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古代的婚俗 （高建軍）

淺談中國古代的婚俗　　　

　　中國的傳統婚俗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統的體系。這個體系涉及中國人婚姻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反映了中華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但中國的婚俗文化也有一個發展完備的過程，經歷了從原始初民的粗獷、童真式的「開放」，到封建社會中晚期的成熟、系統的封閉。本文就中國婚俗文化的幾個方面進行探討論述，希望能對中國幾千年的婚俗文化有一個大體的把握。

　　「婚姻」一詞在古代漢語里指男女雙方的父親。《禮記·昏義》上又說「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可見在古代人眼裡，婚姻僅僅是兩個家庭之間的一種社會性的締約，婚姻的目的也是傳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唯獨與男女當事人沒有關係。而且在古代人眼裡，婚姻的實質也並不是夫妻雙方的美滿幸福，而是崇上與接下。所以，在今天人看來，中國古代對於婚姻的觀念是重形式大於重內容，重社會性大於重夫婦的個體性。從上述對於婚姻的這種定義看，基本上沒有夫妻雙方的影子，在這種婚姻里，夫妻既不是主角，也不是主要參與者，甚至連配角都不是。他們就象道具、擺設、木偶，任人擺布。無論是對於婚姻儀式的舉辦，還是對於婚姻的目的和實質的看法上，他們都沒有發言權。孟子更進一步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話使上述古人對於婚姻的定義的兩方面內容結合了起來。並突出了祭祀祖先的優先地位，就是說，傳宗接代是為了祭祀祖先。這種思想一直貫穿了中國二千年的封建社會，並一直在從上到皇親國戚、下至尋常百姓家佔據著統治地位。甚至，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直到今天，此種思想仍然死而不僵，並有著相當的市場。不過，今天大多數人對於婚姻的理解畢竟已經大大不同於古代。至少在追求夫妻個體幸福方面，現代人已經將之放到了婚姻的第一位。而且現代人對於婚姻的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問題的認識上，也與古人有了根本的區別。古人是重形式大於重內容，今人則正好相反，是重內容大於重形式。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大量的未婚同居，試婚，「丁克家庭」等現象就是對於傳統婚姻觀念的一種稍顯激進的「矯枉過正」式的反動。不過，正常的生兒育女、道義上的夫妻雙方的相互忠誠、尊老愛幼等等，畢竟是對社會的一種負責。在這些問題上的激進，至少在現在看來是一種逃避義務的自私行為。因此，回顧中國幾千年來的婚姻發展的歷史，找出其具有永恆價值的一面，批判其封建糟粕的一面，對於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仍不無借鑒意義。

　　　　一、先秦「淫奔」之風

　　先秦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哲學和文化的軸心時代。其時，民風樸厚無文，社會處於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的大情境之中。而儒家的學說思想還沒有佔據統治地位，因此，人們在男女關係方面基本上是「情之所至」「率性而為」。許多在後代人看來傷風敗俗、驚世駭俗，甚至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的行為在當時則並不被人認為有什麼不正常。史籍中，此類思想和事件屢屢出現，證明先秦時代人們的性觀念還是十分「開放」的。

　　　　《易經》繫辭下傳里有這樣幾句話：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白虎通德論》解釋這句話：「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完全肯定了男女交合的人倫意義。而《易經》將「男女構精」看作是「萬物化生」的本源，從思想上承認男女關係對於萬事萬物的重要意義。思想是實際的反映，《易經》對男女關係給與如此之高的評價，至少說明，在先秦知識階層――其實也是社會的主流階層，因為當時受教育的權力還掌握在少數統治者手中，《易經》之作者必屬於社會主流階層――眼裡，「男女構精」具有重要的本源意義。他們對於男女性關係的看法還沒有後世的不潔感。而且，即使從唯物主義角度來說，《易經》的這種「萬物起源說」也並非全無道理，從這一點來看，又可以說明，先秦時代人們對於性不僅沒有不潔感，而且沒有神秘感。

