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的秘密書架（4)

南方周末：我的秘密書架（4）(我愛讀的幾種西方典籍　　　　　　南方周末　 　2002-07-18 13:30:16　　何懷宏　　　　　　西潮東漸以前，中國有的學者曾有「讀盡天下可讀書」的抱負，現在我們大概則只能選擇自己最想讀或必須讀的書來讀了，「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飲」。但究竟哪些書是自己讀過之後感覺最愛讀的，卻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想還是就人來說書，回想一下我的讀書生活，除去有專著或專文談過的帕斯卡爾、陀斯妥耶夫斯基、梭羅等人之外，近十年來我最愛讀、學術上也頗得力的西方典籍大概有以下三個人的書：　　托克維爾的兩本書。這兩本書一本是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本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以下我們簡稱兩書為《民主》和《革命》，而讀者馬上會看到，這正是我們時代的兩個關鍵詞。托克維爾是現代性的一個深刻的把握者和預見者，他指出平等和民主的潮流勢不可擋，是世界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標誌，而革命也常常是在所難免。有時是民主先行，革命後進，民主走慢了，革命就超越它，有時則是革命直接代替民主。平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這一觀念是近代留給西方、也是20世紀留給中國的巨大遺產，它也許會陪伴或引領人類走到歷史的終點。托克維爾的過人之處是他能夠深刻地同時察覺和分析民主的優越和弊病、民主的燦爛和曖昧；也能夠同時感受到舊制度和大革命的各自意義，以及兩者之間一種深藏的相互聯繫。　　托克維爾的方法和風格也頗使我喜歡，他的兩大卷《民主》是建立在對美國的實地走訪基礎上的———雖然只有9個來月！而薄薄的《革命》一書則翻閱了大量的原始檔案，這都是道地的為現代學人所推崇的方法，然而，書中卻不見大量的引證和專門概念。他的風格是一種洋洋洒洒、生動有力的風格，好讀，且充溢著深刻的睿智乃至熱烈的感情。　　康德的倫理學著作。康德的書不是很好讀，卻很耐讀。但只要用心，應該說康德的倫理學著作比起他的純哲學著作還是相對比較容易進入的，而且，作為一種彌補，我們特別需要關注康德的這一面。康德這方面的著作除了著名的《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基礎》這些具有哲學基礎意味的著作之外，還有他的包含了法學的《道德形而上學》，包含了史學的、可以名之為《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一組文章，其中很著名的一篇是《永久和平論》，以及他早年的《倫理學講演錄》等。眼光寬泛一點，還可以包括其中含有許多對人性的精闢分析和觀察的《實用人類學》和探討人類根本的惡和內心鬥爭的宗教哲學著作。　　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近代以來的倫理學和認識論、美學一樣，看來怎麼也都繞不過康德。思想史上有兩種富有意味的思想，一種是較偏向批判性的，一種是更具有建樹性的，康德的思想卻同時兼具兩者。康德試圖為「脫魅」的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政治提供一種普遍主義的理性基礎。既然「神聖已去」，我們還留下什麼？我們還可以指望什麼？倫理學到了康德這裡有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即從以人格、德性、幸福、善為中心轉向以原則、規範、義務為中心。自此，康德式的倫理學和功利主義的倫理學互相爭論、交迭消長，成為現代社會倫理學的兩種主要的建構性形態。　　柏拉圖的對話。這是我目前正在讀的書。對話這種形式今人已經不大喜用，也不大能用了，而柏拉圖的著作幾乎全部都是對話。列在柏拉圖名下流傳至今的對話有35篇，估計全部譯成中文有一百多萬字。我最感興趣的有以下幾組：一組是有關蘇格拉底最後生活的，即展示蘇格拉底在被起訴後的《尤息弗羅篇》、在法庭上的《申辯篇》、在獄中的《克利托篇》和就死之日的《斐多篇》；一組是直接有關倫理學論題的，如討論政治道德的《高爾吉亞篇》、討論節制的《查密迪斯篇》、討論勇敢的《拉黑斯篇》、討論德性的《曼諾篇》等；另一組是柏拉圖形式上最富戲劇性、內容也最深邃和寬廣的一組對話：有探討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最好的國家的《理想國》，探討美與愛的《會飲篇》和《斐德若篇》等。後來柏拉圖的著作就轉向一種比較冷峻的智慧了，例如《法律篇》。為什麼要讀柏拉圖？我還不能充分有把握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只能說，我深深被其吸引，我正在努力讀他。　　再看一下上面列出的自己愛讀的這些書，如果說有什麼共同點的話，一個是它們都是屬於過去的、19世紀以前的經典，二是它們的領域都是寬廣的：托克維爾把政治和歷史結合在一起；康德的倫理學不僅橫向地與法學、政治學緊密聯繫在一起，還縱向以及垂直地與歷史、宗教聯繫在一起；柏拉圖的著作則更是如其名字一樣寬廣（「柏拉圖」在古希臘語中的意思就是「寬廣」），其對話不僅包含了哲學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倫理學、美學，還有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修辭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歷史、神話等。他們都不是僅僅一個領域裡的專家，所以也應該可以為許多不同領域裡的讀者閱讀。　　最後還想說一點，我想這些書都體現出一種非凡的文學或文字的表現力，甚至在常被認為是艱深晦澀的康德那裡也是如此，我甚至認為這種文學的表達力是所有大師都在某種程度上具備的能力———雖然表現風格可能很不一樣。我們有時因為缺乏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不好判斷作者專業能力的高下，那麼，一種文字乃至文學的表現力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判斷的標準。而重要的還在於，作為一個讀者來讀這些書，我們不僅可以有一種思想和知識的訓練，還能獲得一種美的愉悅。