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墓游春的民俗學考察
我們也許從宋代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可以讀出某些破解的密碼。在這幅涉及人物550多個、牲畜50餘頭、船20多艘、車轎20多乘的長卷上，作者生動地描繪了北宋汴京附近以汴河為中心的清明時節社會各群體的生活景象。畫中的人物，無論是乘船坐轎的，還是騎驢徒步的，無論是打把式賣藝的，還是兜售物品的，都看不出絲毫哀傷的表情，整幅畫烘托出的，完全是一種歡樂祥和的過節氣氛。看來，清明節除了直接發之於外的哀傷氣氛外，其中蘊涵著的歡快氣氛，也是其應有的題中之義。
原來，清明節在歷史的自然演變中自覺吸納了一個上古節日——上巳游春宴飲的內容。上巳節，古時在農曆三月三日舉行，主要風俗是踏青、祓禊（fu xi，臨河洗浴，以祈福消災），反映了人們在沉悶一冬天后急需精神調整的心理需要。這種風俗可以一直上溯到周代。據《論語》記載，孔子有一次與他的弟子們在一起討論人生志向，其他弟子慷慨陳述其治國安邦的宏偉藍圖時，孔子並未搭腔。輪到曾皙說：「暮春時節，穿著剛剛做好的春服，與五、六個朋友，六、七個小孩，到沂水去沐浴，並隨風起舞，洗完後哼著民間小調，踏上歸途。」孔子聽了，微笑著點頭說：「我贊同你的理想。」孔子與曾皙的對話表明，遠在古老的春秋時期，人們便有了在暮春時節野浴並踏青的活動。晉人陸機詩——「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游黃河。」生動表明了上巳祓禊、踏青習俗的歷史傳承。由於清明、上巳兩節前後相接，相距不遠，加之古人交通不便，清明郊外上墳時順便踏青，正可節哀自重，轉換心情，上巳節的內容遂逐漸合併在清明節中一起進行了。中華民族是個樂天知命的民族，人們視親人之死為「歸」，意為人生於無形，死後復歸於無形。生死之間不是絕對的對立，陰間乃為陽世的延長或補充。從這個意義看，清明節恰是溝通生與死、陽與陰的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人們除了要祭奠亡人，以通陰間，同時也需迎春活動，以順陽氣。因此，清明游春與祭墓本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離則兩傷，合則俱美。從深層文化心理看，這倒也符合支配民眾倫理生活的儒家中和之道——「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換句話說，在以哀傷為主調的清明節里，糅進些許歡快的調和劑，也算是符合中國傳統文化邏輯的自然發展吧。
大致從唐代起，人們不僅在寒食、清明期間上墓悼念亡人，同時也在此期間開展遊樂舉宴類活動。據五代時人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上追述：「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這是皇宮中寒食（清明）遊樂舉宴之風的寫照。同時，這種邊遊戲邊宴飲的寒食風俗在民間也流行開來，唐人張說《清明日詔宴寧王山池賦得飛字》詩曰：「今日清明宴，佳景惜芳菲。搖楊花雜下，嬌囀鶯亂飛。綠渚傳歌榜，紅橋度舞旂。」清明行家宴並游春的歡快場面由此顯現。杜甫《清明》所述：「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齒膝」，更是將清明這天繁花爭艷，城中男女紛紛郊遊的宏大場景呈現在讀者面前。而王維《寒食城東即事》則以其細膩的筆觸將寒食（清明）踏青游春的全景鋪排開來：「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蹴踘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里。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寒食（清明）的掃墓祭祖與上巳節的踏青遊樂越來越融合在一起，反映了因時就便、陰陽協和的民俗需要。但從統治者維繫倫理綱常秩序的角度看，掃墓拌以踏青遊樂，畢竟對於肅穆端莊的祭祖文化是個潛在的破壞。於是，唐代皇帝曾多次下詔予以禁止或限制。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十五日，唐高宗對於民間習以為常的喪葬飲酒作樂習俗，明令禁止：「亦有送葬之時，共為歡飲，遞相酬勸，酣醉始歸；或寒食上墓，復為歡樂，坐對松檟，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宜禁斷。」 （[宋]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三）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頒布的敕令中規定寒食上墓時必須保持莊嚴氣氛。所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余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恆式。」（[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二《禮十二》）。這個敕令針對民間掃墓時飲酒遊樂的傾向，明令上墓祭拜時要「泣辭」，體現哀悼的氛圍，禮畢如要飲食，要換到他處，飲食過程中仍要保持莊重氣氛，「不得作樂」。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十五日，唐玄宗再下敕令：「凡庶之中，情禮多闕，寒食上墓，便為燕樂者，見任官與不考前資，殿三年，白身人決一頓。」 ([宋]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三)為禁止民間祭掃時的作樂風俗，皇帝不惜下令說，地方官如果在禁止這些「惡俗」時不得力，就要遭受降職處分和皮肉之苦，可見，清明祭掃時伴以遊樂已成一項重要民俗，並非統治者主觀上想禁就能禁止得了的。