　　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男女關係上似乎是非常隨便的。後世的廉恥觀念幾乎是不存在的。這樣的記載史不絕書。比如：「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左傳·桓公十八年》）文姜是魯桓公夫人，齊侯是齊襄公，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再比如：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左傳·宣公九年》）君臣三人與一個女人私通，還都穿著這個女人送給他們的衣服在朝堂之上互相炫耀、開玩笑。這在後世人們眼中簡直是無恥之尤。再比如：「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慾通之，而不可。」（《左傳·文公十六年》）襄夫人是公子鮑的祖母；祖母要與孫子私通，真是駭人聽聞。

　　《詩經》中涉及到這樣的淫亂的例子也不少。上面提到到文姜與齊侯齊襄公的通姦就在齊風的《載驅》和《蔽笱》里有所表現。鄘風中的《牆有茨》、《君子偕老》，邶風中的《新台》寫的是衛宣公強佔為兒子娶來的齊女宣姜。陳風《株林》就是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的醜行的。另外，象一見鍾情、野外幽會、大膽私奔等情況，《詩經》里都有描寫。

　　除了這些，先秦時期還有一種「轉房制」。所謂「轉房制」，就是子弟在父兄死後，娶庶母及兄嫂為妻的婚制。例如，嫁給晉文公的懷贏，就曾先嫁晉懷公，懷公死後，秦穆公就把懷贏納於文公。文公是懷公的叔父，這是叔姪間的轉房。而象兄弟間及父子間的轉房亦有記載。

　　除了轉房制外，先秦時還有一種「劫奪婚」。即通過強行劫奪的方式達到成婚目的的一種婚娶方式。每當部落或氏族間發生戰爭，婦女便成為掠奪的對象。除了殺掉外，則「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如《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又，《易·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無尤也。」將娶親的人誤認作寇，可見當時搶婚之風之盛。

　　性開放的觀念不僅表現在行動上，還表現在平常生活和交往中毫無顧忌地談論此事，而並不以為丑，而將之當作慣用而常見的事情。如《戰國策·韓策》中，秦國宣太后對韓國的使臣的一段話：「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公開地對外國的使臣談論自己的房事，而竟能如此從容坦然，也足見當時人們對於男女關係的不在乎的程度。

　　許嘉璐先生在《先秦婚姻說略》中說：「先秦，確切地說是春秋戰國時代，婚姻問題正處在以整易『亂』、由寬到嚴的過渡階段，既有前代的遺蹤，又有後代封建囚籠的雛形。」信然。

　　二、古代婚姻的聘禮與媒人

　　中國乃禮義之邦，是講「禮」的國家。中國古代尤其如此。這在婚姻上也不例外。在古代婚娶中，聘禮與媒人佔據極為重要之地位。幾乎無媒不成婚。傳統所謂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聘禮當然就是指一定的禮品。這種作為婚姻聘禮的禮品的種類、數量、貴重程度，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地位都有所區別。比如，《東漢會要·禮四》里記載，桓帝娶大將軍梁冀的妹妹為皇后，「聘黃金二萬金，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這樣貴重的聘禮一般家庭的人是難以想像的。但聘禮無論貴賤多少，作為傳遞情意的媒介的作用卻是一致的。在社會生產力尚不十分發達的先民時代，一枝花、一顆果、一件粗糙的手飾都可以用來當作聘禮。如《詩經》邶風《靜女》一詩說：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悅懌汝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匪汝之為美，美人之貽。」

這首詩里的「彤管」和「荑」就是聘禮。再比如《詩經》衛風《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詩里的「木瓜、木桃、木李」和「瓊琚、瓊瑤、瓊玖」也是傳情達意的聘禮。此種投桃報李式的交往基本上是自願的。只要一方停止送禮和拒絕收禮都意味著雙方關係的終結。進入階級社會後，聘禮變得貴重起來。往往金銀、布帛、牛馬等都被用來作為聘禮。

　　媒人是在一夫一妻制形成之後才出現的。媒人既為男女雙方的婚事奔走，也在雙方出現糾紛時從中調停。但在封建社會，媒人是雙方家長意志的代理人。《詩經》豳風《伐柯》里說：「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說明媒人在婚姻締結中的地位非同小可。

　　由於媒人是雙方家長意志的代理人，因此，他的意見左右甚至決定了婚姻的成敗。媒人在雙方家庭之間前後周旋，上下其手，其作用別人無法替代。《世說新語》曾記王羲之坦腹東床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郄家女和王羲之都處於絕對被動的地位，在這場相親事件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那個代表郄家去相親的媒人。

