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孟子學說之異同
一、孔子學說
孔子學說是儒家學說的開創學說。我說「開創學說」,是說孔子本人的學說並不包含我們現今所講的儒家學說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戰國時代儒家學說的全部。兩千多年前的韓非就說過:「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韓非子·顯學篇》)韓非是研究過孔子及孔門各家學說的,他的這個問題提得有道理。戰國時代幾個大儒,取捨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禮」;子夏居魏地,為魏文侯師,他是傳經大師,又和法家關係密切。看來,他們同是儒家。同傳孔子之學,但各有側重或創新。戰國以後就更是這樣了,像董仲舒、程朱陸王,他們的學說距孔子的原始儒學尤遠,儘管他們都自稱孔門嫡傳,都表示虔誠地拜在孔子的門
下。
對原始儒學,即孔子本人的學說,現時代的人認識也不同。有人認為孔子是為奴隸說話,有人認為孔子是為封建立言。有人說孔子貴「仁」,有人說孔子重「禮」。有人把六經看做孔子的學說,有人不以為然,以為那不過是周的舊籍,如此等等。兩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無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徵而解釋不同。看來,不僅孔門後學難以考訂,就是孔子學說的有些內容也難以考訂。有些問題已經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還要繼續打下去。不過困難雖然有,我們還是要勉力來做這場官司的一方。因為關於孔子的學說,剔去種種超時代的增飾,畢竟還有線索可尋。
研究孔子,根據什麼?無非是根據有關書籍記載和所處的時代。孔子十五志於學,二十四歲葬母時就有門人幫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卻開始得較晚,根據周卜官和史官積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經時已近七十歲了,修訂《春秋》是在他死前的兩年。有人說,六經即孔門儒學。六經為古籍古事,經孔子刪定,孔子當然是立意宣揚並有所寄託的;有的可能是作為珍貴的掌故文獻保存下來。《列子》記楊朱的話說:"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征。周籍在平王東遷時丟失一大部分,春秋時所剩無幾。加之,原來在王室掌管書籍的縉紳先生們這時多已離散,各自找飯吃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刪定六經,為我們民族保存了大批有價值的古文籍,實屬難能可貴。
現在我們研究孔子,主要根據四部書。一是《春秋》。孔子用魯史官所記《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這部書對於孔子來說與其他經書大不相同。孔子自命為「繼周者」,且自命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禮就寄托在《春秋》裡面。孔子說:「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轉述孔子的話:「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時通過修《春秋》以撥亂反正,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歷來人們公認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於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貶,使亂臣賊子懼。所謂「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婦、貴賤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就以春秋為最高標準。古代中國一以貫之的宗法等級思想,以及奴隸制宗法等級思想與封建制宗法等級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現在《春秋》一書里。
二是《論語》。關於《論語》的流派尚有爭論,但一般認為論語系戰國時孔子的再傳弟子(據說是曾子、有子的門人)編纂而成,非孔子親筆。康有為認為,《論語》雖出自孔門弟子之手,戰國時儒分為八,則難免「各尊所聞,各明一義」,就難免有戰國儒者的一些觀點摻雜其中。因此,《論語》尚不足以盡孔學的全貌。
三是《易經》據《史記》載,《易經》的一些卦象辭、爻象辭是孔子親作。孔子的重要哲學思想反映在《易經》這部書里。這裡附帶說一下,《易》一般認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後來郭沫若提出新說,認為《易》是戰國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刪定的《儀禮》十七篇及其他禮學著作。孔子生前大聲疾呼以「復禮」為己任。孔子關於「禮」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說就是一部禮學著作。《儀禮》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喪服禮》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為之作傳,其中親親尊尊長幼男女有別那一套規定得最具體清楚。此外,闡明孔子禮學的,還有漢時儒生所編的《禮記》一書。此書有些篇目如《中庸》、《禮運》,記載孔子一些言論,其價值不低於《論語》,可以補《論語》之不足,明《春秋》之未盡。
從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確實沒有專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託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後學追記下孔子的一些語錄,片言隻語在所難免。憑書籍研究孔子,由於根據不一,理解各異,見仁見智,發生爭論是極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十分重要的。
