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是如何評出的？

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生於一九三〇年。瑞典著名詩人、小說家。他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文學教授，一九八五年被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著有詩集十二部，長篇小說七部，文論集九部，其中專門介紹諾貝爾文學獎的《諾貝爾文學獎——選擇標準的探討》被譯成多國文字出版。

李森：前幾年，中國民間文學人士有個說法，中國旅外詩人北島差點兒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街談巷議很多，不知這件事是否是真的？有人認為，北島之所以會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因為他寫的是一種可譯的「世界詩歌」——他的詩歌里有很多意象、句型都可以直接在英文當中找到對應的翻譯。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謝爾：首先，我們並沒有把誰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種說法。因為我們認為，任何人都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世界上任何一位文學教授、語言學教授都可以給瑞典文學院提交諾貝爾文學獎的推薦書。其次，需要補充的是，瑞典文學院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推薦書的截止日期是每年的二月一日。因此，如果誰想要推薦某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就得在當年的二月一日以前把推薦書寄給瑞典文學院。但這樣的推薦書不是寄給某個人，而是直接寄給瑞典文學院。

李森：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對某位文學家的評審，是否考慮評審對象的政治背景？這也是一個關心諾獎者議論很多的問題。

謝爾：需要說明的是，瑞典文學院並不受制於政府。甚至，當我們的人民不滿意現在的政府時，選舉的時候我們就另選一個政府。瑞典文學院的意見從來不受政府干預。不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來看，瑞典文學院都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因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與頒發從來不受政府意見的影響。例如，一九七○年，瑞典文學院要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但當時的瑞典政府認為，如果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索爾仁尼琴，將會影響瑞典和前蘇聯兩國之間的關係。瑞典政府由此建議瑞典文學院重新選定獲獎人。但是，瑞典文學院的委員們一致認為，索爾仁尼琴是當時最優秀的作家，他們決意要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索爾仁尼琴！

李森：據說，中國現代作家魯迅曾有機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拒絕了，有這回事情嗎？還有沈從文等中國作家呢？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已經成為個別中國作家的一塊心病。

謝爾：一九三六年，瑞典文學院曾考慮將魯迅作為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但結果是，魯迅不僅拒絕參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而且還認為，當時的整個中國都沒有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不久之後，魯迅去世。在魯迅之後，另一位中國作家沈從文被提議授予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可他卻於一九八八年去世了。

李森：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作家中，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是否曾經因為沒有頒獎給其中的某些作家而感到遺憾？比如阿根廷作家、詩人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Pound）、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華萊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等偉大的詩人和作家。由於許多二十世紀的偉大詩人和作家沒有獲獎，諾獎常常被人詬病。

謝爾：是的，有很多遺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瑞典文學院頒發了很多不好的獎項。當時我們持有大眾化的標準——這源於我們對諾貝爾本人遺囑的理解。諾貝爾希望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能夠為全人類帶來益處的作品，而我們對此遺囑的理解是——這樣的作品應該是所有人都能夠讀懂的作品。那是一個很大眾化的十年——獎項頒給了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賽珍珠（Pearl Buck）等作家，而沒有頒給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詹姆斯·喬伊斯等很好的作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被我們否定了。那段時期很不好。但是，二戰以後，好的階段緊接著就來了。那時，新的一代，也就是被三十年代的文學實踐激怒的一代，他們想讓文學先鋒和文學革新者獲獎。他們想從保爾·瓦萊里（Paul Valery）開始，但瓦萊里最終還是被否決了——因為他的作品太難懂。一九四六年，瑞典文學院開始採用新的評審制度，那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黑塞曾經因為他的文學現代性被評審委員會否決。他把人類視為碎片化的存在，以及他虛幻的風格，都太「現代主義」了。但他現在已經被視為偉大的革新者，同時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此外，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也曾經因為他的同性戀問題被否決。安德烈·紀德確實是位文學革新者，他的《偽幣製造者》是一部偉大的小說。在這之後，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T.S.艾略特（T.S. Eliot）和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創作者。尤其是威廉·福克納，他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那時候，福克納根本不出名，但對於後來所有的文學而言，福克納確實是一個強有力的影響。首先，他對於法國新小說有很大影響，後來，他又引發了拉丁美洲的文學繁榮，包括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ia Marquez）等等在內的所有這些作家都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後來的另一些作家，比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也受到了福克納很大的影響。

