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余華《活著》主題探析（貢發芹）

余華《活著》主題探析

亞魯

（明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安徽 明光 239400）

摘要：余華是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早期小說具有很強的實驗性，以描寫血腥、暴力、死亡為主。小說《活著》是余華創作中的一個分水嶺，是余華在自己革新先鋒派小說創作技藝過程中探求出來的一項成果。《活著》中的所謂「活著」，實際上是在苦難中掙扎，是痛苦地生存，是生命延續的最原始的過程和狀態。活著也好，生存也好，必須面對艱難。《活著》展現了一個又一個人的死亡過程，掀起一波又一波無邊無際的苦難波浪，表現了一種面對苦難生活、面對死亡的可能的態度，講述的是一種屬於中國人的「生死觀」。活著本身很艱難。延續生命就得艱難地活著，正因為異常艱難，活著才具有深刻含義。人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人只要活著就是一種勝利。沒有比活著更好的事，也沒有比活著更難的事！生不可選，死不該選，惟有硬著頭皮堅持活著！作家余華創作上的突破與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有著直接的關聯。《活著》的形成有許多背後的因素。弄清《活著》來龍去脈，才能更深層次理解《活著》主題。他的前後變化，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個世紀中國80年代文學和90年代文學的不同。小說《活著》中「活著」的生存意識是90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這是90年代知識分子在80年代末尋求向上發展的努力受挫後轉而向下發展的必然結果。怎樣把知識分子充滿社會責任的主體精神同社會底層民眾相聯繫，也就是說怎樣一邊避免知識分子的自視清高、眼高手低，一邊又從民間世界吸取真正有益的精神養分，以求達到一個比「活著」更具深度和力度的生存狀態。讀者還應當關注一下《活著》的來龍去脈，這對全面理解小說《活著》的主題還是具有深刻意義的。

關鍵詞：余華活著主體 探析

一、余華與他的《活著》

余華祖籍山東高唐，1960年4月3日出生於浙江杭州，後來隨當醫生的父親華自治、母親余佩文（父母的姓，即余華名字的由來）遷居浙江海鹽縣。中學畢業後，曾當過牙科醫生，5年後棄醫從文，先後進縣文化館和嘉興文聯任職。余華曾兩度進入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深造，在魯院期間，結識了女詩人陳虹，後來兩人結為伉儷。因陳虹在北京工作，余華因此遷居北京10餘年。現居杭州市。

余華1984年開始發表小說，是中國大陸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人物，並與蘇童、格非等人齊名。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俄、意日等10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他的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評論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90年代最具有影響的10部作品」。另外，《活著》還獲得台灣《中國時報》10本好書獎、香港《博益》15本好書獎和1998年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2002年余華獲得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4年獲法國文學騎士勳章騎士勛。長篇小說《活著》由張藝謀執導拍成電影，獲第四十七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最佳男主角獎、人道精神獎，第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10大華語片之一，全美國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美國電影「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英國全國「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獎等國際大獎，這使本已著名的余華因此更加著名了。

余華的代表作長篇小說《活著》早在1993年11月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第一次出版，自1993至1998年該書發行量還不足1萬冊，並沒有引起社會和廣大讀者足夠重視。《活著》，自1998年5月由海南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來，暢銷不衰，至今已發行舒適萬冊。並且據北京城市等各大書店介紹，該書自上市以來，經常脫銷，實屬少見。余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主要從事先鋒文學的寫作，具有很強的實驗性。余華的早期小說以描寫血腥、暴力、死亡為主，著重寫人性惡，他展示給讀者的基本上是人性和世界的陰暗面。他小說中的生活是非常態、非理性的，小說里的人物與情節都置於非常態、非理性的現實生活之中。謝有順曾指出：「暴力是余華對這個世界之本質的基本指認，它也是貫穿余華小說的一個主詞。」余華說：「那時期的作品體現我歐化世界結構的一個重要標誌，便是對常理的破壞。簡單的說法就是，常理認為不可能的，在我的作品裡是堅實的事實；而常理認為可能的，在我那裡無法出現。導致這種破壞的原因首先是對常理的懷疑。很多事實已經表明，常理並非像它自我標榜的那樣，總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律，世界並非總在常理的推斷之中。」進入90年代，他關注的重心逐漸轉向民間，開始對一些平民和小人物進行貼近生活本身的觀察和審視，提供了一種以平實堅忍的民間視角來反映嚴峻艱難的現實生活的可能途徑，因而得到了社會和讀者更多的認同。

