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怎會不知道這些「壞人」

[摘要]皇帝不是不能為，而是不肯為。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歐美人文學術主流從精英階層到下層民眾，從政治到文化的學術轉型，對於帝制時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也轉到向來為人忽略的下層群體。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白瑞德（Bradly Reed）的《爪牙：清代縣衙的書辦差役》（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該書以近年來公布的四川巴縣檔案為基礎，詳實而系統地分析他們的政治角色和社會功用，以及他們的生活、收入來源，試圖透過下層社會的運作探尋帝制晚期中國社會的歷史底蘊。

按照著者的看法，自宋以後，中國縣級政權都是由一套非正規的人事制度和行政機制所主導，從法律角度看，它們的存在是缺乏依據的。對於這套機制及建立於之上的地方行政制度，北京政府既缺乏清楚的了解，又無力控制（pp.4-5）。換言之，下層吏役的支配地位與中央政府對他們的無知和無力控制息息相關。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討論中，下層吏役主導性及其成因利弊也是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從宋代名儒葉適到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都認為他們是專制皇權為強化集權有意而為的制度設計，這與白瑞德的分析截然相反。本文試圖就兩者異同產生的由來，檢討此書所體現的時下下層研究的方法論缺失，以及本土資源對彌補這種缺陷的意義。當然，這樣做未免有失公平，因為它只是討論其中一個問題，無法就該書的貢獻予以恰當的表彰，這是事先要向原著者和讀者致歉的。

吏役捕快是帝制時代中國政治制度運作中一個奇特而又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說是官，他們卻完全在官僚精英群體之外，沒有官方認可授予的職銜編製，沒有政府建立錄用解聘制度，沒有朝廷下撥發放的俸祿。到了明清時代，一旦淪為吏役捕快，就同戲子、妓女、奴隸一樣，永遠失去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因此，他們在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其實是和官僚精英完全對立的一個階層。他們在身份上固然是低於士農工商的社會賤民，但卻能橫行鄉里，把持官司，敲詐勒索。他們是官僚士大夫極其鄙視的一個群體，在宋元以來的公私文獻、詔諭公文、小說戲曲中，這個階層往往被斥之為吏蠹。但他們又是帝制時代王朝統治的基礎。眾所周知，兩宋以降，帝制政權統治的人口動輒超億，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規模相對有限。如何以有限的官僚隊伍，有效實現對廣袤的疆域、眾多的人口有效穩定的統治？如何讓皇朝的權威滲透到帝國每個偏遠的角落，進而確保王朝統治的長治久安？這些問題的解決幾乎完全依賴於吏役書辦。沒有這個群體的介入，帝國的政令無法滲透到縣級以下的基層社會，政府也無法徵集到維持政權必需的賦稅徭役。

為什麼中央政府要仰賴這樣一個地位卑下的群體來控制基層民眾？應該說，在強化集權方面，中央政府向來是既不缺乏資源，也不缺乏權謀和手腕。從宋到明清，皇帝通過廢除宰相制度、設立軍機處等方式，成功地打擊和限制官僚的權力，強化自己對官僚集團的控制，這種限制和打壓在明朝的洪武、永樂時代，以及清朝雍正、乾隆時代達到頂峰。無論是封疆大吏，還是文人學士，無不為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專制君主憑藉這樣強有力的手腕和動員力量，完全有能力擊敗那些身份卑微、惡名昭彰的吏役書辦的任何抵抗。但是，從宋到清，皇帝對吏役書辦從未像整治官僚隊伍那樣雷厲風行，也沒有通過制度改變的方式加以控制。在這漫長歷史過程中，吏役書辦的勢力不僅沒有受到遏制，反而日益強大。