李森：二十世紀以來的拉丁美洲文學確實很繁榮，獲得過諾獎的有智利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ia Marquez）。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一位秘魯作家。當年阿根廷作家、詩人博爾赫斯本來應當獲諾貝爾文學獎，但他為什麼最終沒有獲得這一獎項？

謝爾：一九六七年，拉丁美洲的阿斯圖里亞斯（M.A. Asturias）獲獎了。他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先驅。當瑞典文學院討論阿斯圖里亞斯的時候，我以前的導師，也是諾獎評委會委員之一，他提議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阿斯圖里亞斯和博爾赫斯共同分享。但是很遺憾，他們沒有分享這一獎項。我們接著說博爾赫斯——雖然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因為博爾赫斯被視為候選人的時候，正是阿根廷法西斯獨裁者統治期間，於是，瑞典文學院等待了一段時間，當學院再次將博爾赫斯列為實力強勁的候選人時，他卻去世了。

李森：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和法國詩人蘇利·普利多姆（Sully Prudhomme）本來都有可能獲得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該獎項最終頒給了蘇利·普利多姆。那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是以什麼樣的標準最終決定把獎項頒給蘇利·普利多姆？

謝爾：你注意到我那本小書《諾貝爾文學獎：謝爾·埃斯普馬克的介紹》（The Nobel Prizein Literature：AnIntroduction by Sture Allen，KjellEspmark）嗎？它是一本很薄的書，我認為它是介紹諾貝爾文學獎的濃縮品。在那本很薄的書里，你能找到你所有問題的答案。並且，它也解答了為什麼托爾斯泰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問題。在剛開始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頭十年，學院非常保守，他們首先維護的是上帝、王位、國王、家庭。當然，他們認為《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偉大的小說。然而，托爾斯泰批判《聖經》，批判國家，批判和諧，而這些都違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理念，也違背了諾貝爾本人的觀點。所以，事實上，剛開始的那個時期很糟糕。

李森：在美國詩人當中，羅伯特·弗羅斯特和艾茲拉·龐德是不是也有可能獲獎，他們是不是也是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遺憾呢？

謝爾：對於艾茲拉·龐德來說，事實上不是的。諾貝爾的遺囑中寫道，「理想的、完美的寫作」——這與理想主義寫作不同，這講的是人性。如果你走得離人性太遠——比如說龐德，他讚美德國人對猶太人的處決，還讚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還警告美國的猶太人也會遭到滅絕——這都是人性所不能容忍的。通常，我們認為政治與獎項的授予無關，但如果他離人性太遠，以至於想要從人類當中消除人性的話，那就太過了。然而，他是個偉大的詩人，但他很瘋狂。他曾在義大利的廣播電台，發表反對西方國家和前蘇聯的言論，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辯護，那令人反感。

李森：那麼被稱為美國民族詩人的羅伯特·弗羅斯特呢？他的詩別具一格，充盈著偉大人性的光輝和淳樸善良的人間情懷，在美國家喻戶曉，對於瑞典文學院而言，他是一個遺憾嗎？

謝爾：你可以說這是一個遺憾。但諾貝爾文學獎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獎項。每年的獎項有三位候選人，比方說一九六九年，有很多候選人，比如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W.H.奧登（W.H.Auden）等作家，但最終獎項頒給了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這就意味著其他候選人不能獲獎。貝克特也是很好的作家。我們把獎項頒給這個人，也就意味著此人以外的其他人在當年無法獲得這一獎項。我因為很多作家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遺憾。每年的三四位候選人中，只有一位能獲獎。

李森：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十八位委員中，只有一位評委馬悅然（Goran Malmqvist）先生懂得漢語。這會不會影響漢語作品的獲獎幾率？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漢語作品獲獎，那這是不是意味著馬悅然評委的意見最為重要？