孔子所處的是怎樣一個時代呢?孔子生當春秋末期,周王室已衰微,成了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禮廢樂壞,舊的等級名分被破壞,宗法秩序被攪亂,尊王之風殆盡。這就是孔子所謂"亂臣賊子」的時代:天子失政,諸侯互攻,大夫爭國,私門斗公室,弒君弒父之事時有發生。孔子所親見親歷的就有:周王子朝攻逐敬王;魯季氏逐昭公,陽貨囚季氏;衛靈公父子爭國,太子蒯聵出走,後來又是蒯聵與其子蒯輒爭國;齊崔抒、陳恆先後弒君;楚平王弒靈王;吳闔閭弒王僚。此外,各諸侯尚有不少篡亂。《春秋》二百多年就記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三」。其時還出現諸多「百工暴動」,就是下層群眾起來造反。在鄭國就有耕奴為「盜」,太叔興兵,盡殺之;魯國有匠人「皆執利兵」,進攻公室;晉國人民不服從國君的命令,聽到命令就像遇見強盜似的紛紛逃走;齊國由於公室加重剝削,人民受不了飢餓,紛紛逃到待遇較好的陳氏家中去,等等。這些事件反映了時代的大變動,即所謂「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這種情況在舊統治者眼中自然是禮崩樂壞,「上下失禮」。禮制被破壞,是當時統治者最頭痛的一件事。「禮,王之大經也。」(《左傳·昭公十一年》)「無禮必亡。」(《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舊統治者自然要竭力維護禮,力挽禮的頹勢,使反叛作亂者復歸於禮。
其時,法家學派尚未形成,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已提出不能單純靠「禮治」,也要有點「法治」。所以,鄭國子產制刑書(有條文的法律),鄧析制竹刑(竹法)。接著,晉國的范宣子鑄刑鼎,把貴族秘而不宣的法度公之於眾,這種行動在當時有利於「私室」而不利於「公室」。這就引起了一場關於禮、法之爭。有人對這場爭論採取超然的態度,如管子。《管子·樞言篇》說:「法出於禮,禮出於俗。」意思是,俗間的習慣便是禮,禮加上強制力便是法。孔子則明確地站在「禮治」的立場上而反對「法治」。他認為「法治」就是破壞了周禮,他說:「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按:晉國最初受周封的君主是唐叔,他從周天子那裡帶來了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對於范宣子的鑄刑鼎,孔子表示十分不滿,所以說話頗有些慷慨激昂。
孔子是不是完全否定「法」呢?也不是。孔子有幾句格言式的話:「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孔子是主張「齊之以禮」的,因為在他看來,「禮者禁於將然於前,而法者禁於將然之後」(《大戴禮記·禮察篇》)。就是說,禮能事先禁止不法行為的發生,法只能在不法行為發生後消極地予以懲罰。這就是孔子主張「禮治」而反對「法治」的主要理由。
我以為,從這場爭論可以引出關於孔子學說的主旨或中心內容究竟是什麼。孔子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大政論家和大倫理家,也是大教育家。他的學說以政治和倫理為主,是積極用世的,竭力為統治者立言。他的學說,禮、樂、仁、義均包含於其中。禮、樂屬於制度、名分範疇,仁、義屬於倫理、道德範疇。禮、樂、仁、義四者當中,孔子究竟以何者為重,即以何者為其學說的中心內容呢?對這個問題,現代學者看法各異,取捨不一。郭沫若取「仁」,范文瀾取「禮」。其他學者也是非「仁」即「禮」,或者如蔡尚思昨日取「禮」今日取「仁」,昨日取「仁」今日又取「禮」。有人甚至說,孔曰「仁者人也」——這就是「人的發現」,這個發現要早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者云云。此外,關於孔子學說的主旨,還有「仁禮統一」說,「忠君」說、「仁恕」說等等。
若問我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是:孔子之學以禮為首。孔子本人的論述甚廣泛,針對不同問題所說的話,其側重點往往不同,「貴仁」也是事實。但是,就孔子在他那個特定時代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來說,我以為,提出孔子本人的學說的著重點在「禮」,孔學主要是禮學這個看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下面我就來談談為什麼說孔學主要是禮學,並說明孔子如何處理禮與仁的關係。
二、孟子學說
儒家獨尊地位確立之後,整個封建王朝時代它都不曾動搖過,而在近現代社會轉型和當代社會動蕩時期,它卻遭到了不公正的詆毀,之所以這樣,與其學說思想當然脫不了干係,其中還包括時代因素的影響。身為儒家生力軍的孟子,其學說曾倍受推崇,圍繞其提出的「仁」之學說,學界的探討相當之多,這些論說精闢也不失公平、客觀,但亦有以偏概全和溢美之嫌,時代的發展給我們反思孟子學說和這些觀點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仁」之始末和概念辨析
最先闡釋「仁」的並非孟子,儒家開派始祖孔子對「仁」就有不少宏論。「仁」在孔子時代僅構成一孤立概念,「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諸如此類,皆以一「仁」字抒發其思想,很少另用它字與之匹配,這點從下面的引文也能看出。
孔子之「仁」內容極其寬泛,多為個人品德(品性)修養問題。《論語》開篇《學而》即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似乎「仁」之根本在於「孝悌」,此說即便有不當之處,但孔子對「仁」的論述不少是由此而闡發開的。同章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2],「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眼中是一個如何做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條件)的問題,與《大學》一再言及的「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有相契合之處[3]。
