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如何禁娼

凡官吏宿娼重者可殺頭

洪武皇帝朱元璋倒更是對官員狎妓設限重重。《大明律》規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要知道明朝的杖責是很厲害的，用大木棍杖責六十下很可能會致命。

在中國，賣淫合法化的說法，並不是今日才由一些「大V」首倡。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齊桓公的大臣管仲就曾設立「女閭七百」，也就是設立專門的官營「紅燈區」。然而，到了封建王朝的後期，自從明初洪武朝開始，對官員狎妓就有了明文限制。

關於管仲首設官營妓院是否正確，在當年就有爭議。比如《戰國策·東周策》中就曾提到「女閭七百，國人非之」。也就是說，齊國人大多對管仲此舉不贊成。

在中國後世的妓院里，曾經長期樹立著管仲的塑像，管仲也成為了中國性產業的祖師爺。

經歷了魏晉六朝乃至大唐的開放，自宋朝開始，官府對官員嫖妓的態度開始有了180度的大轉彎，乃至妓院和翰林院成為了江湖與廟堂勢不兩立之地，起碼錶面上是這樣。也難怪大才子柳永終身不仕，因為他將才華換了淺斟低唱，有水井處皆聞柳詞，以至於過世時，妓女們紛紛湊份子為他送行。

至於宋時，對官員狎妓的限制，大約是——官員與妓女的關係僅限於三陪服務，而不得與妓女有染。當然，這樣的規定在沒有攝像頭的宋代，如何執行、如何監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在妓院牙床底下有人竊聽，即使是皇帝老兒也擋不了那「隔床有耳」。據張端義的《貴耳集》記載：「

道君（宋徽宗）幸李師師（名妓）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也就是說，當以那一手瘦金體書法聞名的皇帝去嫖宿李師師的時候，也不敢大搖大擺提前清場，使得前一個嫖客大才子周邦彥只能躲到床底下去了。

到了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倒更是對官員狎妓設限重重。《大明律》規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要知道明朝的杖責是很厲害的，用大木棍杖責六十下很可能會致命。即便宿娼官員躲過了杖責，也會被罷官免職，將來永不續用，等於是和仕途完全絕緣。注意：這條法律的對象除了官員，還包括了中間人（媒合人）和「官員子孫」，打擊面很廣。

洪武朝的官妓雖不向官員賣淫，卻面向社會開放，稅收向官府提供財政收入。然而，既然官員不能從妓女那裡得到性服務，官員對於官營娼妓產業的態度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官妓營妓逐步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化的性服務，高端的所謂「麴院妓」和低端的所謂「朱市妓」。「麴院妓」，色藝雙絕，能崑曲，擅書法，會詩文，總之梵谷端階層風雅之事無不知曉，服務品質自然超一流。明末「秦淮八艷」可謂是其中代表。「秦淮八艷」最早見記於余懷的《板橋雜記》，是為顧橫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門、馬湘蘭六人。後人又加入柳如是、陳圓圓，稱為「秦淮八艷」。至於「朱市妓」，則接近今日里的站街女。

從與「秦淮八艷」交往的嫖客名單上，還是找得出大量的官員。比如曾任南明永曆帝宰相的方以智。至於陳圓圓與吳三桂的故事，更是流布至今。可貴的是，這些亡國妓女卻比阮大鋮等政府官員有氣節得多。清初孔尚任花費十年採訪考察，著有《桃花扇》一部，講述了那一段往事。

到了清代，《大清律例》「官吏宿娼」條規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應襲蔭）宿娼者，罪亦如之。狎妓飲酒亦坐此律。」可見，清代刑罰沿襲了明朝的規定，還把「狎妓飲酒」這樣的三陪服務也算上了。官吏及其子孫和青樓女子吃個飯、聊個天，也算是犯法。北京城裡的巡城御史就負責查官員狎妓逛青樓，一旦查到就要嚴厲處罰。

對性產業真正動了大刀闊斧的，則是雍正。雍正認為，官員應信奉孔孟聖人之道，不能做那些有傷風化的事，尤其需要給百姓做出表率，不能玷污聖人教誨。故而，在雍正朝下令全國廢除樂籍制度，國家不再正式經營妓女。從那時開始，官員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

為何禁令之下依舊「娼」盛

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張程的《衙門口：為官中國千年史》一書如此寫道：「在清朝，狎妓是嚴禁的，但『狎優』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於是乎，優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他們大多為年少者，多在20歲以下，也稱為孌童、優童、歌童等。因為優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故稱像姑，俗稱兔子。」

清代運河上的經濟樞紐、鹽都揚州甚至有專門「生產」美女的生產線，專選一路名為揚州瘦馬的女孩子，將這些瘦弱的女孩子從貧寒人家買來，經過幾年調教，或出售給富貴人家做小妾，或賣於妓院。

從清末西學東漸，傳統的意識形態動搖，北京城的娼業開始復興，蘇州的清吟小班，迤邐北上，八大胡同繁榮娼盛，官員們「談助無非中發白，閑來只是逛衚衕」。進入民國，一些官員將重要的公務都挪到八大胡同來辦了。馮玉祥在後來在回憶中說，他去找政府總長辦事，也被拉到衚衕里，一進門，兩個妓女撲上來，一條大腿上坐一個，一上來就揪鬍子，打嘴巴。

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研究員潘洪鋼認為，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娼妓最為繁盛的時代，也是禁娼法律規定最為嚴厲的一個時代。從法律和政策層面上看，清代的禁娼政策經歷了一個由弛到禁，再由禁到弛的流變。其中一大原因則是康熙以降，雖然政府對娼妓例有嚴禁，但人們對各類娼妓的風行，恬不為怪，狎妓宿娼亦為人們所習見。

「從理論上講，清代對娼妓的此種禁令，到了『斬決』這一程度，嘉慶時更嚴厲地進行株連，也是歷史上最嚴厲的禁娼令之一。」潘洪鋼表示，「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產生了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官妓明裡暗裡繼續存在。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動了私妓進一步泛濫。」《揚州畫舫錄》卷九寫道：

「官妓既革，土娼潛出，如私窠子、半開門之屬，有司禁之。」

潘洪鋼還提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中國傳統社會中政策、法令成為「具文」的現象十分普遍，表現出國家行政與社會生活實際的嚴重脫節，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

開徵花捐，將娼妓變成一種合法收稅的行業。此後所要打擊的，只是未向當局註冊、偷漏國家稅款的所謂「私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