《活著》是余華小說創作中的一個分水嶺。一方面我們可通過《活著》說明一個真理：寫作是要憑藉天賦的。余華在自己的創作風格轉型過程中完成了一部偉大的作品。同時，也說明另外一個真理，「寫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賦的」，余華的先鋒性寫作在經過了10多個年頭之後，於1995年左右的時候徹底跌入了低谷。事實上，這在當今中國文壇上還是具有相當廣泛性的。

1980年以後嶄露頭角的作者中，都曾經貼過先鋒的標籤，不過，他們在90年代前後，悄然進入了他們曾經不屑的主流文學。當然余華等少數幾人堅持的時間甚至還要更久一些，不過，他們還是不得不融入主流，這是事物發展必然趨勢，孤單久了，誰也受不了。有人這樣認為，《活著》是作者余華在自己革新先鋒派小說創作技藝沒有突破，先鋒意識資源漸漸枯竭的時候，探求出來的一項成果。也許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從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來的很大的隨意性可以看出，《活著》不是一部在構思完全成熟後才開始創作的作品。余華很有可能象孩子一樣信手塗鴉，寫下一個開頭。如果用這個開頭對照余華的自身經歷的話，會發現驚人的真實性，事實上，遊手好閒可能是余華寫作的最初動因。

作品在作者精雕細琢之前，可能稱不上是真正的創作。在余華的創作處於低迷的時候，寫作其實僅僅是一種習慣而已。《活著》是一篇在隨意中完成的小說，對於讀者和作者而言，與所有好作品一樣，是一種偶拾，或者是一個運氣。最初時，並非刻意而為。

《活著》的故事情節是：地主少爺富貴嗜賭成性，最終賭光了了家業，變得一貧如洗。窮困之中的富貴因為母親生病前去求醫，沒想到半路上被國民黨部隊抓去當壯丁，後來成解放軍所俘虜，回到家鄉他才知悉母親已經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帶大了一雙兒女，但女兒不幸變成了聾啞人，兒子機靈活潑，聰明可愛。然而，真正的悲劇從此才開始漸次上演，每讀一頁，都讓我們止不住淚濕雙眼，因為生命里難得的溫情將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下老邁的富貴伴隨著一頭老牛在夕陽下咀嚼往昔時光。

所以，作者余華說：「《活著》講述了一個人和他命運之間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視，他們誰也沒有理由抱怨對方；《活著》講述了眼淚的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

他解釋：「活著」，作為一個詞語，在我們漢語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這就是余華與他的《活著》。

二、活著就要面對艱難

德國現代著名哲學家，生存意識論的奠基人叔本華說過：「人生即是痛苦。」中國當代著名小說家余華用長篇小說《活著》形象地闡釋了這一千古哲學命題。

余華長篇小說《活著》中的所謂「活著」，實際上是在苦難中掙扎，是痛苦地生存，是生命延續的最原始的過程和狀態。活著也好，生存也好，必須面對艱難。

既然活著是艱難的，生存是充滿苦難的，那麼當一系列的苦難，有時甚至是永無休止的苦難就象無窮無盡的風一樣始終跟隨襲擊人的生存旅程時，或者說，面對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突然降臨的一個接一個災難，人會怎麼樣？人能怎麼樣？人應該怎麼樣？這是人在面對活著、面對生命、面對存在時不得不思考而且無法躲避的一個根本命題，在很大程度上，對這個命題解答的方式決定著主體處理個人與內心，社會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決定生存的艱難程度。