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我喜歡的10種書　　　蘇 力　　　　　　　　一個人喜歡的書是變動的，也應當變動，沒有變動意味著人沒長進。　　　　　 我曾經喜歡過文學，尤其是新詩，例如李瑛和艾青的詩，甚至至今喜歡。李瑛寫的軍人生活和情感不僅伴隨了我的軍人生涯，而且他對看似無奇的生活的觀察力、文學想像力和表現力，善於從小中見大，以及他清雄的文詞，對於我今天的學術研究都有一種「習性」的養成作用。艾青的開闊、雄渾和壯烈也對我的學術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如果說到法學學術著作。對我影響大的中國人的著作主要來自法學之外，主要是有關問題和方法的著作。有：　　　　　　1.《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和發現，在我看來，是任何一個有志於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繞不過去的。集中在三點，首先是，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以及解決其問題必須考慮的知識和制度的特殊性；其次是，中國問題與國際問題的交錯，即所謂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研究和解決中國問題。毛的基本命題是正確的，儘管犯了許多實踐者的錯誤。　　　　　　2.《鄉土中國》。費孝通先生的這本小冊子以及其他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將許多人們習以為常的制度都做了學理上的分析，並且這種分析與我們的經驗感受非常一致。這本書是任何一個外國學者都無法寫出來的。必須是對生活有觀察力、同時又眼光開闊的中國學者才可能寫出來的。在這種意義上，費的著作以及上面提到的毛的著作都是無法替代的。　　　　　　對我學術影響大的更多是外國學者的著作，主要有聖奧古斯丁、休謨、馬克思、尼采、詹姆斯、維特根斯坦、哈耶克、伽達默爾、福柯和羅蒂。這些學者並不能歸為一類，有些甚至有很多矛盾，但一般說來，經驗主義特別是實用主義哲學、分析哲學對我的影響比較大。在具體法律制度理解分析上，我最喜歡的是美國法官的一些著作。除了霍姆斯、卡多佐之外，一個重要的人物是波斯納。具體說來，　　　　　　3.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散見於各種霍姆斯選集的論文、判例和書信。霍姆斯是美國法律歷史上的一個巨人，知識廣博，同時文筆很好，有常識，有英美哲人的智慧、機智、敏銳和懷疑主義。他的《普通法》是對具體法律制度變遷的詳細分析，綜合了各個學科以及當時還在學科之外的各種洞識，思想開放又有一定之規，敢於且更能夠說出一些常人不敢說的「真理」。此書由於太老，談的又是外國的許多已經消失的制度，許多中國學者未必喜歡讀，但是如果要研究法律和制度，特別是英美法，不能不讀，儘管不一定需要讀完。　　　　　　4.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也是一位法官的經驗之談，同時是美國司法哲學的經典著作。此書很小，題目似乎也很偏，討論的是法官的司法問題，但是其所涉及的問題卻很廣。此書與霍姆斯的著作都是文采出眾，言簡意賅。　　　　　　5.6.7.8我選擇了波斯納四本書，《法律的經濟學分析》、《法理學問題》、《法律與文學》以及《性與理性》。這種選擇並不是因為波斯納特別偉大，特別正確，而僅僅因為這四本書分別代表了當代法學研究前沿的四個方面的突出研究成果：法經濟學、法理學、法律與文學以及法學與社會生物學。就在某一個方面而言，有學者可能比波斯納深刻、先鋒，但是沒有其他任何一位法學學者可以同時在這些以及其他法律方面同時達到如同波斯納具有的高度和融貫。波斯納是美國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他第一次運用制度經濟學理論對普通法國家之法律制度作出了系統全面分析，他的工作如今已經不在法經濟學的最前沿，但是此書對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全面理解法律制度的意義重大，可以說至今無人逾越。　　　　　　它也可以使得人們看到簡潔的理論所具有的豐富解釋力和組織力。《法理學問題》將當代的許多哲學發展納入了法理學討論，從根本改變了先前法理學的模式，更新了法理學；波斯納提出的實用主義的法理學在某些人看來具有某種後現代的意味，儘管他並不是後現代主義者。法律與文學是美國法學的一大流派，涉及到許多問題，波斯納從其實用主義法學出發，參與了這場討論，對文學與法律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比較細緻的分析和討論，同樣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和學識，許多分析往往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性與理性》更多採納了社會學和社會生物學的研究結果，對性、婚姻、家庭制度進行了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考察，把現代社會科學對「人性」的研究成果融入了法律制度分析，對法學是一個發展。這些著作的結論都不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們使我們看到法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包容和吸納，看到法學的生動性，法學與其他學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9.福柯的《懲罰與規訓》是一部研究法律制度歷史變遷的傑出著作，其創造性、洞察力（儘管未必正確）都是無與倫比的。但是對於我來說，可能最重要的啟示是福柯的具有想像力的細緻分析，把一個個小問題分析的如此精緻，並且視野是如此開闊，即使你不贊同，也總是會感受到一種智識的愉悅，他讓人們看到了許多因為太明顯而看不到的東西。　　　　　　10.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哈耶克如同福柯一樣，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家，但是他對法律制度的分析是獨到的、深刻的，並同樣讓人感受到對法律制度的理解不可能陷於法律本身，必須將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納入法學。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我的偏好：法律理論。