是彼此的磨擦，還是最終的接納，都共同增強了她們的文化魅力，盡而使第一梯隊的力量最為強大，也使第一梯隊在文化上的悲劇最為撼人心魄。第一梯隊說到底都是客卿，她們遠遠超出了賈府本身在文化上的力量。然而有志氣的人們是不會甘心的，於是以賈府自身力量為核心，組成第二梯隊。左軍：妙玉——惜春；中軍：元春——李紈；右軍：迎春——探春。在開始組建時，我總以第二梯隊草包居多，然稍作考察，即知事實遠非如此。曹雪芹將畢生之心血注入了大觀園文人集團，使我們無法輕視任何一個人的存在，無法低估任何一個人的文化魅力。當然，還有第三梯隊，左軍：香菱；中軍：邢岫煙、李紋、李綺，右軍：薛寶琴。大觀園文人集團之規模大抵如此，詳情自有專文介紹。我擬換一種方式論述，即不再以梯隊為順序，而從左、中、右三軍展開。由於右軍在文化上實則處於核心地位，故從這裡切入。右軍第二梯隊由迎春、探春組成，這是為了力量的均衡，即以探春之強補迎春之弱，而本篇所要論述的即是探春。

如果沒有賈探春，我們很難想像大觀園文人集團的存在，因為她是海棠社的發起者。可為什麼第一次盛會即在西風颯颯的秋天呢？為什麼海棠社的每一篇詩作皆發悲秋之音？為什麼緊接的菊花社，詩作中儘是"西風""黃花"，"瘦月""清霜"，"斷雁""鳴蛩"？為什麼有了"一枝秋"，"秋無跡"，還要有一連串的"秋色""秋光""秋心""秋情""秋霜""秋酣""秋風"？或許，這是一種象徵，時代的秋天已經到來，社會的秋天已經到來。"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歡歌笑語掩飾不了這一切，而只能折射反襯這一切。濃郁的感傷主義正是時代的精神，而感傷的歸宿也只能是人生的空幻。不妨引一下曾給我很大啟發的兩段文字：

"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這是林黛玉的"秋心"，更是曹雪芹的"秋心"！似乎正是這種少有人解的"秋心"，使得作者在全書第一回中，就發了"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的深沉感；似乎也正是這種深刻執著的"秋心"，極大地濃化了充溢於全書中的"悲涼之霧"，並使得《紅樓夢》在元、明、清以再現為主的悲秋文學中獨佔鰲頭。

當然，我們也曾注意到，傳統悲秋意識在《紅樓夢》中獲得的上述深化和擴充，無疑與作者那獨特的人生道路、深遠的思想境界和超凡的藝術才情緊相關聯；反之，若是缺少這些條件，則在宋代即已成熟、定型化了的悲秋意識能否表現得象《紅樓夢》那樣完美而不走向老化衰竭，便很值得深思......

（尚永亮《生命在西風中騷動——-中國古代文人與自然之秋的雙向考察》，（294-295頁），1989年）。

私以為，元、明、清才是真正充滿著秋氣的時代，在以前悲秋意識可能已經成熟、定型化了，但真正代表悲秋文學最高水平的作品我們很難找到。而唯有到了清代，出現了《戲樓夢》，我們才可以說悲秋文學真正成熟了，真正有了自己的高峰，即《紅樓夢》是中國悲秋文學的集大成者。之所以如此，不僅由了作者個人的因素，還由了時代的精神。或許，悲秋文學只有在自身的秋氣里，才能達到巔峰，才能找到歸宿。縱是西風颯颯，餘韻蕭蕭，它也在力圖尋找著一種新生，雖然這種新生亦被湮沒。基於此，《紅樓夢》感傷意識的核心即是悲秋，如果只沉緬於傷春的纏綿，感悟不到天地悲秋《葬花吟》，永遠與《比樓夢》隔膜。我之所以將大觀園才女作為一個文人集團來論述，在很大程面上即是由了書中濃郁的悲秋意識。

如果一個集團的成立，即是悲劇的開始，那麼一切歡歌笑語、猜枚行令、吟詩賦詞，清談雅集，將蒙上一層濃郁的感傷色彩。孤立的看，我們很難發現，然而前後的關照，不覓倍增惆悵，於惆悵間感到流血的傷口，錐心的痛。《紅樓夢》有大回憶的成份，作者本身即是如此，並且他在書中處處暗示著，何時回憶，回憶什麼。或許，他對追憶有一種陶醉，並且帶著讀者進入了那種陶醉，但他自身，好像與那種陶醉無干。如果說自我陶醉很可笑的話，那麼曹雪芹的這種陶醉更易為人們接納，它已經超越了孤芳自賞，但又不是雅俗共賞，我們不妨稱之為"自我陶醉"。此種陶醉，我們找不到作者的存在，而唯美好的意境，大抵是王國維之所謂"無我"之境。於詩詞中，達此境界不易；於小說中，達此境界更不易。作為讀者陶醉於其中，正反映了曹雪匠之藝術才華，然於自身，不免落於下層。誠然，沉迷於書中，是每個熱愛者所必入之境，然關鍵在於走出。走出不是為了評論，不是為了哇哇亂叫，而是由那種陶醉反觀我們自身，留意生活，注意美好的一切，保留美好的記憶。為什麼別人能夠發現生活那樣美，那樣值得陶醉，那樣值得回憶，我們就不能呢？留意生活，留意自身，發現美，不要讓記憶成為空白，不要讓情感成為磨不出墨的硯石，因為說到底《紅樓夢》是與我們無乾的。在我接觸的評紅文章中，大叫主義、高談思想者居多，深入分析紅樓生活、關注人本身者頗少。即使將眼光盯住紅樓生活，并力圖關注人本身，也與評論者無干，也與評論者所處的時代無干。私以為，沒有主義，沒有思想，沒有哲學，根本就無從把握那本書，但不應教條化，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把握紅樓生活、關注人本身，不能僅僅停留在書中的內容，還應大膽地把評論者的個性、情感、生活經驗注入，把評論者所處時代之精神注入。評論文章不僅觀點應是評論者，個性、情感、生活也應是評論者的。你的觀點不正確，我反對；他的觀點有問題，我指出來。這本身並不重要，關鍵是以紅樓生活反觀我們的生活，以我們的生活體悟紅樓生活，而最終的歸宿則是有益於我們的生活，而最終的歸宿則是有益是於我們的生活。閑話休題。

賈探春發起海棠社，標誌著大觀園文人集團正式成立。為了說明探春之個性以及將大觀園才女作為文人集團論述的必要性，不妨引《寶玉結詩社貼》的一段話：

...... 今因伏几憑床處默之時，困思及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宴集詩人，簾杏桃溪，或可醉吟飛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

蓮社是佛教凈土宗最初的結社，東晉時慧遠在廬山東山寺創立，曾約會劉程之等一批名儒，號稱十八賢。東山之雅會即謝安之交遊。《晉書?謝安傳》"[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洵、桑門（沙門的異譯，僧人）、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未不渝，每形於言色。"如此說來，蓮社與東山之雅會皆可看作歷史上的兩大文人集團。賈探春組織海棠社，意欲在文採風流上與鬚眉爭衡，未始有組織文人集團之意，然已造成了這種事實。曹雪芹所講"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衩？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私以為，作者所愧者，所屬悔者，自身之理想爾。其將理想附著於當日所見之女子，並將其組織起來，欲以古之文人集團爭衡，而探春正作了他的代言人。探春所起的作用即是拋磚引玉，正是由此大觀園文人集團第一梯隊才能充分發揮其文學才能，展示其文化的魅力。然而說到探春自身，不免讓人心難平。論詩才，她在"三春"中自是姣姣，但遠不能與林、薛爭衡，甚至較之後來的薛寶琴亦有不如。所謂反主為客，正是她的尷尬境遇。幸好，其文化魅力不在吟詩作賦而在於作為政治文人的三種偉大意識，即不甘落寞的意識、改革意識和憂患意識。