謝爾：事實上，這與只有一人會講漢語沒有任何關係，每位委員都理應熟悉中國文學。並且，我們有自己特別的統計系統，我們並不局限於來自外部的提議，我們也有來自全世界的報告。誠然，學院內部有懂得各種語言的評委，委員們講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俄語，但如果某部文學作品沒有通用語譯本的話，我們會組織我們自己的翻譯，並且，每種譯本會備有十八冊。如果作品看起來有趣的話，作家就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某位作家不為委員們所知的話，我們不僅會聽取來自作家本人的報告，而且，也會聽取來自作家本地區的其他作家的報告——因為作家本土的學院或大學可以（向瑞典文學院）提交由二十位教授集體簽名的報告，作家的朋友們也可以提交這樣的報告。我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不，一定不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終結果要由十八位評委共同決定。最重要的是，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誰不可能由某個人單獨決定！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從來都不是由我們當中的某一位成員決定——但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例如，我們有一位成員是重要的詩歌評論家，他把很多歐洲現代主義作品、美國現代主義作品、西班牙現代主義作品介紹到瑞典，很多人認為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真正評委，於是，一位獲獎者得獎之後去感謝他，可是，這位獲獎者並不知道當時這位評委投的是反對票。當然，並不是每次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而有時候是這樣。事實上，像我一樣的個別評委有時候會強烈希望某位作者獲獎，但如果他不能說服其他評委的話，那麼他就得承認自己是少數。因為這個獎項的評定得依據大多數評委的意見。人們常常問我：難道你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位或者那位作家嗎？與紐約、倫敦，或者巴黎相比，很多關於世界文學的信息是在斯德哥爾摩搜集的，那是因為很多國家的文學視野比較狹窄，尤其是美國，翻譯文本的數量大約只佔圖書產量的2.7%或2.8%，而在瑞典等歐洲國家，圖書產量的50%都是翻譯文本。在美國，翻譯的比例只有2.8%左右，他們只有很少的譯本，所以翻譯在美國事實上是邊緣化的。他們與在歐洲、中國發生的事沒有太多交流。對於作者而言，確實如此，美國的作家常常和法國有聯繫，但美國的讀者卻不知道外面正在發生什麼。

李森：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委員是否會接受某國政府的邀請訪問某個國家？

謝爾：不會，也從來沒有過！我們從不接受政府、評論家、編輯的邀請。

李森：瑞典著名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有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嗎？

謝爾：如果這在我的書里沒有提到的話，那麼我也就不能多說什麼了。不過，每一位優秀的作者都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

李森：瑞典文學院應該毫不猶疑地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不應因為他是瑞典人，評審委員會就有所顧忌，怕引來非議。特朗斯特羅默獲諾貝爾文學獎當之無愧，在我的閱讀視野中，他是歐洲當今還健在的最偉大的詩人。他的玄學詩有滾動物象、震醒審美的力量，突然爆發的、橫空而來的比喻讓你猝不及防，非常高級，哪怕是一些具有敘事特徵的詩，也非常迷人。儘管他的詩歌作品不算多，只有不到二百首，不過這已經足夠。

李森：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在評審的時候，會不會考慮地區的分布，比如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

謝爾：你帶了我送你的書嗎？讓我在書上指給你看。——你瞧，在書後的附錄里，有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名單，這個名單並沒有提及國家和地區。

李森：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澳洲這樣的地區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不是說那個地方的文學水平還有待提高呢？

謝爾：有一個。一九七三年，澳大利亞作家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hite）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有些國家從來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比如說比利時、荷蘭等國。他們對此很憤怒。有些作家已經離諾貝爾獎很近了，可是他們並沒有得到大多數評委的認可。

（作者簡介：李森，生於一九六六年。中國當代詩人，文藝評論家，雲南大學教授。著有《李森詩選》、《荒誕而迷人的遊戲》、《我心中的畫師》等著作十六部。文章摘自《東吳學術》2016年第2期，原題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