這只是在一般層面上對法律的關注，這一層面與法律實務差距很大。真正研究法律的人不可能沒有一種開闊的學術視野，但是真正從事法律實務的人又必須超越甚至背離對理論的偏好，必須進入具體的法律分析。因此，想學好法律的人千萬不要上了我的賊船。務實地研究具體問題永遠是讀書不能替代甚至是不能彌補的，哪怕是你僅僅想成為一個學者。　　　　　　此外，不要相信我的話，而是發現對你自己有啟發的、認為重要的著作，哪怕別人不這樣看（注意這句話是個悖論）。　　　　　「漂亮」的書　　　　　　　劉星（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　　　　　 將「漂亮」兩字用引號夾住，已表明其意思在這裡不是常解的含義。現在的書，都作得漂亮，不論外表裝璜還是內里排版，都要有醒目的地方，更有趨勢者為圖文並茂，不然，真是難以抓住走進書店的人的眼睛。書的視覺效果越來越是第一位的，而且「出位」，書商21世紀的作書戰術底線是：不能淹沒在書海中。　　只是漂亮總有區分。此一漂亮和彼一漂亮終究不同。書的內容好看，也是一種「漂亮」。我不認為書的包裝漂亮一定低於內容漂亮，前者也是陶冶情趣的方式，為培養適度「布爾喬亞」的人文精神所必需，有如找情人不能光找心裡美一樣，但是，我的確更喜歡書的內容「漂亮」。　　當然，不論怎樣的「漂亮」，都是一種時尚。這是說，「漂亮」也有語境化的問題。我們難免是在一個特定時空里來欣賞它，談論它。說一本書漂亮，甚至說最喜歡它，一定是指特定時間個人的一個感受。一旦條件發生變化，比如，社會公眾的思想嗜好發生了變化，你的思想嗜好，還有我的思想嗜好，發生了變化，「漂亮」的感受也會發生變化。於是蘿蔔白菜偏好的對峙就出現了。這是時尚的特點。　　說三個例子。　　多年前，就看過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這本書原是英文，為美國學生了解中國哲學而作，是為「導論」，後翻譯成中文，相信一直到現在都是學生手裡及學界的暢銷書，畢竟，近來就連資訊最發達的大眾網站都相繼報道，又有新譯本出來，而且以往銷量已是了得。這本書就是內容「漂亮」。當時我是至為喜歡。　　《中國哲學簡史》寫得流暢，一讀起來，就能被牢牢地吸引住，期待一口氣翻完，不能停下。其中首要的部分就是講中國哲學的精神。講「一種精神」，是很大的企圖，對學問者來說尤其如此。可是大企圖容易走飄，在有限的「簡史」、「概論」之類的文本空間中，一不小心就會空洞，變成想遭人瓦解都沒法被人瓦解的宏偉敘事。而《簡史》幹得牢實，可謂星星之火步步燎原。《簡史》其餘部分，分講中國哲學的若干基本派別的思想，自然同樣是伸縮自如。作為一種導論，讀者定位又是外國學生，這就需要寫得易理解、好閱讀，當然還要有「想法」，也就是要有點有道理的「想法」，因為，有品位的學生不僅想知道一般性的知識資訊，還想知道推理、體會智慧，以從中摹仿一二。馮先生是哲學家。哲學家寫哲學史和「檔案家」寫哲學史，自是有所分別。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美國法學家德沃金的《法律帝國》。我讀這本書一小部分緣由是業內的任務，要從事法學研究。初讀時，見英文本，也是多年前看的。當然現在依然時時「再回首」。記得前些日子，德沃金來中國，隨從他到訪的一位批判法學的領軍人物David Kairys對我說：「德沃金是ghost（鬼）。」我問為什麼，他就說：「反正是ghost、ghost……」Kairys倡導法律的批判理論，其意思是，要好好看看法律到底是什麼貨色，那可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老百姓不是什麼福音，研究法律首先是要站穩階級立場，「先紅後專」。而德沃金講的是所謂自由主義法律理論，把法律說得像朵花兒一樣，他說，只要在法律中把權利這一根本坐實，「認真對待權利」，法律的魅力可是無法估量。兩人相互之間當然是要叫勁的。不過，「ghost」在Kairys那裡還有「出神入化」的意思，雖說立場各異，但學問還是有個佩服與否的標準，而Kairys佩服德沃金的論說能力，固有「ghost」一詞的多義使用。　　《法律帝國》說法官是法律帝國里的王子，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從法官自身的角度，從法官的審判活動，德沃金娓娓道來法律的肌理。有意思的是，通過爬梳整理，一步一個腳印，以小見大，他居然可以將法律說成「富有彈性」的制度ghost，其中包含了規則、原則、學理，還有政治道德。我們都說法律是一類規則，但德沃金就可以論證得讓你信服法律不單是規則，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需要靠思考推理才能獲得的理論和理想。這本書真像一棵樹，有根，有枝，還有葉，有層次地伸展、開放，讀來也是「漂亮」。我開始讀的時候，當然是那個特定時候，的確覺得這書是極品。　　這本書也有中文本。　　再一個例子是《柏拉圖對話錄》。讀《對話錄》，你會發現各種人物的對話，對話很有意思，一來一往，互贈學問，而且沒完沒了。那是一種到現在都有人還要模仿的敘事體。對《對話錄》，評論的人太多了，並且常是專家，我這裡只提一點。這就是我以為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也許是「理論的想像」。有人說理論是可以推論出來，只要有經驗和推理前提。這沒錯。不過我倒覺得「想像」有時對理論是更重要的。固然應該說，一個人可以「想到」、「說道」、「談出」什麼理論，另一個人不行，但是，就像有人可以想像出一個世界而另外一個人不行一樣，我們也能說一個人可以「想像」出一些理論，另外一個人缺這個能力。不然，我們就難理解為什麼《對話錄》中的推論可以不斷延展，沒完沒了……理論之間的關係，我以為，有如字詞之間的關係，像無限的網可以編織在一起甚至可以交互續接，而真要編織續接在一起，是一定要有想像力的。這也是我以前一個時光里的最為深切的感受。　　於是，先要讓人覺得有「想法」，次之有「伸展」，接下來就是帶上「想像」。它們都是書之內容的漂亮。人人都愛漂亮，既然漂亮就會喜歡。編輯說，寫寫你最喜歡的幾本書。我覺得前面幾本書「漂亮」，故將其奉為特定時間裡的最喜歡者。其餘就要聽高人的了。　　　　　 菌子的氣味　　周克希，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在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任教期間赴法國巴黎高師進修黎曼幾何。回國後一邊從事數學教學，一邊業餘翻譯數學與文學作品。1992年調至上海譯文出版社任文學編輯（編審）。　　