孔子這一思想尤其凸顯在回答「仁」為何物問題上,其弟子就「仁」曾多次提問,但孔子的答案從不相同。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隨而問具體做法,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孔子對「仁」的一種解釋,就顏回本人而言,「仁」就在於「依禮行事」,步驟如何孔子說得一清二楚,所以顏回馬上回答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4]。顯而易見,這裡的「仁」是個人品性問題,而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它強調的是個人行為準則,即修身問題[5]。樊遲曾三次問「仁」,孔子在《顏淵》中曰「愛人」;《雍也》中雲「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路》中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可見「仁」之意義因時而異,雖然三次回答各不相一,但其主旨卻還是告訴樊遲做人的道理,即如何達「仁」。孔子曾雲「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又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即「恭,寬,信,敏,惠」[6],這裡仁與道、德、藝、恭、寬、信、敏、惠是同等的,而這些在孔子的言論中都是個人修身目標。
誰能做到「仁」的要求,便可稱為「仁者」,所以孔子對「仁」的解釋還有「仁人」的意思,「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7],這一點似乎用不著多舉例。「仁」的難易如何?對孔子而言,「仁」似乎輕而易舉,「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8]。實際情況如何呢?《公冶長》中記有孟伯武問孔子子路、求、赤是否做到了仁?孔子回答「不知道」,隨即解釋說「由(子路)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知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可見並非易事。
孟子對「仁」的論述遠沒有孔子繁雜,單獨使用「仁」的情況很少,更多的是用「仁義」、「仁政」、「仁術」之語,「仁」成了一個修飾名詞,其主體意思也似乎發生了轉移。經過孟子的發揮後,「仁」的含義有了明確指向,可以更具體地理解它,也能加以總結和概括了,這就是學者為什麼對「孟子仁學」談得更多的原因,也是將其「仁」多局限於「仁政」的緣故。
其實孟子之「仁」,僅「仁政學說」是不能加以概括的,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仁」即學者們所言的「仁政學說」,廣義上的「仁」還有「仁人」、「個人修身」其它意思,這也是孟子對孔子學說繼承的地方。就後者而言,在孟子的論述中佔有一定比重,「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9];這是孟子對「仁人」的厚望,「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10],這是孟子對「仁人」的崇仰,對孔孟而言,仁者是無敵的。「仁,人心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11],這又強調了個人的修養問題,「仁義」即是孟子一再言及的個人行為準則。「仁之實,事親是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而堯、舜「不以仁政,不能賓士天下」[12],顯然這是對孔子所言「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的認可與贊成。孟子對孔子的承襲之處尚多,此不多贅。
如果孟子僅繼承而閉門造車,其影響是不會有這麼大的,他沒有將「仁」僵化,而將它用之於政治,即而產生了狹義上的「仁政學說」,這是學者們一再發表論說的地方[13],也是我要重點討論的問題。
二、「仁政」學說的反思
「仁政學說」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體,不僅有完整的體系,而且在當時還有實踐的可能。有學者認為其「仁政」的哲學理論基礎是「性善論」,「仁政」是合乎人性的,和人與生俱來的善性是分不開的[14]。這一結論能否成立,不置可否,但有質疑之處,荀子雖持「性惡論」,但他對「仁政」並不完全持反對意見,況且人性數千年而不變,但政治卻無時無刻不在變。人性如何與政治理念能否拉上關係且待論證,如果仁政是「性善」的結果,那麼它肯定是空中樓閣,僅被當作一種理想而已。
孟子「仁政學說」體系完整不是表現在它的哲學理論基礎,孟子至少談到過它的經濟和政治(現實)基礎。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對此有詳細記載,滕文公使畢戰問孟子關於「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將行仁政,夫仁政,必處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此其大略。具體細節還有「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如此「則仁人以為已歸矣」[15],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違農時」乃「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這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16]。井田制的實行,可以得民眾,可以招仁人,從而可以實現王政(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礎也可說現實基礎即民本思想,這一點是學者們談論的比較多的,此僅稍作補充。孔子體會更多的是「禮樂制度」的崩壞,恢復「周禮」是他解決政治和現實問題的關鍵與終極目的,歷史證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場鬧劇。生產力進步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化,在戰國時更加劇烈,如何在戰爭中取勝,在爭霸中保國,這才是當時統治者關心的問題,也是諸子立說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天下惡乎定?定於一」[17],這是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須對孔子所言的「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方法與途徑加以改進。孔子有「苛政」之說,也要求當權者「使民以時」,也說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8]。孟子的「仁政學說」是對孔子「禮樂」追求的擴充,是對孔子「苛政」、「德政」的發展。
