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聶巧平：宋代杜詩學論

　　綜觀杜詩的接受過程，其詩名和影響肇始自中唐元和（806-820年）時代，極盛於北宋元祐（1086-1094年）之後，由此奠定了杜甫作為我國古典詩歌史上偉大詩人的不朽地位。從宋初迄清末，有關杜詩的注釋、評點、詩話、論著等專門著述達800餘種，至今可見者有200多種。對這份寶貴遺產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形成了杜詩研究的專門之學——杜詩學。自宋代開始，它一直是一門顯學。杜詩學興盛於兩宋，成熟於明清。「杜詩學」一名的確立，最早見於金人元好問的專著《杜詩學》。此書現已失傳，（註：周采泉《杜集書錄·內編》卷八著錄《杜詩學》存於《螢雪叢書》中，今查《螢雪叢書》無。現存各種《杜集》版本書目均謂此書已佚。）僅序言《杜詩學引》得以保存，其序對歷來杜詩注本作了概略評價。

　　 中晚唐及北宋初，杜詩散佚世間，人自編摭，世無定本。唐樊晃編成的《杜工部小集》，搜杜詩僅200餘首，開啟宋人輯杜之先河，其《小集序》是今人了解杜詩在大曆初年流傳情況的珍貴資料。中晚唐五代杜詩述評中產生的主要觀點有元稹、白居易的儒家教化說，（註：按：此論散見於元、白二人有關新樂府的詩論篇章中。）元稹的「集大成」說和李杜優劣論（見《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並序》），孟棨

　　 「詩史」說。（註：見《本事詩》，《歷代詩話續編》本，第15頁，中華書局1983年。）宋初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極力附和唐人之說。之後，蘇軾又稱杜甫其人「忠君」、其詩為「百世師」；秦觀譽其詩是「集大成」；黃庭堅言其詩「無一字無來處」；楊萬里稱其為「詩聖」。尊杜、論杜、學杜是宋詩壇的整體風尚。宋人對杜詩的精心研習影響著宋詩特質的形成和發展，宋詩的發展又對杜詩學的成熟起著推動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並行互動的因果關係。宋人對杜甫及其詩歌典範意義的探討與宋詩的建設同步發展。

　　 一

　　 宋代古文運動復興之初，宋人承中唐韓愈道統之說，欲建立文章之正統，且使文統與道統合二為一，而杜甫與韓愈則是宋人詩文革新運動中樹立的兩面旗幟。自柳開開始，韓愈就在道統與文統兩方面受到推尊。柳開《應責》云：「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他要求為文須「有意於聖人之道」；（註：柳開《再與韓洎書》，《河東先生集》卷九，《四部叢刊》本。）「務將教化於民」（同上，卷六，《答臧丙第三書》）王禹偁作文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註：王禹偁《答張扶書》，《王黃州小畜集》卷一八，《四部叢刊》本。）強調文章濟世致用，關注現實。稍後，以王禹偁為代表的白體詩人也表現出改革詩風的願望並付諸實踐。王禹偁為詩學白居易，但其創作並未局限於白體，而是善於兼融眾家之長。據《蔡寬夫詩話》記載，王禹偁之子嘉祐謂其作詩與杜子美「暗合」，王氏頗為自得，遂復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日長簡仲武》雲「子美集開詩世界。」王禹偁是宋人中第一個認識杜詩推陳出新開闢新的藝術領域的人。在杜詩「不為近世所尚」（註：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志銘》，《安陽集》卷五十，《四庫全書》本。）的宋初詩壇，王禹偁能給予杜詩如此高的評價，是頗具識見的。「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贈朱嚴》）是他對唐代詩與文兩個創作領域典範的選擇。

　　 宋初古文運動的倡行者，如柳開、穆修、石介等，當時並未能產生大的影響，正如韓琦所云：「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率不從。」（註：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志銘》，《安陽集》卷五十，《四庫全書》本。）儘管他們的復古理論有相當的力量，然這些人在創作上沒有太大的成績，故對當時的文風，不能起到真正的革新作用。真正能復興韓、柳之功業，一掃當時西昆浮艷文風的，不能不待之於北宋中期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