翻譯的文學作品有《追尋逝去的時光"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節本）》（普魯斯特）、《包法利夫人》（福樓拜）、《小王子》（聖埃克絮佩里）、《幽靈的生活》（薩勒納弗）、《三劍客》（大仲馬）、《王家大道》（馬爾羅）、《古老的法蘭西》（馬丁"杜加爾）、《不朽者》（都德）、《費代》（司湯達）、《成熟的年齡》（波伏瓦）等小說和《貝多芬》（奧代克西埃）、《羅丹》（皮內）、《瓦格納》（戈德福瓦）等傳記。　　與人合譯作品有《基督山伯爵》（大仲馬）、《追憶似水年華"第五卷"女囚》（普魯斯特）、《未婚妻》（格勒尼埃）等。　　著有隨筆集《譯邊草》。　　有本數學書，我一直有所偏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的《直觀幾何》。這本出自大師之手的小冊子，中譯本僅薄薄的上下兩冊，封面很樸素，但插圖極精美。那些立體感很強的幾何圖形，以粗細變化有致的線條，準確地表現出物體在空間的透視關係，給人以審美的欣喜。「拓撲學」一章M&ouml；bius帶和Klein瓶的示意圖，在我心目中就如印象派名畫那般令人神往。　　決定翻譯貝爾熱（Marcel Berger）的《幾何》，也和作者「強調視覺印象、圖畫和幾何的『造型藝術』」有關。這套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通俗讀物，它是寫給數學系學生看的參考書，五卷的書名分別為：群的作用，仿射與射影空間；歐氏空間，三角形，圓及球面；凸集和多胞形，正多面體，面積和體積；二次型，二次超曲面與圓錐曲線；球面、雙曲幾何與球面幾何。作者貝爾熱是我在法國進修期間的導師（俗稱patron，老闆），他對「造型藝術」的熱愛，激發了我和兩位合作者的翻譯熱情。　　我的人生軌道，後來從數學轉到了文學翻譯。回想起來，根子是少時埋下的。中學時代愛看雜書，愛看電影。至今珍藏的初版《傲慢與偏見》譯本，見證了我少年時代對這本書的痴迷。王科一的譯本，宛如田野上吹過的一陣清新的風，我覺得譯本中俏皮、機智的語言妙不可言，對王科一這位不相識的譯者心嚮往之。　　日後我也沒有機會認識他。他在文革中用慘烈的方式離開了人世。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我現在做的正是他當年做的事情。我翻譯小說，往往訴諸直覺，有朋友半開玩笑地說我是「感覺派」。我認為這是對我的肯定和鼓勵：往高里說，我的翻譯是和傅雷、王科一這些前輩同調的。　　我喜歡歸有光的文章，喜歡其中的「筆墨情趣」。《項脊軒志》當年是選入中學語文教材的。老師對這篇看似平淡無奇的散文的激賞，調教了我們的閱讀口味。「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姐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這些寓抒情於敘述之中，沖淡、溫潤而蘊藉的文字，從此留在了記憶中最柔軟的部位。後來又讀《寒花葬志》等篇。「目眶冉冉動」之傳神，之鮮活，讓我讚嘆不已。　　汪曾祺的散文，我也愛讀。他的散文恬淡、瀟洒、飄逸，而又處處見真情。他是用心在寫文章。用他的話說，「得不斷地寫，才能捫觸到語言，」而「語言藝術有時是可以意會，難於言傳的。」我讀書一般比較粗率，對汪曾祺的散文，卻讀得稍稍仔細些。他的小說，我也是當散文在看，注意的是他所說的「用字」和「神氣」。像《橋邊小說三篇》那樣「經過反覆沉澱」的作品，真是可以「從容含玩」的。我有時想，對心儀的作家心慕手追，也許正是避免翻譯腔的辦法？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讀到肖華榮的《華麗家族》，心折之餘，又讀了他的另一本《簪纓世家》。這兩本都是「述說歷史」的書，副題分別是「兩晉南朝陳郡謝氏傳奇」和「兩晉南朝琅邪王氏傳奇」。把歷史寫得這麼有情致，真讓人欽慕。「王謝並稱，自古而然。一樣的源遠流長，一樣的顯赫華貴，一樣的冠冕相承，一樣的風流相尚」，這是《簪纓世家》的開篇，跳蕩空靈的文字，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而終篇前的「孝感河邊，蘆花似雪；秦淮水上，月色如煙」，則以對仗、平仄入散文，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那恬淡的意境。　　說來慚愧，讀數學、教數學時，讀書很勤，而且看的大都是雜書，與文學有關。正兒八經從事了文學翻譯工作，書反而讀得少了，翻譯小說更是看得少而又少。曾經影響過我的作家的作品，現在也很少再看。然而（借用汪曾祺先生引用過的句子）：　　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　　　　　　　　　 如廁就讀　　　　馮克利　　馮克利，山東省社科院儒學所副研究員，1955年生，譯有《民主新論》、《學術與政治》、《政治的浪漫派》、《憲政經濟學》、《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經濟、科學與政治》、《致命的自負》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縛：政治思想筆記》　　　　　　人這一輩子，有一項任務是無論如何也擺脫不掉的。大體上，一到兩日內，至多不出三日，必須入廁卸貨。次數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問題。當然也可適當加快或延長完成任務的時間，但成效相當有限。年輕時有過一段乾重體力活的經歷，每有入廁需要，便想在裡邊多呆會兒；有時正玩的痛快，則狠不能把那些東西比小解還快地打發掉。但是這樣爭取來的快樂時光，每次也不過十分八分而已。　　由此算來，若以人壽七五，每日一番，一番耗時十五分鐘計，則人生需以蹲姿或坐姿，在廁所里度過七千小時上下。我們這時只能在孤獨中與異味相伴，西人雅喻大小便為nature』s call（自然在召喚），非常傳神，也很能傳達此時的無奈。有一次去大學會朋友，恰好那兒的對面開了家豪華商場。聽說裡邊的廁所香氣撲鼻，有些學生寧花十幾分鐘跑去方便，也不阿在宿舍樓里。可見今人提倡廁所革命仁心可嘉，這是為盡量減少數千小時的人生痛苦著想啊。　　不過，即使廁所被徹底現代化了，通體光亮如鑒，燈火輝煌，仍是沒有多大魅力可言的。人體的進出口兩個環節，頗能反映人性的兩面：每有美食，大家便喜歡相聚而餐，這反映著人的社會性；入廁者則多孑孑而行，成幫結夥的甚少見。不管廁所蓋得多麼富麗堂皇，尚未見過引來公款消費的熱潮，可見廁所不是個能夠享樂的地方。倒是前幾年看過一篇遊記，謂某個邊陲之地的茅廁全無遮攔，只一根大木頭橫亘於一排深邃的茅坑之上。寬衣解帶入座後，不但有四面清風為君盪盡污濁之氣，且可把一片青山綠水盡收眼底。這種令人心馳神往的地方，一般人享用的機會恐怕不多。在都市裡的我們，此時仍然只能默默地坐著，頂多閉目養顏，動動壞心眼兒。蓋入廁姿態雖如面壁，你是斷斷不敢祈禱念佛的，這有「婦人讀經於廁竟卒於廁」的前車之鑒。