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倫：中國社會道德滑坡無底線 亟待建立新的道德體系

編者按：2011年6月4日，由浙江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的《宗教與中國社會倫理體系構建》學術研討會在浙江杭州舉辦，研討會旨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間建立對話渠道，共同尋找化解信仰缺失危機的對策。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安倫在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公民道德建設的公民信仰認同基礎》的論文。並提出中國應該構建以信仰認同為基礎的公民道德體系，之後將有望為全球化的人類社會提供其亟需的普世倫理基礎和體制保障。以下為論文摘錄部分觀點，以饗讀者：

近年來，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已經引起社會各界有識人士的普遍擔憂。損人利己、巧取豪奪、誠信缺失、賣淫嫖娼、窮奢極欲、官場腐敗、造假侵權等等，這些僅在三十年多前還會令人感覺聳人聽聞的道德淪喪行為，如今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常態。從橫向看，難以找到任何國家的國民會如此肆無忌憚地不受倫理制約；從縱向看，道德衰敗無論從程度上還是規模上有都超過以往任何朝代。涉及道德衰敗，國民幾乎人人都是受害者；提起失德狀況，多數國民，包括受害者和實行者，都會感嘆指責。溫家寶總理最近在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感嘆道，中國「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顯然，我國的公民道德體系已經到了亟待重新建設的關鍵時刻。

道德的信仰基礎

造成中國目前道德衰敗的原因，主要可能有兩個。一是文化革命徹底摧毀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文明和倫理體系，泯滅了人性的利他良善面，激發了人性的自私邪惡面；而改革開放後我國在引進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的同時卻沒有引進，也沒有恢復重建相應的體系。二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動力是「看不見的手」，即人的自私貪慾；在信仰和價值倫理體系缺位、社會全面轉型過程中片面鼓勵人們盡情發揮其自私本能和慾望，必然造成道德嚴重失范和社會失衡。我國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對此有所行動，提出「精神文明建設」、「八榮八辱」等口號。然而，我國社會道德狀況持續惡化的現實提示了問題的嚴重性和根本性，並且迫使社會重新全面審視問題，尋求走出社會倫理困境切實有效的新思路、新途徑。除化解自身道德危機外，作為世界人口第一的文明古國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普世價值倫理構建中也承擔有不可推卸的貢獻責任。

考察我國社會道德建設難以奏效的經驗，可以發現主要原因之一是道德主張缺少了信仰的神聖性和約束力，因而不能有效轉化為公民自覺的遵守意識和自律行為。康德認為，道德的本質是人們內心的自律。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道德的本質是要求人們限制或克制自我，尊重和維護他人利益。在自私本性與利他要求的衝突中，道德如果沒有一種神聖而超越的壓倒性精神信仰作為其基礎，就難以戰勝人的自私本性，成為人們內心的自覺意識和自律行為。然而，這種神聖性和超越性不來自於世俗社會，也不能經人為製造而長期維持，只能來自天然具有神聖性和超然性的神。這就是宗教信仰能有效維護和提升道德的根本原因。歌德說，沒有信仰，就沒有靈魂，也不會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換句話說，精神文明中沒有了精神，就沒有了文明，更不會有道德。現代社會中廣泛存在的道德衰敗現象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種情況：西方社會實行政教分離之後，通過宗教邊緣化放棄了具有神聖性的道德教化和道德約束，致使社會道德水準明顯下降；中國社會自文革毀滅傳統宗教文化體系之後，社會道德嚴重衰敗，建設社會道德的訴求由於缺乏信仰的神聖性而無人響應。

認識信仰對道德的作用

關於宗教信仰與道德的關係主要有三種觀點，即有神論者的道德神啟論、無神論者的宗教對道德無用論和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都可能贊成的神道設教論。其中道德神啟論按呂大吉先生的觀點又分為「神直接頒布啟示道德誡命」、「人的一切善或美德均起源於對上帝的愛或追求」、和「道德源出於人的天賦而與生俱來的『本性』或『良心』」三種，「三者的內容卻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主張………神是道德的源泉。」執此觀點者認為，因為道德源自於神，所以宗教對道德的維護和提升起關鍵作用，「哪裡沒有信仰，哪裡就沒有道德」，「宗教與道德是二而一的關係。」認為宗教對道德無用論者則舉出一些無神論者的道德不差於宗教信仰者和宗教在歷史上的惡行事例試圖證明，宗教與道德並無正相關關係。神道設教論主張發揮利用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而不拘泥於有神無神之爭，不僅被有神論者支持，而且還被許多無神論者基於宗教維護社會道德的獨特有效性而大力提倡，歷史上著名的在中國古代有荀子、王充等，在西方近代有伏爾泰、盧梭、霍布斯等。後者對宗教的道德功能的認同從有神論的角度較為客觀地證實了宗教對道德的有效性。