唐末詩人韋莊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詩：「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鞦韆」，表明清明時節踏青游春並不以帝王禁令為轉移，在民間仍然在蓬勃發展。到宋代，清明踏青游春更是風靡一時。如宋人孟元老在其《東京夢華錄》所述：「清明節……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都城人出郊，士庶闐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圃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此為北宋都城汴梁（今開封）的「清明醉春圖」。宋人南渡後，江山局促，但清明踏青游春風頭更勁。宋人吳自牧在其《夢粱錄》中寫到：「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節……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車馬往來繁盛，填塞都門。宴於郊者，則就名園芳圃、奇華異木之處；宴於湖者，則彩舟畫肪欸撐駕，隨處行樂。此日，又有龍舟可觀，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雖東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此為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的「清明醉春圖」。宋詩中此種意象更是比比皆是。如程顥《郊行即事》：「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勸，只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文彥博《清明後同秦師端明會飲於李氏園池偶作》:「洛浦林塘春暮時，暫同游賞莫相違。風光不要人傳語，一任花前盡醉歸。」吳惟信《蘇堤清明即事》詩：「梨花風起正清明，遊子尋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柳屬流鶯。」隨著游春在清明習俗中的日常化，人們在掃墓時的不盡哀情逐漸被一種惜春正命的積極心情所取代，如元人劉因《寒食道中》詩曰：「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冢人。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 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游春意象，那本來就是百姓清明期間生活的常態啊。對此，明人張岱在其《陶庵夢憶》中用其妙筆生花再現了《清明上河圖》的場景，不過，他將描摹對象由北方搬到了南方，一幅江南清明踏青的畫卷由此躍然紙上： 揚州清明日，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按即祭掃墳塋）；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折再三，不辭往複。監門小戶，亦攜餚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則席地飲胙（按指分吃祭肉）。……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鬥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現代作家豐子愷有篇題為《清明》的散文這樣回憶小時隨家人清明掃墓踏青的心情：「我們終年住在那市井塵囂的低小狹窄的百年老屋裡，一朝來到鄉村田野，感覺異常新鮮，心情特別快適，好似遨遊五湖四海。因此我們把清明掃墓當作無上的樂事。」他風趣地把這種踏青稱作「借墓游春」。其實，這種游春的好心情不僅小孩子有，連大人都會為之忘乎所以，我們不妨進一步欣賞一下豐子愷在這篇散文里所提到的他的父親所寫的《掃墓竹枝詞》。其一：「別卻春風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煙。家人預埋上墳事，五日前頭摺紙錢。」其三：「雙雙畫槳盪輕波，一路春風笑語和。望見墳前堤岸上，松陰更比去年多。」其八：「解將錦纜趁斜暉，水上蜻蜓逐隊飛。贏受一番春色足，野花載得滿船歸。」這哪裡是去上墳掃墓，分明是在春遊嘛。細細想來，人真是一個滿懷悖論的動物——一方面，千年禮法在理智上敦促人們實踐掃墓的意義，另一方面，大自然的美景又在不時地將人們內在的情感慾望勾引出來。
人的兩面性，使得清明節這個悲中有歡的行孝佳節常常透露出撲朔迷離的詭譎色彩。唐代詩人崔護清明春遊時曾碰到一件令人神傷的往事。某年清明節，崔護春遊到城南庄時，因口渴向一名村中少女討了一瓢水喝，第二年清明，崔護又到這個村莊時，卻聽說這個女子因過度思念他而撒手人寰。睹物傷情的崔護於是揮筆寫就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應該說，清明踏青為平日里循規蹈矩生活慣了的人們提供了一個釋放自己心情的機會。對於封建社會的婦女尤其如此。周作人有篇題為《上墳船》的散文頗能道破其中的玄機：「紹興墓祭在一年中共有三次，一在正月曰拜墳，實即是拜歲，一在十月曰送寒衣，別無所謂衣，亦只是平常祭奠而已。這兩回都很簡單，只有男子參與，亦無鼓吹，至三月則曰上墳，差不多全家出發，舊時女子外出時頗少，如今既是祭禮，並作春遊，當然十分踴躍，兒歌有云：『正月燈，二月鷂，三月上墳船里看姣姣』，即指此。」從某種角度而言，清明踏青是封建社會的未婚女子能夠向社會自由展示自己才情的僅有幾個機會之一。前述唐代城南女子與崔護邂逅是個不成功的例子，但在長期的清明郊遊習俗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清康熙年間福建建寧鎮盧家少女與該鎮副將薛受益邂逅並結為連理的故事。 某年清明節，薛受益去墓地祭祖，於返家的路上遇上一群結隊祭掃墳塋的女子，其中有一黑衣女郎與眾不同，只見她從頭巾到裙履皆為黑色，輕盈地倚於驢背上，當她發覺有一美髯男子在路邊直盯盯地看著她時，不覺羞紅了粉頸。黑衣女子那種飄飄欲仙的動人神態深深打動了薛副將的心靈，回去馬上打聽其家世，知其為該鎮官衙盧姓小吏之女，年方十六，尚未許人，大喜，托媒於盧家，成就一段美滿姻緣。（[清]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九）周作人在其《百草園·山頭的花木》一文中深入發掘了舊時婦女在清明出遊的心理：「在舊時代里，上墳時節頂高興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們。從前讀書人家不準婦女外出，其唯一的機會是去上墳，固然是回娘家或拜忌日也可以出門，不過那只是走一趟路，不像上墳那樣坐了山轎，到山林田野兜一個圈子，況且又正是三月初暖的天氣，怎能不興會飆舉的呢？」這些盛服靚妝的淑女們，平日里深居閨閣，好不容易得到這樣一個可以拋頭露面的合法途徑，自然是格外珍惜，盡情享樂。但是，頗有意味的是，當這些女子陶醉於流連忘返的自然美景時，殊不知她們自身也成了節日里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悲與歡是清明節的傳統里交織著的兩種情結，這兩種情結並非等量齊觀，而達致一種「悲為基調，歡作調節」的動態平衡關係。這就是清明節內涵的豐富性，也是中國節日文化的豐富性。在縱橫捭闔的時空坐標里，把握此種豐富性，進而提煉其時代性，是推動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研究的應有路徑，也是以此為載體培育民族精神、提升國民民族文化認同的應有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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