到了晚清，著名學者郭嵩燾甚至認為清朝是「與吏役共天下」。這種說法雖不免誇張，但是絕非完全沒有根據。早在乾隆時代，乾隆皇帝就驚訝而惱怒地發現，許多吏役書辦操縱政事上下其手，氣焰熏天，甚至連一些滿洲官員都和他們稱兄道弟，在有關詔旨中痛加斥責（詳參《乾隆實錄》卷六六四，乾隆二十年六月丁酉條；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乙丑條）。不過，乾隆的嚴詞切責似乎並不新鮮，明清兩朝的實錄、經世文編和其他政書中，這類批評不知有多少，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徵引了。由此可見，吏役書辦的腐敗問題，並沒有脫離朝廷和官僚集團的視野，相反，他們對其危害和成因有清楚的認知。因此，白瑞德認為，帝制後期中央政府無知且無力控制地方社會以吏役書辦主導的非常規體制，終於導致後者的泛濫，這個結論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麼，傳統中國社會精英又是如何解釋這個問題呢?他們是從皇權和吏役書辦相反相成的複雜權力關係中尋找答案。最早注意這一問題實質的恐怕是宋儒葉適。根據他的觀察，宋代已經出現「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現象。「官無封建」者，意謂為官者任期一到，就得捲鋪蓋走人。那些欺壓小民的書辦吏役反而可以無論官場風雲如何變幻，都能如封建時代的諸侯，父沒子承、代代相傳。到了明朝末年，吏胥勢力已經是根深蒂固，以至於顧炎武在他的名著《郡縣論》不僅對葉水心的觀察完全認同，而且加以引申：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那麼，皇帝為何允許吏役書辦的這種牢不可破的世襲制度出現呢?無論是葉水心，還是顧炎武，如果地下有知，絕不會認同白瑞德的皇帝無知說。相反，在他們看來，這實際上是帝制時代君主體製為一己之私利為而人為製造的。葉適指出，宋初以來，朝廷鑒於晚唐五代藩鎮割據之勢力，有意識地通過扶持吏胥階層來強化皇帝專制制度，「夫以二百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指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引者注）為得……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任而任吏」（《水心先生別集》卷十二，《法度總論二》）。

身當明末亡國痛劇的顧炎武對於帝王藉助吏胥階層維持一姓專制體制，有著更透闢的分析：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日知錄》卷十三「守令」條）

原來，「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想要「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於在上」。「寄之吏胥」為何能收權於上呢? 以顧炎武學識，未嘗不知其中不堪道出的心計和權謀，或許是為尊者諱，只是點到即止。從傳統政治機構看，這也許是帝制時代君主可能採用的最徹底和最有效的專制集權策略。天子總攬全局，通過人臣貫徹自己的意志和命令。人臣雖然代天治民，但多數情況下都是間接地通過吏胥完成天子賦予的各種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使命，特別是收稅、征役這兩項關乎帝國延續的根本。在這政治格局中，身處最底層的吏胥階層實際上是「一仆二主」，名義上屬皇帝的臣僚，每日真正打交道的，同時又主宰他們命運的卻是那些官僚。這種架構對皇權的潛在威脅是顯而易見的：地方官員一旦掌握了吏胥，也就掌握了建立自己勢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有可能也有實力逐步架空、挑戰甚至取代皇權。換言之，書辦衙役既可以服務於皇權的鞏固，也可以支持政權的離心力量。可以證實這個論斷的史實真是太豐富了。

根據嚴耕望先生的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級地方官自由任用本府屬吏，上級和中央政府絕不干涉」（《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五章第八節）。按當時人的話，就是「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周書·蘇綽傳》，轉引自同上嚴著第十五章第七節）。在晚唐五代藩鎮割據之際，類似情況當然更為普遍。這種政策如顧炎武所稱道是，有利於地方官員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處理和解決地方問題。但是，其消極後果可能就是，地方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吏胥變成實現自己而非王朝利益的工具，甚至以此為基礎，夯築挑戰專制君主的力量。魏晉南北朝之皇權基礎不穩，晚唐五代的藩鎮尾大不掉，恐怕與此不無關係。