孟子「仁政思想」內涵可謂無所不包,有學者曾分三個方面作過總結,經濟方面有制民之產、薄其稅斂、不違農時發展農業生產、堅持社會分工重視商業,其目的在於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質基礎;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寬猛相濟、與民同樂、選賢舉能,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張禮治德教[19]。這一總結基本上將孟子的「仁政思想」概括齊全,此外,孟子強調戰爭中對被攻佔國也要實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內容雖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廣,這並不表示其學說高深莫測,相反,孟子認為任何執政者只要願意,都能實行他所說的「仁政」。梁惠王初見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國,孟子對之以「仁義」,後進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0]。《滕文公下》載萬章擔心宋以小國行王政,而「齊、楚惡而伐之」,孟子則對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雖然孔子和孟子不遺餘力宣傳遊說,但「德政」與「仁政」在當時的影響極其有限,卻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反思的餘地。孔子強調的「禮樂」是時尚有法律職能,而不僅僅是講求個人的道德修養,「德政」更是要求「禮、刑、德」的綜合運用,其規範性也具有明確的指向——西周的太平盛世和周公制禮作樂的社會職能。後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需要,「禮樂」的概念和指向逐漸被縮小,其社會功能也逐漸被僵化,如司馬遷在《論六家要旨》中論儒家的特點就是如此,重點僅強調儒家的等級制度而不及其餘。所以孔子的「禮樂」逐漸失去了即有的法律功能,演為要求人們強制遵守的禮教,開始禁錮人們的思想,尤其是對女子的歧視與束縛,更是對「禮樂」最大的曲解,「禮樂」不再指向社會,而針對個人,一定範圍的個人。
孟子的「仁政學說」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來的,在孟子看來實施「仁政」在戰爭動蕩時期能達到「王天下」的目的,當然這一「學說」也沒有最終實現。然則何以儒學「仁政思想」又經久不衰?「仁政學說」的道德含義,正是孔孟之學經千年而不滅的原因之一。在一統太平時期實行「仁政」能出現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裡,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結果,而亂世則是暴君帶來的惡果,皇帝的好壞即誰勤於政事,替天下蒼生著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國整個歷史長河中,人治始終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壞直接表現便是道德的評判標準,孟子的仁學便只是對執政者如何要求,其具體施政內容也多為一些大而化之的東西,沒有具體的規範與教條,仁義禮智,雖強調個人的修身,卻正好是對個品德的修養,而不是對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與政治的合二為一,便產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對官員的執政公平與公正,依法與道德的差別則偏向道德的要求,《雲夢秦簡》《語書》中曾一再強調「依法」,說明在我國專制早期,曾有一個好的開頭,但卻沒有被繼承與發揚,畢竟道德對人性來說,更顯眼也更容易讓人理解。而這正是孟子仁政學說的後果,雖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勞,但其始作蛹卻不容迴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擾,而儒學又千方百計把道德作為其一個重要內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為治國的依據,《春秋》決獄本身就是對法律的破壞,對時代的一種靜止理解,所以汲黯對漢武帝有「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言論,道德的評判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與掩飾性,法律講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卻參與了人的感情與同情,這也是孟子人性善論的基點。
「仁」與政結合便是「仁政」,主體偏向於政治範疇;與禮、義、智結合則是個人修養問題,更多的屬於道德範疇,而道德是個人自願的行為而不具備強制性。德治與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來都是以個人修養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實處,而不流於形式,當然有它的作用。今天治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黨有一系列的原則、綱領、宗旨,如果這些都能真正貫徹,當然利國利民,而一旦出於形式,便一無足觀。
