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 比較文化研究需著重理解那些旁逸斜出、不合常理的內容【第二屆青創獎獲獎作者發言特輯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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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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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化研究需著重理解那些旁逸斜出、不合常理的內容

薛原 | 上海交通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本文為由作者在《探索與爭鳴》第二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徵文頒獎大會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青年論壇的發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與爭鳴》第二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徵文頒獎大會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青年論壇，在上海社聯舉行。大會不僅對本次徵文進行了回顧評價、對獲獎作者給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會為青年學人提供了開放的表達與交流平台。諸位青年才俊圍繞當下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發言探討，不僅體現出獲獎作者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敏銳的問題意識，更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和啟發他們對於中國問題更為深入的探索與爭鳴。以下，我們將每天推送一篇獲獎作者在現場發言基礎上修改而來的學術隨筆。一方面作為他們對本次學術徵文活動的階段性總結，另一方面也供讀者諸君學習借鑒。願他們在未來道路上能夠堅守初心，砥礪前行，並祝他們在學術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貢獻，更期待不遠的將來，有更多超越他們的青年學人湧現出來。

薛原 （上海交通大學）

提名獎《德國後現代多元文化之殤——希特勒又回來了

嗎？ 》一文作者

結束德國留學生涯來到上海交通大學的三年，我的研究領域從日耳曼文學和比較文學，拓展到中西文化比較。回顧這三年的教研生活，我感慨良多，這不僅是我學術真正起步並逐步進步的三年，也是拓展人生視野的三年，更是回歸母文化，為自我學術身份重新定位的三年。《德國多元文化之殤》體現了我近期研究的最新關注點：中西文化比較。感謝評委會從這篇貌似國別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看出探討中華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弦外之音」，讓我得以藉機將所思所想與更多的學人分享。

在德國留學期間，我像所有的留學生一樣經歷了在異國他鄉求學的種種不安、不適和不愉快，逐步深入了解德國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在歐洲文化的熏陶下，我幾乎心無旁騖地學習多年，嘗試著閱讀人文科學多個領域的書籍。我對這個民族逐漸生出了一種複雜的情感：對那些被國人過度闡釋的「光輝面」，我總是冷眼解構；而那些遭人嗤之以鼻的「陰暗面」，我雖不認同，但卻能報以一絲理解。這使得我的觀點在哪個文化圈裡總會有點「另類」、「不合群」。在德國，我會為辯駁德國人對中國的偏見而據理力爭；而在中國，我也想儘力告訴朋友們一個真實的歐洲，哪怕這個歐洲與國人的理想構建大相徑庭。我對事物的觀感也不再非黑即白，對於那些「灰色」的或是「雜色」的區域，我試圖辨析其複雜和多變性。當今世界呈現出愈發多元雜糅的圖景，我們對其的認知也很難框定在一些既有的框架之內。理解那些旁逸斜出、不合常理的內容，而不是將其齊整劃一，可能是推動認知深化的一個途徑。

《德國多元文化之殤》從當今歐洲文化現象入手，呈現一個複雜文化現象的客觀存在性和甚至是合理性，並以此為出發點找到讀解世界的新視角，並為我們理解和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一點啟示或佐證。

德國對有關希特勒文藝作品解禁，可能會被解讀為德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的回潮的一個表現，而我試圖挖掘這一現象背後更為複雜的緣由。為了把一個問題研究深透，我總是藉助「十字式」思維模式，也就是縱、橫線索相結合。這也就是說一個事件有其歷史流變與前因後果，其為縱；借同時代的類似或不同事件為這一事件提供參照或是佐證，其為橫。中德比較是文中一條較為隱蔽的橫線。中德雖都經歷了二戰，但中國作為戰勝國，在戰後的境遇大不相同，這彷彿失去了比較的基礎。但德國作為一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堅持原則和操守的大國，它處理移民等問題的經驗和教訓，可能為中國解決類似問題時提供借鑒，這是我構思此文時一個基本立足點。