二 不甘落寞的意識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每一個人，無論是帝王將相、名公貴族，還是販夫走卒、平頭百姓，都面臨著一種共同的悲哀，即降生於塵世之日，已處於了人類社會的底層。混沌初開之時，他們不知道有人類，人類也不知道有他們。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終於在上一代的熏陶教育下，意識到了自我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人類的存在，然而人類依然對他們無動於衷。在合適的年齡階段，他們開始思索人生，探究社會，追尋意義與價值，求得生命之真諦。他們可能會在茫茫的大海上找到航向，但是自覺生命之有限，世事之無常，永恆之難覓，落寞之必然，卻是每一個人的必由之境。所謂志士仁人，大抵在自覺到那一切的真實存在後，並不甘心，欲以有限之生命做無限之事業，破無常之世事以求恆常，在短暫之中覓得永恆，在必然之落寞中苦苦掙扎，以得人類之認可，進入人類之記憶。然而，個人之頑強奮鬥，在人類歷史的大浪淘沙面前，顯得軟弱無力。縱使奮鬥在，縱使功業在，縱使成就在，縱使言說在，亦難為人類接納，更枉論紅塵之碌碌無為者。所謂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大多是世人對死者的安慰，而這安慰不斷的轉移，終於成了世人的自我安慰。對於個體的人來講，落寞不僅與生俱來，而且是必然的。保留在人類記憶中的名字畢竟寥寥，而且那名字已無法代表人世曾有的那樣一個真實的人，而成了一種象徵，或者是功業的，或者是思想的，或者是物質的，或者是精神的。然而，人之偉大，正在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在於必然落寞中的苦苦掙扎，能否掙出落寞之境並不重要，掙扎過程之精神最為可重最為可敬。此大抵即是不甘落寞的意識，不僅個體的人有，整個人類社會亦有。個人較之人類，是滄海之一栗；而人類較之浩淼無窮的宇宙，亦是滄海之一粟。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並不甘心被時空無限的宇宙淹沒，他也要在有限之中求得無限，無常之中求得恆常。人類亦在宇宙之中苦苦的掙扎，以擺脫落寞之必然，而正由了這種掙扎，才有曾經的輝煌，才有物質的財富，才有精神的永恆，才有活動空間的擴展。人類不會永遠停留在地球上，他終將會向浩淼無窮的宇宙飛去，向著更廣闊的空間探索。人類之不甘落寞根基於個體之不甘落寞，然個體之不甘落寞必須融入人類之不甘落寞。個體與人類同呼吸共命運，才有可能走出落寞之境，說到底是由"小我"走向"大我"。這在重視個性與情感的現世社會，很有關注之必要。

不甘落寞的意識與功名觀念彷彿之處很多，然而後者在前者面前顯得軟弱無力。誠然，前者大多體現為後者，但後者實是一種表象。功名大抵無常，建立雖不易，汲汲於此，多為有良知者不恥。如果將功名觀念上升為不甘落寞的意識，關注人本身，關注人類本體，則不僅僅是為人們接納的問題，也是人類精神境界提高、凈化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有不甘落寞的意識。早在春秋時代，就出現了"三不朽"之說，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 ?襄公二十四年》這既是不甘落寞的意識，又是價值觀念，它經以孔孟為發端，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整合，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之所謂"學而優則仁"，孟子之所謂"士之仁也，猶農夫之耕也，"《大學》之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是積極用世，擔當社會責任。這就是後世功名觀念的緣起，從深層次講即是人類心底的不甘落寞意識。曹植 "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的社會抱負，"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求自試表》）的人生理想，"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的鬱結，反映了這一點。李白之所謂"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反映了這一點。辛棄疾之所謂"了卻群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也反映了這一點。中國古文人心底濃厚的功名觀念，以及固有的不甘落寞意識，使中國文學出現了出處這一主題。出，即出仕，做官；處，即隱退，不仕。如果說"處"是"冷眼向洋看世界"，那麼"出"即是"熱風吹雨灑江天"。出與處抑或仕與隱，實則是中國古文人對生命形態的抉擇。然而，真正做出抉擇很難，因為他們面臨著既關心政治，熱心仕進，又不得不退出和躲避它，這樣一種矛盾的雙重性。所以和稀泥的境界最為人們推崇，譬如謝安之東山盤桓與淝水之戰兩種人生境界的統一。出也罷，處也罷；仕也罷，隱也罷，"到底是意難平。"因為出，可以建功立業，揚名立萬，走出落寞之境，但也可能一事無成，白首長嘆；處，可以吟嘯自在，盤桓山林，樹高風亮節於後世，標理想人格與來者，但也可能潦倒一生，無聞於後世。無論怎樣，不甘落寞是人類心底的呼喚，博取功名在中國古文人最有吸引力，正所謂"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體現最明顯的，自是古文人在科舉路上的掙扎，此處已無贅述之必要。

因為我要論述的是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識，故有必要聯繫一下東晉南朝之門閥制度。自曹丕確定九品正中制，對人才之選拔基本為士族地主壟斷。他們憑藉世胄高位，控制著官僚機構，控制著政權，並壓制庶族地主，歧視他們，不讓他們參與政權，此即造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又由於士族地主身居高位，公務清閑，生活腐朽，大多無實際幹才，誤事誤國者頗多；而庶族地主身處下僚，積極仕進，辦事幹練，但面臨著巨大的人生憂患，終不得走出落寞之境。庶族地主因了才幹自要成就一番事業，可無法為當權者重用，於是對不合理的門閥制度表達了不滿、憤激，進而批判。"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有尺條，""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這不僅是左思無可奈何的慨嘆，更是對門閥壓抑人才的憤激。"自古聖賢皆寂寞，何況我輩孤且直"，出身貧寒的鮑照"才秀人微"，積極仕進，而老不如意，在大力抨擊門閥制度時，每每以詩文為進身之階。在不合理中奮鬥，盼望著建功立業，大展雄才，名垂青史，正是那個時代貧寒之士的共同的要求。

探春所處落寞之境，一是庶出，非太太養的；二是身為女子，無法在真正意義上干一番大事。在"妻妾不分則宗室亂，嫡庶無別則宗族亂"的宗法社會裡，庶出無疑是不幸的別名，我將此與東晉南朝之庶族相聯繫，想來會讓某些人笑掉大牙，但相似性卻很多。一則處於卑賤、低下的地位，為世人輕視；二則傑出的才華被壓抑、摧殘，難以施展；三則對嫡庶制度抑或門閥制度抱有強烈的不滿，但又不得不在這種制度下掙扎、抗爭；四則在落寞中的抗爭，唯能留下曲折的軌跡，而不能走向成功，面臨著必然的悲劇。作為政治文人，探春必須有足夠的勇氣面對庶出的地位。讓她反對"庶出"這一不幸的根源——封建的嫡庶制度，自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者的高見；說她力圖維護封建的嫡庶制度，大類"你打了我的右臉，很好，再打我的左臉吧。"嫡庶制度已經給探春造成了不幸，難道 "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她會再去維護？庶出無疑是探春心靈的一塊傷疤，是其所處落寞之境的最低限，也是其走出落寞之境的最大障礙。她不可能無視庶出的身份，但也不會拚命往嫡系裡爬。她之自我定位表面是不在意的，她就說過："誰和我好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但內心深處卻以能否發揮才華，走出落寞之境為標準。事實上，以庶出這一身份來壓她、歧視她的，正是生母趙姨娘。誠然母女之情不容否認，但平庸意識與卑賤意識最為害人。別人可以瞧不起我們，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但我們自己卻不能自卑，不能瞧不起自己。唯有自強，唯有不甘平庸，才能實現自我。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由了一種社會定位，但社會定位卻不能給人帶來絲毫的成就，雖然個人的頑強奮鬥在歷史的大浪淘沙面前無能為力，但社會的定位在個人頑強奮鬥面前同樣無能為力。在很大程度上，趙姨娘成為賈探春發揮才能的阻障，不是由了庶出本身，而是由了一種鄙夷。你不行，因為你是庶出的；你為什麼是庶出的，正因為你不行。曾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也是這個意思。然而，歷史上"老子英雄兒混蛋"者不在少數，"老子反動兒好漢"者也未始沒有。反動階級血統論與庶出不行論自是相通的。為什麼庶出的就不行？賈探春要以實際行動回答這一問題。後來，探春理所做出的興利除弊的改革以及抄檢大觀園時的抗爭，都足令帶變色眼睛的人們猛醒。事實上，真心佩服探春者很多，因為她是書中的人物，可到了現實生活中，那就難說得緊了。趙姨娘品格欠佳並不是主要的，平庸意識與卑賤意識也不應過分苛求她本身，因為這是半妻妾半奴僕的地位造成的。她不應壓制探春。探春欲在落寞之最低限，以不甘落寞的意識走出去，首先要衝破趙姨娘以平庸意識造成的阻障。很顯然，她做到了，雖然有的地方並不合適，但苛求作為政治文人的她是不應該的。

