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理論經濟學60年的重大進展

張卓元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已60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於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並逐步走上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中國經過60年的發展，國家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被全世界公認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創造了「中國的奇蹟」。目前已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08年人均GDP已達3300美元。中國正在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預計再過40年，到建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　　在這一歷史巨變過程中，中國經濟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繁榮。一方面，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大規模開展和經驗的大量積累，為經濟學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的營養；另一方面，黨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中國經濟學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最廣闊的舞台。中國經濟學在現實需求的推動和良好環境的鼓勵下，在服務於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實踐中，呈現出百花競開的繁榮景象。　　以下是筆者根據多年的研究和觀察，以及50多年來親身參與一些經濟學熱點問題討論的體會，概括出的中國經濟學主要是理論經濟學60年來的重大進展。　　第一，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下，努力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開闢和形成了唯一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建立，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取得的。建國以後，怎樣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同樣必須很好地探索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才能成功。這一點，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都是明確的，並一貫堅持的。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有的探索是成功的，有的探索是失敗的。失敗的探索包括1958年開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否定商品生產與等價交換的一平二調，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利潤挂帥、按勞分配和「割資本主義尾巴」，以及建國頭30年一次又一次用階級鬥爭取代經濟建設為中心使經濟陷入困境等。更多的是成功的探索。1956年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是他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成果；1959年毛澤東總結一平二調錯誤後提出價值規律是「偉大的學校」；20世紀50年代陳雲、孫冶方、顧准、于光遠、卓炯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市場調節作用的遠見卓識；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界關於速度和比例、經濟核算和經濟效果、資金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的熱烈討論和探索。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提出中國社會主義仍處於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三個有利於」的生產力標準、發展是硬道理和三步走發展戰略等偉大構想；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21世紀頭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與此同時，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根本轉變問題、通貨膨脹問題、三農和農民工問題、收入分配關係問題、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問題、工業化和城市化具體道路問題、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宏觀經濟調控和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問題、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問題等，也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熱烈的討論和爭鳴，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黨和國家的科學決策提供了理論論證和智力支持。通過以上成功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成果，繁榮和發展了中國經濟科學。　　為什麼有些探索是成功的，而有些探索是失敗的？經過6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其探索是不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切合中國的實際需要。而建國以後中國的最基本的國情，是中國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即不發展階段。過去許多失敗的探索，都是因為不從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超越客觀實際，結果欲速則不達，碰得頭破血流，只好回頭是岸。而所有成功的探索，則都能從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中國國情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腳踏實地解決實際問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並獲得廣泛共識，鄧小平起著關鍵作用。1980年4月，他說：「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三十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採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麼，一定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①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1987年8月，鄧小平又說，「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②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又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③　　中國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和傳播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20世紀80年代初專門寫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④一書，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這本書於1997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組織的專家論證委員會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十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由於改革開放後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使大家對中國的最基本國情有了準確地把握，並從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本原理出發，我們黨終於在改革開放中開闢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使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可以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影響面最大的創新成果。　　