《活著》這部作品，展現了一個又一個人的死亡過程，掀起一波又一波無邊無際的苦難波浪，表現了一種面對苦難生活、面對死亡的可能的態度。農民福貴在「我」面前講述了他的坎坷一生，從抗日戰爭到現在，歷經了無數的苦難滄桑，親眼見過了許多人的死亡，而他仍然活著，並且還可以回憶別人的死亡過程。他原來是一位地主少爺，年少的時候，是一個浪蕩子，又嫖又賭，無所不為。抗戰爆發後，他在輸光了家產——100畝田地，淪落到社會的最低層。父親在痛罵兒子後，挺直腰板，變賣了家產，為兒子還清了賭債，但也隨之喪失了活下去的信心，大便時調入糞缸，死了。不久，母親重病，福貴不得不進城請醫生，但醫生沒有請成，卻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兩年後，他回到家中時，得知母親早已病死。雖然是新社會了，卻遇上了熬過了3年大饑荒，艱難剛熬過去，兒子有慶卻死於無辜，醫生為了救縣長的女人，超量抽血，無情地剝奪了他的生命，女兒鳳霞嫁給了在城裡做搬運工的二喜，出嫁時風光得全村人都為之大吃一驚，但仍然不久死於難產。3個月後，妻子家珍死於困擾她多年的軟骨病。4年後，女婿二喜死於工作時的一次意外事故。3年後，外孫苦根吃豆子時活活被撐死。面對一場又一場的死亡，讓人存不禁感到生存異常艱難，似乎每走一步都有無端的不測和風險在等著你。這其中，如父親的死，有慶的死，屬於人禍，母親的死、鳳霞的死、家珍的死因為疾病，二喜的死來自意外事故，至於苦根的死，似乎純屬一個故事。生命在不斷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變得異常脆弱，而且越敘述，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測的成分就是越大。就更能體會到命運的可畏和生存的不易。面對軍官的暴躁、戰場上呼的子彈以及被圍後的飢餓。女兒鳳因為發高燒，成了聾啞人。解放後3年的大饑荒。大鍊鋼鐵連有慶的兩面三刀只羊也保不住了。新中國的醫生為了救新中國的縣長夫人直接致使有慶死於非命實在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愚昧的村人對鳳的殘疾和嫁不出去指指點點。福貴成了六七十歲的老人還要拼死拼活地下田種地，辛苦勞作。卻仍然在最窮困的生活水平上苦苦掙扎。對福貴來說，最感到「活著」這種狀態受到致命的東西，比如漫長的無休無止的飢餓，比如隊長的一句話砸了全村的鍋，又一句話，全村人又都去買鍋，再比如從他一開始就很苦，到了70歲，有了外孫。仍然「苦是苦，累也是累」。這種活著本身就是苦難。不管苦難多大，都要艱難的生活下去，這樣才能體現苦難的本質。

福貴的父親死了，母親死了，兒子死了，女兒死了，妻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孫死了，戰友死了，賭友死了。他身邊的許多人都死了……這本不斷死人的書，卻取名《活著》。

並非毫無道理。至少書中有個名字叫福貴的老頭到書的結尾時候還沒有死，一直艱難地活著。他活在死亡頻頻發生的陰影中。余華說《活著》「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他的意思可能是:既然你還沒有死，那就先活著吧。小說講述的就是這樣一種屬於中國人的「生死觀」。

如果離開時代以及小說涉及的時代的意識形態想讀懂這本小說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值得一提的是書中一些詭異的玄機讓很多人都津津樂道：因為他輸了，所以他贏了。福貴跟龍二賭博，輸掉了家裡的田產，所以他後來躲過了被當作惡霸地主遭槍斃的厄運，代替他的是龍二，福貴因此是贏了。但這本書的深意應當是它接下來的發問:贏了又怎麼樣呢？這樣的活著其實生不如死。果然是我去死，你去活，誰比誰更好，現在你知道。

小說可以說是一部死亡發生學。這裡的死亡是那樣的多姿多彩。福貴的父親是從糞缸上摔下來死的；福貴的「戰友」老全說完「老子連死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就一下子死了；福貴的賭友龍二死前說：「福貴，我是替你去死啊！」；福貴的兒子有慶獻血時被活活抽血抽死了；福貴的女兒鳳霞產後大出血死了……福貴就是這樣，已習慣了面對死亡——福貴的妻子家珍說：「福貴，有慶、鳳霞是你送的葬，我想到你會親手埋掉我，就安心了。」福貴在家珍死後，欣慰的也是:「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乾乾淨淨。」已冷靜得不能再冷靜！

作為一本死亡親歷記。死亡被文字立體化，被文字的手觸摸:「有慶躺在坑裡，越看越小，不像是活了13年，倒像是家珍才把他生出來。我用手把土蓋上去，把小石子都撿出來，我怕石子硌得他身體疼。」「那天雪下得特別大，鳳霞死後躺到了那間小屋子裡……我站在雪地里聽見二喜在裡面一遍遍叫著鳳霞，心裡疼得蹲在地上。」沒有安魂曲，沒有死後世界的消息，死亡赤裸，直截了當橫陳在世人的面前。讓人讀後酸楚之極，卻無以言表。