賈探春曾說過："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她以身為女子為憾事，可見所處之落寞尚有此一層。然而，正由了這一段話，終於使她與中國古文人的不甘落意識聯結在了一起。她要出去，正是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立一番事業則反映了功名觀念。無論是立業興家，還是定國安邦，都是為了自我實現，為了走出落寞之境，為了被社會接納，為了被人類接納。不客她的想法現實與否，不管她的實力足以成就自身與否，她之志氣皆有令鬚眉汗顏之處。如果沒有大觀園文人集團，《紅樓夢》一點亮色也不會有的。有人講，《紅樓夢》中女子比男子更有志氣，更有魅力。細想，的確如此。男子除了像賈寶玉那樣呼吸悲涼之霧的先知者，不是愚腐不通、頑固不化，就是荒淫無恥、欺壓良善。他們未始不知社會之沒落，家族之衰敗，但依然不自覺，依然花天酒地，而缺少應有的憂患。那在賈府中，是不是真的陰盛陽衰呢？也不見的。曹雪芹不僅是現實主義者，更是理想主義者。他之理想寄托在大觀園文人集團那裡，大觀園才女的魅力大多是理想主義的魅力。至於現實究竟如何，我們也不敢妄加揣測。如果從出處的角度考察，賈探春自是選擇了"出"，她的所作所為都反映了這一點。自甘落寞，她是做不到的。她之德未必光彩照人，但她的確有才。發揮才能，建功立業，走出落寞之境，正是古文人的追求。這種不甘落寞的意識深深地打在了賈探春的骨子裡，正是以這種意識為根基，她才可能對榮國府進行局部的改革。

其實，賈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識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功名觀念。中國古文人功名觀念，固以個人奮鬥為根基，但卻有一種狹隘的目標，若"大富大貴""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等等。有時由了才力有限、勤奮不足、機遇難逢，很難成功，然內心卻汲汲於此，終於淪於祿蠹之流。賈探春誠然要以個人奮鬥、走出落寞之境，成就一番事業，但我們很難發現自利的因素。她之所作所為，小則是個人價值之實現，大則是有補於沒落之家族。高明的評論者自可這主義那思想的，給她戴一串大帽子，但醒著的總比昏睡的好，進取的總比消沉的好，修補大廈的總比挖牆角的好。我們評價人物的尺度，若道德、進步、落後、先進、沒落，在人類所處之落寞境地面前，在人世之苦難與不幸面前，往往顯得幼稚可笑，有時卻難以自覺，還要一副面孔的走下去，終於讓人覺得可厭、可鄙了。超越功名觀念，不用以自利，終於使賈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識得到了升華、凈化，進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歷史，就會發現人們尤其是文人，很少對自己年處的時代、所處的社會滿意。孔子嘆息禮崩樂壞，道學家嘆息人心不古，盲目從眾的人們也跟著扼腕長嘆。十全十美的東西，世間本來沒有；有缺陷、有弱點的則比比皆是。誠然，事若求全何所樂，但追求完美，力圖使現實好起來，卻真正反映了人們的可敬可愛，尤其在現實太不像話的時候。要把握我們這個時代的風氣很難。看理論性的文字，大都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分析一通，再指出缺點、不好，最後則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類的。有時，也真能使人振奮起來，覺得一切都是欣欣向榮。可一回到現實中，所經所歷與耳聞目睹終於使人心不平了，於是慷慨激昂者有，唏噓長嘆者有；想當初者有，傷而今者亦有；手舞足蹈者有，諱莫如深者亦有。至於自身如何，大多笑而不答；"興也罷，衰也罷，喝吧"，雖有些明目張胆，水平終究不高；可"別人吃菜咱喝湯"，則成了某些人的口頭禪。"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常情即是如此，正統的理論與街談巷議總有一定的差距，但什麼更可信呢？前者是一個社會的主導，高揚著正義的旗幟，為了凝聚人心，在一些地方作諱飾是應該的；街談巷議中添油加醋的成份很多，但往往更具有真實性。所謂"教育"者，大抵自上而下，但"學生"對"老師"不滿意者頗多，終於雙方都成了應付，只有空洞的的形式，而無實際的內容。現世社會，重視個性與情感，重視人生，重視個人的自我實現，應是主要的。但金錢至上的觀念、社會上的醜惡現象，是讓有良知者不滿與失望的。其實，真正高深的卻是享樂主義。物質享樂自不必說，但有時不免造成累贅，譬如"將軍肚"云云。精神享樂，大抵是一個"玩"字。怎麼"玩"法？忙中玩。人們都很忙，未必是瞎忙，但消遣、享受卻是必需的，譬如流行歌曲、武俠言情小說、古裝戲等。這些都帶有商業性質，水平未必高，但易為人們接納。有些高深者當然覺得這些東西不好，可閑著的時候卻也看得津津有味。他們所建構的理論，譬如人性、情感之類的，從本質上反映的還是這些東西。有時候，感性的材料比高深的理論更具有先鋒性。我們聆聽帶有層次性的流行歌曲，即可明了我們時代風氣中的許多內容，但聽水平很高的歌曲，譬如類似《紅樓夢》曲子的那種，反不易得到關於我們時代的一些啟迪。如果去觸摸我們的時代，會發現很熱鬧，花樣多，幹什麼的都有，人們都坐不住，短視的名利心很重......或許，裡面缺乏很重要的東西。若以不甘落寞意識來關照，會發現人們對所處落寞之境缺乏一種自覺。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文化正在隨風逝去，優秀的東西只在書本上高談闊論，雖然大叫現實意義，可把眼光往下一看，現實意義實在難以落實。現代文化、現代意識缺少傳統文化的支撐，如同沒有根的大樹，搖搖晃晃，顯得相當脆弱。至於人類的終極關懷，大抵只在理論界哇哇亂叫。要之，過去、現在、未來好像被隔開了。懷舊意識被人瞧不起，理想主義苟延殘喘於盛世繁華的角落裡，想來海德格爾之所謂世間只有現在，是大有道理的。或許，有人會講：現代人們熱熱鬧鬧的、快快活活的，或者追名逐利、勾心鬥角，不正是不甘落寞么？這自然是曲解。不甘落寞的意識，以人們對所處落寞之境的自覺為前提；如果不自覺，只能是在落寞中熱鬧，在熱鬧中落寞。短視的名利心，並非不甘落寞；瞧不起名利，否認名利，大多口是心非；活得瀟瀟洒灑，共享人世繁華，並不是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而是享樂主義的別名；一切空空空，萬事風風風，愛恨匆匆匆，自有虛無主義色彩。我們所謂的不甘落寞，承繼著傳統的精神，密切關注關現實，而最終的指向卻是遙遠的未來。過去，人類之不甘落寞意識，已使許多東西具有跨越時空的穿透力，已使人類歷史的長河星光燦爛。人類的記憶是美好的，保留在人類記憶中的名字以及它們所表的一切是不甘落寞的。以不甘落寞的意識關注現世社會是痛苦的，也是必需的，如果不思奮鬥，不思進取，一切將在消遙快活抑或昏昏如醉中沉淪。我們的時代應該給後世留下許多東本西，自然科學的偉大成就使人們擁有足夠的自信，可人文科學總讓人覺得寥寥。自然科學終會被後世超越的，後世的人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將如同我們看牛頓的三大定律。可人文科學所要回答的問題帶有永恆性，能否在此方面給人類留下記憶，真正反映著一個時代的水平。後世的人們會怎樣評價我們的時代？在人類歷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我們的時代還會有什麼？很顯然，這些問題都是虛無縹渺的，然而也是實實在在的。醒著的人們沒有必要迴避這些問題，因為小至個人，大至種族、人類，在心底都有不甘落寞的意識。或許，由此人類社會才能不斷的進步、發展。這種意識，可能被人為的壓抑，成為了地底的岩漿；可能不被人在意，成為沒有生機的死水；可能被人為的張揚，成為噴發的火山。我們說賈探春的不甘落寞意識，既被壓抑著，成為地底的岩漿；又被張揚著，成為噴發的火山。人們不禁要問，她的不甘落寞意識真有那麼多內容，有那麼強的時空穿透力么？我們說，從個體的人來看，確實有點帶大帽子，但內核卻是有的，而這內核正是人類共同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正是由於她擁有不甘落寞的意識，壓而不曲，摧而不折，在落寞之中勇敢地抗爭，才使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與未來意義。由於時代的局限，由於個人的局限，她並未真正走出落寞之境，但其抗爭、奮鬥的過程以及其中體現出的精神，卻激 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