希特勒在德國文藝作品中的逐漸回歸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無疑需要結合對德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理解。當今希特勒所承載的意識形態非常複雜。一是德國人對希特勒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平和、公允和理性的態度。希特勒曾長期被認定為新聞管制的零容忍對象，而今天德國人之所以能夠坦然面對這個歷史人物，是因為他們經歷了戰後曠日持久的反納粹民主建設， 希特勒作為一個曾經的禁忌話題已經失去了被禁忌的必要。二是德國在政治生活中過度考慮「政治正確性」（即設置禁忌話題），必然要掩蓋一部分事實真相，導致行政決策者制定出有失偏頗的政策和決定。很多人認為，德國是時候擺脫歷史包袱，重提「愛國主義」 和「精英教育」，提倡健康的、客觀公正的公民意識。三是德國內部對於「多元」和「單元」文化政策的爭論也體現在最近的希特勒文藝作品之中。究竟哪一種文化政策更適合德國今天的國情，對德國人來說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 德國當今的社會共識在於絕不允許納粹遊魂回歸，但也適度放開對反「政治正確」言論的禁錮，使得更多的聲音參與到社會問題的討論中來。

可以肯定是， 希特勒的回歸反映了德國社會自二戰以來，德國政治、制度、社會和經濟危機的總爆發，宣告了德國乃至歐洲的一些政策制度的失敗，是一部分歐洲精英「窮則思變」而發出的試圖改變社會意識形態信號。德國精英宣布「多元文化」失敗，首先將矛頭指為極左思想所主導移民政策。悔罪的德國人，曾在移民問題上投鼠忌器，不敢面對問題，不敢說真話，直接造成低效移民管理。很多移民及其後代逐漸淪為成為社保制度的巨大負擔和威脅社會安全的隱患。這成為德國政治精英打破長期禁錮德國正常言論自由「政治正確」的直接動因。第二是對多黨輪政，使好的政策缺乏連續性，偏頗的政策得到吹抬，導致政府執政能力低下。第三是歐洲高福利國家普遍面臨福利體系崩潰的窘境。金融危機使得歐洲各國之間的嫌隙逐步加深。凡此種種，使得失去優越感歐洲人不得不推動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改變自「68民權運動」以來在德國政壇佔主導的與文化相對主義相關的極左政策和極左執政理念。

大破之後才能大立，把當今德國的問題說清楚應該還不夠，也許還得談談如何在廢墟之上構建新價值。我認為今天歐洲價值的重構既不能依靠曖昧不清的所謂「多元文化」，更不能走向「右傾」單元文化，而是積極地從文化共識、共同價值、共同規則和共同遠景幾個層面對歐洲新文化進行重建。至此，我完成了對一個社會現象的縱橫思考過程，將這一研究成果呈現在讀者面前。縱觀歷史，在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社會文化更趨向於開放和寬容，但是任何事物都是雙刃劍，如果只開放和寬容而沒有揚棄，沒有實事求是地反思，未必能一直帶來帶來和諧和進步。尤其當寬容一旦被極端思潮利用，就可能會危害社會文明，德國和歐洲社會如今的確是走到再探索再求變的時刻了。文中對於現行的德國政策和制度缺陷的有限反思，也許可以為當今我國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思考的新角度。我想如果我能思索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範圍開放與寬容的雙刃劍等問題本身，也許能在這次競賽中獲得更好的成績。

用比較的視角看待和研究一個問題，已經成為我的思維慣性。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比較都對拓展思維都大有裨益。我始終堅信，任何文明在封閉和孤芳自賞中都只能走向枯竭，學問也是一樣。當今社會發展面臨著多種多樣的機遇和挑戰，新的知識，新的媒體和新的觀念層出不窮。在風雲多變世界環境和複雜的現代社會環境下，需要各種不同的文明經驗和文化理念服務於社會和學術的全面發展。同時，學術研究的邊界和國界逐漸消融，跨文化、跨學科和跨國界的研究日趨繁榮。不同學科、領域和區域的研究在相互審視、相互比較和相互交流中才能建立學術溝通，在合作中獲得豐碩的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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