第二，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界研討的第一大熱點，其突出成果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界建國以來討論最為熱烈、爭議最大、發表文章最多、成果最為突出的問題，是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一文後，經濟學界綿延五十多年研討的第一大熱點。　　建國以後，中國經濟學家對計劃與市場關係包括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問題的討論，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大階段。　　改革開放前可以概括為探索時期，主要是從1956年至1964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學界比較活躍，不少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頻頻向主流的傳統經濟理論挑戰，提出了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和主張。當時常常處於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環境中，政治對學術研究的干擾和破壞很大：一些經濟學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這嚴重影響理論探索，真知灼見受到壓抑。儘管如此，以下一些經濟學家的功勞是不能抹殺的。　　1956年，孫冶方提出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基礎上的鮮明主張⑤。　　1957年，顧准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可以設想讓價值規律自發調節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即通過價格的自發漲落調節生產⑥。　　1959年，于光遠認為，凡是加入交換的產品(只要在交換中要比較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依據等量勞動與等量勞動交換的原則進行)，都是商品，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幾種交換關係，都是商品交換關係⑦。　　1962年，卓炯(於風村)提出，商品經濟是由社會分工決定的，只要存在社會分工，就存在商品經濟；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不矛盾，還可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有力工具⑧。　　1963年，孫冶方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利潤的多少是反映企業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好壞的最綜合的指標⑨。　　需要指出，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曾提出過一些有積極意義的觀點和政策主張。如陳雲在1956年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要有市場調節作為補充⑩；毛澤東在1959年提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11)。　　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創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實現的。大體說來，第一步是主張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第二步是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第三步才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第一步，改革開放初期主張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1979年4月在江蘇無錫市舉行了全國第二次經濟理論研討會，主題是探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參加討論會的有300多人，我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作大會發言，會議收到論文上百篇，提出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理論觀點，包括：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肯定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調節的作用(12)；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起調節作用，競爭是其內在機制(13)；企業是獨立的或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主張逐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1980年1月，蔣一葦進一步提出著名的企業本位論(14)。現有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管理體制需進行改革，逐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15)。　　第二步，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這是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決定性步驟。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經濟學界就有一批人寫文章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起調節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持反對態度，爭論是蠻激烈的。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對我國經濟界和理論界多年的爭論，做了總結，以黨的決議的形式，肯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使我們的研究和討論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第三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確立以後，經濟學家沒有就此停步，而是繼續探索。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經濟學家進一步提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應明確是市場取向的改革，市場化改革。內容包括：企業應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價格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價格體制，建立和發展包括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宏觀經濟管理要從直接管理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1986年，有的文章認為，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模式，主線是國家掌握市場(即國家主要通過經濟手段和市場參數調節供需，實現對市場的「領導權」)，市場引導企業，或者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6)1987年和1991年，吳敬璉等明確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即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對新體制的框架做了比較詳盡的論述(17)。　　1992年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進一步闡發了他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看法，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報告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標誌著對經濟改革理論的認識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此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隨著改革的推進、改革經驗的豐富，而日益充實和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新和黨的強力推動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步步深入。