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俠」金庸在香港回歸前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日。在香港回歸前，有一批內地和香港的知名人士為了香港的順利回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曾經寫過《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15部武俠小說的大師金庸先生，也從「江湖」中走出，積極投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等重要工作中，發揮著「大俠」的獨特作用。

金庸準確「預測」香港1997年將回歸

1981年7月18日，時任香港《明報》社長的金庸及家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受到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親切接見。在會見中，鄧小平向他了解了香港的相關情況，間接表明了中共對待香港問題的態度。

身為一位香港新聞界領袖人物，金庸敏銳地感覺到香港回歸已排上中國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回到香港後，他立即撰寫了一篇《關於香港未來的一些建議》的社評，發表在《明報》上，準確地「預測」中國政府將很快開展收回香港的政治行動。他甚至在社評中明確表示：關於香港問題，有三個基本方向—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不變；中國如果收回香港，要提前15年通知英國。

金庸的時評，曾是香港輿論界的「利器」，他的獨立思考，保證了其許多預測和分析都是富有卓越的遠見和歷史價值的—就像文革後期，內地大批鄧小平時，他依然認為「鄧小平必復出」一樣。

眾所周知，19世紀後半葉，英帝國主義用炮艦外交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3個不平等條約，逼迫清政府將香港島、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並把九龍界限北至深圳河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弱國無外交，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金庸的「預測」是對的，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全國政局穩定，經濟繁榮。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一，成為中國政府的三大重要任務，收回香港勢在必行。

隨著「九七」日益臨近，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如何處理香港新界租約是個十分現實的問題。而英國出於保護其在港既得利益的考慮，則想通過某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統治。坦率地講，英國是極不願意把香港歸還給中國的。但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英國沒有其他選擇。

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拉開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序幕。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撒切爾夫人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的立場，並斷言由中國取代英國的管治，「香港就會崩潰」，就會危及中國「四化」建設。針對這種論調，鄧小平針鋒相對地回答：「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

接下來，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訪華至1983年6月，雙方就有關香港主權的原則問題和一些程序問題進行了商談；第二階段從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雙方就具體問題進行了22輪談判。整個談判過程曲折，充滿了激烈的交鋒與較量。

在香港回歸之前，撒切爾夫人經過香港時曾邀請金庸到港督府會見。當時，英國正在與中國就香港歸還一事進行溝通。撒切爾夫人希望金庸支持英國人，支持不要歸還香港。金庸則十分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香港必須歸還中國。他強調了兩點理由：第一，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地方，當然應該歸還；第二，你簽的條約說定是99年，現在到期了，就應該守信用。撒切爾夫人見金庸態度明確堅決，就不再談這個話題。

在中英談判期間，金庸在《明報》上發表了《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等一系列的社評，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制提出了許多方案和建議，僅1981年到1984年間，《明報》就發表了200多篇社評，對香港回歸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議，其中有些建議被中英兩國政府在談判中所採用。

與此同時，金庸還在《明報》上開出專欄，刊登中英兩國政府談判的相關報道，為香港回歸大造輿論、搖旗吶喊。這在由港英當局主導下的香港媒體中，成為堅決擁護香港回歸祖國的一面旗幟。

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

1984年12月9日，中英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的進程。

1985年4月10日，全國人大六屆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年6月，金庸受中央政府邀請，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此後還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因為他是香港知名人士、社會活動家、法律專家、媒體領袖、著名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關心祖國的統一，以實際行動支持香港回歸，並在這一方面作出了貢獻。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金庸就以一篇題為《「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的講話稿，表露了自己渴望香港回歸祖國的心聲，受到了雷潔瓊等領導的高度評價。

幾天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了5個專題小組，著手草擬各項章節。金庸成為政治體制小組港方的召集人，內地的召集人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中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蕭蔚雲。政治體制小組是5個小組中起草委員人數最多的一個小組，主要成員包括張友漁、魯平、雷潔瓊等，也包括香港民主派的李柱銘、司徒華等人。

政治體制小組在舉行首次會議時，小組成員就為行政、立法、司法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激烈的辯論，尤其是在行政長官的選舉產生、行政權力等關鍵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當時有多個群體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簡稱「85人方案」「190人方案」。李柱銘、司徒華等民主派起草委員會委員則提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要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金庸等多數起草委員則認為這樣太激進，是行不通的。

金庸身為「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面對怎樣設計未來的香港政制模式，日夜為此而操勞。他當時就希望香港繼續沿用之前的「普通法」和「大陸法系」的《基本法》並行，這樣使香港的社會環境和英國、美國都比較接近，也與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精神相一致。如在立法的原則，堅持法制的原則方面，讓香港人「寧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為在法治社會裡，老婆不講法，政府是講法的。所謂「不要怕政府」，就是政府也要守法，政府有錯誤，老百姓可以跟你打官司。

1988年下半年，在金庸親自主持下，通過辯論和協商，將香港的政制模式統一到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略上來，草擬了一個協調方案。同時，針對一些香港市民的不同意見，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書，並在《明報》上發表了《平心靜氣談政制》的社評，統一他們的思想認識，形成了一個初步的「協調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一是各方提案人認為相互協調交換意見是好方式，彼此不應持對抗和排斥的態度，要繼續對話。二是行政長官通過選舉產生候選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是行政長官應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四是選舉行政長官應以充分民主的程度提名。五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最初用混合選舉的方式產生。