因為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肛門（anus）不但負責排污，還是表達肉慾的器官之一呢。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這項差事不管多麼無趣，卻有個莫大的好處：你只管坐著就成，用不著動腦子它便自動完成。所以，為消磨這新陳代謝奪去的時光，自打粗通文字起，我就養成了一種如廁閱讀的習慣。　　因為時間有限，這樣的閱讀面是極受限制的。最適宜此種場合的，要首推小時候到處可見的「小人書」了。回想起來，至今猶能記得三國中一些情節，並不是年近弱冠時讀三大卷正本的結果，倒要感謝光著屁股看畫的經歷。收穫之一便是看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話，居然讓曹操「聞言大喜」，使我後來很順暢地領悟了看問題為何要有「辯證眼光」，對一些不明就裡的迂闊分子，老想還曹操在三國志里的清白，也就不太在意了。其實，歪曲不光是渲染誇張的修辭手法之一，更是一種潛意識的流露。作惡的衝動，存在於我們每個人靈魂深處，曹操的形象，一向就有不知多少人暗自傾慕。所以三國志的讀者群才遠不及三國，更遑論社戲中的捉放曹了。此乃民族心理發育史的題目，遵循時下的犬儒精神，不便多講。不過，常聽見有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卻對宋宰相趙普「臣有一部論語」的原話從不再提。我一直就納悶，為啥從未聽人說出此種現象的正解呢？為防繼續謬種流傳，不妨本著「明言與未明言者同樣重要」的原理，把它的心理重組機制說破罷：以整部論語治天下是要出麻煩的，故只可用半部，另外需以半部三國補充之。而沒了白臉曹操，補了豈不是也白補么？　　有這麼點兒見識，自然要感謝當年離我家不遠處那個磚砌的小屋。裡邊發生的另一件有紀念意義的事情是，有時別人的小人書催要得急，只好一鼓作氣，難免蹲得太久。等事完之後，腿腳麻得我半天站不直，也就順便知道了不論曹操的雄材大略，還是他的奸詐用邪，我這身子骨的本錢都差得遠，所以從此沒了抱負。　　再往後，馬齒見長，不好意思翻小人書了，於是把詩歌散文小品之類漸漸請進廁所。我知道人糞在《本草》中還有個「人中黃」的雅號，便是廁所里「諷誦」周作人的成果。他也有篇寫廁所讀書的應景文章，記一日本詩人把寺廟的方便處刻畫得風雅無比，拿來跟中國寺院周圍的污穢斑斑做比較。我這人從不在乎考證他什麼漢奸不漢奸的，讀到這裡心裡還是打鼓，人家老愛罵他，是不是真有道理呀？不過最令我感動的，當是在錢鍾書的《七綴集》里看到，中國也有個無比美麗而我聞所未聞的雅號——「繁花似錦的故土」（the flowery land），鍾先生直來直去地把它譯為「華國」，雖略顯會通中西的功夫，卻未免有些掃人的興。當然聰明如錢鍾書者，也給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賽亞"伯林的大作《俄國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蝟只一招」的著名隱喻，意不在突出執著與圓滑的對立，而要說明風格迥異之人也可相互「愛好」與「仰企」，這比故意製造緊張氣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於他講到有些令畫家無從描繪的狀態時，是以《拉奧孔》中地獄「沒有光，只有無礙於觀察的黑暗」為例，這種淡漠陰陽兩界的混杖說法，讓我在好久一段時間裡，無法擺脫不知生活在何處的惶惑。　　錢著我讀得不多，但腦子裡有這本《七綴集》的只鱗片爪的印象，對於後來仰慕鍾氏者要創「錢學」的計劃，也著實捏著一把汗。因為以我的感覺，他不但是個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塗。對於現今的學術門類，他是從不入套的，隻身一人悠然穿行於故典（或古典）叢中，不但讓腳註和文中注充斥著英法德拉數種洋文，且把伯林與蘇軾和司空圖置於一起講論，以休謨譏諷中西詩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還能拿榮格去聲援林琴南。對於那些把錢先生當「國寶」的人，他之不好對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這樣的閱讀得來的，也只能是以上這些雞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廁求學的範圍，大致也以此為界，不能再求更愉悅更高深的東西了。看小說不可以，這容易導致廢寢忘便。海德格爾更是萬萬讀不得，就如純金鍛造的馬桶不會給屁股帶來絲毫富貴相，在廁所里讀這個，等於把數千時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過這種經歷中，也有真長我不少見識的。汪榮祖先生的《史傳通說》，書名聽上去像部嚴肅的學術專著，其實「甚不入流」。或者說，它彷彿是柯林伍德把《歷史的觀念》改編成了明清筆記體。汪先生以准古文的筆調寫成此書，行文博雅歸博雅，卻讓受眾的範圍大為縮減，想必只是為了給同好說些私房話。劉勰的《文心雕龍》過去是粗讀過的，裡邊還有「史傳」一章，我卻是全不記得。作者從中擷取隻言片語置於各篇之首，然後調動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論資源，發微掘幽，專在「殊語一義、貌異心同」處下工夫；下筆雖瀟洒肆意，文脈卻緊湊得很。這讓我大有感悟：看書要看出大門道，缺了眼力與學識是不行地。　　此書最大的好處有三。一是各章選題十分精當，舉凡盛衰輪迴之史見，信史與傳奇之異同，聖典而法則之巨變，全是史學理論中大有來頭的話題，讓你不管願不願意點頭稱是，都不會把時間浪費在鎖細小事上。二是從中可學到不少中外史學的名句名典。蓋作者多引論而少自矜，幾乎句句有出處，事事講傳承，絕無放言蹈空的毛病。三在於它打破中西間的樊籬，疏浚史家胸懷的良苦用心。只要有耐心讀文言的人，不需水平多高，這書很容易為你帶來中西一家、其樂融融的美感，儘管那可能只是一種幻覺。對此，書中所引法儒波德萊爾的名句：「美者未必真，真者未必美」，倒是可以引為警策。　　近些日子在廁所里看的，恰好便是這位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鬱》，收入了作者稱為散文詩、「總之，還是《惡之花》」的千字文。確實，那調子依舊陰暗得很，把藝術家追求美的努力稱為失敗前的哀號，又把自然與上帝丟在一旁，只從狡黠的貓眼中尋找永恆。但書中也有兩件讓我高興的事。有一段講到中國的文字，以「青翠的木葉」和「精美的花草」來形容華夏大地，這與前面「繁花似錦的故土」之說出於同一時期，既可印證「華國」之譯欠缺時代意識，又提醒我們歐洲左派於文革時表現出的東方朝聖情結，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種下的。