　　 蘇軾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註：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卷十，第316頁，中華書局1996年。）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對韓愈、柳開、穆休、尹洙、歐陽修這些古文運動家承前啟後的歷史淵源和在古文運動方面的成就，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其云：「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註：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四部叢刊》本。）

　　 在詩歌方面，文壇巨匠歐陽修推崇韓詩，揭開了宋詩建設的第一步。歐陽修《六一詩話》論詩既崇高韓愈，又喜李太白。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雲「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為主」：「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所以，陳善認為歐陽修「能變國朝之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註：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二，《宋詩話輯佚》本。）說明宋代「詩格」之變，即宋詩面貌的真正顯現，是自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之後，而這三人又都是極力揚杜的宋代大詩人。

　　 與歐陽修領導古文運動同時，杜詩越來越受重視，如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刊行《杜工部集》，已雲「近世學者，爭言杜詩」。（註：王琪《杜工部集後記》，《續古逸叢書》本。）同歐陽修一起編《新唐書》的宋祁，在《杜甫傳》中從三個方面拔高杜詩的地位：一是對中唐元稹論杜詩「小大之有所總萃」進行發揮道：「至甫，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二是承晚唐孟棨「詩史」說，雲杜甫「善陳時事」；三是首次以「忠君」論杜，說杜甫「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首開宋人以「忠君」論杜的先河。後來蘇軾明確以「一飯未嘗忘君」、「集大成」來推重杜甫，多少是受到宋祁啟發和影響的。與歐陽修相反的是，王安石不甚喜韓愈。錢鍾書《談藝錄》「宋人論韓昌黎」條云：「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歐陽永叔尊之為文宗，石徂徠列之於道統。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有之，則繼王荊公始矣。故吳虎臣《能改齋漫錄》卷十謂荊公『不以退之為是』」。

　　 宋代詩歌發展到元祐，基本上是一個不斷選擇師法對象，努力尋找符合時代要求的典範的過程。李白、杜甫、韓愈三人都受到宋人的讚賞。對於李白，宋人肯定他蔑視權貴的狂放性格，蘇軾說：「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幸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同⑤，卷十一，《李太白陰碑記》）黃庭堅也說：「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麒，如生富貴人，雖醉著瞑暗夢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註：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引，第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但同時有人這樣批評李白：「李雖醉著瞑暗夢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同⑤）但同時有人這樣批評李白：「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同上）相比之下，宋人對杜甫的人格精神表示了更高的崇敬。在政治人格價值評價上，宋人也是尊杜勝於尊韓。如蘇軾云：「退之《示兒》雲……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雲……所示皆聖賢事也。」（同⑨，第102頁）這些觀點反映著北宋詩壇對典範的選擇中的道德標準。

　　 二

　　 宋代結束五代十國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之後，不僅面臨強敵壓境、轄地不能恢復的逼仄形勢，更有國內重重危機。宋王朝汲取前朝滅亡的教訓，在權力機構中引進多種平衡機制以鞏固和完善中央集權。宋儒承中唐韓愈倡明道統後復興儒學，以儒家學說為本位，積極汲取、整合佛道學說，重建傳統文化，以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穩定封建倫理秩序。理學在一這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必然會影響到文人的道德觀、創作觀和文學批評觀。如王安石以「有補於世」、「適用」（註：王安石《上人書》，《王文公文集》卷三.第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為作文之本；范仲淹將詩之旨歸於「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同⑥，《唐異詩序》強調重道宗經、重視政治教化功用和心性涵養的文學觀，正是理學的道統意識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貫徹和集中表現，同時也無不影響宋代詩人的論詩傾向。

　　 王安石以杜甫代替歐陽修詩論中的韓愈，成為宋代詩學的關捩點。他編選杜、歐、韓、李四家詩，將杜甫置於首位，李白放在最後，有人問其故，答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詩十句九言婦女酒耳。」（註：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五，津逮秘書本。）其《杜詩後集序》云：「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又曰：「予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同⑩第429頁）他對元稹、白居易的李杜優劣觀作進一步的發揮和闡釋，雲（同⑩，第37頁）：