宗教信仰對道德的形成、維護和提高有重大作用，已經是國內外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一般認為，宗教從三個方面對社會道德產生影響：即道德源自宗教（道德神啟論）、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和宗教的道德約束力。誠然，關於道德是否源自於神、宗教信仰是否對道德有積極作用等問題不是沒有爭議的，但這些爭議主要還是停留在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簡單化爭論層面，而沒有從「神」應該如何理解定義、道德神啟應如何理解、宗教與道德的關聯機制、程度和效應、宗教是否被有意識應用於道德提升等建設性的深層次加以探討。如果從這樣的深度建設性地加以探討，雙方未嘗沒有可能就許多問題達成共識。

現代社會儘管有嚴重的世俗化傾向，但根據許多公布的調研數字，真正的無神論者只佔世界人口不足5％。因此可以說，儘管仍有爭議，但持宗教對道德無用觀點者只佔世界人口的極少數。考慮到現代社會人們對於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事物都有嚴重分歧的觀點，持宗教對道德無用觀點者占人類人口比例可以說少得出奇。

有人以我國在五、六十年代宗教信仰被壓制而社會道德自律狀況較好的現象來否認宗教對道德有正面作用，殊不知這個事例正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宗教信仰對道德的積極作用。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消滅了傳統宗教信仰，但卻代之以個人崇拜，以人代替神作為宗教信仰的對象，維持社會道德使用的實際還是宗教信仰的形式和力量，當然還輔之以國家機器的暴力。只不過這種虛假人為的信仰不能持久，人造的神聖性退去之後社會陷入嚴重的信仰和道德危機。

阻礙我國社會認識和開發利用宗教信仰的道德建設功能的另一大原因是深陷宗教認識的誤區。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些重要知識分子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將基督教等西方一神論宗教的狹隘定義生搬硬套到我國傳統的各宗教上，得出儒道佛都不是宗教、中國人沒有宗教性、也不需要宗教信仰的錯誤結論；通過全盤否定傳統中華文化造成民族文化虛無論的盛行，導致中國近代社會對宗教的錯誤認識泛濫，貽害甚深。另外，文化革命對宗教的全盤消滅政策餘毒不散，致使將宗教視為封建迷信、敵對勢力者至今仍大有人在。對宗教信仰本身就認識混亂，對於其道德功能的認識不清就很自然。只有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惡劣影響，肅清文革的流毒，以客觀全面的宗教定義界定儒道佛，才能認識到三者都是宗教，其中寶貴資源遠多於垃圾糟粕，宗教具有強大的積極社會功能有待開發利用。儒道佛是宗教，不僅是我國社會從漢代以來的普遍認識，也是現代國際學界和中國宗教學界的主流共識，目前仍認為儒道佛非宗教的大多是受新文化運動影響較深的中國非宗教專業外行人士。如果還儒道佛以其宗教的本來面貌，就會認識到傳統中華文明其實主要就是儒道佛宗教文明，撇開儒道佛就無所謂傳統中華文明，中華民族與世界所有其他民族一樣具有普遍的宗教性，這樣才有可能名正言順地發揮利用傳統宗教文化的道德教化和約束作用。

公民道德的公民信仰認同基礎

公民道德，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中公民普遍遵循的道德，因而其有效構建取決於一國國民對其道德觀念的信仰認同。歷史經驗證明，能夠讓一國國民就社會道德達成由衷共識的，只能是其文化傳統或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必然包含神秘性和神聖性，因為文化的起點就是生命的起點，而生命是從神秘和神聖開始的。因此，文化傳統必有其宗教性。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從未出現過沒有宗教基礎的國家」，就是從歷史的角度對這種關係的佐證。一個民族如果喪失其宗教文化傳統，缺少了精神信仰，就會喪失其文化認同和身份，也喪失了價值和道德觀念的認同基礎，其結果必然是精神價值缺失，道德衰敗。我國社會的現實狀況可以證明此言不虛。以文革為代表的極端運動打倒了傳統的儒道佛文化，消滅了宗教信仰，中國社會因此失去了國民信仰認同的真實基礎，在以人代神、以世俗代宗教的信仰狂熱肥皂泡破滅之後，信仰缺失、道德淪喪是必然結果。

公民信仰認同是公民道德的建設基礎。我國社會如果不能構建被國民普遍認同的精神信仰體系，有效建立公民道德就是一句空話。對於像我國這樣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多元大國來說，「公民宗教」概念，特別是另一多元化大國美國的公民宗教現象，很值得參考借鑒。

我國主流社會如果能夠就公民信仰認同對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作用達成共識，並開始積極開發利用宗教的這種社會功能資源，宗教是否就能暢通無阻地發揮其道德建設的積極作用呢？答案卻是否定的。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我國雖然有包容融合的優秀傳統，但各宗教不時仍有不同程度的唯我獨尊、排他對立色彩；彼此之間的道德規範雖然接近，但從來沒有經過有意識的努力達成共識。這使得社會，乃至各宗教內部，有一種較普遍的錯覺，認為各宗教的倫理規範之間也是排他對立的。公民道德應當是同一社會中公民普遍認同和遵循的道德規範，否則就不成其為公民道德。因此，我國社會如果不能首先在各宗教之間就價值倫理達成共識，就會彌留在宗教教派的自重排他中，難以發揮利用各宗教普遍蘊涵的道德資源，構建共同的公民道德。