孔子的「仁」與孟子的「仁政」的異同在我國封建時代,孔子被稱為聖人,孟子被稱為亞聖。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幾乎成為儒學思想的代名詞。儒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學歷史教材在介紹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時候,主要講了孔子的仁與孟子的仁政,但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講。教師參考用書提到一句「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1],但孟子的仁政究竟怎樣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沒有具體論述。在歷史學科的繼續教育過程中,許多學員曾經提出這個問題。本文試梳理一下從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發展脈絡。一、孔子的仁(一)作為倫理學範疇的仁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他對後世影響最大、到現在也最有價值的部分是關於仁的思想。全國通用的初中教材《中國歷史》在介紹孔子關於仁的思想時說:「孔子提出"仁』的學說,要求統治者能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2]」高中《中國古代史》教材只比初中教材多「他主張以德治民」幾個字。這兩種說法,都是把仁作為政治學範疇來講。現在天津等地試用的新編高中《中國古代史》教材(試驗本)在繼承原來歷史教材講法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對"仁』有許多解釋,如孔子說"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張以愛人之心調節與和諧人際關係。[3]」新增加的這些內容基本上是從倫理學角度來講的。我認為,孔子關於仁的思想主要是倫理學意義上的,怎樣做人與調節人際關係才是仁的思想的核心。筆者根據多年教學和研究的體會,擬從三個方面來闡明孔子關於仁的倫理學思想。第二,仁是以忠孝為本、包羅眾德的總道德。仁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是各種道德的總和。仁包括個體修養、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如孔子認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就是「恭、寬、信、敏、惠」。孔子強調為仁要身體力行,反對花言巧語的偽飾和卑躬屈膝的奉承,說:「巧言佞色,鮮矣仁。」[6]「剛毅木訥近仁。[7]」在孔子看來,仁者心地坦蕩無私,無患得患失之念,所以「仁者不憂」[8]。具有仁的品德的人還無所畏懼,敢于堅持真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9]。總之,仁是各種品德的集合體,仁者是完美無缺的人格體現。在這個道德的集合體中,忠與孝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道德條目。忠字在孔子那裡有更寬泛的含義,不僅要「臣事君以忠」,更要在人際交往與處事上做到「執事敬」、「與人忠」。孔子認為忠是待人接物的一般原則,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要遵守的社會公德。孔子非常重視維護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在處理家庭成員關係的各種規範中,孔子尤其強調孝道的重要性。他認為,子女對父母不僅要盡贍養的責任,更需要「敬」;不但要養身體,更要養心,並把後者看得比前者還重要。和諧的家庭是和諧的社會之本。孔子的弟子有子深刻地揭示了孝道對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他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10]」孝是各種道德的邏輯起點,也是最根本的道德。第三,達到仁的途徑。做一個仁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怎樣才能做一個仁者呢?孔子認為,只要有堅定的志向,始終不渝地追求,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求仁而得仁」[11]。孔子還從消極的不為和積極的有為兩個方面提出了實現仁的具體途徑。消極的不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積極的有為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13]」這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屬於更高的道德層次,是道德的最高要求。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前者是後者的基礎。(二)作為政治學範疇的仁孔子把倫理學範疇的仁推廣到政治上,就是要求統治者「為政以德」。把政治和倫理結合起來,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孔子開創了中國倫理政治之先河。第一,道德是政治的基礎。孔子首先要求統治者的行為要端正,「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14]。為官者道德的高低是政治好壞的決定性因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5]。其次,選拔官吏要以道德為標準,孔子認為,如果有道德的人的職位在沒有道德的人的上面,那麼人民就會信服;如果沒有道德的人的職位反而在有道德的人的上面,則民不服。再次,他主張推行教化,反對統治者的殺戮政策,「子欲善而民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6]。意思是說就像草隨風動一樣,為官者的言行影響著老百姓,以此要求統治者發揮身教作用,引導天下風氣向善。第二,以禮治國。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所謂僭越的事情不斷發生。孔子堅決維護周禮,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禮樂「八佾舞於庭」,孔子聞之大發脾氣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7]他要求正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企圖通過正名分來匡正每個人的行為,建立一個和諧而有秩序的社會。孔子要求「為國以禮」,也是德政思想的一種體現。他反對以高壓手段維護統治,主張好的政治是「以德」、「以禮」來引導民眾,形成一種和諧的社會氛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8]」對普通民眾施以禮,突破了奴隸社會「禮不下大夫」的限制,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第三,節用而愛人。