舉其要者有：1994年分稅制改革；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1992年以後個體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20世紀末開展的以明晰產權為中心的集體企業改革；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2002年以來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2003年以來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並要求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05年以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先後整體上市；20世紀末開始的農村綜合改革；近兩年以全覆蓋為目標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等。　　回顧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對計劃與市場關係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與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第一，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問題。第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夠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同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係，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互適應相互結合。第三，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轉軌經濟學或過渡經濟學，也是以論述從計劃主導型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及其規律性為主要內容的。第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全新的理論體系，既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實踐為這一理論提供素材和養料，也需要經濟學家的艱辛探索和理論概括，需要經濟學家的理論勇氣和攀登科學高峰的精神。　　第三，所有制理論和分配理論的重大突破：確認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平等競爭，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　　（一）關於所有制理論研究方面　　1.20世紀50年代關於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研究。中國1953年-1956年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等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薛暮橋、蘇星、林子力合著的《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書，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當時經濟學界著重闡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走的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獨特道路，主要是引導個體農業、手工業走合作化道路，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和平贖買的方針。因此在短短几年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文革」後，有些經濟學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認為上個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對此，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說：「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2.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至「文革」結束前，經濟論壇上的主流觀點還是斯大林的教條，即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級形式，集體所有制是低級形式，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集體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形成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在這期間，也提出了一些有創新價值的觀點。　　一是孫冶方1961年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同占有權、使用權和支配權是可以分離的，認為在全民所有制之下，「經營管理權問題應該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生產關係三個方面中的第一個方面」。「財經管理體制的中心問題是作為獨立核算單位的企業的權力、責任和它們同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即是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問題。」(18)　　二是駱耕漠於1959年提出「大全民」中有「小全民」的獨特觀點。他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還包含有局部全民所有的關係，即在『大全民』所有之中還有『小全民』所有的關係。」(19)　　三為駱耕漠1957年提出集體所有制是「內公外私」的觀點。(20)　　3.改革開放後30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學界在所有制理論方面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在所有制結構方面，認為在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必須允許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確立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早在1979年就針對當時全國城鎮待業人員已達2000多萬人，影響社會安定的實際情況，勇敢地提出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廣開就業門路的重要建議。明確提出：「在目前，留一點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們現在還不可能使資本主義絕種，有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怕。」(21)他是我國改革開放後最早倡導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和優點是：在公有制推進改革的同時，體制外個體私營經濟飛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新的生長點和吸收就業的重要渠道，使經濟迅速活躍起來。到2007年，中國私營企業達551.3萬家，從業人員7253萬人；個體戶2741.5萬戶，從業人員5496萬人。2008年，中國個體私營經濟創造了5.18萬億元產值，比上年增長6.5％；就業人數達到1.37億人，比上年增加近千萬人。其中私營企業657.42萬戶(含分支機構)，實有註冊資本金11.74萬億元。(22)　　其次，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認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國有制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實現形式。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有經濟學家提出，隨著改革的推進，公有制將不只限於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社會主義公有制目前出現許多形式」，「我們應該根據實際經濟生活中的變化來重新研究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理論，而不是用現成的理論去套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況。」(23)　　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開始發展股份制經濟。這是一種混合所有制經濟。其中，大量的公有成分控股的股份制經濟，應看成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經濟學家對此爭議不大。20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90年代，各地還出現各種各樣的股份合作制經濟。一般認為，股份合作制經濟具有不同程度的公有性，其中以勞動者的勞動和資本聯合為主的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種新形式。　　