　　 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王安石謂杜詩「文」與「意」兼備，氣象宏大，包羅萬有，不事雕琢，表現手法高妙，尤其強調其能變詩格、富於開拓的藝術境界。《杜甫畫像》稱讚杜甫位卑處難不忘憂國的偉大人格，詩云：「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弋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庭憂。」胡仔評曰：「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同⑨，第72頁）

　　 蘇軾繼承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並擴展到詩、詞、文領域，完成了宋代文學的全面革新。在詩論上，他和宋代其他詩人一樣，受傳統詩教的影響，認為「詩須要有為而作」（同⑤，第2019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註：《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集·欒城後集》卷十二，第1115頁。）蘇軾從政治教化內容上，確定杜甫的人格倫理價值，繼宋祁後，蘇軾闡述「忠君」說。《王定國詩集敘》：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由於蘇軾在宋代詩壇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番言論在兩宋詩壇影響極大，成為宋人尊杜的核心論點。先是黃庭堅加以發揮，以為杜甫超邁前賢的創作成就，乃是「未嘗一日不在本朝」、忠義之氣感發而然」。（註：見《潘子真詩話》引黃庭堅語，《宋詩話輯佚》本。）以後不斷有人加以申述和論證。如南宋洪邁從杜詩中拈出一些詩句與以論證；（註：見《容齋續筆》卷三「杜老不忘君」條，《四部叢刊》續編景宋本。）黃（鞏石）徹在引用杜甫《游山寺》詩句後加以評論，歸結到「豈非忠義所感，一飯不忘君耶？」（《溪詩話》卷三）劉克莊云：「杜公所以光焰萬丈，照耀古今，在於流離顛沛，不忘君父。」（註：劉克莊《再跋陳禹錫杜詩補註》，《後山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四部叢刊》本。）趙孟堅云：「杜工部詩言愛國憂君，不失其正。」（註：趙孟堅《趙竹潭詩集序》，《彝齋文編》卷三，《嘉業堂叢書》本。）宋人甚至把杜詩比作儒家「六經」，如陳善云：「老杜是詩中六經，他人乃諸子之流也。」（《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一引）張戒云：「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歲寒堂詩話》卷下）至南宋集注之風大盛，注家每每將杜詩比附經典。曾噩《九家集注杜詩序》云：』少陵巨編，至今數百年，鄉校家塾，齠總之童，琅琅成誦，殆與《孝經》、《論語》、《孟子》並行。」趙次公，其人被稱許為宋人注杜之善者，謂杜詩每每「與孔孟合」，（註：《杜工部草堂記》，《成都文類》卷四十二，《四庫全書》本。）故以「經旨注杜」。（註：見《入奏行》篇尾引趙次公注，原句為「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九家注》卷十引。）

　　 在詩文革新中文與道的關係上，重道輕文和文道並重兩種古文創作觀念貫徹北宋古文運動由創始到成功的過程。理學思潮對詩歌創作的滲透，體現為傳統的美刺教化觀念的復興和發展。梅堯臣云：「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註：《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蘇軾稱讚杜甫的《北征》「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九家注》卷三引）。張戒認為李白、杜甫才氣不相上下，而杜甫「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對元稹以「鋪陳排比」的長律而不是以「篤於忠義」為標準來揚杜，頗持異議。黃庭堅曰：「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為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註：黃庭堅《大雅堂記》、《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叢刊》本。）指出了杜甫在學習《詩經》、《楚辭》等典範作品時，自覺地繼承了它們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僅僅著眼於其藝術形式。（註：又參見程千帆等《被開拓的詩世界》，第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綱讀《四家詩選》，對王安石以杜、歐、韓、李之優劣次序排列曾這樣解釋：「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之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註：李綱《書四家詩選後》，《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四庫全書》本。）杜甫之詩「質勝文」，就在其「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宋代詩文革新的最終勝利，與宋人在詩學觀念上強化儒家道統意識，進而又滲透到創作實踐中不無關係。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宋人論杜中強調儒家倫理教化，是與之相輔相成的。