另外書中有數十幅木刻插圖，每看一頁，便有重溫兒時入廁讀小人書的感觸——只是在那細膩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與浪漫時代必備的優雅曲線已蹤跡全無，與波氏顛覆真善美統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窮人的玩具》一篇說到「汽車製造工」這個工種，讓我始終不太明白。一個半世紀前的巴黎，怎會有汽車工廠呢？我估摸著是「汽船」的誤植，卻懶得如詩學專家那樣去尋檢法語原著了。　　話說到這裡，便想起一件不時遇到的事情。與朋友交杯換盞時，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問：「先生曾在何處就讀？」以我這種從未就讀於某學府的人而論，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說：「在下不才，只能如廁就讀」。地方是寒磣了點兒，但說句良心話，現在的就讀條件，比看小人書那陣子，可有天壤之別了。　　　　　　　　　　　　　　多藏與"寡讀"　　　　　　　　 徐國棟　　　　　　　　我從大學（1978年入學）開始藏書，到如今已27年，家裡有一面牆的書，辦公室及其對面的助理辦公室各有兩面牆的書，這些還不包括我在調動過程中贈送給學術機構或他人的書，過去買書或得書記賬，後來太多不記了，因此不能述其冊數。從內容來看，先是文學類，次是哲學歷史類，再次是法學類，再再次是……類，基本是按興趣的轉移順序排列；按出版社看，最多的是商務印書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長期以來都是見一本買一本；從語言看，先是中文書，然後是英文，然後是義大利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羅馬尼亞文，等等，也是按我接觸各語種的順序排列。我的藏書多，到了無論研究課題如何轉移也基本不用去圖書館的程度，到圖書館，也多是為了查某一不值得買的教材上的一句話以成就一個注釋。吾可謂坐擁書城者矣！　　這些書讀得如何？這得分時期說。在1994年當教授前我曾試圖征服所有我已購之書，希望買一本看一本，不然白買了。為此，我利用寒暑假借研究生宿舍看書，逃避家庭的喧囂。「不動筆墨不看書」是征服了我的格言，因此，凡讀書必做卡片，必做眉批、旁批，因此讀得極慢，越是好書看得越慢，每天50頁左右。每從頭至尾看一本書，不論厚薄，必在此書最後的文字後記下「某年月日國棟一閱（或N閱）此書」字樣並在讀書賬上添一筆，年終再盤點今年讀書幾何。記得最好的記錄是一年24本，其中還包括《國際歌》這樣的幾十頁的小冊子呢！經幾年操練，始悟得人的閱讀能力有限，以此等有限之能力探無窮之書海，必敗無疑。按從20歲完成高等教育進入研究狀態到60歲退休共40年算，人只能讀960本書。由此悟得須珍惜此等閱讀能力，若濫用它們於旁門左道，則「明鏡催人白髮多」之日可待矣！儘管如此，前教授時期的讀書生活仍帶給我許多收穫。簡言之，我擺脫了自己所受教育的「課程約束」，建立了一個能滿足自己研究需要的知識結構，這是許多作為現在的應試教育產品的哪怕是優秀的學生所缺乏的。我時常指著我曾讀之書上的眉批、旁批和「某某年月日國棟三閱此良書」之類的字樣對他們說：沒有下過俺這樣的功夫，在這些書所涉的領域內你們甭想跟俺較勁！不管是出於真心還是為了照顧俺的面子，反正他們都連連點頭了，呵呵！　　進入後教授階段後，俺變得「寡讀」起來，除了一本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被俺譽為「其重要性僅在《聖經》之後的西方著作」列為廈門大學法學院的羅馬私法教材從頭到尾讀、反覆讀、在各種語言的譯本的比較中反覆讀之外，俺很少從頭到尾再讀他書。原因者何？很簡單，俺變得忙碌起來。兩件「年」常工作就要耗費俺的大量時間。其一，是《羅馬法與現代民法》年刊的編輯，該刊至今已出4期，每期基本上都是俺一人唱獨角戲從組稿、譯稿到編輯一手包圓，其中的每篇文章我都以挑錯的眼光認真讀過。它們總起來就是一本書，因此，俺還每年從頭到尾讀一本俺自編的年刊並從中學到許多新知識。我從最近的義大利之行才知道，這是亞洲惟一的一本羅馬法刊物。其二，是俺主編的《外國民法典譯叢》，至今已編出《越南民法典》、《阿爾及利亞民法典》、《衣索比亞民法典》、《智利民法典》、《蒙古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對每部民法典我都自任校對，在原文與譯文兩種文字的比較中閱讀它們，力圖達到一種最深入的理解並做筆記記錄之。在找不到適當的人寫它們的序言時，我便自任之。由此，我差不多每年都從頭到尾地讀一本自編的外國民法典，它們中的多數是名著，我從這種閱讀中獲益良多。至此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俺的後教授階段的閱讀經歷：閱讀通過工作。年輕時做無明確目的的專業閱讀的光陰已經不再，自由的喪失導致寡讀。　 這種寡讀是否導致俺變得「貧困」？俺沒有這種感覺，原因在於在俺未喪失自由的時期，俺已完成了基本的知識框架的建構：該框架首先是一個歷史的縱坐標，有如「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之類；其次是一個地理的橫坐標，有如「七大洲五大洋」之類；再次是一個學科的橫坐標，有如「文史哲經法」之類。任何知識都必然在這一坐標系中發生，把握好了這三條線，對其他知識的吸收就會是一個拾遺補缺的過程。而這縱橫三條線的經典，我都在自己的自由時代或非職業時代主要藉助於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讀過了。有了這樣的積累，面對新書新知識，多的是「陽光之下無新事」的感覺。由此，從頭到尾讀每一本書變得沒有很大的必要（而且根據我對人類的閱讀能力的估量，也不可能呢！），我開始只讀一個書中作者講過的前人未講過的話。一本書全然新語不可能，多數講的是別人講過的話，如何區分「新語」與「舊語」，需要良好的知識積累與上述坐標系的建構。一旦具備這樣的條件，「抽讀」（這是「寡讀」的別稱）就會成為解決閱讀能力有限與作品無限之矛盾的一個普遍的權宜之計。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寡讀」是後學生階段的知識分子的必然閱讀方法。　　如果「寡讀」不可避免，多藏還有必要嗎？俺認為還有必要。理由一，買書是對寫書人的支持，是對知識的敬畏和虔敬，因此是一種生活道德，不具此德的人不足以與之言道，因此，俺一直看不起捨不得買書的人。實行俺這種道德久了，藏書自然日廣。理由二，「家有書城氣自華」，俺一直相信俺供奉的那些藏書在默默地熏陶著俺的性情，看與不看都這樣。而且要考慮到一本俺不經意之間買的一本小書可能影響俺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一生的因素！