以宗教共同體為基礎的公民信仰認同是普世倫理的基礎

全球化時代是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亦即人類走向共同體的時代。人類已經開始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形成如聯合國、WTO等等共同體，並將在其他領域也形成共同體。很難設想在主導人類精神思想的宗教信仰領域人類會持久維持相互對立衝突、你死我活的格局而不給這個星球帶來毀滅。為了應對共同面臨的種種重大問題和挑戰，抵禦自然和人為造成的各種對人類生存發展的毀滅性威脅，人類不得不共同合作、求同存異，尋求建立普世認同的精神信仰、價值倫理和社會秩序。如果人類不能有效建立價值倫理的共同體，地球村就不可能有讓村民們和合共生的共同秩序，人類就會走向毀滅。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將在思想意識、宗教信仰等各個領域都實現整齊劃一。相反，形式上絢麗多彩的多元化將是全球一體化大背景下的常態。在保持宗教信仰多元化和信仰自由的同時，如何有效消除宗教間的對立衝突、戰爭暴力及其對這個世界的威脅，如何建立全球化時代人類和諧共處必需的人類共同的價值倫理和秩序，是擺在人類面前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人類需要一場自覺的精神思想運動。近年來已經有一些應對這個挑戰的嘗試，如全球宗教對話運動的興起、宗教多元論的熱議、世界宗教議會的再次召開、全球倫理的熱情等等。其中與構建全球化時代人類普世倫理體系直接相關的是著名德國神學家漢斯·昆等人發起和推動的全球倫理運動。這項運動代表著全球化時代人類對共同倫理需求的覺醒，富有遠見卓識，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與和支持，造成一定影響。但由於缺乏實施基礎和體制保障等原因，已陷入停滯狀態。其他活動也因為有類似的局限性，不能有效應對這一挑戰，這些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成功應對這一挑戰，需要有更全面深入的審視，需要更有效的體制保障。人類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都走向共同體化的全球化時代，主動構建宗教信仰領域的共同體，作為構建人類共同價值倫理的基礎和體制保障，可能將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和歷史趨勢。

人類在宗教信仰領域的共同體，簡稱宗教共同體，就是人類為了順應全球化時代共同生存發展需要而將形成的各宗教教派和信眾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宗教信仰機制。宗教共同體既不是一元化的單一宗教，也不是一種新興宗教，而是有共同終極信仰對象、共同信仰目標、共同價值觀和倫理取向，關切和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可以協調思想和行動，促進人類和合共生的各宗教教派和信眾的普世兼容體。

對於中國社會來說，宗教共同體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和現實的社會認同基礎。中國社會從唐代以來就實行儒道佛三教合一，並且接納、包容和融合了歷史上所有外來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祆教、猶太教等。受此影響，中國各宗教及其信眾普遍沒有西方社會那樣強烈的排他性。儒道佛三教合一其實就是當時社會視野中的宗教共同體的初級形式，宗教共同體其實是中國傳統宗教共同體在全球化時代的自然延伸和發展。此外，中國宗教界在政府的領導下已經形成各宗教互不排斥，和合共生，協調行動的模式，為宗教共同體的構建奠定了現實基礎。因此，儘管中國道德現狀差強人意，但具備獨特的構建公民信仰認同和公民道德的傳統和現實基礎。

構建以宗教共同體為基礎的公民信仰認同不僅可能有效化解我國社會價值倫理缺失的危機，而且可能為全球化時代人類普世價值倫理構建的困境提供出路。全球倫理遭遇的最大瓶頸是缺乏各宗教教派及民眾的信仰認同和實施體制，宗教共同體正好可以提供這樣的體制。中國如果能夠審時度勢，主動構建宗教共同體，並通過中華文明對世界的傳統影響力和崛起大國的強大國勢將此信仰認同模式傳播到世界，將為人類社會提供其迫切需要的普世價值倫理體系，從而為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的生存發展和新文明的構建做出空前絕後的偉大貢獻，盡到一個負責任大國對人類文明應盡的責任。近年來，國人對西方普世價值的侵入惶惶不安，這其實是自身價值倫理缺失的表現。如果中國能構建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倫理，我們面臨的將不再是畏懼西方或任何價值的侵入，而是以充足的信心向世界輸出貨真價實、能夠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倫理體系。對中國社會來說，這既是對信仰和價值倫理危機的突破，也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全球化時代，在公民信仰認同和公民倫理問題上，中國與世界密不可分。如果把終將形成的全球一體化的世界視為人類的公民社會，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公民信仰認同和倫理構建模式將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儘管我國的信仰缺失仍很嚴重，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最近在論及中國宗教狀況時以敏銳的政治嗅覺預感道，「中國選擇何種道路實現社會和諧，不僅對世界很重要，也將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同樣，宗教信仰在世界其他地區如何左右和諧穩定，也將與中國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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