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歲少年的思維斷章：《憲法》旁白

06-12

…………釋之按…………

很多年前，有個少年人大學裡學的是法律，那一年他十九。

他上課並不專心，喜歡亂塗亂畫。在《憲法》教材的天地頭上，他用鉛筆和紅色的珠筆寫了一條又一條旁白，總計有四十條左右。

十七年過去，當年的人物早已煙消雲散，連那個少年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人到中年萬事休。

那些文字還在！時過境遷，少年當時的觀點很淺薄，有些甚至是完全錯的（比如第九條），但敝帚自珍的情緒還在，那便讓它們重見陽光。

遺憾的是，與人世蕭條相對應的世界，依然在原地打轉。

憲政是如此的優越：人們可以在憲法和法律規定下，做任何自己喜歡的事情；法律不禁止的地方，我們就是自由的。

然而，在實施上，憲法作為根本大法，它幾乎是沒有實際效力的。在很多的時候，制度更重要，比如說，腐敗就是制度的默認。

書上說憲法的能否充分實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人的民主意識和憲法意識。

我要說，體制如果完備，是可以抑制擅權自利的，而並非取決於領導人的主觀意志，如此恰恰說明了我們的體制很不完善。

體制上的缺失，是法治最大的障礙！

權利屬於人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事實上人民不會行使權利，反而只會受到權力的制約；惡法非法、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本是憲政體制下人們必然的要求，可惜，在中國正義永遠是遲來的，甚至是不來的！

在中國，黨政永遠高於憲政。

以黨代政是可悲的，卻又是很現實的，不是么？我們直到現在不是還在四項基本原則里高呼什麼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么？我們離理想的憲政無疑太遠了......

不過，現在「執政黨」的稱謂也說明了一些進步。

在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難以界定，也許根本就無須來界定了；如果一味的叫嚷資社問題，只能說明統治者在擔心自己的統治地位，其實叫囂本身，也就意味著走出意識模式的統治者的改變。

統治者歷來都喜歡錶白自己代表人民，資本主義如此，社會主義也如此，然而，他們究竟代表了誰的利益呢？

人民不過是一個抽象概念，憲政體制要求的是尊重和保障個人的權利——套用一句廣告，憲政以人為本，而不是抽象的人民。

從本質上說，統治者害怕人民自我意識的覺醒。

當人民自我意識覺醒後，就會自覺或不自覺的從統治者的手中拿回（也許稱為奪回更合適）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

愚民政策一度是統治者們的法寶，但是在如今這個時代，任何的法寶都如同用紙包住火、背柴救火一樣，逐漸的放權才是聰明的統治方法！

愛國主義的口號化和偏激化的危害，後果是可怕的。

過分渲染民族情感只會讓我們對事件本身益發缺乏理性的分析，益發流於表面。

另外，具體環節的缺失是從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我們應該如何做"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通常情況下，我們盲目的行動又反過來印證了問題的沉重性！

政治歷來與罪惡和空頭支票是孿生兄弟，這一點不管政治家如何否認，現實都一次次承認了。

孫中山是很遺憾的一位政治家，也許還是一位失敗的勇士，失敗的原因在於底氣的斷層；但他還是應該值得人們的掌聲與鮮花的，因為他畢竟是曾為民眾吶喊過、抗爭過的真正的勇士！

知識分子在政治的旋渦中打滾，本身就造成了結局的可悲。陳獨秀、瞿秋白如此，老舍、吳晗也如此。

他們通常缺乏對政治本身醜惡的清醒認識，以至被人當作工具和玩物；另外，對於權謀層面的天真，更加劇了他們的悲劇色彩。

作為旗手的魯迅也同樣是這個悲劇人物，他的死去是令人悲哀的。

不過，如果他活著，悲劇色彩也許更濃。與死去不同的是，他如果活著來演繹悲劇，也許能讓太多迷失的人們儘早的醒來。

權力的誘惑有時候是致命的。

人面對唾手可得的權力，又有幾個能真正的側身事外呢？自由自在無拘束的令狐沖，通常是沒有東方不敗和任我行具有吸引力的。

權力腐蝕著一顆顆原本清醒的大腦！

拒絕權力，一般只是沒有機會獲得權力的人的自我安慰罷了，當然會拒絕的也可能是真正的智者或傻子。

在這方面，袁世凱沒有學會拒絕，毛澤東也沒有學會拒絕，他們選擇了輝煌的悲劇。對此，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思想體系本身就應該是開放的，而開放也正是思想日益豐滿成熟的動力之源。