三 改革意識

李大釗曾對東西文化實質性的差異作了對比，他講：

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

（《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言志季刊》第三冊）

從這種對比中，可以看到我們民族安土重遷、無為而治與西方敢於冒險、勇於進取形成的巨大反差。古代中國自是農業社會，上層有深厚的重農思想，把農業作為天下的根本，下層有濃厚的小農意識，將自己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相對的講商品經濟並不讓人們熱心；而西方則重視商品經濟，熱衷於海上探險、開闢新航路等，相對的講小農經濟並不束縛人們。以此為根基，中國傳統文化因襲的擔子很重，缺乏改革意識，即使不得不改時，也阻力重重，步履維艱；西方文化因襲的東西並不多，充滿著變革精神，在改革時自能大刀闊斧、勇往直前。談中國文化的改革意識，大抵是改革家的；談西方文化的改革意識，大抵是民眾的。東西對比，讓人汗顏的地方很方，然本文只是從此處引入。

我論述的賈探春之改革意識，即是改革家抑或政治文人的。若要系統追述改革意識在歷史長河中的體現，不僅是"挾太山以超北海"，而且也無必要。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變革"這一概念的，自是《易經》中的《革》卦。革：巳日乃孚，元享，利貞，悔亡。意即《革》卦象徵變革，時機成熟，才能被理解，圓滿順利，時機成熟，悔恨將會消失。《彖傳》中講："天地革而四時成，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意即天地變革形成四時，成湯、周武的革命，符合自然社會的規律而又順乎人心。對於變革，認識和把握時機的意義太重大了。說到底，《革》卦講了變革的三點：一把握時機；二遵循規律；三順應人心。這三點未必全面，但還可勉強對探春的理家作一下分析。

賈府在末世所處的形景即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自覺到這一點的人們並不少，但力圖有所振奮，改革弊端的實在不多。整個大家庭黑暗腐朽，明爭暗鬥危機四伏，敗在旦夕，若論責任，實在上層。賈母以兒孫滿堂、多福多壽為自豪；王夫人表面仁慈，實則昏庸無能；邢夫人吝嗇而以鄙夷；李紈是"竹籬茅舍自甘心"，賈政是個衣冠整齊故作尊嚴的木偶；賈赦則毫不掩飾的享樂、為惡、欺壓良善。當然，一枝獨秀是有的。王熙鳳有心計，有智慧，有手腕，有權術，整個賈府的大廈基本靠她來支撐。但她不可能全身心的奉獻於賈府，她支撐大廈本就是為了個人私利。她看得清這一大家族的種種矛盾與危機，並有足夠的才能進行一番整治，但她所要的只是繁華的暫時存在，以便供自己的支配、剝削、享樂。她熱衷於權力的爭奪，更不放鬆對下層奴僕的壓迫，興兒就曾這樣評價她："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腳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俗話講：上樑不正下樑歪。上層為私利而戰，下層中飽私囊也就無可厚非。曹雪芹對王熙鳳這樣的當權派是不滿意的，他要從文人的角度對自己所建構的宇宙進行一番整治，於是政治文人賈探春推向了前台。我們知道，整個賈府全部籠罩在王熙鳳的權力之下，所以要讓她在元宵夜宴後病倒，無力撥動管家婆的算盤。賈府的銅牆鐵壁出現了一個大洞，急需彌補。於是王夫人派出了三駕馬車——李紈、賈探春、薛寶釵，共同代理管家。這對賈探春來講，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也是可憐巴巴的機會。王夫人深知李紈之無用，故派出薛寶釵壓制賈探春，薛寶釵則不僅壓制賈探春，還要利用她對付風姐。我們知道，在理家中，平兒是三駕馬車與風姐間的聯絡員。探春的改革措施出籠後，平兒即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著，不能多弄些玩意兒來陪襯，反叫人去監修管理，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著他的臉笑道：" 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你說你奶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你聽，一口一個三姑娘，一口一個三姑娘，說來說去不是利用，又是什麼？同時，探春也被風姐利用著。風姐威權太重，得罪人太多，下層早已怨言鼎沸，把探春推向前台，自己退居幕後，正好轉移鬥爭視線。探春所得之權柄有限得很，範圍局限在大觀園，改革也帶有實驗性，大類"特區經濟"之類的。要之，賈探春的改革處在權力爭奪的夾縫中，時機是不成熟的。從賈府的沒落來看，改革勢在必行，但高舉改革旗幟的賈探春，只有這一次並不成熟的機會。她對自己的尷尬處境非常明了，她不可能長期掌權，也沒有接到改革的使命，但她就是不甘心自己家族的沒落。縱使不能從根本上改觀，不能力挽狂瀾，扭轉頹局，也要勉力一試。如同抽刀斷水，水流依舊，但畢竟激起了浪花；如同流星划過長空，無蹤無影，但畢竟有過一段亮麗。

任何改革都要有一定的過渡階段，改革者應當平穩的接過爛攤子，同時必須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比前任差，且可超過前任。探春理家，昏昏如醉的上層可以不在意，但必須令下層發生反響，毫不懈怠。顯然，眾人並未對這個未出閣的年輕小姐抱有信心。但三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風姐。臨寢之時，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於是，人們抱怨道："剛剛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裡吃酒的工夫都沒了。"唯有完成過渡，才可以提出改革方案。改革總要針對著舊的弊端，她先取消了寶玉、賈蘭、賈環三人上學的點心、紙筆的月銀，接著就蠲免了姑娘們每月重支的脂粉頭油費。改變舊的，是為了建立新的，於是大觀園管理方案出籠了，即令服役的婆子媳婦們承包園中植物生產，把大觀園的些微收入全都納入賈府的錢櫃，不叫下人得去。說到底，其必謀從除弊、開源、節流三個方面進行，步步為營，層層推進，符合一般改革的規律，其成果即是每月為榮國府增加了四百兩銀子的收入。但是符合一般規律，並不能給改革帶來真正的成功。賈探春作為小姐，有地位，有尊嚴，有才幹，但一直沒有實權，其改革也就不能從大的範圍內大刀闊斧的進行，即使進行，巨大的阻力也會使它中途夭折，最根本的則是賈府的沒落命運，不是改革能夠挽救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精神上是可敬的，在現實中卻只能是悲劇。賈探春有政治風度，但說到底是文人。她既有政治的手腕，又有文人的幼稚。在日趨腐朽的末世，出現她這樣苦心孤詣的小工匠來修補大廈，真是可憐可笑又復可嘆。可憐者，曹雪芹之苦心也；可笑者，當權派正在歌舞昇平中享樂、沉淪，而一女子卻像模像樣的"公忠有為"；可嘆者，探春的理家只是小陽春，秋天早已到來，又能去哪兒尋覓逝去的春天啊！？