很顯然，專制君主只有切斷人臣和吏胥結盟的可能性，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地方勢力的挑戰。不給吏胥俸祿，實行官吏分流（詳參葉煒《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實行非常規任用，就縮小了官僚集團對之影響操控的途徑。使之通過各類陋規和手續費，取財於民，又把他們置於地方民眾的對立面；降低其社會地位，令其身份等同於比平民低賤的奴隸倡優，政治上就把他們和普通民眾以及士紳隔離開來，成為孤立於社會主流階層的小群體。經濟收入的不固定，政治社會地位的卑下，不僅使之缺乏挑戰皇權的號召力和資源，也使之失去對其他社會群體的吸引力。因此，在明清時代，那些吏胥中的某些個人可能勢焰熏天，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始終是名聲狼藉。正因為此，他們的子承父業，世襲罔替，不僅不威脅中央權威，反而有助於地方管制力量的穩定。在帝制後期官僚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背景下，這種穩定性對於皇權控制基層社會就更至關重要。

當然，皇帝也要為此付出代價，他必須容忍吏胥貪瀆勒索他的臣民。看著基層吏胥把本該歸朝廷的稅收納入自己的腰包，皇帝自然不滿意。但是，他們同樣清楚，要讓老百姓免於吏胥勒索，他們就得在集權體制上作出犧牲。因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捷徑，就是把這些吏胥從非正規化到正規化，納入官僚體制的理性化管理，給予固定收入，實行上級監督。不過，這樣一來，對吏胥的管理又會回到魏晉南北朝或晚唐時代的格局，民眾日子在某些方面可能好過，官僚集團權勢肯定要增加，但是，皇帝可能就睡不踏實覺了。這自然是嗜權如命、恨不得把一切可能權力都集中於自己手中的歷代君主斷斷不為的。

因此，在晚期帝制歷史上，會看到一種有趣的現象：那些誅戮權臣名宦如草芥的雄主霸王，在吏胥貪瀆問題，卻始終是鞭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明清之際的侯方域就感慨道：

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可御，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舉，至於此極者。（《清經世文編》卷二五，侯方域「吏胥論」）

從上面分析不難看出，皇帝不是不能為，而是為了「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不肯為，不僅不肯為，甚至是有意縱容。白瑞德的無知論和顧炎武的「君主自私論」相比，真是高下立判。

不過，完全責怪白瑞德也不公允。首先，傳統帝制中國制度史研究本身就常常忽略這個問題。在白著之前瞿同祖的名著《清代地方政府》雖然注意到以吏胥為主體的基層政府非常規性質及其低下的社會地位，但同樣沒有從「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專制體制背景下加以分析解釋。更重要的原因是當代西方下層理論自身的缺陷。這一理論聲言要通過發掘下層民眾的歷史主體性來展示為精英取向的歷史敘述所埋沒的歷史，其宗旨無可厚非。但是，他們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在強調下層民眾歷史主體性的同時，又陷入為下層而下層，甚至理想化下層的趨勢[可參看美國學者弗羅倫絲·梅隆（Florencia E. Mallon）的有關論述]。另一方面則是脫離精英主導的歷史特點，忽略了傳統社會中上層與下層、精英與民眾之間複雜纏繞的相互關係，迴避下層社會自身陰暗和消極的層面，因而對下層社會本身的許多特質都無法做出妥當的解釋。如果說，傳統精英取向的歷史敘述因為過於保守而陷入困境，新文化史則是因趨新過度，忽視傳統研究成果而漏洞頻現。白瑞德的「無知論」不過是這種缺憾一個具體而為的體現。對於這種缺陷，來自下層研究發祥地印度的學者有所反省，其研究重鎮《庶民研究》在2000年新出版的第十卷前言就為糾正這種偏向而強調：「我們已經拓展了批評的焦點，以便將精英的文本和實踐包括進來……不論是精英的實踐、國家政策、專業學科、文學文本、檔案資料還是語言都將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內。」

當然，在同一年出版的白瑞德著作不可能同步跟進這一最新成果，在運用其理論時，自然也無法避免其已有的缺陷，而從精英與下層複雜關係中探討清代縣衙差役的社會和政治功能。從這意義上，顧炎武的《郡縣論》《日知錄》雖然是三百年前傳統士大夫留下的帶著濃郁精英偏見的社會批判，但卻可能保存著讓白瑞德這樣二十一世紀研究者走出明清下層差役書辦研究理論困境的源頭活水。重視這一寶貴的本土理論資源，則是當下中國下層研究者向前推進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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