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到文化,再到素質——梁啟超的兩次轉變

從制度到文化,再到素質——梁啟超的兩次轉變民主頂個球 於 2011/3/4 13:01:40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１，從制度到文化　　戊戌變法前的梁啟超師從康有為，這時的梁啟超受康有為的影響頗深，自言「無一字不來自於吾師」。康有為也極喜歡梁啟超，視這個天資聰慧的弟子為自己最得意的門生。康有為帶給梁啟超的不止是與他以前所學的完全不同的知識學問，還有其憂國憂民的情操深深地感染著梁啟超。當時的中國正是風起雲湧之際，外有西方列強之辱，內有破爛欲墜之憂，變法以強國，拯救民眾於，康梁之志也。此時梁啟超已不再是那個讀著四書五經追求金榜題名的少年兒郎，雖然這是家人寄予於他的厚望和自己兒時的夢想。自從聽聞康有為的思想，梁啟超自言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個新的視野被打開了，他自己也煥然一新了，義無反顧地踏上全新的道路。此後道路曲折，無數荊棘，梁啟超從不曾改變自己的夢。　　從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從辦報著文到向光諸親述政見，變法改制、向西方和日本學習現代民主制度，是康梁共同目標。中國之大廈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唯有從根本上去改變它才來迎來曙光，在康梁的眼裡，這實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在之前，歷史已經證明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比技術的改變更為重要的是制度的改變，這才是一個國家之根本。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開始了長達１４年的亡命生涯。激憤、優患、君恩、友仇、國破家亡、民族危難，這些通通壓在了「飄然一身如轉蓬」的梁啟超身上，可以想像這１４年的身在日本的他是如何的難熬，但這也迎來了梁啟超思想上的第一次轉變。　　梁啟超初到日本深感寂寞，於是開始學習日語。到了他可以通過字典翻看日文書時，梁啟超吃了一驚：原來日本人翻譯了這麼多好書，真是讀之不盡。梁啟超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這些書籍，於這過程一些思想上的變化也就慢慢發生了。梁啟超這樣總結那時的自己，「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與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但此時的梁啟超，還是康門下的梁啟超。思想的道路實在崎嶇而漫長，一個有著獨立主見的梁啟超的出現，還需要假以時日。　　在日本前期，梁啟超開辦學堂，向學生介紹西方文明，從哲學到經濟，從柏拉圖到亞當史密斯，梁啟超和他的學生一起熱烈地討論。同時梁啟超辦了他在日本的第一份報紙《清議報》，梁啟超通過報紙毫不留情地抨擊清延的腐敗、昏庸、賣國和獨裁，也向讀者介紹西方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賦人權」之思想，這在當時還是新鮮的，無數青年人在梁啟超文字的影響下開始了思考並反思中國的現狀，走上了反對清朝的革命道路。梁啟超本人也極看重「天賦人權」，把提倡民權作為辦報的第一要義，以為只有民權思想的普及人心，才有可能維新圖強。他寫道「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而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於我國，吾黨匆措也。」　　這時一些變化已經發生在梁啟超思想中了，制度已不再是最緊要的，最緊要的是文化。《清議報》辦了１００期後停刑，改辦《新民叢報》。梁啟超開始向讀者介紹他的「新民說」，他說道：「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介紹新知識、新思想、新工藝、新法律、新世紀、新社會等等，都是「維新吾民」的手段，改變民眾以舊轉新是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的第一要務。這也是對百日維新失敗的一次反思：由上至下的變法敗得如此之慘，實乃民眾基礎的缺失。倘或全國民眾群起支持，而不是只是幾個高層人物的決策，維新還會敗嗎？維新派的失敗實在是脫離了廣大民眾啊。芸芸眾生怎可小視？民心看似無形，但卻有無人能擋的摧枯拉朽之能量。　　自上而下的變革，絕不能和自下而上的啟蒙相比，因為後者的基礎牢固無比而必將事半功倍，只有這樣才是最徹底的轉變，其它的都留有後患。梁啟超認為「中國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民智不開」，而開民智立公德，唯有文化上的啟蒙也。 此時的梁啟超醉心於西學，他迫不及待地閱讀西學之書，也迫不及待地通過報紙把西學輸入到中國。梁啟超提出教育為本、教育立國的思想，以期通過學習開民智立公德。