賈探春的改革是不是深得人心呢？如果說整個在家族的腐朽、荒淫、弊端足以使他們走向沒落的話，他們並不以這些為憂患，反而洋洋得意，引以為自豪。因為無論是腐朽、荒淫還是家族內部的弊端，都足以滿足自己的私利。如果把弊端革去，荒淫生活是無法繼續的，因此上層對改革不會熱心。在探春改革所涉及的範圍內，上層態度非常冷淡：改亦可，不改亦可；小改尚可退讓，大改就極力牽制。沒落的階級，總是眼光短淺，"今朝有酒今朝醉"，至於明天的沒落是不掛懷的。然而在萬馬齊喑、黑暗無邊之時，力圖改革在他們眼裡，不是"大逆不道"，就是一場笑話。從下層來看，他們深受剝削與壓迫，苦難與不幸早已使他們對上層抱有強烈的不滿，並且開始了反抗。"天上的老鴰一般黑"，這是最樸素的階級意識。無論怎麼改，得利的總是上層，他們未必清楚其中的內幕，但事實不會錯，更何況，下層深知賈探春的厲害，主奴觀念強烈，主子的尊嚴不能容侵犯，奴才的地位不能逾越。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探春直來直去的推行改革措施，下層會是什麼反應？幸好，有"時寶釵小惠全大體"相輔，否則早就怨言鼎沸了。為什麼不好的東西帶上溫情脈脈的面紗就會被人們接納？真是奇哉怪也。然而，面紗縱使溫情脈脈，也只是面紗，剝削的加重是無法掩蓋的。當真相暴露後，奴僕們不時消極怠工，就是積極反抗。我們不能說後來出現的偷盜事件是新政的產物，但明顯帶有對新政不滿的因素。並且賈探春無力處理那種事件，柳五兒被扣、林之孝家的提出攆走彩兒她媽等她也只能往大奶奶或二奶奶那裡推。在行將沒落封建大家族內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實驗，是不可能得人心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又怎會給賈府造成中興的氣象。或許，三駕馬車的聯合執政正是賈府由興旺到沒落的轉折點。曹雪芹並不甘心，便讓探春進行了一定的改革，力圖振作，然終是"芳心一點嬌無力。"在沒落中振作，在振作中沒落，或許這也正是一種輓歌情緒。這樣的輓歌，曹雪芹並不樂意讓王 熙鳳那樣的當權派來唱，因為他自身是在野派，鬱郁不得志，雖然他也無力回天，但對當權派自有一種潛意識的不滿，在這個意義上，賈探春成了曹雪芹自身的代表，她做的也正是曹雪芹要做的。唱著輓歌的政治文人，不僅為了沒落的時代，更為了自己所根植的沒落的文化。

分析探春理家，關鍵是提煉其改革意識。自覺到改革之必要，並以有準備的頭腦抓住機遇，投入其中，除弊興利，革故鼎新的意識，大抵即是改革家的改革意識，具體到探春，大體是改革的預備性、自律性、無私性、戰鬥性、借鑒性、變通性。探春對自己家庭形勢非常清醒，是非得失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有所感慨，也有所盤算，遇到機會，則力圖改革。後來，實施大觀園管理方案，所用之人"俱是他四人（李紈、探春、寶釵、平兒）素昔冷眼取中"的，即是改革備性的明證。探春對自己的生活處理謹嚴，對丫頭管束嚴格。鐵托有句名言："別人的，我什麼也不要；我的，誰也別想拿去。"嚴格的律己，必然導致另一方面，絲毫不容侵犯。正如平兒對眾媳婦所說："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太太也得讓她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 如果說探春的自律主要體現在日常生活中，那麼這種自律轉移到改革中，則具有鮮明的無私性與戰鬥性。王崑崙在《政治風度的探春》中分析道："探春當事之初，所遇到的並不是什麼主動"立威"的問題，而是一個"大管家娘子"吳新登媳婦給她出了一個難題。探春和賈環的生母趙姨娘之弟趙國基-現在充任賈環上學的侍僕 -死了。他的身份是如此之尷尬，賈府應當賞多少銀子呢？吳新登媳婦故意不說往例，不出主意，要看看這年紀輕、無經驗、又涉及自己生母關係的探春小姐如何處理。結果是探春查明舊帳，決定按照往例，秉公辦理，賞銀二十兩，不肯多加。既指斥了吳新登媳婦之故意刀難，也不避免生母趙姨娘的當面衝突。這是她第一次表示了大公無私和敢於戰鬥的精神。"唯有無私，才能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得人心。正能上樑，方能正下樑。唯有敢於戰鬥，才能樹立威信，把改革措施嚴格的一絲不苟的推行下去。我們說，正是無私性與戰鬥性構成探春改革意識的核心。同時，探春的改革帶有借鑒性。大觀園管理方案出籠前，探春和平兒商議道："年裡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個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借鑒先進經驗，推出適合自身情況的改革方案，已鮮明的體現了出來。我們代搞改革的，大抵也玩這東西，成功者不乏其例，但胡亂學一通，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也未始沒有。即使真心實意，也不免有"領導化"與教條化的毛病。適合自身情況實難。如果白交學費，什麼也學不到，還是自己摸索的好。改革需要理論的指導，但不應被理論縛住手腳，要有變通性。唯有變通，才能真正把理論運用到改革中去。探春是搞事業的，並不拘泥於封建的正統理論。她可以說朱子是虛比浮詞，她並不在意薛寶釵指責她利欲熏心。探春有變通性，但寶釵也未必是教條主義者，她宣講的目的壓制探春，讓她有所顧忌。沒有準備的改革，很難成功；缺乏自律性的改革者，很難擔當起重任；沒有無私性的改革者，不會得人心，敢於戰鬥，才能把改革深入下去；借鑒先進的經驗，既要真心實意，又要適合自己的情況；改革中的變通，最能體現一個改革者的理論水平，也最有益於改革本身。相信，作為政治文人賈探春的改革意識，不會對當今的改革者一點用沒有。

我說過，改革意識分為改革家的改革意識和民眾的改革意識。前者在中國文化中體現非常明顯，無論商鞅變法、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變法還是戊戌新政，脫穎而出的都是改革家，他們所推行的改革措施，為人們主動接納者不多，大都是衝破層層阻力，強制推行下去。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調整，不免使一些人得利，一些人吃虧；而中國人有安土重遷、力求穩定的傳統，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好壞，有一種潛意識的排拒，寧可吃虧，亦要抱殘守缺。所以，在中國民眾中缺乏積極的改革精神，多有消極的守舊思想。中國固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但唯有"窮"才變，不"窮"不變，說到底即是不得不變時才變。瓜分豆剖，揭竿為旗，陳涉輟耕於隴上，列強窺視於邊疆，唯有到了火燒眉毛之時，才興沖沖而又戰兢兢的起草一大串變法詔文，把不可能對限的期票支付出去，這大抵即是戊戌變法。"變"是為了"通"，是為了統治清明，是為了開闢前進的道路。唯有"通"才能"久"，才能使統治萬古長存。這又使改革必須在舊的範圍內進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大逆不道"，而被扼殺。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大都是孤獨者、寂寞者，他們面臨的不僅是爭權奪利所造成的阻力，更有人們濃厚守舊思想的銅牆鐵壁。我總以為，唯有民眾的改革意識徹底戰勝消極的守舊思想，改革才大有希望，但民眾改革意識的增強卻非一時之功，需要長期的教育，更需要內心的自覺。所以我們最需要的還是敢於衝破重重阻力，開拓創新，一往無前的改革家。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再也沒有初期一針見效、成績斐然的歡欣鼓舞，更多的是披荊斬棘、不憚前驅的苦苦探索。在民眾的感覺中，是無聲的，甚至是失望的，而唯有無愧於我們時代的改革者，才明了前進的艱難，才甘於在寂寞中探索前進的道路，才敢於作大膽的嘗試，才對我們的改革抱有真正的信心。

如果講中國文化中的改革意識，曹雪芹在賈探春身上寄寓的就很有代表性，我們不能說那種改革意識是沒落的，也不能說是完美的，它的確需要完善。剔除那種改革意識所不可避免的落後性與局限性，注入先進的、科學的內核，與民眾的改革意識相結合，或許會使它具有無限的生命力，盡而有益於我們的時代。

