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張魯傳》的批語
06-12
張魯系道教創始人張陵之孫。三國時代,他割據漢中。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權,「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所實行的一系列原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措施與道教早期經典《太平經》所倡的天地中一切財物都為社會公有;積財應「救窮周急」;強調人人自食其力,反對「強取人物」;主張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義原則等烏托邦思想都十分相似。同時在其實踐中也可以說是成功的,以至於「民夷便樂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毛澤東在1958年12月7日、10日寫下對《張魯傳》的批語,是有其深義的。現將這兩段批語錄於下:一)晉、陳壽《三國志。張魯傳》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通。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六百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後,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了,在黨的領導之下。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張魯的祖父創教人張陵,一名張道陵,就是江西龍虎山反動透頂的那個張天師的祖宗,水滸傳第一回描寫了龍虎山的場面。三國時代的道教是遍於全國的,群眾運動的。在北方有天公將軍張角三兄弟最為廣大的革命的群眾運動,他們的口號是「蒼天當〈已〉死,黃天當立」。蒼天,漢朝統治階級。黃天,農民階級。于吉在東吳也有極大的群眾運動,是那時道教的一派。張道陵張魯是梁、益派。史稱這派與北方派的路線基本相同。其後,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鬥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在一方面,帶有資產階級急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互助關係上。第三方面,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制、上層建築的封建制——從天公將軍張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楊么,鐘相,元末的明教,紅軍,明朝的徐鴻儒,唐賽兒,李自成,清朝的白蓮教,上帝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其最著者。我對我國歷史沒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觸。對上述性質的分析,可能有錯誤。但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就最貧苦的群眾來說,而不是就他們的領袖們(張角、張魯、黃巢、方臘、劉福通、韓林兒、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的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化,但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偉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毛 澤 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二)我國從漢末到今一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起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漢末北方的黃巾運動,規模極大,稱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領導的群眾運動,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漢中為中心的陝南川北區域),有五斗米道。史稱,五斗米道與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條路線的運動。又稱,張魯等,張陵(一稱張道陵,其流風余裔經千餘年轉化為江西龍虎山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極端反人民的張天師道,水滸傳第一回「馮太尉誤走魔鬼」有極神氣的描寫,一看使人神旺,同志們看過了吧?),張修,張魯祖孫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其法,信教者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來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毛 澤 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於武昌評註: 1、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它的許多思想都在歷史和文化的演進中化為了中華民族獨特文化結構中的文化因子。如道教的原始社會主義思想、辯證思想、形上指向傾向,等等,都為我們這個民族的心理底線提供著文化支撐。魯迅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就是這個意思。 2、早期道教的「烏托邦」思想和實踐非常重要。它上及先秦墨家、下逮新中國先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說烏托邦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無法割捨的一種情結。在其時隱時顯,此起彼伏的流變過程中,它雖屢遭困厄、蹀躞垂翼,但也不乏有凱歌高奏、振翮沖霄之時,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系統地整理道教的「烏托邦」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前期階段,當家作主人的中國人民以高昂的鬥志和勃發的熱情在黨的領導下使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在非常短的時期內恢復了經濟,使各項建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爾後,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雖然鬥志不減、豪情依舊,但在實踐中卻急功近利,南轅北轍,結下苦澀的果子。若僅僅從領袖那裡去尋找根源,而不從國民的心態、文化的底蘊去挖掘更深的潛意識結構,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4、毛澤東對《張魯傳》的批語,正如我們分析時看到,有其非常獨特的解讀角度。作為領袖來說,他常常把自己置身於洞燭機微的巔峰,不但盪思八荒、游神萬古,而且騰衝超拔、機鋒馳騁。雖然,他高懷遠引,但也極易馳情入幻。高言妙句、音韻天成之中難掩其非常強烈的主體性,「六經注我」、「揮斥方遒」之際,也常蘊鋒芒畢露的天真。一句話,毛澤東對早期道教原始社會主義的解讀既是他深受道家、道教的思想影響的一個典型表現,又是他步入晚年時內心世界烏托邦理想的一個很好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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