　　媒人在古代又可分為官媒和私媒兩種。《周禮·地官·媒氏》說的「掌萬民之判」的「媒氏」，與《管子·入國篇》中的「凡國都皆有掌媒，」主管「合獨」的媒妁都是官媒。而《戰國策·燕策》說的「周地賤媒」的媒人，當屬私媒。而且據史料記載，宋代已經有了媒人的行會組織。元代媒人更是由鄉社推選出來後註冊於官，政府給他們頒發相當於《婚姻法》的《至元新格》，使他們有法可依。

　　媒人似乎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文化特產，它反映了中國農業社會人與人，特別是男女之間相互隔絕的一種文化情境。但中國的媒人傳統雖長，卻沒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行業特色和行業資源。其輻射性和擴展力也一直局限在「專業媒婆」這一狹窄身份上，並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走向衰亡。

　　三、古代婚姻的禁忌

　　古代婚姻的禁忌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同姓不婚，一是姻親間禁婚，一是禁娶親屬妻妾。

　　同姓不婚在中國是一個很久的傳統禁忌，從周朝起就是這樣。姓的起源原來是血統的一種標誌，最初，同姓的都有血統關係。所以在同姓之間禁止發生性關係。《禮記》所謂：「合二姓之好」就是這個意思。《禮記·曲禮》說：「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我國古代所以規定同姓不婚，除了出於倫常的理由，還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人們認為同姓的結合對於子孫後代是有害處的，這樣的結合後代不會繁殖。同姓不婚的禁忌，在法律上一直保持到封建社會的末期清朝。實際上隨著人口的增殖，同姓已經和同宗不同，大量同姓的人未必有血緣關係。但在法律上，仍然禁止同姓結婚。唐朝對同姓結婚的人處徒刑二年。同姓又同宗的加重處分，以奸論罪。（《唐律疏議》）明清時代法律規定，同姓為婚的各杖六十，離婚。對於同宗的，分別有服親和無服親處分輕重不同（《明律例》、《清律例》）。法律上雖然規定同姓不婚，但是法律規定與社會實際生活是有距離的。自從姓氏失去原來的意義，同姓並不一定是同血統的標誌時，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儘管法律上仍舊保留這種規定，實際已經與社會脫節，成了一紙空文。

　　姻親間禁婚。中國古代，外親之中，有些親屬之間也是不許結婚的。較近的親屬又有尊卑輩份不同，如舅與甥女、姨與甥男當然在禁止之列。即或親屬關係較遠而尊卑輩份不同的，如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堂姨、母之姑、堂姑以及小於自己的輩分的堂外甥女、子媳、孫媳之姊妹等都不許通婚。姑表、舅表、姨表兄弟姊妹的婚姻，在唐、宋兩朝是不禁止的。但明、清兩朝則禁止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結婚。但在實際生活中，中國人是特別講究「親上加親」的，因此，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結婚是非常普遍之現象。如宋朝大文學家蘇洵的女兒就嫁給舅父程浚的兒子為妻，大詩人陸遊娶的就是他的表妹唐婉。衣冠之家如此，流風所及，一般百姓家可想而知。明、清兩朝雖然明文規定不許中表結婚，但廢止此禁的也是這兩朝。原因就是民間相習為俗，法律欲禁也禁不了。只好聽之任之不作處理採取一種「民不反，官不究」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清朝則以判例廢止了原來的法律。

　　禁娶親屬妻妾。中國古代極端重視倫常，親屬的妻妾與其夫家親屬之間發生性的關係是絕對不容許的。在她的丈夫活著的時候有犯奸行為固然要嚴加治罪。即或丈夫已經死了，也只能改嫁外姓，而不能與夫家的親屬結婚。否則不但要治罪，還要強制離婚。至於與近親屬配偶為婚更被看作滅絕人倫。明、清律規定，「收伯叔母，各斬立決；收兄弟妻者絞決。若為親屬之妾則各減妻罪二等。」對於已經離了婚的或者改了嫁的親屬的配偶，則被認為原來的夫妻之情已絕，不同於從一而終的婦女，可以從輕發落。所謂娶親屬妻妾的禁忌，原來只限於同宗親屬。但外婚之中如舅甥雖不同姓而親屬關係較近的，也列入禁忌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