三、生命得艱難活著

活著本身很艱難。延續生命就得艱難地活著，正因為異常艱難，活著才具有深刻含義。

毋庸諱言，世上的苦難大多數都是降臨在最底層的平民特別是農民頭上，而底層農民由於自身力量弱小，地位的低下，要想改變自己的真實生存處境，幾乎沒有可能。面對冰冷的現實，面對巨大的苦難，只能任命。

自土地革命開始，到改革開放之前，或者說就是小說《活著》所描寫的時間跨度1940年—1980年這段時間裡，由於長期政治需要，突出階級鬥爭目的，再三強調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的戰鬥性及革命性。而實際情況與正常的政治話語的表面現象恰恰相反。只要底層農民不處在一種實在無路可走的境地，也就是不處在「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境地，是不會鋌而走險的。因為他們作為個體太渺小了，不願也不敢冒著喪失生命、連活著都成為奢望的最大危險去鬥爭，他們誰也不願以卵擊石，這才是長期被政治話語掩蓋的民間真實。

話說回來，正因為這些底層民眾如此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他們無法去抗爭苦難，無力去否定苦難，最終只能承受苦難，此外別無選擇。只要苦難壓力沒有超過死亡，忍受是他們唯一正確的途徑，任何奇思妙想、先進行動都是不現實的。在小說的主人公福貴身上就表現出成了極強的承受苦難的能力，無論是國家民族的風雲變幻，還是基層農村的朝令改，所造成的都是福貴來忍受、來承擔，從一開始福貴下去種地，用自己的雙手來養活自己到最後一人一牛地犁地，福貴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用勞動來默默地承擔苦難，無論自身和生存目的受到多大打擊，福貴永遠不會遊手好閒，幾十年的艱苦勞作，使他變成了一個骨子裡的底層農民，只有勞動，只有種地能讓他感受到生存的腳踏實地。

小說《活著》故事發生的時間大致是1940到1980年。按照常理：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今天的生活一定比昨天蜜甜。但落到福貴身上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他的人生中充滿了死亡。死亡一個接著一個，直到死亡成為你的習慣，然後只能期盼死亡，把死亡當成一種願望，死亡至少可以結束痛苦，比活只能繼續承受痛苦。

作者在自作的《韓文版自序》中說：「《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結合我們的民族性格，這種忍受苦難的巨大國量在保證本民族的延續性上，作用不可低估。忍受苦難的頑強和堅韌需要內在的精神高度的支持。在底層民眾的群體心理上，自然選擇傳統中的民間道德，困此，他們善良、仁愛、淳樸、誠實、講義氣。但僅有這些遠不足以使他們在苦難重壓下自適自足。在這些優秀品質之內，他們有著不無樂觀的心態，也正因為樂觀，他們往往承認苦難存在的同時，認可命運無可改變的同時，對未來尚存有可憐的希望。因此，福貴孤苦的晚年還能用埋葬了全家人，沒有牽掛、自慰。家珍死時對於自己苦難的一生也感嘆道：「做人能做成這樣，我也就知足了」。他們的希望可憐而廉價，也許甚而有些自欺。但他們又能怎麼樣呢？他們固然不會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也不會理解知識分子孤憤絕望的戰鬥姿態，但是如果連希望都沒有，他們又比什麼去面對無盡的苦難呢？如果他們看穿自己真實處境，他們還會有對苦難隨力嗎？這種平和、樂觀的心態帶來的是「順天知命」的生活姿態，這無形之中幫助他們看淡了外界的苦難，從而理所當然地將這些苦難作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此年復一年，他們的生命力由此也竟磨得異常堅韌。

《活著》為讀者明確了這樣一個主題內容，活著在一般理解上是一個過程，但是，活著本質上其實是一種靜止的狀態。余華在這裡想告訴讀者：生命中其實是沒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著，靜靜地活著,有一絲孤零零的意味「活著」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與平庸。

或者說，人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人只要活著就是一種勝利。沒有比活著更好的事，也沒有比活著更難的事！生不可選，死不該選，惟有硬著頭皮堅持活著！

四、活著的來龍去脈

作家余華創作上的突破與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有著直接的關聯。《活著》的形成有許多背後的因素。弄清《活著》來龍去脈，才能更深層次理解《活著》主題。