四 憂患意識

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經歷過深重的苦難與屈辱。沒有一個民族的文人，像中國古代文人那樣經受著無窮無盡的天災人禍、征戰殺伐、時局動亂、顛沛流離的折磨，經受著專制統治和強權政治的壓抑及對人格心靈的嚴酷摧殘。"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賈山《至言》）中國古文人有著巨大的人生憂患，然而傳統的憂患意識並未包含這一層。憂患意識萌生於商周之際，殷人唯神是依，唯卜是信，周人敬鬼神而遠之。殷人占卜主要是敬畏神，周人卜筮則融入了濃郁的政治因素。先民們對未知之事及自身命運有著一種無明的憂懼，他們未必自覺到人生，但那憂懼卻是一種朦朧的人生憂患意識。憂懼的心靈與日趨複雜多變的現實政治聯繫在一起，愈發強烈、深沉，產生了朦朧的傳統憂患意識（家國憂患意識），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詩經?大雅?盪》）即反映了這一點。《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辭危，......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所謂"有憂患""其辭危""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正反映出了人對現實憂患的態度和自覺意志的增強。為了方便，不妨引尚永亮《生命在西風中騷動》（128-130）中對傳統憂患意識的兩段論述：

這種憂患意識（朦朧的家國憂患意識），經過春秋、戰國之際的孔子、曾子、孟子等人的繼承和闡揚，便由朦朧而轉向清晰，由狹小而轉向博大，其載體亦由少數上層統治者擴展而為眾多的中下層士人，其關注對象則由周之邦國進升而為整個天下；與此同時，士人們的心性培養、人格塑造也都與這種意識緊密關聯起嚴，一種深厚的社會責任和莊嚴的歷史使命感從這時起真正誕生了。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人之有德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在這些論說里，我們看到了一種高度自覺的主體意志，一種時時刻刻自我警惕、自我提升、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一種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慎終追遠、憂道謀道的心理。這種意志、精神和心理經過儒家"修、齊、治、平"理論的整合，經過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已深深滲透到了後代文人的心理結構之中，從杜甫的"孤舟一系故園心"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以明顯看出其演進的軌跡。

憂患意識發軔於周初統治者有鑒於殷商覆滅的歷史教訓和現實危機而生髮的對國運的憂慮，中經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之"憂道"、"弘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等理論的發揚光大，最後滲透到後代文人的心理結構中，落實到他們的人生實踐上，走過了一條漫長的途程。在這一途程中，憂患意識本身也發生了如前所述的若干變化。但變化中又有不變者在，而這不變者正是憂患意識的內核，那就是：它的致思方向始終指向未來，而不僅僅局限於現實憂患之中；它的關注對象主要是家國天下，而不在個體生命、情感上多作停留；它增強了人的自覺意志，使人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而其目的所在則將人之自覺意志融入群體道德和群體意識之內。

尚永亮還將憂患意識與悲秋意識作了深刻的對比，此處已無贅述之必要。他以為兩種意識由於一種內在的憂患感取得了深層次的統一，是很有啟發性的。私以為，凡具有內在憂患感的意識皆可納入廣義的憂患意識。我們說傳統的憂患意識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提升，成為民族憂患意識。其實華夏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充滿著憂患，若商對東夷族的征服、秦漢與匈奴的戰爭、北宋之亡於女真、南宋之亡於蒙古，但那時對民族憂患缺乏一種理性的審視，而經常感情用事，若"壯志飢餐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同時人們把君臣綱常凌架於民族存亡之上，盲目強調不仕二朝。而到了明末清初，優秀的古文人開始以理性的態度審視君臣綱常，審視民族大義。王夫之提出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千古之通義"，民族存亡作為千古之通義遠遠高出君臣綱常這一時之一大義。黃宗羲以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於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並斥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小儒的陋見，伯夷反對武王伐紂是無稽之事，"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一人一姓乎？"顧炎武則區分了"亡國"與"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堵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講："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其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私以為，宋代范仲淹雖高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心中卻未必明晰"天下"與"家國"之別，而唯有到了充滿著民主精神的明末清初，才完成這種區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反對異族入侵下的率獸食人，終於使這一時期的憂患意識上升為自覺的理性的民族憂患意識，而接近更高層次的人類憂患意識。所謂人類憂患意識，大抵是對人類群體生存與發展的憂慮，譬如：終極關懷、人類的前途與命運、人是什麼、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和解等等，由於這些問題在哲學層面上，不是我所處的年齡階段能夠深入思考的，故不論。

要之，我所謂的憂患意識，根基於人生憂患意識，並由人生走向社會，由個體走向群體，由狹小走向博大，將家國、民族、人類納入自己博大的胸懷，以一種居安思危、憂國憂民的態度直面社會風雲，以一種明恥教戰、慎終追遠的心理激發圖強的意志，以一種高度的犧牲精神去承擔家國、民族、人類的深苦難，而最終的歸結點卻是人生憂患意識。我總以為人應該從真實的"小我"走向真實的"大我"，但到了白髮蒼蒼的暮年，到了行將與宇宙融為一體的時候，真實的"大我"終會歸結為真實的"小我"，然而這種"小我"的真實性亦會虛空，如此人能無憂患乎？

根深蒂固的憂患意識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深深地打在了中國歷代文人的骨子裡，曹雪芹作為其中一員自不例外。對人生坎坷不平的體驗，對家族興衰的體驗，對社會不平與悲涼的體驗，自會激發沉澱於內心深處的憂患意識，相應地，這種憂患意識必然會注入《紅樓夢》，注入他理想中政治文人賈探春的精神世界裡。探春的詩才，一般定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其實她和寶玉在同一條水平線上。如果說寶玉的詩作大多反映貴公子的風流自賞、憂愁感傷，那麼探春的詩作更有一種人生憂患意識。十二首菊花詩在《紅樓夢》中自有其地位，但人們往往重視瀟湘、蘅蕪、枕霞之作，而忽視了蕉下客。《簪菊》反映了她不庸俗、不纖弱、無脂粉氣的個性，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情。"這種風度，這種高情，唯名士才擁有，若以少女刻意求之，也許真像道學家說的"不成體統"了。但我們要的是其精神內核，而這內核方是曹雪芹的興寄所在。我說過，探春是被當作政治文人來塑造的，或許由此，曹雪芹讓她選擇了最後一首《殘菊》。私以為"殘菊"即是"殘局"，這種諧音方法雖讓我作嘔，但此處實在有用。不妨錄下全詩。

露凝霜重漸傾欹，重賞才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有病，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其所謂"蒂有餘香""枝無全葉""金淡泊""翠離坡"，不僅寫出了殘菊的衰颯，更象徵了賈府在忽喇喇大廈傾，昏慘慘燈已盡，家亡人散各奔騰之後，寒煙漠漠、敗葉蕭蕭的凄涼。或許，那"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的沉重感嘆亦由此而發。作為政治文人，探春對家族抱著無盡的憂患。她曾不甘落寞的意識，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她曾以改革的意識對大觀園所形成的宇宙作了整頓。但她究竟是文人，沒有實權空有尊嚴的政治文人。對家族縱有憂患，也只不過是憂患。空階的落葉，是說不出的惆悵；亭亭的落日，是無可挽回的衰颯。一個家族如此，一個國家如此，一個社會亦是如此，曹雪芹只能寫那樣的封建家族，寫那封建家族的腐朽、衰靡、憂患、沒落，但實際上，他已經寫出了那樣一個國家，那樣一個社會。因此，他注入賈探春精神世界裡的憂患意識已上升為象徵意義的家國憂患意識。當這種意識落空後，她要面臨的則是人生憂患。"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這就是她的命運；"半床落月蛩有病，萬里寒去雁陣遲"，這就是她的人生憂患。對這不可避免的人生憂患，她自能表現出一種達觀"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這是對爹娘的告慰；她之所謂"爹"自是賈政；她之所謂"娘"又是誰呢？趙姨娘還是王夫人？嗚呼，無法可想。"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明歲還會有相會么？分手真是暫時么？如果有，如果是真的，曹雪芹又怎麼讓她收拾"殘菊（局）"啊？

