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合汽車工會與特朗普結成聯盟為哪般？
譯者：理想氣體(紅旗太平洋公眾號譯自世界社會主義網站)
前註：
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對國內企業或產品實行保護，阻礙外國公司併購本國企業及進口外國產品的一種行為，其指導思想是，經濟活動要為而且應該為國家建設的大目標或國家的整體利益服務。
社團主義：社團主義提出了一種階級合作的形式來取代階級鬥爭，最先是由羅馬教皇良十三世在1891年所發布的新通諭所提出，以對抗傳統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主的工會。
英文鏈接：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17/03/17/pers-m17.html
3月15日星期三，美國聯合汽車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下面簡稱UAW)主席丹尼斯·威廉姆斯與總統特朗普、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的CEO(首席執行官)們坐在一起，商討如何推動一項極端經濟民族主義的、社團主義的、並帶有戰爭威脅的反動計劃。
特朗普在UAW官員和一部分被汽車業老闆運送過來的工人面前做了競選動員式的演講，地點是位於底特律郊區伊普西蘭蒂的一處廢棄的Willow Run汽車工廠。
特朗普重彈就職演說時的法西斯舊調，並特彆強調工人、僱主和國家要團結起來保衛國家利益，反對外國人。「之所以我們會變得成功和強大，是因為美國工人和美國工業肩並肩站在一起!」總統說道，「沒有人可以擊敗我們，朋友們!沒有人可以擊敗我們!因為無論我們是窮還是富，是老邁還是年輕，皮膚是黑色、棕色抑或白色，我們體內都流淌著相同的愛國者的鮮紅熱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越南戰爭時期，特朗普因為其富有的父親與政界的特別關係而免於兵役，從而確保他的「鮮紅熱血」沒有一滴流在那場奪走了58000名美國人——大多數是窮苦的工人階級——和高達3百萬名越南人生命的帝國主義戰爭中。
特朗普鼓吹社團主義的意識形態，其兜售戰爭的本質在下述欺騙語言中昭然若揭。他說，企業、資產階級國家和工人階級擁有一模一樣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汽車公司、UAW和國家通力合作在這個如今已經關閉了的工廠生產B-24轟炸機。特朗普將這個歷史吹捧為今人應該效仿的榜樣。
「在全力生產(B-24轟炸機的時候)，」特朗普說道，「聽我講——這一情形在過去20年中再也沒有出現過——他們每個小時能夠生產出一架B-24轟炸機。我們現在沒有聽說過這一盛況;我們再也沒有聽說過這一盛況，對吧?」
暗示著大規模擴充軍備的計劃，特朗普繼續說道：「我們會回來的。我們馬上就會回來的!」
丹尼斯·威廉姆斯坐在特朗普和福特CEO馬克·菲爾德斯之間談笑風生
在這個演講之前的座談會中，UAW主席丹尼斯·威廉姆斯與特朗普以及汽車公司的老闆們坐在一起，他表達了對上述政策的支持。
在上個月，威廉姆斯就宣布了他對特朗普針對中國和墨西哥的貿易戰爭議程的支持。他說，UAW正在復興其「購買美國產品」(Buy American)的運動。「特朗普是第一個處理這項議題的總統。我必須給他點個贊!」威廉姆斯如是說。
美國勞工聯合會及產業工會聯合會(下簡稱AFL-CIO)主席理查德·特拉姆卡，是特朗普的「製造業工作計劃」(Manufacturing Jobs Initiative)委員會中的一員，曾經承諾將與特朗普協作促進經濟民族主義，並打擊移民工人。
UAW的上一次「購買美國產品」運動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工會官員禁止日本和歐洲造的汽車停在工會停車場，砸碎外國汽車的擋風玻璃，並煽動種族仇恨，以至於底特律的一個華裔美國人(Vincent Chin)被克萊斯勒的一個工頭殺害。
UAW煽動美國民族主義的結果就是中西部的工廠大規模關閉，先前生產汽車的城市遭到嚴重破壞。在「工會與管理層是『夥伴關係』」的社團主義旗幟下，工會和公司合作，強制關閉工廠，大規模解僱員工，削減工資，從而增強美國汽車製造商的國際競爭力。
星期三的這一事件表明一項基本事實：特朗普和其首席策略師、布萊巴特新聞網(美國一家極右翼的新聞評論網站)的前執行董事長斯蒂芬·班農的極端右翼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正是UAW、AFL-CIO和官方工會的意識形態。他們想要將工人階級對去工業化、不平等以及生活水平下降的怒火導向仇外情緒和軍國主義。
工會和班農論調一致，都在強調國家團結的重要性，以確保美國企業可以勝過外國對手。這就要求壓制階級鬥爭。工會領導者散布謊言誤導工人，他們說，工人們面臨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而是移民工人以及受益於不公平貿易政策從而可以竊取美國財富的外國企業(和工人)造成的，