這一點是中學教材強調的主要內容。節用愛人體現出孔子思想具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主張推行古代較輕的什一徵稅方法,弟子冉求幫助季氏聚斂財富,他憤然宣稱:「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19]」他主張治理國家「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20]。孔子的這些思想,為後世所繼承,在中國封建社會為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二、孟子的仁政(一)仁的來源孔子的仁主要是倫理學範疇,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仁是怎麼來的」這一具有哲學意義的命題。孟子認為人先天就具有同情心,他假設說:譬如現在有人突然看到一個小孩要跌到井裡去,任何人都會有驚駭同情的心情。這種心情的產生,不是為著和這個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不是為著在鄉鄰朋友間博取名譽,也不是因為厭惡小孩的哭聲才這樣的。因此,他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21]」由見人危難油然而生的同情心推論出人先天具有「四心」,把道德提升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22]。端就是端萌,孟子認為人就像擁有四肢那樣擁有天賦的道德萌芽。沿著「四端」發展下去,就能與仁義禮智連為一體。與人性理論相聯繫,孟子提出了獨特的內向修養理論。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麼就沒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為有道德的人。但為什麼現實社會中又有那麼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認為,現實的不道德並非原本沒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丟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認為學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們放棄或失掉的「本心」,「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23]。(二)仁政作為中國封建政治哲學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孔子沒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詞。按照思想自身發展的邏輯,從縱的方面來說,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對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從橫的方面來說,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從他的人性理論發展而來,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實行於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時也稱「王道」、「王政」等等。由於所處的具體歷史時代不同,社會提出的問題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體的內容。第一,政治方面。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24]的思想。他反對暴政,稱歷史上的暴君為獨夫民賊,贊成「湯放桀」、「武王代紂」的正義行動,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25]」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權力,肯定解民於倒懸的正義戰爭。但他反對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非正義戰爭,指斥「春秋無義戰」。對於戰國時期的統治者不顧人民的死活,頻繁地發動戰爭,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極,怒罵道:「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帥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26]」作為地主階級思想家,孟子敏銳地感覺到了統一已是大勢所趨,他贊成統一,但反對以霸道與武力來進行征服,認為只有不嗜殺人,行仁政而得百姓擁護者,才能統一天下。第二,經濟方面。戰國時期井田制已遭到徹底破壞,很多農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他把土地問題看作是仁政的首要問題,「夫仁政,必自經界始」[27],經界就是地塊之間的邊界,即指土地。孟子提出的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方式,是幻想著把古代的井田制稍加以「潤澤」,便可以在當時實行。筆者認為,孟子恢復井田制的主張固然過於理想化,不合時宜,但孟子建議的實質是要求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由封建國家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歷史特徵。所以,我們不能全盤否定孟子的主張,而要看到其基本是符合歷史進程的,同情人民的進步思想。其次,孟子繼承了孔子節用愛人的思想,主張輕徭薄賦,徵發徭役要不違農時。不違農時與薄稅斂是封建農業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內容。孟子多次談到不違農時的重要性,說:「不違農時,轂不可食矣。[28]」他要求「薄稅斂」,怒斥奢侈揮霍、不顧人民死活的統治者是率獸之輩:「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者也。