"抄檢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一件大事，是賈府這個封建大家族內部矛盾尖銳化、表面化的表現，它演出了這個家族成員之間自相廝殺的悲壯一幕。世代冠冕簪纓，知詩書、明禮義的大家族，為了一個綉春囊而興師動眾，大事抄檢，把大觀園鬧得人仰馬翻，這反映的不僅僅是封建倫理倫道德的虛偽 性，更反映的不僅僅是封建倫理道德的虛偽性，更反映了階級頭鬥爭的殘酷性。階級鬥爭不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只講上一兩天，馬上就是血淚斑斑，傷痕纍纍。睛雯之壽夭，司棋之自殺，皆是由此。有人索隱出綉春囊是薛寶釵的，其目的利用抄檢大觀園向林黛玉射出最有殺傷的毒箭；既然那樣說，那就是薛寶釵的吧。有人說襲人是大觀園裡的"第五縱隊"，她在寶玉的步步追趕問下一副做賊心虛的樣子，以及她的"敵人"晴雯、司棋都沒好下場，而同黨秋紋、麝月卻安然無慮，即是明證。既然那樣說，襲人就是"第五縱隊"吧。這些東西除了給我們驚奇外，實在沒有多大意義。我相信，在"抄檢大觀園"這一幕中，最為光彩照人的形象即是賈探春。帶著憂患的話語如同沉重的鉛塊壓在我們的胸口，使我們艱於呼吸視聽，她說："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的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她流淚了，那淚水是無可奈何的淚水，又是憤激的淚水，更是帶著沉重憂患的淚水。對於家族無可避免的惡運，她要挽救，她要戰鬥；對於破壞正統尊嚴的橫暴，她要做最猛烈的的反擊。素昔以強幹、狠毒著稱的鳳姐，在她面前變成了溫順的羔羊，不是陪笑，就是道歉。內心沒有成算的惡奴，膽敢越眾取笑探春。"只聽 "啪"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著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迎春）那樣好性兒，由著你們欺負他，就錯了主意！你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王崑崙曾盛讚探春這一掌，他說："探春這響亮的一掌，是伸張正義、大快人心的一掌，也是人所不敢為的一掌。探春這一掌，不但打在了一個當權狗腿子王善保家的臉上，也間接打在了那些摧殘少女的上層統治者臉上。儘管探春沒能阻止別人繼續搜檢，也並不能挽救多少少女的慘遭惡運，但也足以使那橫行無忌的狗腿子們殺了威風。"兵法云："強駑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我們說探春那響亮的一掌，已經是強弩之末了。她以那響亮的一掌，結束了一個政治文人在挽救沒落家族上的使命，收拾了混亂不堪的殘局。她將面臨更大的人生憂患，她的憂患意識將再次被提升。

電視劇《紅樓夢》對探春命運的安排還是大有道理的。海疆叛亂，衛老爺戰死沙場，朝廷欲以公主和親。南安太妃對探春極為賞識但庶出的身份限人，於是認為義女，出嫁藩國。曹雪芹未必敢那樣寫，但唯有那樣安排探春的命運，才符合他把探春作為政治文人塑造的本意。從前八十回屢屢出現的詩讖來看，也應該如此，若二十二回她所制的燈謎："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遊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當然，當體現最明顯的在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不妨錄下：

...... 數到探春。探春笑道："我還不知道得個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眾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日邊紅杏倚雲栽 。

注云："得此鑒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眾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

如果不經意的偶然變成了不自覺的必然，如果昔日的歡樂變在了今日的惆悵，如果無盡的憂患變成了遙遠的牽掛，我們怎麼想，她又會怎麼想。無言，寂寞的無言，無言的寂寞。大觀園裡的一草一木，一山（假山）一水，都是那樣的熟悉。傳新令的怡紅院，論舊文的瀟湘館，還有生於斯長於斯歌哭於斯的秋爽齋，她又怎會忘記？大觀園文人集團的任何一個成員，將永遠保留在充滿著歡歌笑語的記憶里。人生的憂患，她可以直面，但家族的憂患、國家的憂患她又怎忍心割捨？中國歷代文人的憂患意識已恨的打在了她的骨子裡。她的憂患意識就是曹雪芹的憂患意識，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激蕩、回應，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使我們的民族居安思危、明恥教戰、慎終追遠、奮發圖強；也正是這種偉大的意識鑄就了我們民族的脊樑。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試問，像屈原、司馬遷、杜甫、岳飛、陸遊、棄棄疾、文天祥、顧炎武、林則徐這樣的民族精英，這樣的民族脊樑，哪一個沒有偉大的憂患意識？

當完成了賈探春文化魅力的論述，我們會發現她與曹雪芹文化魅力的統一性。她不甘落寞，正是曹雪芹不甘落寞；她高揚的改革旗幟，正是曹雪芹傳遞給她的；她的憂患意識，正是曹雪芹注入的。不甘落寞的意識、改革意識、憂患意識使賈探春在文化沉甸甸的。正是由了她的存在，徹底磨滅了無知者高談闊論《紅樓夢》時，所陶醉的"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元?喬吉《天凈沙》）；正是由了她的存在，才壓住了大觀園文人集團第二梯隊的陣腳，進而壓住了整個大觀園文人集團的陣腳；正是由了她的存在，才成就了大觀園文人集團本身，才使曹雪芹的文化人格理想在《紅樓夢》中真正落實。

我說過，大觀園文人集團的任何一個成員，既是文人，又是少女。她們有文人的氣質、文化的魅力，更有少女的需要，少女的情懷。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將著重分析探春作為一個少女在賈府的尷尬處境，並將其情懷放到末代兒女情中去審視。

五 尷尬處境中的抉擇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在莫《人的動機理論》一文中，將人的基本需要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層次亦即基本的層次是生理需要，指人們對食物、飲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氣的需要；第二層次是安全需要，指人們對秩序、穩定亦即安全感的需要；第三層次是歸屬和愛的需要，指人們在生理和安全需要得到滿足後，更迫切地需要愛的溫情和家園的溫暖，第四層次是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對獲得信心、能力、成就、獨立和自由等的願望）和來自他人的尊重（如威望、承認、接受、關心、名譽和賞識等）這兩方面的需要；第五層次亦即最高層次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指人對成長、發展、利用潛力、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用馬斯洛的話講，這乃是"一種想要變得越來越像人的本來樣子，實現人的全部潛力的慾望。"這五個需要層次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它不僅適合西方人，而且適合東方人，同樣適合大觀園裡的少女。賈探春作為政治文人，她的需要主要集中在四、五層上，從文化魅力講，她的這些需要也在一定時期內得到滿足。作為少女，或許她更需要第三層次的滿足，然而尷尬的處境往往使她迴避這一點，不敢直面這一點，由之形成了與趙姨娘的畸形關係。