UAW鼓吹社團主義並不是一件新鮮事，這一歷史延續了數十年。
早在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剛起步的1940年前後，托洛茨基就警告了將工會納入國家的危險性，而反社會主義的工會官僚領導層卻讓新成立的產業工會附庸於總統羅斯福和民主黨。
「在每個國家內階級矛盾的激化、國與國之間敵對的激化，創造了一個讓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可以容忍改良派官僚(在一定時間內)的環境，只要後者直接成為帝國主義企業的小而積極的股東，為其國內和世界領域中的綱領服務。」1940年托洛茨基寫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UAW主席沃爾特·路則在工會的反共產主義轉型中發揮了極端反動的作用。作為工會會費扣除條款(該條款規定工會會費將從工會會員的工薪中自動予以扣除)和國家將工會體制化的回報，路則許諾零罷工並保證工會將協作支持戰爭計劃。戰爭結束後，工會官僚在積極支持美國帝國主義和冷戰的同時，對左翼工會激進分子進行了殘酷的清洗。1955年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和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合併，保衛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成為其官方政策。
隨著美國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經濟地位的衰落，以及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在歐洲和亞洲的對手的崛起，工會的社團主義進程加速了。眾多工會-管理層聯合機構(joint union-management bodies)的成立，以及各種各樣的收買資金(slush funds)，都用來消除階級意識並使工人完全服從於企業和政府的指揮。
在上世紀80年代，任何形式的(工人)抵抗都在工會(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下被破壞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是在AFL-CIO和UAW官僚的幫助下，航空交通管制人員的頑強罷工被擊潰了，里根總統將他們解僱並列入黑名單。在此之後又出現了一連串激烈的、並有時採取暴力的罷工，包括菲爾普斯·道奇礦業公司、美國大陸航空、灰狗巴士公司、荷美爾食品公司和AT梅西煤炭公司等企業的工人罷工，這些罷工都遭到了工會領導層的孤立和背叛。工會官僚狡辯道，在全球化的時代，必須鎮壓工人罷工和其他抵抗行動，以保證美國企業的利潤率。
1984年UAW與通用汽車公司達成的契約為工會官僚與企業、國家的直接合作奠定了法律和技術基礎。工人聯盟(Workers League)，是美國社會主義平等黨(Socialist Equality Party)的前身，它在分析那個契約時寫道：「(工會)反共產主義的實踐表現為其與汽車製造商老闆達成社團主義同盟反對汽車製造工人，工會放棄保衛其在過去五十年中爭得的權益，並使工作機會、工資、福利和工作規則屈從於公司利益。這是完全出賣和背叛工人階級的獨立利益、維護資本主義體系的無恥行為。」
如今工會由右翼官僚佔據和運營，完全成為政府和企業鎮壓階級反抗的野蠻打手。他們是削減工資、養老金和醫療福利的直接執行者。工會頂層官僚和他們的助手的年收入達到了六位數，這一事實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寄生性。
UAW在近四十年中沒有號召過一次全國罷工。想一想我們的日常生活，罷工幾乎已經完全消失。(UAW)偶爾也會號召罷工，但這些罷工是局部的、並且是孤立的，從而來分化工人階級，並使激進工人筋疲力盡、無法自顧，最終不得不服從公司要求。毫不奇怪的是，隨著工會愈加直接和公開地與企業合作來削減工資和關閉工廠，工會成員數大幅度減少。
現實情形是，在工人為了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而鬥爭時，(工會)沒有代表工人的任何利益。工會作為工業警察(industrial police force)的角色以及其與特朗普的法西斯政策達成一致的事實，要求我們不得不儘快在每一個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群眾委員會，保衛我們的工作崗位和生活，將主動權從工會官僚手中奪過來交還給工人階級。
工業中的工人鬥爭必須與獨立的政治戰略相結合，必須與服從於大資本利益的美國兩黨體系相決裂，並掀起工人階級的獨立的社會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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