出台「主流方案」不懼民主派圍攻

1988年11月17日至18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在廣州白雲賓館舉行會議，政治體制小組港方小組負責人金庸將經過修改的「新協調方案」帶到會議上討論。因當時提交上來的還有「85人方案」「190人方案」，所以會議沒有就某一個特定方案來討論，而是就1997年後每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運作一項一項地來討論。

最終，經政治體制小組成員們的認真討論達成一致方案，被稱為「主流方案」。由於「主流方案」接近金庸所提出的「新協調方案」，因此外界也就一直以「主流方案」等同於「金庸方案」。這個方案建議：1997年後香港的政制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長官由千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立法機關直選議席的比例，由25%增至50%。如進入第二階段，行政長官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第一階段的千人選舉委員會，將改為提名委員會，推選5名候選人參加普選。立法機關則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結果，以決定議席是50%還是75%或100%。行政長官任期5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一屆立法機關在特殊情況下任期3年，其餘正常任期4年。

然而，「主流方案」還沒公布，抵制這個方案的民主派委員李柱銘、司徒華馬上將此方案透露給親英方的民主派團體和新聞媒體，引起香港一些民主派政治團體的批評和反對。他們認為這個方案太過保守，延長了香港政治走向民主的進程，反對者還是要求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委員。

1988年11月21日晚，當金庸從廣州乘火車回到香港後，在車站就遇到許多民主派抗議和媒體記者的圍攻，有的報紙甚至發文指責金庸是「親中」派，「出賣」了香港600萬人的利益和下一代香港人的政治權利。

「主流方案」出爐後，香港社會輿論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支持的，另外一種是反對的，包括《明報》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香港記者協會甚至在12月8日發表聲明，指責金庸干預《明報》之採訪安排，指定《明報》記者採訪一些支持政制主流方案的人，並要求金庸辭職。說到主要的分歧，其實就是在行政長官和立法委員選舉這個問題上，民主派要求直選，主流方案則是從間接選舉分階段走向直接選舉。金庸重點作了修改的地方是前3屆行政長官由間接選舉產生，在第三屆行政長官任內，決定第四屆是否普選。

針對一些民主派、媒體和市民的不同意見，11月24日晚，金庸寫下了《沒有一國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的社評，發表在第二天的《明報》上。第二天、第三天又連續在《明報》上發表了《直選首腦少之又少》《民主國家如何選出行政首長》的社評。他指出，在古希臘城邦政治時期，有些城邦的確實行過一段時期，但那也不是普選。因為只有自由民才能參選，而奴隸還是沒有選舉權的。古往今來，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幾乎都沒有通過普及直選行政長官，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行政長官也是通過間接選舉出來的。

金庸本意是舉些古今中外的選舉例子向香港社會作些解釋，並給予正確引導。沒想到在一些民主派人士的煽動下，又產生了更大的輿論風暴。香港親英方的媒體都在刊登各種不同政見的文章攻擊他。1988年11月31日，香港嶺南大學、科技大學等一些學校受民主派蒙蔽的學生，甚至舉著橫幅、喊著口號上街遊行，還有20名青年學生來到《明報》大樓前，當眾燒掉印有金庸寫的社評的報紙，這就是在香港當時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火燒《明報》事件」。按金庸的說法，當時他的心裡感到有一種「苦心太息少人知」的味道。

其實，這場因「主流方案」帶來的輿論風暴，並不是金庸等政治體製成員做錯了什麼，背後的深層原因是與港英政府推行的代議政制有關。早在中英聯合聲明尚未正式簽署前，港英政府就在1984年7月18日發表了《代議政制檢討綠皮書》，計劃要在香港推行「有階段性、有限度的議會民主制度」。1984年11月21日，港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進一步擴大由功能團體及選舉團進入立法局的議席數目，由綠皮書建議的12席增加到24席。1987年港府的政制檢討，又進一步擴大了民主選舉成分，最後導致1991年立法局議席全面由普選及間選產生。港英政府在7年間積極推動議會民主，但是在發展步伐上卻與中國政府的部署有出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在1988年提請港英政府注意，如果港府在當年就推動立法局直選，有違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一直希望，1997年以後的政制，應與以前的政制銜接。但基本法還在草擬的過程中，英方已經單方面在香港大步推行代議政制，企圖在香港發展成議會民主，將香港的政治舞台開放給反共人士。說到底是英國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一些代理人，還是不願意把香港的主權包括行政權真正交到中國人手裡。而金庸牽頭制定的「主流方案」，既把香港的政制模式統一到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略上來，同時又維護了香港人的利益，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傑出貢獻。

從接受中央政府的委任參與起草到完成香港特區基本法，大約花了5年時間。1997年7月1日，基本法在香港正式實施。2000年，金庸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的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這證明他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政治體制篇章時提出的方案是正確的，更是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市民對他的讚賞。

責任編輯：李衛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