這樣的例子在學術史上俯拾皆是。理由三，「寡讀」的有效進行以「多藏」為條件，猶如蜜蜂的有效採擷以花源的豐富為條件。　　以上講的是俺的專業收藏與閱讀。其實，俺還長期訂閱《中篇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我把這種閱讀稱為「換腦筋」的。在職業活動之外我讀這些刊物，由此得知在我的圈子之外人們的生活。另外還學習一些寫作的技法，一個沒有文學修養的社會科學寫作者是難以獲得真正的成功的。　　　　　　　　　　　　　　　　　 三本思想傳記　　　韋森　　　　　　　　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說過：「你是什麼樣的人，你便選擇什麼樣的哲學。」這句話不無道理。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費希特的這句話似也可反過來說：「你選擇了什麼樣的哲學，也就決定了你的人生道路」。　　學術人生之路，各學者自有不同。乍看來，人生之路，學術之旅，充滿著諸多隨機事件，而一些小的隨機事件，就可能由「路徑依賴」效應而導致不同的人走向了不同的路。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和學術思考的深入，當回過頭來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時，朦朧覺得，人生與學術之路，好像是按照某種類似於編好的計算機程序一樣展開的。　　他人是否這樣認為，我不敢揣度，但我自己的生活和學術之路，卻清楚地警醒我這一點。因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三本學術傳記，恰好構成了引領我學術人生探索道路上的三塊路標。　　「文革」後恢復高考，我有幸考入了山東大學經濟系。1980年代初的中國大學經濟系，《資本論》是主課。馬克思的《資本論》，「文革」後期自學過，但似懂非懂。入了大學，有老師講解《資本論》，自是如魚得水。為了弄透馬克思的巨著，自然而然地喜歡上了黑格爾。從黑格爾讀馬克思，在《資本論》研讀課的期末考試中，竟然在山大創紀錄地得了個100分。正當我沉迷在黑格爾思辨哲學的五里雲霧中沾沾自喜的時候，商務印書館在1981年出版了蘇聯哲學家古留加的《康德傳》。偶然從圖書館中借到了這本小冊子，初不識深淺。但一口氣讀了下來後，方覺如醍醐灌頂。讀到深刻動情處，竟一個人在寢室中嗚嗚地哭了起來。　　讀了《康德傳》，又讀同一作者的《黑格爾傳》，看穿了黑格爾。從那以來，再也沒讀過黑格爾的任何東西，倒是對康德哲學，痴迷起來，對康德的思想和人格，也總存有一種敬畏的心。這多年來，《康德傳》的開篇第一句話，始終存在腦際，藏在心底：「哲學家一生的標誌，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學家生活中的那些最激動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學說的歷史以外，他自己就沒有別的傳記」。這句話，引領了我二十餘年的學術探索道路，也自然成了支撐我生活、學習和著述的一塊信念基石。　　如果說《康德傳》始引領我進入了博大精深的康德思想世界的話，香港三聯出版的趙敦華的《維特根斯坦》，則把我帶入了五彩繽紛的當代哲學。大約是在1993年吧！那時，我還在澳洲悉尼大學讀博士。記得很清楚，我是從靠近悉尼大學的一個小社區圖書館中借到這本傳記的。這家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藏書可能只有一兩千冊的小英文圖書館，竟藏有這部中文的維特根斯坦傳記！你說奇巧不奇巧？隨機？偶然？任由他去。讀了趙敦華的這本書，又喜歡上了維特根斯坦哲學。維特根斯坦說過，每個理解他的人都將會正確地看待這個世界。也許只有進入「維特根斯坦思想俱樂部」的人，方能理解維氏這句話意味著什麼。如果說讀《康德傳》使我認清了黑格爾，那麼，當我進入了維特根斯坦哲學後，我才真正理解了哈耶克。進入康德的思想世界，你時時會感到震撼，總會驚訝不已，也會不斷加深你的敬畏之心，但惟讀維特根斯坦，那才真叫過癮！每讀《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總會把我的思境帶回到英國劍橋附近的那如詩如畫的小村子「格蘭切斯特」：那清涼沁肺的鄉間微風，那碧綠如氈的牧場草地，那逢春花綻樹的「果園」，那就是維特根斯坦哲學！　　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中，我梳理並詮釋了哈耶克的思想；在《經濟學與倫理學》中，我在市場交易的程式中重新解讀了康德的道德哲學；在近兩年的語言哲學和語言學文獻的研讀中，我卻一直在與維特根斯坦對話。這種思想對話，又初錄在我最近的新作《經濟學與哲學：制度分析的哲學基礎》的部分章節中。沿著康德和維特根斯坦哲學路徑一路走來，又遇見了奧斯汀和喬姆斯基，還有索緒爾和洪堡特。閱讀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思考，學術中的人生，人生中的探究，哪是哪？誰是誰？當你與這些人類思想史上的大師對話時，才會忘記了這種分辨，才會忘記了學術生活中的個中樂趣，也才能領會思想人生的真諦。　　影響我最近思想探索的一部重要傳記，是王浩的《歌德爾》。國外有人稱，在人類思想史上，歌德爾是與柏拉圖和康德有著差不多地位和分量的思想巨人。但歌德爾本人則說，他喜歡萊布尼茨和維特根斯坦，卻不喜歡康德。照歌德爾看來，康德那洋洋洒洒的廣博體系，只是把一些既不精確又未達到純思維深刻洞察力的「草率雜燴」。數學家康托爾對康德更是不敬：「在下是康德老兒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對頭。在我眼中，對哲學，甚至對人類，他老兒都幹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喜歡康德也好，臭罵康德也罷，在現代和當代，有分量的哲學家、數學家、倫理學家、法學家、人類學家，哪個能繞過康德這座橋？就連那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先天語言官能說，不也有康德哲學的影子？　　青年朋友們，如果你未來想吃哲學或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甚至數學、物理學———中的一碗飯，讀讀古留加的《康德傳》吧！如沒有收穫和助益，我沒有能力與你付這碗飯錢，但卻可以替你付這本書錢。　　