上個世紀80年代的余華小說中不動聲色、不動感情，毫無價值取向的敘述為其贏得了「冷漠的余華」的評價，但余華這種對罪惡、死亡暴力的極端場面的描繪，實際就已經暗示了他對社會的批判。更何況當時的余華對人作為一種存在在各種條件下的異化極端敏感，因此，較前更深刻的是他對異化後的人異化場面及被異化情節的極端描繪，在其中大量顯示人性惡和人性中理性的匱乏。這種姿態是與知識分子主張精神和批判意識異常高漲的大環境相符合的。

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余華的文學姿態開始改變，由先鋒趨向對民間世界的認同，敘述風格由怪異轉為平實，敘述場面也由暴力、死亡等極端情景深入日常人的平凡生活姿態。這種轉向當然和余華個人在風格上尋求突破有關。但是突破以往的風格以這種形式而不是那種形式出現更多取決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80年代到90年代文學的主要變化是從鮮明的社會批判意識轉為執著的生存意識，由關注社會變為關注內心，由「啟蒙精神」統領文壇變為在市場經濟衝擊的文壇分化。余華在此時將支撐自己作品的精神支柱由向內尋求精英意識、啟蒙思想變為向外尋找底層民眾「活著」的堅韌、生存的理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余華的前後變化，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個世紀中國80年代文學和90年代文學的不同。

這在一定程度彌補了20世紀文學，尤其是建國之後文學在真正地關注個人關注內心上的不足，促進了文學的多樣化，多少也矯正了80年代對精英意識的過於務虛現象。但是，這種「活著」的自下而上意識同時也有著內部邏輯上的斷裂和外部實踐上的缺失。在內部邏輯上，這種純粹「活著」的自下而上意識與阿Q精神，奴隸意識是否存在本職區別呢？余華在此書的韓文版自序中說：「活著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但是在作品之中，最感人之處往往不是是非曲直。講述福貴如何忍受漫長的苦難固然以淡泊的語言和嚴峻的現實之間形成鮮明有力的對比，但在這對比之中，更吸引讀者注意寫得更好的往是對嚴峻現實的細緻刻畫，僅僅對於人物，讀者記憶更深的也顯然與漫長的忍受形成對比的偶爾幾點主體意識的閃現。如父親挺身還賭債，福貴領回送人的女兒，有慶死後福貴怒打縣長，忍受需要界限，此界限是由主體來決定的。如果沒有鮮明的主體意識作為支撐，那麼活著的意義又是什麼？

在外部實踐上，作者將之和為民間底層民眾的一種生活姿態來宣揚也有很多問題。首先底層民眾的也有很多藏污之處，其次，這樣無疑是對知識分子立場的放棄。面對苦難知識分子首先想到是抗爭是戰鬥，而底層民眾首先考慮的則是忍受，是「活著」。生存中知識分子考慮最多的是責任的問題；而底層的農民則考慮怎樣避過苦難，仍是「活著」活著是第一位的。知識分子在「活著」中尋求終極的價值，有時不免孤憤絕望；而底層民眾則「為活著而活著」。這種斷然放棄無論是從作品內部的精神力量來看，還是從其社會性來看，都是有些貿然的。

這種純粹「活著」的生存意識是90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這是90年代知識分子在80年代末尋求向上發展的努力受挫後轉而向下發展的必然結果。怎樣把知識分子充滿社會責任的主體精神同社會底層民眾相聯繫，也就是說怎樣一邊避免知識分子的自視清高、眼高手低，一邊又從民間世界吸取真正有益的精神養分，以求達到一個比「活著」更具深度和力度的生存狀態，

不是忍受，是「活著」。活著，是一種態度，它是一種堅強的忍耐。我們應該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這不僅僅是尊重生命，也是尊重那些離開的人，他們都希望活著的人好好地活著。正像作者自己所說：「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陪伴下活著。」一個人從生下來那記得起，死亡就無時不陪著他，但他仍然淡然地活著，這是一種從容不得的態度。哪怕是活著的過程中有人先我們而去，我們也仍應保持這種態度。

這樣說來，讀者還應當關注一下《活著》的來龍去脈，這對全面理解小說《活著》的主題還是具有深刻意義的。

2011年5月6日

亞魯，原名貢發芹，男，1965年10月生。大學文化，安徽省明光市政協常委，明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會理事，滁州市政協理論研究會理事。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安徽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安徽省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安徽省歷史學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華當代文學學會會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會員。捻軍研究學會特聘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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