1987年，國家體改委委託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北京大學等研究提出的中期(1988-1995年)改革規劃報告中，幾乎都提出了從當時的承包制向股份制過渡的建議，指出由於承包制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傳統國有企業產權制度中的先天性弱點，因而企業改革必須朝產權關係重組的方向即股份制的方向發展。(24)　　黨的十五大報告對尋找公有制實現形式方面有重大突破。報告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是一種現代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於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範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十五大報告的這一論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又進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論斷，指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大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再次，國有大中型企業要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道路。1978年底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國有企業改革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的。蔣一葦提出了著名的「企業本位論」。(25)有的經濟學家提出「兩權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理論、「承包制」理論等。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人們發現，光是放權讓利沒有約束機制會導致短期行為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一些經濟學家撰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實行的承包制不能解決政企不分問題，不能使不同企業進行平等競爭，並導致企業短期行為，主張國有大中型企業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取代承包制。(26)有的則提出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27)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徵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中國國企改革進入了制度創新的階段。到21世紀初，中國國企改革已取得重大進展，國有大中型企業已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初步適應市場經濟，競爭力逐步提高；大量國有中小企業，也已通過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經濟繼續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有相當競爭力的市場主體。　　（二）關於分配理論　　1.建國頭三十年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按勞分配問題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研討的一個熱點。1959年全國第一次經濟理論討論會，第一主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另一主題就是按勞分配和計件工資問題。當時主流的觀點是肯定按勞分配和計件工資，肯定物質利益原則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糾正1958年張春橋發表文章(28)否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影響。從那以後至「文革」前，經濟學界在討論中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一是1962年，沈志遠提出按勞分配具有相對穩定性，按勞分配、物質利益原則同「政治挂帥」不矛盾的觀點(29)。二是王學文提出勞動力部分私有決定了要實行按勞分配的觀點(30)。三是顧准等提出勞動報酬與企業的經營成果相聯繫的觀點(31)。四是李雲提出計件工資是按勞分配的好形式(32)。五是烏家培提出實行按勞分配就要貫徹物質利益原則(33)。最後，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至1978年的兩年間，中國經濟學界在理論上撥亂反正是從按勞分配問題著手進行的。從1977年4月至1978年11月的一年多時間裡，在於光遠的主持和推動下，我國經濟學界舉行了四次按勞分配問題理論討論會。其中第一、二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揭發批判「四人幫」極左的反動謬論，肅清他們詆毀按勞分配的流毒和影響。其他兩次會除繼續批判「四人幫」謬論外，還對按勞分配的性質、對象、形式等問題展開了學術討論(34)。　　2.改革開放以後關於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等問題的討論。1979年改革開放後，在分配理論方面的最大突破是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除了要實行按勞分配以外，還要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最早提出按要素分配的是谷書堂和蔡繼明教授。他們於1988年就提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的觀點。(35)當時有一些經濟學家不贊成他們的觀點，展開過相當熱烈的討論。但不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逐步被黨的文件確認。　　關於效率與公平關係問題，是有關分配問題討論的第二個熱點。1993年，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此前1986年，年輕經濟學家周為民、盧中原就提出了這一主張(36)，但未引起討論熱潮。1993年中央《決定》確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後，一直到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黨的歷次重要文件都重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這12年期間，可以說，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認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先把蛋糕做大，然後再考慮如何把做大的蛋糕合理地分配。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基尼係數已突破0.4的警戒線，經濟學界逐漸有人寫文章主張放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改為效率與公平並重。從黨的文件看，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開始，已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直到現在。但經濟學家中仍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仍應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37)；另一種則認為應放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改為效率與公平並重(38)。　　除以上兩個問題外，經濟學家們還對我國改革開放後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特別是基尼係數問題、庫茲涅茲倒U曲線是否適用於中國以及社會保障理論等問題進行了研討，出版了王春正主編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問題》(中國計划出版社1995年版)、趙人偉等著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經濟改革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陳宗勝等著的《再論改革與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國發生兩極分化了嗎？》(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論著。　　第四，探索國民經濟從封閉半封閉走向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引進來」與「走出去」互相結合，逐步形成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對外開放理論　　1979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學界關於對外經濟問題研究甚少，幾乎是空白地帶。