沒有哪個思想體系是主導思想，不斷的去修改和建構，才能使思想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誘人的魅力，馬克思主義更該是如此。

農民社會地位的低下、權利的缺乏保證，使農民越來越不甘，而這種不甘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危險的信號。

統治者需要為農民做的還有太多東西，最少要保證一種法治要求的平等，而不僅是總理個人的幾句政治口號。

監督的實行機關和受監督的機關並不是簡單的1+1的問題，而該是一種平行的、並行不悖的體制的應有之意，否則只會對人們造成雙重打擊。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一個機關對人們的盤剝只有一次，而1+1的疊加對人的盤剝則至少兩次。無論如何，人們如果既是出資者又是受害者，是社會的悲哀！納稅人的錢需要用在刀刃上！

大力發展私營企業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也是很難逾越的階段，幸好當政者已經充分認識並認可了。

外資企業是一種「人狗平分」的做法，有的分總比沒分的強，哪怕只分一些骨頭。「發展才是硬道理」是鄧比毛聰明的地方。

在中國，民主管理通常是管而不理的。

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是進步，法律是準則和標準，是一切的規則，而不是什麼黨的工具和戲弄人的騙局，這是黨治而不是法治。

可是，現在領袖卻又很幽默的提出了『以德治國"呢......

談教育必須要帶著兩個問題來一起看，其一是教育隊伍自身的質量和素質，其一是教育在當前社會的地位。

明白了這些，我們也就不難明白，我們的許多優秀人才為什麼選擇出國，我們的科技成果為什麼得不到推廣......

我們不僅在思想上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制度本身，我們需要改進的更多。制度本身的不完備是滋生罪惡的根源。

在這種大前提下，「26，39，59」現象是一種必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總結經驗教訓的狗皮膏藥！

自己牽著韁繩和被人牽著韁繩哪一個更好？

答案是不需要說的。前者儘管也不是很舒服，但是還有選擇路的權利；後者則什麼權利也沒有，從而不會舒服......消極的自由比沒有自由好！

當然，自由其實只有兩種消極自由和不自由。

說話權和拒絕權是兩項人最基本的權利，如果連這個也不能給予的社會，是恐怖的；生活在如此環境下的國民更是可悲的任人宰割的羔羊。

沉默是一種消極的自由，我們有權選擇沉默！

中國，行政權是一枝獨秀的，而司法權和立法權則是陽痿的厲害，在這裡，我們找不到藍色小藥丸——這是本身的病灶，只有強化自己的身體、調節衰弱的神經，才有平衡和好轉的希望和可能。

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造神運動是把人塑造成神的荒誕劇，後果必然是發生血的悲劇。

這種新神權運動所造成的悲慘和荒誕，直到今天仍讓人記憶猶新！可惜我們的記性有選擇性：唱完了《東方紅》又美滋滋唱起《走向新時代》呢！

如果把歷史的罪責只是歸結到少數人身上，無疑是極端容易的，然而歷史究竟如何呢？不思考是不會明白的。

我們的人民不知道如何運用手中的權利（當然，他們本來就沒有什麼權利），統治者也不讓你知道如何運用，你只要服從就好了。

平等權，在現實是沒有平等的，我們的具體任務是：徹底否定特權階級的存在。在經濟轉型的推動下，政治改革雖然明顯的慢了半拍，但還是有些進步的。

但是，既得利益者的合法與否值得研究。

普及法律知識，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使其懂得如何利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關係到社會基礎是否牢固的真實又迫切的大問題。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的開始。

然而，黨同伐異卻是我們樂此不疲的事，多麼可笑：我們一邊懺悔一邊殺人......

人治的充斥和法治地委瑣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焦點訪談"及其同類節目的這種上達天庭的效果，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