梁啟超的心態也逐漸平和下來，由激進轉向漸進，梁啟超這時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觀點：「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坐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梁啟超默默無聞地做著啟蒙的工作。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所設專欄多達２５個，一個接一個的西方名人，一種接一種的西方思想源源不斷地介紹給讀者，它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巨大的震撼。梁啟超寫的《盧棱學案》令海內外的中國人拍案叫絕，他談培根、談康德，舉凡西方有大影響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倫理學家、文學家，梁啟超幾乎無一遺漏地介紹給讀者；各種思想和學說，古希臘哲學、法國的民主政治理論、德國的哲學流派、自由主義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等，梁啟超也不遺餘力地把他們介紹給了讀者．　　誰能想像，在上世紀初葉中國社會動蕩不安，而自己又流亡海外的情況下，梁啟超以一支筆奉獻給讀者的是如此之豐厚呢。這是一個轉變後的梁啟超，也是一個在文化上兼收並蓄，擁有博大胸懷的梁啟超。當康有為仍然熱衷於掀倒慈禧營救光緒繼續未竟的自上而下的維新時，梁啟超並未作出響應，氣得康有為大罵他為叛徒。梁啟超仍然尊重和敬佩他的老師，但思想上他和康有為已經漸行漸遠了，正如他自己所說「思想與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康有為未變，而梁啟超已變了。　　但梁啟超的再次變化又會於不久後到來。梁啟超在日本醉心於西方文化和制度，想著去西方親自考察一番，又因海外華僑相邀，梁啟超來到了嚮往已久的美國。這次激動人心的遊歷，他的朋友從頭都能預料到必將帶給梁啟超更多新的啟迪和思考，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美國之游後的梁啟超會推翻之前他在日本的政治理念。梁啟超宣布，從此他將告別共和，而這正他去日本後一直所追求的目標並努力將它傳播到中國大地上。這一轉變讓梁啟超和康有為的關係有所緩和，之後再次走到一起為清朝君主立安憲而奔忙；這也讓他和孫中山的關係破裂，從欲合作救中國到互相對抗，此後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黨人派展開激烈的筆戰。梁啟超自言「死戰革命黨」以示自己絕不退讓的態度，在給康有為的信中他寫道：「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命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二，從文化到素質　　梁啟超和孫中山，中間插了個康有為，交往起來頗不便。當初在日本時，隨著康有為的離去，梁啟超和孫中山開始接觸起來。共和憲政是他們共同的理想，雖梁啟超對孫中山的革命道路從心裡來說是反對的，卻未必沒有與之合作的打算，只是深知康有為絕不會同意，梁啟超不敢向孫中山承諾什麼。此後孫中山的確立了建國方針，「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梁啟超並不以為然，尤其是驅除韃虜和平均地權，梁啟超更是反對。梁啟超是個心胸寬廣的人，心中絕無偏見與歧視，不管是文化上的還是種族上的，都持平等待之的想法。而平均地權則是共產主義思想，與他嚮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實是背道而預馳了。而關於革命，梁啟超更是堅決反對。梁啟超把革命黨人的理念稱為「復仇主義」，認為如果施行它必然招致亡國之禍，梁啟超說「復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共和必致亡國」。革命的本身無疑是破壞而無建設，它宣揚的是仇恨而不是愛，「中國無革命者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山川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最後必然軍事干政，走向絕對的軍人專政中。隨著梁啟對革命的不斷思索，從美國返回後梁啟超再也顧不上與革命黨人的友誼，斷然宣布「反對破壞主義」，「死戰革命黨」了。　　而梁啟超的「與共和永別」呢？是梁啟超與革命黨人激烈的論戰引發的意氣之言？還是梁啟超已經不再嚮往共和了？都不是。梁啟超並不反對共和本身，而是認為了此道路暫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於是退回到君主產憲或者開明專制中去了。這實是梁啟超的又一次思想轉變，他不再只醉心於西學，對那些現代政治理念抱有深信不疑的宗教式的感情，他開始把這些理念同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思考。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美則美矣，但是否適合於當時的中國，則不可絕對待之。梁啟超有些無奈地感嘆道「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　　這種無奈，是根植於中國之現狀的。