那時，一般是重複斯大林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提出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即一個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一個是社會主義世界市場。斯大林認為在社會主義世界市場中，社會主義各國可以依靠相互間的互助合作，實現經濟的發展，「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儘管在具體做法上沒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教條，但對外貿易特別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等對外經濟關係很不發達，處於半封閉狀態。　　1979年改革開放後，在經濟工作實踐中，對外開放最先的兩大舉措是：1979年7月，中央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1980年5月16日，又決定將特區命名為「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特區經濟發展以吸引外資為主，產品主要外銷，實行不同於內地的管理體制(如企業所得稅為15％)，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權。特區是對外開放的窗口，發揮著示範、輻射和帶動作用。此後，中國對外開放由東到西，由來料加工放開製造業到逐步放開服務業等，發展為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中國在擴大對外開放中，有兩件標誌性事件。一個是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重大舉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另一個是從2005年以後，中國從著重「引進來」到重視「走出去」，以便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2005年，我國主要礦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提高到50％左右，資源瓶頸制約突出；同時，不少產品生產能力過剩，要到國際市場找出路。從此更加重視「走出去」對外投資，尋找資源和市場。到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已達750億美元。2007年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249億美元，2008年進一步提高到407億美元。中國外匯儲備已達2萬億美元，佔世界第一位，完全有條件更好地「走出去」，擴大對外投資。　　在我國對外開放的成功實踐的鼓舞下和鄧小平一系列倡導對外開放的鼓勵下，我國經濟學界積極展開對外開放理論的研究，並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　　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學界首先對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在對外貿易中的適用性進行探索。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發表的打頭文章，就是由袁文祺等撰寫的《國際分工與我國對外經濟關係》一文(39)，該文從理論上論證了發展對外貿易包括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對外貿易，可以取得比較利益，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一些學者支持或持有類似上述觀點。(40)　　20世紀90年代後期，經濟學界進一步從比較優勢研究轉向競爭優勢研究。(41)在這期間，王建還提出了具有較大影響的「國際大循環」理論。(42)這一觀點，對中國發展外向型經濟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關於外資理論。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突出成績是大量引進外資，加速經濟增長和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至2008年，我國已連續16年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大規模引進外資，吸引著經濟學家不斷投入研究。　　關於引進外資的積極作用，從大量文獻中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認為外資對促進就業增加發揮了積極作用；二是認為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效應明顯，大大加快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三是沒有實證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擠出」了有效益的國內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資本共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四是帶進了全新的商業模式與管理模式。「總體上，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43)　　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經濟學界的共識是，採取逐步放開的方式，先放開經常賬戶項目，資本賬戶項目放開需慎重。200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那時起，人民幣開始逐步升值。以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看，此前，1美元兌換8.27元人民幣，到2008年底，變為1美元兌換6.83元人民幣，人民幣升值21％。到2009年上半年，我國外匯儲備達21316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近幾年，經濟學界對於如何使龐大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更好地發揮外匯儲備作用，展開了熱烈討論，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　　對外開放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項基本國策。有的文章對對外開放理論做出如下概括：摒棄封閉半封閉發展模式，經濟發展由內向經濟轉向外向經濟；探索開放過程中的「漸進式道路」，即通過發展經濟特區開始進行空間推移的漸進式開放；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以開放促進體制改革和完善，推動政府行為規範，構造經濟行政管理新體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積極引進外資，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走出去」包括對外投資等。在對外開放理論推動下，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放推行了「進口替代」的內向型戰略，到了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外貿體制改革，外資、外企、外匯、涉外稅收和法律法規等改革，推進了全面外向型經濟發展。1994年擴大對外開放後，中國開始實施「出口導向」的外向型戰略，並取得了巨大的效益。這一戰略轉型把中國經濟和體制帶入到了一個新階段。從此，「中國的奇蹟」越來越讓世人矚目(44)。　　第五，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愈來愈受重視，改革開放後在發展是硬道理和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著力研究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研究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規律性　　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這是鄧小平的名言。我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行改革開放，目的也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擺脫貧困和落後，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建國以後不久，黨就提出了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實現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現代化的任務。因此，經濟學界廣泛研究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建國60年來，頭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總的來說取得了巨大成績。