趙姨娘是賈探春的生身之母，雖然半妻妾半奴僕的地位，已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母女關係，但至少應該盡到一個母親的責任，去體貼、疼愛、關懷自己的親生女兒，但她顯然沒有做。如果這還情有可原的話，她至少應該以自己高尚的品格來影響女兒，以自己純潔的靈魂感化女兒，但她本人卻是心術不正、靈魂卑微。我們說賈探春，很難從趙姨娘這裡得到母親的愛，所以也就難以付出作為女兒對母親應有的愛。愛的需要，雙方都無法得到滿足，所以造成了一種難以言傳的冷漠。或許，探春所需要的是情感的愛與高尚的愛，而趙姨娘則以私心的最大滿足來衡量愛。在探春處理給趙姨娘的同胞弟弟趙國基發體恤費的事件中，可以說探春、趙姨娘所理解的愛都轟坍了。或許由了憤激探春將了很絕決的話："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檢點（王夫人之弟王子騰），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情感的愛和高尚的愛得不到滿足，便在畸形中滲入了渣滓，從而轟坍了她本身，這反映了探春在力圖尋找另一種歸屬，即不甘於庶出的身份，要在實際地位上得到更高的認可。當然，探春要滿足的主要是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然欲達此目的，必須滿足歸屬的需要。如果歸屬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則一切都是空談，這就是封建嫡庶制度給人造成的無奈。誠然，她"討好"過王夫人。有一次，賈赦欲討鴛鴦為妾，賈母恐自己失去臂膀，於是動了氣，不分青紅皂白，把與此事無涉的王夫人責備了一頓。探春當時正在跟前，立即為王夫人辯屈，結果使盛怒的"老祖宗"承認自己"老糊塗了"。然而在這"討好"中，你找的到奴顏媚骨么？你找的到拚命往上爬的確利欲熏心么？你找的到人格尊嚴的喪失么？探春是有骨氣的政治文人，王夫人的委屈她只當作床上的灰塵，輕輕的拭去。或許，偽善的王夫人已用那銳利的眼睛看到了賈探春的骨子裡去，看到了她那不可侮辱的人格尊嚴，看到了好那出類拔萃的才華，而從未把真正的權柄假於她，反而處處防備她，壓制她，甚至歧視她。基於此，我們說賈探春從未在真正意義上討好過王夫人，而只是以一種凌然不可欺的姿態靠攏過。冷清的中秋夜，月露風寒，凄涼寂寞，姊妹們都熬不過，去睡了，只有探春靜靜的坐在賈母與王夫人身邊，一句話也沒有說。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見的，尚還等著。你去罷，我們散了。"我們不禁要問，她等的到底是什麼？是賈府上層對其歸屬的更高認可么？或許是吧。然而那一句"你去罷。我們散了"，與探春及賈府之命運相聯繫，細細揣摩，果然不勝凄涼。說到底，探春之歸屬需要並未得到滿足。再回到趙姨娘這邊來。她之抱著私心的愛施於賈環，並想利用賈環，重新確立自己的一種歸屬。她請馬道婆詛咒寶玉及鳳姐即是明證。同時，賈環也是滿腦子毒水的人，故意潑油燙了寶玉；後來在賈政面前添油加醋的詆毀寶玉，引發了寶玉挨打。我們不禁要問，為何趙姨娘、賈環要處心積慮的對付寶玉，甚至想制其於死命？原來，寶玉是賈府財產的唯一繼承人，庶出的賈環則沒有這個權力；若制寶玉於死命，則賈環即可成為財產的繼承人，甚至有可能進入嫡系行列。歷來"母以子貴"，如此，趙姨娘豈不會得到另外一種歸屬（大有可能取代王夫人之位）。前後稍一對照，讀者的同情心立即會傾向於探春。但探春與趙姨娘的畸形關係，究竟難以詮釋。若論責任，趙姨娘的應比探春的大一些。我們可以同情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但她本身不應有平庸意識與卑賤意識，顯然，趙姨娘應被排除在被同情者之列。當然，探春對待自己生母的方式並不合適。然而，畸形的根源是封建嫡庶制度，對母女二人都不應過份的苛求。

如果說趙姨娘、賈探春、賈環在小的範圍內組成了一個家庭的話，我們無法從中找到任何愛的溫情，家園的溫暖。她們都不滿意，彼此間都不尊重，終於變成了一種冷漠。於是，賈探春在這尷尬的處境中作出了抉擇，脫離出去，尋找新的愛的歸屬，也就產生了感人至深的末代手足情。

六 況我今當手足情

賈迎春出嫁後，寶玉天天到紫凌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既領略得如此寥落凄涼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重露繁霜壓纖綆。

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

此歌好處即在信口吟成，筆意流轉，胸中鬱結，自然流出。我總想將此與李義山的那首名篇作對比："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其實，只要反覆吟詠幾遍，即知二者不在一條水平線上。然，二人鬱結不同，懷抱各一，也不好盲目以文字區分高下，況且對賈府一貴公子亦不應過分苛求。

我們說，賈迎春由了自身之積弱，運命之無奈，成了大觀園文人集團最早崩潰的一個：寶玉對大觀園文人集團的懷戀，追憶抑或哀悼，在形式上也是由此開始的。（在實質上，由悼黛玉開始，因為《芙蓉女兒誄》）"名誄晴雯，實誄黛玉"）但我們很難發現賈迎春擔得起寶玉之所謂"手足情"，我們幾乎找不到二人手足情深的明證。或許有人說，《紫凌洲歌》難道不是么？私以為，寶玉之所謂"手足情"，一則基於現實，二則為了對女兒的尊重，而真正擔得起手足情的，卻是探春。當然，我不會效顰於脂硯齋，說《紫凌洲歌》"名懷迎春，實別探春"。

所謂"手足情"，大抵由了天生的一段緣，即血緣。有了緣，卻未必有份。探春、賈環自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妹，但她們卻只能說"有緣無份"，在她們中間，我們無法找到真實的手足情存在。黛玉沒有兄弟姊妹，手足情得不到滿足，成為終身一大撼事。探春雖有賈環這樣的親兄弟，但同樣無法得到手足情，於是在同父異母的哥哥寶玉那裡尋求，並得到了滿足。二十七回探春與寶玉所講的體已話即是明證。由了做鞋風波，探春所表明的態度，還是讓人理解的："我不過是閑著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如果手足情也講究情有獨鐘的話，這裡即是明證。手足情，如同人世間的任何情感一樣，只有彼此接觸才能加深。我們不能否認千里神交的存在，但人世有幾？探春發起海棠社，不僅展開了青年人不以長輩為中心而自己活動的局面，更加深了與寶玉的手足情。探春的高雅，為寶玉敬重；探春的志氣，為寶玉欽佩；探春的才華，為寶玉折服。雙方都有情感的基礎，方能維繫這感人至深的手足情。

童年的手足情，可以用親密無間維繫；少年的手足情，只能以互為知已維繫。如果不互為知已，隨著歲月的流逝，兄弟姊妹之間不免隔膜，手足情也終會虛化。讓我們值得欣慰的是，探春與寶玉之間實有知已之份。在大觀園文人集團，"芳草欲癯千年綠，夕陽猶剩六朝紅"的時候，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雲偶填柳絮詞，於是唯一的填詞聚會舉行了。或許是探春情苦，或許是曹雪芹有意安排，她只作了半首《南柯子》："空掛纖纖縷，徒重絡絡絲，也難綰系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這自是探春的命運，賈府既留不住她，也不能把她羈絆，而唯有任其四海飄泊。命運至此，天荒地老；青春至此，諸芳散盡。吾復何言哉？吾復何言哉？探春不能言，因為她已經沉痛到了極限，譬如"何事雲輕散，問今番，果真到海枯石爛"，往下你又怎麼接？雖然寶玉在大觀園文人集團里總顯得江郎才盡，但她自是聰明穎悟者，探春之苦惱，之鬱結，他又如何不解？於是，提筆續道："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如此深情足以；如此手足情足以。手足情深，知己知彼；手足情苦，天涯分離。這找不到歸宿的手足情，已成為末代兒女情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正是由了這手足情，末代兒女情走向了全面，走向了深化。在兒童嬉戲的草坪上，在手拉手上學的路上，在歡歌笑語的飯桌上，在夕陽里的散步中，都可能有手足情有存在，現世的人們，珍視她吧。在歡笑中，我們不自覺；在苦痛中，我們相蔚藉；在迷惘中，我們倍感惆悵......

是的，探春終會走的。寶玉的深情厚誼，留不住她；姐妹們的歡歌笑語，留不住她；大觀園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留不住她；賈府行將沒落的命運，也留不住她。她當然不忍心，因為美好的記憶在這裡，然而，那深情的淚水啊，你為什麼收不住啊？或許，那淚水不僅僅是淚水，而是和戎的淚水。

是的，探春終會走的。她帶著找不到歸宿的末代手足情走了；她帶著曹雪芹的憂患走了；她帶著賈府的憂患走了；她帶著我們民族的憂患走了......

詩云：

奢華俱與水流盡，讖語果應紅杏發。

淚灑清明藩國恨，一帆風雨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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