　　 宋代文學家從文學的文學性出發，盛讚杜詩為「集大成」；從「忠君」憂國的角度，認為杜詩最好地繼承了古代詩歌風雅美刺的傳統，杜甫是「詩中之聖」。然而，宋代理學家的杜詩觀卻與文學家的大相徑庭。也就是說，杜甫在理學家的眼裡，不過是一介詩人；杜詩所傳達的「道」，也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值。理學家論杜，以朱熹為代表。

　　 朱熹對杜詩的評價，總體上持肯定態度。他肯定杜甫位卑處亂不忘君國的人生境界和杜詩「刺美現事」的風雅精神。朱熹的異議所在，是杜詩沉鬱悲慨的詩風與其所持之簡易平淡的詩論傾向相背；杜詩既巧於法度又善於變化的藝術追求與其所提倡的嚴格的規矩法度亦不盡相同。可見，宋代理學的發展為杜詩學帶來發展的契機，而理學家的杜詩觀，也擴展了杜詩學內涵的豐富性和層次的多樣性。

　　 三

　　 蘇軾著眼於儒家教化說，推重杜甫的忠君思想，另方面從詩歌審美藝術的角度，稱頌杜甫的「屠龍手」、「簡牘儀型」、（《次韻張安道讀杜詩》）「格力天縱」、「凌跨百代」（《書唐氏六家書後》），第一次明確地以「集大成」評杜詩《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蘇軾《書吳道子畫後》云：「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同上）蘇軾的揚杜論，在當時就有廣泛的社會回應。其門人秦觀作《韓愈論》，言韓文能備眾體，為文章之集大成者，擬之於詩中老杜，並曰「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註：秦觀《韓愈論》，《淮海集》卷二二，《四部叢刊》本。）陳師道大力提倡學杜，雲「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註：《後山詩話》，見《歷代詩話》本，第304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他曾這樣指示人們的學杜門徑：「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註：《後山詩話》，見《歷代詩話》本，第464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談杜論杜，已成為當時流行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

　　 葉適云：「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註：《徐斯遠文集序》，《葉適集》，第214頁，中華書局1961年版。）可見宋調顯露、唐風被變的同時，江西詩派已經開始顯赫，而這一明顯的標誌便是「天下以杜甫為師」。南宋呂本中將陳師道、潘大臨、謝逸等25人列入《江西詩社宗派圖》，從此，江西詩派名聲大振。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十四節錄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序》，將詩歌與古文並提，勾勒出它們的發展線索，以為古文成於歐陽修，詩歌成於黃庭堅，此論與陳善一致。可見呂本中提倡江西詩派，實是詩文革新運動的繼續，與文壇「復古」的觀念是相關的。他在北宋末年就提出，作文要學韓、柳、歐、蘇，作詩要學老杜、蘇、黃。（註：《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本。按呂氏此說早見於其政和三年的書貼中，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二。）這既是對北宋以前文學的總結，也是對南宋文學發展方向作出的引導。他之所以推崇江西詩派，也是此意，希望學詩的人通過學習黃庭堅而上窺杜甫。黃庭堅被宋人譽為「本朝詩家宗祖」（《江西詩派小序》）黃氏大力倡導學社，故對詩壇典範老杜、蘇、黃的學習，最終仍然落實到學習杜甫。對杜詩的研習、模擬與宋詩的興盛過程相始終。