梁啟超久居日本又遊歷美國，當他把日本社會和美國社會同中國作對比時，這種無奈更是清晰地顯現出來。尤其是對美國華人社會的觀察，幾乎讓人絕望。這些華人的聚集地就如同廣州的某一街區，隨地吐痰、亂丟垃圾、沿街罵娘、賭館鴉片館等等，讓當地的行政官員為之頭疼極了。法國的一位學者說：舉凡一國這國民心理、素質，無論是在本土還是在海外，都會有相同的表現。這一點梁啟超是深深地領教了，尤其是紐約的華埠層出不窮的鬥毆、仇殺、秘密結社，梁啟超「不禁長太息者矣」。　　梁啟超又想起了日本。日本的成功難道不是依靠著日本人的素質嗎？一次無意之間，梁啟超讀到日本文部省頒發的中學倫理道德課程的一個訓令，頓時驚呆了。日本在中學生中提倡的倫理道德範圍之廣，遠超中國倫理學家所提倡的全部。梁啟超被震撼了。自詡為禮儀之邦的中國，相比日本的道德說教，實在是不足和殘缺不全的。梁啟超認識到，寬廣的倫理道德教育，意味著生命和生命力的寬廣，是與他人、他物、世界聯繫在一起的博大。從這寬廣和博大的路上走出來的人，所具有的胸懷、眼界和見識，便組成了一國之國民的素質。這就是梁啟超眼見的日本及日本教育的某一側面。　　現在面對著海外的華人社會，梁啟超豈能無感。「吾觀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於舊金山之華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以舊金山華人社會觀之，整個中國又能好到哪去呢？梁啟超說：「夫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是多數政體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如是如是，故吾若采多數政體，是無異於自殺其國也」,「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好個梁啟超，在那個瘋狂傳播西方文化，知識分子熱烈嚮往現代文明的年代，跳將出來反共和反自由反平等，與進步的浪潮逆流而行，真箇大膽也；好個梁啟超，完全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所思所想所贊所持，來了個１８０度的大轉彎，如康有為者快，更多的人恨矣。　　從文化論者變成素質論者，沒變的是梁啟超的啟蒙國民的初衷，難道啟蒙不包括國民的素質嗎？不，相對於新思想新理念的吸取，一國之國民的倫理道德顯得更為重要。知識再多，理論再好，人的素質不改變，又與文明何干呢？梁啟超在某些人眼裡是向後退了，這對於形式的迷戀者來說是令人心疼和惋惜的，但梁啟超認為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制度需要去適應於這個社會中的人，而不是相反，不然就本末倒置了。梁啟超非不愛自由平等這些外來理念，然這些理念對中國現實的貢獻少之又少，「自由之說人，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人，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人，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人，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人，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何也？問題不在於這些理念，而在於人的素質。所謂工具,本無結果而言,全看人怎麼去使用它了,用好則益,用錯則損.梁啟超認為現在最緊要做的事，非變制度，也非學習西文，而是改變人的氣質。梁啟超借用了美國總統羅期福在一次演講上的發言，羅期福說到，今日之美國國民最要緊者，是「脫去村落思想」，意在提升「各省，各市人民的愛省之心，愛市之心」。中國同樣如此，做不到這一點，就如美國的華人一樣，雖「來往於最自由之都市」，然「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　　至於政體，更可緩行，等至國民之素質提高，才方可行多數人之制度，而之前梁啟無奈地向共和告別，向自由告別。一個社會倘沒有其內在也就是人的素質的支撐，共和、自由帶來的是混亂和破壞，而不是秩序和建設。人才是一個社會的質地，而制度只是社會的形式，梁啟超寫道「政治無絕對之美，政在一人者，遇堯舜則治，遇桀紂則亂；政治在民眾者，遇好善之民則治，遇好暴之民則亂，其理同矣。若必謂以眾為政，期長治久安即可操券，則天下豈復有亂危之國哉？」　　回顧一百前梁啟超思想的這兩次轉變，我贊梁啟超思想之活躍進取，不抱守一念，不循舊守故，而是敢於更新自己，不懼推翻自己的前見，甚至打倒過去的自己，留給他人笑柄。堅持己見，很容易做到，但敢於懷疑自己，於不疑處有疑，時時反省時時更新，對萬事萬物沒有成見，自由而獨立的思考，則非有大智慧者不能辦到的了。至於其中的種種思考的對與錯，後人自有評價，各人也有各人的思索，過去的梁啟超們，現在的我們，以後的他們，這些思考將長久地繼續下去，智慧將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堆積，這就很好了，而對和錯實在不那麼重要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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