[29]」孟子反對殺雞取卵似的剝削,是有利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子保護工商的思想。他認為工商是社會生產和交換不可缺少的經濟部門。戰國時林立的關卡和重稅對工商業的發展是個大桎梏,針對這種現象,孟子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意思是說在市場上給商人提供儲藏貨物的地方,卻不徵收貨物稅;如果滯銷,依法徵購,不讓它長久積壓。對於各地設立的關卡,孟子要求只稽查而不徵稅,「關,譏而不征」[30],這種主張對工商業的發展是有利的。第三,法律方面。孟子針對當時刑罰嚴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罰的主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對株連,提出「罪人不孥」[31],這一主張貫徹了儒家的仁愛思想,具有進步對中國歷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其許多思想在今天仍然閃耀著光芒,我們應該加以批判的繼承。在具體處理中學教材上孔子的仁與孟子的仁政時,要注意把握各自的重點,講清楚二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繫。孔子的仁應著重從倫理學方面來講,他關注的是人的行為與價值;而孟子的仁政主要是政治思想,關注的是人民生存的權力。孟子的仁政繼承與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思想,鮮明地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古代民本思想和「制民恆產」的進步經濟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標籤: 雜談 |
出自《孟子》成語1、安富尊榮:謂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語出《孟子·盡心上》:「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2、抱關擊柝:謂守門者及警夜者。皆位卑祿薄之吏。語出《孟子·萬章下》:「辭尊居卑,辭富居寡,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註: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也。本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疏: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之木以警寇也。《荀子·榮辱》:「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集辭: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3、杯水車薪:謂一杯水,救一車燃燒的柴,喻無濟於事。語出《孟子·告子》:「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容齋三筆》卷第十五:「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也。』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4、彼一時此一時:謂時雖有彼此之異,皆為聖賢出而名世之時,語出《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註: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跡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集疏:正義趙氏以彼一時,為前聖賢興,王道之時,此即今也。此一時,為孟子之時。《漢書·東方朔傳》:「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今言時間空間之不同。5、不愧不怍:謂人光明磊落,心無愧疚。怍,慚愧。語出《孟子·盡心上》:「仰不愧於無,俯不怍於地。」清·薛雪《一瓢詩話》三四:「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尚欲不愧不怍,侈言於人曰:"近體我薄為之,作詩庶幾擬古。』」6、不為已甚:謂不做過分的事。為,做。已甚,過分。語出《孟子·離婁下》:「仲尼不為已甚者。」宋·邵雍《寒夜吟》:「不出既往言,不為已甚事。」7、不違農時:謂不違背農作物耕作的時間。語出《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8、不屑教誨:謂不願意去教導。語出《孟子·告子下》:「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9、不言而喻:謂意在言外的譬喻,已明白之意,事的淺顯者,不待言釋已可曉悟。語出《孟子·盡心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晉書·應貞傳》:「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10、不虞之譽:謂所得名譽初非意料所及。語出《孟子·離婁》:「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註: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
60、先知先覺:語出《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後指認識事理早於一般的人。70、夜以繼日:日夜不停地做某事。多形容十分勤奮、勤懇、忙碌。語出《孟子·離婁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東周列國志》八十回:「句踐迫欲復仇,乃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欲合,敗攻之以蓼;足寒欲縮,則漬之以水。」也作「夜以接日」。《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一》:「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