1953年至1978年，年均GDP增速達6.1％(45)，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但發展不夠快，不盡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經常受階級鬥爭為綱的干擾，偏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喪失了一些發展機遇；二是脫離國情，超越階段，盲目冒進，特別是1958年起三年「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　　為了研究1958年起三年「大躍進」的教訓，北京經濟學界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在薛暮橋、于光遠、孫冶方共同主持下，舉行了多次關於速度與比例、社會主義再生產、農輕重關係、經濟核算與經濟效果座談會，京外經濟學家也發表了不少相關文章，《經濟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在這前後發表了大量研討文章。　　關於速度與比例關係問題，薛暮橋、楊堅白等說：「不是說在提高速度的時候，可以不考慮客觀的可能性，可以不考慮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速度必須建立在客觀可能性的基礎上；而且必須保持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本的比例關係，這樣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46)高速度必須以按比例「為必要條件」、「為前提」，「唯有按比例，才能取得全面、持久的高速度。」(47)　　針對「大躍進」期間要求脫離客觀實際的積極平衡和「躍進的平衡」，有的論著指出，積極平衡應是「客觀可能性和主觀能動性高度統一所產生的平衡。在客觀可能的限度內，通過人們的主觀能動作用，來改善客觀經濟條件，使它們適應起來。」(48)「從實際出發去處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是積極平衡而不是消極平衡。如果離開客觀可能性而片面地強調需要，那就不可能組織新的平衡，反而會加劇不平衡。」(49)　　計劃工作要不要留有餘地，防止比例失調，也是當時討論的一個問題。有的文章提出，「留有餘地是一個積極的方針」，「『缺口』是留有餘地的反面。我們要留有餘地，就不應當留下這種『缺口』。」(50)　　鑒於20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的教訓，有的論著還討論了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出發點問題。如有的論著明確主張綜合平衡應按農輕重的次序進行(51)。　　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也是20世紀60年代討論的一個熱點。除了對兩大部類關係等一般問題討論外，現實性較強的問題是關於消費資料生產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制約作用問題。有的經濟學家在肯定第一部類在擴大再生產中的主導作用、決定作用的同時，認為還必須看到第二部類在擴大再生產中的制約作用。　　針對「大躍進」中提出的所謂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不計工本，不講經濟效果帶來的嚴重損失和驚人浪費，經濟學界特地開展社會主義經濟核算與經濟效果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關於經濟核算內容，有的文章提出，企業實行經濟核算，不只限於成本核算，還包括資金核算(52)。經濟核算中有沒有一個最綜合的或中心指標？如有，這個指標是什麼？這也是當時討論的一個熱點，而且頗具超前性。早在1957年，孫冶方在《從「總產值」談起》一文中，就提出，所謂中心指標應該是企業管理的一個中心環節，抓住了它便能帶動其他指標，利潤是企業經營好壞最集中的表現。(53)沈經農也持相似觀點，認為，中心的統帥的指標只能是一個，而不是兩個或更多，否則就無所謂中心了。經濟核算體系的中心指標，就是利潤指標(54)。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學界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討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1992年，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後，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的研討逐步成為經濟學界研討的第一熱點。2003年，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以後，如何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包括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等，更是成為學界和政界的焦點。　　先看黨的文件對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的論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後，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年的兩萬八千億元左右。」　　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進一步提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1995年，中共中央關於「九五」計劃建議提出「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2000年，中共中央關於「十五」計劃建議提出，「制定『十五』計劃，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新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任務。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科學發展觀。《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2005年，中共中央關於「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十七大報告還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是，「轉變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二○二○年比二○○○年翻兩番。」　　與此同時，經濟學界也廣泛而積極地研究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　　一是關於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從1981年2月開始，北京部分理論工作者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戰略座談會，直到1989年3月共舉行了49次，對中國「三步走」、「翻兩番」戰略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翻兩番」任務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寫了《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一文(55)，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　　二是關於如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問題。在經濟學界爭論最大的是中國工業化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是否已進入必經的重工業化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課題組等持肯定意見。他們認為，「世界各國經濟基本上是沿著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的軌道向前發展。」「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只有經過重工業化階段，才能真正成為工業強國並進入經濟發展的第一陣營。」「我國經濟步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時期已成定論，其主要特徵便是我國正式進入『重工業化階段』。」「如果抓住了重工業化這一機遇，中國經濟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長。」「當前經濟既不是總體過熱，又不是局部過熱，也不是沒有新特點的正常發展，而是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以重工業重新大發展為主要特點的歷史階段。」(56)與上述觀點不同，吳敬璉多次撰文不贊同上述觀點，指出上述觀點是根據「霍夫曼原理」得出的結論，而德國的霍夫曼1931年根據20多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內部結構變化的經驗數據概括出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品生產的增長快於消費品生產的增長的結論，是在當時還沒有把第三產業(服務業)看作一個基本的產業做出的。在先行工業化國家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以後，霍夫曼定理關於資本品工業(或重工業)將在國民經濟中佔優勢的預言沒有實現，因為增長最快的是服務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把這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命名為現代經濟增長，他的基本結論是，和早期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資源、特別是資本投入不同，在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徵的產出高增長中，投入的貢獻只佔有限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應歸於生產率的高增長率。