韋森於2005-3-9晨謹識於滬上復旦書馨公寓　　　　 我讀韋伯的歷程　　　南方周末　 　2005-06-09 15:48:18　　　 王汎森　　　　　　　　　　一個人思想形成過程中總是受到許多書的影響，要從其中選出最重要的一部或幾部，有其困難度與不準確性，不過如果要勉強舉出一個例子（而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或許會說在我二十來歲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幾部書對我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我所讀的第一本韋伯著作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當時這本書早已有了台北協志出版社的簡譯本，譯者是台大經濟系的張漢裕先生。協志是大同公司出資創辦的，歷史相當長，我幼年時代便見到父親書櫃中有好些協志的書，像《如何使思想正確》、《蒙田文選》、《培根論文集》等等。　　台灣在1980年代有過一陣「韋伯熱」，打先鋒的是幾本韋伯的選集（編者按：由台灣學者編譯的《韋伯作品集》正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引進，目前已出版七本：《學術與政治》、《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支配社會學》、《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類型學》），接著是大量翻印韋伯著作（英譯本）及討論韋伯的書。仔細回想起來，我讀張譯是在這波「韋伯熱」之前。在讀完張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後，我又受到「韋伯熱」的影響，如痴如醉地搜讀相關書籍。現在還記得1983年－1985年服兵役期間，每天晚上利用僅余的空閑生吞活剝地閱讀韋伯《宗教社會學》等書的情景。　　但是我決非韋伯專家，也從未發表過任何與他有關的文章，我只是一個業餘的愛好者而已。現在，我試著搜尋自己的腦海，舉出幾點可能的影響。　　首先，我自己對韋伯最重要旨趣kk為什麼只有西方發展出理性化的文明———並不特別感到興趣。印象最深的倒是有兩點：首先是韋伯對錶面看來相近似的歷史現象的精細分疏，譬如他一再強調資本主義精神不是人類遠古以來的營利行為，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商業活動與富蘭克林時期賓州的商業活動是截然不同的；表面看來沒有什麼不同的營利行為，其中有深刻的不同，受新教倫理影響的人是把賺錢當作目的本身，是一種專業，是一種天職，是要把一個人所有的能力全部押上去的工作。　　韋伯提醒人們在意圖與行動之間有各式各樣的聯結方式，所以看似相反的東西，可以聯結在一起。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中，韋伯便常常從兩種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相斥的東西，找出其間的微妙關係。　　基督新教高度的制欲精神如何與最強烈的現代營利性發生關聯，新教的「預選說」看來如此神秘而不合理，卻與現代營利活動中的合理經營作風串合在一起，用張漢裕先生的話說：「即因為喀爾文教的預選（predestination）及義證（proof）的教義，信徒為獲知或確信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即拯救，必須在職業中實行合理的制欲生活。因之，信徒的心理中，便發生為獲宗教上的安心就非追求制欲的職業生活不可的動機。這動機乃促成有規律、有系統的，即合理的職業作風，而終於導致近代的合理的企業精神經營作風的成立。」　　韋伯提醒人們，近代企業精神的誕生決非喀爾文教所企求或預料的結果，兩者之間毋寧存在一種弔詭性，而且在近世資本主義精神誕生之後，因為財富增加而對原來具有宗教成分的職業倫理世俗化，以致後來兩者分道揚鑣。　　但是從韋伯的書中，我也看到一個現代心靈的不安。我推測這種不安也是他精神幾度崩潰的原因之一。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韋伯雖然花了很大力氣推論理性化的文明只在近代西方發展出來，但是他對近代西方文明其實有所保留，帶有既興奮又「不得已」的味道，並未在價值層面上全盤肯定它。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後面要用如此悲觀的話說「清教徒曾渴求為職業人，我們卻被迫為職業人」，而且這種生活方式「恐怕直到最後一噸化石燃料燒盡時為止，還要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它像「鐵籠」（ironcage）一樣罩在現代人身上。韋伯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了當時的我，使我很早便對現代文明感到一種彷徨與不安，而這種彷徨感與我先前研讀章太炎的心得交纏在一起。在1970年代後期，我花了不少時間精讀章太炎的著作，撰寫了《章太炎的思想》一書，章太炎的否定性思維，對現代世界所抱持的悲觀與不安，深深地影響了我。一東一西兩位思想家的著作，使得我少年時代一往無前的樂觀與期待，悄悄地讓位給一種審慎的憂鬱。　　因著對韋伯的興趣，我在1990年旅行歐洲時，曾經專程到海德堡尋訪韋伯的故居。陪我前往的朋友一再宣稱韋伯並沒有那麼了不起，但是我們還是去了。那是一棟河邊的樓房，據說已經作了學生宿舍，我們在樓下客廳停留了半晌，便默然離去。　　台灣的韋伯熱早已消褪得無影無蹤。過去20年，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不斷被介紹進來，福柯、德里達、布爾迪厄、後現代、後殖民，一切「後」的思想都有它的信奉者，而韋伯也常被批評攻擊得體無完膚。不過我個人認為思想資源是待人靈活運用的，不是用來「套」的，不管「新」還是「舊」，任何大學問家都有一些貴重的品質，不因潮流的改變而消失。我推測韋伯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總有一天還會再回來的。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大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院士。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A　Lifein　Chinese　Historyand　Politics、《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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