(31) 好為人師:「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釋:人的毛病在於喜歡做別人的老師。(32) 何出此言:「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離婁》)釋:老師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呢?(33)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離婁》)釋:不孝順父母的事情有三種,其中以沒有子孫為最大。(34) 手舞足蹈:「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離婁》)釋:快樂一發生就無法休止,無法休止就會不知不覺地手舞足蹈起來了。(35) 不為已甚:「仲尼不為已甚者。」 (《離婁》)釋:孔子是做什麼事都不過火的人。(36) 左右逢源:「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離婁》)釋:蓄積很深,便能取之不盡,左右逢源。(37) 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離婁》)釋:抬著頭考慮,白天想不好,夜裡接著想。(38) 自怨自艾:「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萬章》)釋:三年後,太甲悔過,自己怨恨,自己悔過。(艾,音yi)(39) 先知先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萬章》)釋:上天生育人民,就是要先知先覺者來使後知後覺者有所覺悟。(40) 集大成者:「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萬章》)釋:「集大成」的意思,譬如奏樂,先敲缽鍾,最後用特磬收束,有始有終的一樣。
(41) 卻之不恭:「"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釋:(俗話說),「一再拒絕人家的禮物,這是不恭敬。」為什麼呢?(42) 殺人越貨:「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憝。」(《萬章》)釋:(《尚書康誥》)說,「殺死別人,強奪財物,橫強不怕死,這種人,是沒有人不痛恨的。」(43) 茁壯成長:「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萬章》)釋:(孔子曾經做過管理牲畜的小吏),他說,「牛羊都壯實地長大了。」(44) 知人論世:「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萬章》)釋:吟詠他們的詩歌,研究他們的著作,不了解他們的為人,可以嗎?所以要討論他們那一個時代。(45)一暴(pu)十寒:「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章》)釋:縱使有一種最容易生長的植物,曬它一天,冷它十天,沒有能夠再長的。(46) 專心致志:「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 (《告子》)釋:假使讓弈秋(下棋高手)教授兩個人下棋,其中的一個人一心一意,只聽弈秋的話。(47) 捨生取義:「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告子》)釋:如果兩者(生命和義)不能並有,便犧牲生命,而要「義」。(48) 杯水車薪:「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告子》)釋:如今行仁的人,好像用一杯水來救一車柴木的火焰,(結果連他們已實行的這點點仁都會消失的)。(49) 言歸於好:「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告子》)釋:所有我們參加盟會的人訂立盟約以後,完全恢復舊日的友好。(50) 以鄰為壑:「今吾子以鄰為壑。」 (《告子》)釋:如今你卻使水流到臨近的國家去。(51)習焉不察:「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盡心章》)釋:如此做去,卻不明白其當然;習慣了卻不深知其所以然。(52) 獨善其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盡心》)釋:窮困便獨善其身,得意便兼善天下。(53)不言而喻:「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釋:(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至於手足四肢,在手足四肢的動作上,不必言語,別人一目了然。」(54) 引而不發:「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盡心》)釋:君子(教導別人正如射手),張滿了弓,卻不發箭,作出躍躍欲試的樣子。(55) 仁民愛物:「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盡心》)釋:君子親愛親人,因而仁愛百姓;仁愛百姓因而愛惜萬物。(56) 當務之急:「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盡心》)釋:智者沒有不該知道的,但是急於當前重要工作。(仁者沒有不愛的,但是務必先愛親人和賢者)。(57) 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書》,不如無《書》。」 (《盡心》)釋:完全相信《尚書》,那還不如沒有《尚書》。(58) 茅塞頓開:「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盡心》)釋:山坡的小路只一點點寬,經常去走它便成了一條路;只要有一個時候不去走它,又會被茅草堵塞了。(59) 言近旨遠:「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 (《盡心》)釋:言語淺近,意義卻深遠的,這是「善言」。(60) 同流合污:「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盡心》)釋:(這種人)同流合污,(所以說他是賊害道德的人)。其中有的的成語,有的是常用的短語,有的現在的意思已經偏離了原來的意思,有的是由原文引申出來的,還有的也許不是孔子第一次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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