據此，吳敬璉認為，中國必須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走一條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將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經濟作為今後的指導方針，才有可能實現持續較快增長。在工業化的中後期，由於對住宅、汽車、家電等耐用消費品需求增加，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著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會超過對服務業的需求。(57)　　關於中國的工業化問題，中國社科院學者陳佳貴、黃群慧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快速工業化進程後，中國已經從農業經濟大國轉變為工業經濟大國，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進入了以實現由工業經濟大國向工業經濟強國轉變、推進工業現代化進程為核心任務的新階段。現代化進程的新階段要求選擇新的戰略。在技術進步戰略方面，應重視戰略技術的自主創新和加大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投入；在經濟增長戰略方面，要切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發展重化工業也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在產業發展戰略方面，三次產業要有新的戰略使命和發展定位；在經濟體制改革戰略方面，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58)　　三是關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迅速起飛，1978年至2008年年均GDP增速達9.8％，超過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的兩倍多，被世人稱為「中國的奇蹟」。同時，中國經濟在飛速發展中也碰上一系列不可持續的問題，因而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的任務。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論述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之一是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進一步提出要實現三個轉變，即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四是研究現代經濟增長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許多實證研究成果的出版，各種經濟增長理論的引入，包括發展經濟學的「結構模型」、「比較優勢」、「干中學」等理論的引入，現代經濟增長的研究範式開始流行。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發表了《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專著(59)，提出了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以後陸續出現「低價競爭模式」和「低價工業化增長模式」等。新的研究範式強調了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持續性，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60)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前沿」和「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2003年起，連續在《經濟研究》發表十篇文章，認為，一國從貧困走向富裕的路徑存在著規律性東西。如以縱軸為人均GDP，橫軸為時間，中間的曲線為產出線，則大致呈S狀。S形增長曲線又可細分為「馬爾薩斯均衡」(貧困陷阱)、「工業革命理論」(經濟趕超)、「卡爾多典型事實下的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理論)、「新經濟分叉」(新增長理論)等若干與相關理論對應的階段；同時，針對有些國家經濟趕超失敗的事實，給出了一個中等收入陷阱階段。(61)　　五是關於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國要不要著力發展大城市，是不是主要靠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實現城市化，一直有爭議。2007年，黨的十七大總結實踐經驗，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指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託，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長極。」　　六是關於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的關係問題。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除「大躍進」期間出現極其嚴重的比例失調、黑市價格飛漲外，一般是比較穩定的，其主要表現是物價基本穩定，通貨膨脹被隱蔽起來了。　　1979年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起飛，經濟增速加快。1978年至2008年，年均GDP增速達9.8％，比1953年，1978年年均增速6.1％加快3.7個百分點。在這期間，也出現過急於求成的問題。有的人主張經濟增長應盡量快些，主張用通貨膨脹的辦法支撐經濟的超高速增長。在急於求成影響下，1985年、1988年、1993年至1994年、2007年至2008年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黨和政府不得不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以恢復宏觀經濟的協調和穩定。在這過程中，也不斷有經濟學家反對用通貨膨脹的辦法支撐經濟的短期高速增長，認為這樣做既不利於經濟的穩定增長，也不利於改革的深化。1988年價格改革「闖關」時，薛暮橋等經濟學家就認為，在通貨膨脹條件下價格改革是不能「闖關」的，也是不能成功的。事實正是這樣。1988年第4季度，被迫宣布停止「闖關」，改為實行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1987年，中國社科院課題組也曾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與發展思路(62)，主張在穩定經濟的基礎上推進改革與發展。而要穩定經濟，就必須治理通貨膨脹。到後來，儘管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的認識還有分歧，但多數人認為，兩位數的物價上漲率是應儘力避免的，年CPI上漲率控制在4％左右應認為是比較理想的，屬於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的範疇。　　另外，中國理論經濟學60年來在研究方法上亦有了重大革新，比如更加註重創新，緊密聯繫實際，充分吸收現代經濟學有用成果，重視實證研究和數量分析，勇於提出各種對策建議，等等。　　注釋：　　①鄧小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頁。　　②鄧小平：《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頁。　　③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頁。　　④于光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　　⑤孫冶方：《把計劃和統計建立在價值規律基礎上》，《經濟研究》1956年第6期。　　⑥顧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經濟研究》1957年第3期。　　⑦于光遠：《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問題的討論》，《經濟研究》1959年第7期。　　⑧於風村：《論商品經濟》，《經濟研究》1962年第10期。　　⑨孫冶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孫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　　⑩陳云：《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陳雲文選》(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頁。　　(11)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936頁。　　