　　 中興詩人陸遊早年學江西派，後擺脫江西詩派的牢籠，探索新的出路。但仍推崇杜甫。這可能也正是呂本中願意看到的。以陸遊為代表的南宋愛國詩派是杜詩精神的最好繼承者，他的《東屯高齋記》曰：「予讀其（指杜甫）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少陵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貞）觀、開元之治。」年邁的陸遊，仍然發出「殘軀未死敢忘國」（《新年書感》）、「白髮蕭蕭卧澤中，只憑無地鑒孤忠」（《書憤》）的深深慨嘆，這正是杜甫一飯不忘君國，「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執著精神的再現。錢鍾書《宋詩選注》云：「忠憤的詩才是陸遊集里的骨幹和主腦」，他「不但寫愛國、憂國的情緒，並且聲明救國衛國的膽量和決心」；又說：「愛國情緒飽和在陸遊的整個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裡」。（註：《宋詩選注》，第171-1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掃胡塵」、「靖國難」是陸遊詩中反覆唱出的悲憤之音。《宋詩鈔》說：「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按此二句詩系蘇軾《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中句）若放翁者，不寧皮骨，蓋得其心矣。所謂愛君憂國之誠，見乎辭者，每飯不忘，故其詩浩瀚，自有神會。嗚呼，此其所以為大宗也歟！」（註：《宋詩鈔·劍南詩鈔》，第1819頁，中華書局1986年。）

　　 北宋末南宋初的江西詩派，在盛極一時的同時，已經出現了堆砌典故，內省封閉等僵化硬拙的弊端。南宋中期後出現了反江西的四靈詩學和江湖詩派。四靈詩派晚唐體，為詩宗賈島、姚合。嚴羽即謂江湖詩派多效四靈體，「一時自謂之唐宗」（同(27)，《滄浪詩話·詩辨》，第688頁）錢鍾書《談藝錄》云：「（四靈以還），南宋人言唐詩，意在晚唐，尤外少陵。」又云：「南宋詩流不墨守江西者，莫不濡染晚唐」。四靈詩學晚唐體，為詩宗賈島、姚合，是宋初詩壇唐風的復歸。唐詩的巨大成就對宋人產生了強大的心理壓力，宋人在比較唐宋詩之異同時總是覺得氣短。張戒、劉克莊、嚴羽等尊唐貶宋的觀點在南宋詩壇相當流行。

　　 南宋滅亡後，方回編《瀛奎律髓》，為宋詩護法，欲重新確立江西詩派的正統地位，遂提倡黃、陳之詩，並定「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為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並為三宗，又云：「知江西詩派非江西，實皆學老杜耳」（卷二五），推尊杜甫為宋詩的不祧之祖。方回認為「平淡」是宋詩的整體美學特徵，這種平淡是經過「擺脫膏艷而趨於古淡」（卷四）的過程而升華所達的藝術境界。這合於黃庭堅對杜甫夔州以後詩的評價：「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達到了「不煩繩削而自合」（同(23)，卷一九）的至境。方回也認為宋詩「平淡」的總體藝術特徵導源於杜甫，他並且指出，要學習杜詩的「平淡」，先得通過學習黃、陳之詩，他說：「後山述山谷之言矣，比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始及其師。老杜詩所以妙者，全在闔辟頓挫耳。平易之中有艱苦，若但學其平易，而不從艱苦求之，則輕率下筆，不過如元、白之寬耳。」（卷十）又說：「學老杜詩當學山谷詩」（卷四），其評陳師道云：「後山詩步驟老杜，而深奧幽遠。咀嚼諷詠，一看不可了，必再看。再看不可了，必至三看、四看，猶未深曉何如者耶！」（卷十）在方回心目中，「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卷一）。是則宋詩之江西詩派，在他看來正是唐詩之正宗的繼承和發展。這是方回在南宋結束後，對宋詩藝術主流及其與杜詩淵源關係的揭示，可以看作一種具有總結性的意見。

　　 北宋前期的古文運動、詩文革新運動，南宋理學的昌明以及整個宋代文學中強烈的濟世精神，是宋代杜詩學發展的契機與動力。蘇軾「集大成」和「忠君」的杜詩觀，黃庭堅「無意為文」的杜詩美學論斷，以及「江西詩派」的杜詩技法探討，尤其是南宋時呂本中等人對「活法」的倡導以及「中興四大家」的創作實踐，都豐富了宋代杜詩研究的內涵。這些詩論彼此呼應，並且從不同角度審視杜詩，一方面使宋代對杜詩的研究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也直接對「尚學」、「尚議論」、重法式等宋詩特質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