(12)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料室等編：《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13)孫尚清、陳吉元、張耳：《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性與市場性相結合的幾個理論問題》，《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　　(14)蔣一葦：《企業本位論》，《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　　(15)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料室等編：《價值規律作用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　　(16)李成瑞：《關於宏觀經濟管理的若干問題》，《財貿經濟》1986年第11期。　　(17)吳敬璉課題組：《經濟體制中期改革規劃綱要》，載《中國改革大思路》，瀋陽人民出版社，1988年；吳敬璉、劉吉瑞：《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　　(18)孫冶方：《關於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財經體制問題》，《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0頁。　　(19)駱耕漠：《關於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新建設》1959年第8期。　　(20)駱耕漠：《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和價值問題》，科學出版社，1957年。　　(21)《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出版社，1996年。　　(22)《中華工商時報》2009年2月24日。　　(23)何偉：《社會主義公有制應當有多種形式》，《人民日報》1984年12月31日。　　(24)國家體改委綜合規劃司編：《中國改革大思路》，瀋陽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蔣一葦：《企業本位論》，《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　　(26)吳敬璉等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厲以寧：《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企業管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6年第12期、1987年第1、2期。　　(28)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解放》1958年第6期。《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轉載。　　(29)沈志遠：《關於按勞分配的幾個問題》，《文匯報》1962年8月30日。　　(30)王學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關係與價值規律》，《經濟研究》1959年第5期。　　(31)顧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經濟研究》1957年第3期。　　(32)李云：《對計件工資的一些看法》，《經濟研究》1959年第5期。　　(33)烏家培：《略論物質利益原則的性質》，《經濟研究》1959年第8期。　　(34)經濟研究編輯部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回顧與展望》，經濟日報出版社，1986年，第381～383頁。　　(35)谷書堂、蔡繼明：《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編：《理論縱橫》(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又發表在《經濟學家》1989年第2期。　　(36)周為民、盧中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通向繁榮的權衡》，《經濟研究》1986年第2期。　　(37)曉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不能改變》，《經濟研究資料》2003年第12期。　　(38)於祖堯：《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個人收入分配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2頁；劉國光：《不能迷信「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經濟研究資料》2003年第10期。　　(39)袁文祺、戴倫彰、王林生：《國際分工與我國對外經濟關係》，《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創刊號。　　(40)季崇威：《應用比較成本論指導我國對外貿易》，《外貿教學與研究》1981年第3期；陳琦偉：《比較利益論的科學內核》，《世界經濟》1981年第3期。　　(41)洪銀興：《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經濟研究》1997年第6期；王子先：《以競爭優勢為導向——我國比較優勢與外貿長期發展的思考》，《國際貿易》2000年第1期。　　(42)王建：《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經濟日報》1988年1月5日。　　(43)世界銀行：《中國利用外資的前景和戰略》，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34頁。　　(44)參見張平：《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進展與創新》，載張卓元主編：《中國經濟學30年(1978-200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45)《經濟日報》2008年10月30日。　　(46)薛暮橋：《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發展》，《人民日報》1959年1月7日。　　(47)楊堅白：《略讀綜合平衡》，《大公報》1962年3月26日；楊英傑：《論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重點和速度問題》，《經濟研究》1959年第5期。　　(48)郭子誠等：《試論國民經濟高速度和按比例發展》，《經濟研究》1959年第6期。　　(49)許滌新：《論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3頁。　　(50)李成瑞：《留有餘地是一個積極的方針》，《紅旗》1964年第16期。　　(51)楊堅白：《試論按農輕重方針進行綜合平衡》，《光明日報》1962年11月5日。　　(52)何建章、桂世鏞、趙效民：《關於社會主義企業經濟核算的內容問題》，《經濟研究》1962年第4期。　　(53)孫冶方：《從「總產值」談起》，《統計工作》1957年第13期。　　(54)沈經農：《關於社會主義企業經濟核算的幾個問題》，《光明日報》1962年5月28日。　　(55)《人民日報》1982年11月19日。　　(5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課題組：《我國工業化進入新階段》，《經濟日報》2003年12月1日；《我省產業發展繞不過重化工業階段》，《南方日報》2003年9月11日；《重工業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動力》，新華社北京2003年11月29日電；《二次工業化——中國民營企業的工業化進程》，《商務月刊》2004年3月2日；《我國四大重點行業投資分析》，《經濟日報》2004年6月16日。　　(57)吳敬璉：《中國應當走一條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洪範評論》第2卷第2輯(2005年9月出版)。　　(58)陳佳貴、黃群慧：《工業發展、國情變化與經濟現代化戰略——中國成為工業大國的國情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5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60)劉霞輝、張平、張曉晶：《改革年代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頁。　　(61)詳見劉霞輝、張平、張曉晶：《改革年代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頁。　　(62)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中國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改革綱要》，《中國改革大思路》，瀋陽人民出版社，1988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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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卓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北京　100836）

（來源：《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京）2009年3期第8-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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