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東歐經濟轉軌親歷者

我的「東歐研究」始於1990年去波蘭做訪問學者，現在想來這是我個人學術歷程的一個重大轉變，有必要作一番交代。我原本是搞俄-蘇歷史的，主要關注點在沙俄時期，改革時代對蘇俄有了興趣。本來也只是關心蘇式體制「從何處來」，赴波蘭期間我是帶著這方面的進修提綱去的，仍然想繼續自己在國內所關注的俄國農村公社以及俄波農村比較研究的課題。然而1989年東歐發生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大變局，我在波蘭期間更發生了蘇聯解體，世人關注的重點已經不是這種體制「從何處來」，而是它衰敗後「向何處去」的問題，也就是轉軌的問題了。這也同樣引起了國內學術同仁的極大興趣。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大家都非常渴望了解變革中的蘇東地區，希望知道共同經歷了「蘇式體制」和改革、卻遭遇到不同後果的東歐發展軌跡的各個方面。比如，他們的「天鵝絨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如何進行政治和經濟轉型？如何處理前體制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如何面對龐大的國有資產？等等。由於國內的媒體提供的有限信息無法解答大家的種種疑惑，我的出國使那時陷入迷惘沉寂的朋友和同事們有一點振奮，希望我成為「潛水艇」中的潛望鏡，給大家帶來新的信息。

這樣寫信就成為我幾乎每天必做的功課，我要把在那裡看到和想到的東西第一時間記錄下來，既是記日記，也是解答大家之惑。秦暉便成為匯總大家問題和解答這些問題的傳送帶,有朋友甚至給秦暉起了一個「波通社陝師大分社」的綽號。

剛開始我並沒有把了解變革中的東歐當作一個必然功課，因為我自己學語言、適應環境、閱讀資料、展開研究已經接應不暇，只是抱著「記錄時代變遷」的念頭，想比旁人多看多寫一點而已，但是架不住越來越多的問題我無法回答，而且這一系列問題是我坐在教室和圖書館裡也無法回答的。一時之間很難取捨，顧了這頭肯定就要誤了那頭。在學波蘭語期間，我就多次往返波蘇之間，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的當天我就站在莫斯科紅場上。連我們的波蘭語老師都問，「你是把在教室里學習語言當作（外出間隙的）一個修整時期吧」，顯然話里話外透著批評。

雖然羅茲大學語言學院的卡奇馬列克院長最後還是讓我以不錯的成績結業，但轉到華沙大學後，就要決定是否徹底把「副業」變成「主業」了。我還真是猶豫了一陣子，最後天平的一方傾向於做「現實的觀察者」。我感覺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變動時機，能成為親歷者的機會很難得。圖書館裡需要閱讀的俄文資料書籍可以複印了背回去再讀，但是錯過了觀察東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變化機會可能今生就再也遇不到了。

但是我首先要解決如何完成我的進修計劃。按正規要求，我們到指定學校和導師溝通以後制定出研究方案，雖然沒有什麼硬性規定，但一般來講，在一年後需要用波蘭文撰寫一篇論文。我的導師維恰爾蓋維奇是華沙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主攻方向是波蘇關係史，俄語很好，我與他交談時俄語波蘭語混著說、斷斷續續地說、語法錯誤地說都沒問題，反正他總是能夠很快理解我要表達的思想。維恰爾蓋維奇雖然長得滿臉大鬍子看著十分滄桑，實際上年齡只比我大幾歲，我私下裡簡稱他為「維師」。他讓我先聽他的一門課試試看，找找感覺，論文題目自定。

我選擇了他的波俄關係史。在羅茲學了半年的波蘭語應付日常生活還可以，進入到專業領域，辭彙就明顯不足。我坐在本科生的教室里，與一幫波蘭小帥哥小美女們一起聽課，顯得很突兀，但我對波俄兩國的歷史還算了解，只要有年代、人名，就可以這樣連蒙帶猜稀里糊塗一路聽下去。

維師的講課方式十分奇特，與我們一般授課從古到今的排序方式不同，是一種倒敘方式，以歷史大事件為線索。第一節課從當代講起，從事件過程、結果、造成的影響回溯原因和背景，倒推到上一個時代，就這樣從劇變後的波蘭一直講到1569年的「盧布林合併」。第一次接觸這樣講述歷史的方式的確使我大開眼界，對我回國以後授課也很有啟發，甚至對我後來《倒轉紅輪》的寫作方式似乎也有點影響，但是當時對我在華大撰寫論文並沒有實際上的幫助。於是我就與維師商量，我能不能用俄語寫一篇文章，由他幫助翻譯成波蘭文，他考慮了一下，可能想著以我的波蘭語水平一時半會兒也寫不出像樣的東西，於是就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這樣就解決了進修計劃問題，使我從時間上可以解脫出來了。

我對自己的角色確定了以後，接下來還需要以下幾種條件：1.通訊手段；2.　觀察社會的能力；3.　所在國的語言；4.　一定的經費支持。與駐外記者相比，我有很大的短板，沒有語言優勢和沒有受過新聞訓練不說，面對眾多的新聞線索懵懂不知要從何處入手，從新聞觀察角度看也不處在有利的位置上。促使我了解東歐社會的動力，主要是個人興趣以及秦暉在背後的慫恿，我當時並沒有想把我的見聞提供給國內的大眾，只是想解答那個時代和我有共同想法的人的疑惑。回國以後整理出書那都是後話了。

先說通訊手段，與現在點點滑鼠、按按手機就可以把信息發出去的情況大不相同，在當時，電腦和互聯網使用很不普及，與遠在異國的親人和朋友互通信息只能靠寫信，那時還沒有「快遞」之說，直接寄國際航空信至少要一個多禮拜才能寄達。到了波蘭寄了幾封國際信件後，很快就聽前一屆的進修生們介紹經驗，往國內通信最好最便捷的方式是貼上國內的郵票讓回國的人在國內任何一個郵箱投遞，也可以通過使館信使隊的人帶回去投遞。

上世紀80年代末，由於公派出國人員滯留不歸的問題嚴重，使館教育處的人特別注重掌握思想動態，每個月至少要召集一次開會集中交換信息，定期做思想彙報。其實也不僅是官樣文章，他們也希望與我們交流。那個階段，使館對公務人員的社會交往有極大的限制，反不如我們這些學員活動自如。他們在華沙市內離館外出都需要申請，去外地更要報批。有一位使館的人員對我說，出國兩年來，在國內購置的西裝、皮鞋（因為很少外出）沒穿幾次，反而是拖鞋已經穿壞了4雙。因此他們也希望聽我們這些到處亂跑者講講世道劇變後的社會百態。

另外使館也讓我們看看國內的報紙和錄像帶，這期間要是撞的巧的話，還可以在使館小禮堂看一次電影。所以我們去使館是去得很勤的。這時候把貼好郵票的信件放在指定地點，就會被信使隊的人收集起來帶回國再次郵寄。

還可以到機場去送信，反正我們都有月票，到了華沙奧肯切機場（現在的肖邦機場），只要看到中國大陸的乘客，都可以委託寄信——那時坐國際航班的國人極少，我們這些留學訪問人員大多是坐國際列車，坐飛機的都是「有身份」者，並非三教九流，托寄都比較可靠。這樣就加快了信息傳遞頻率。

由於帶信人到國內後不見得會馬上投進郵筒，所以經常會出現時間錯位，往往後寄的信先到，寫的早的信反而延後。這期間我和秦暉之間的通信非常頻繁，他已經習慣在第一時間得到東歐（主要是波蘭）的新信息，每天開信箱幾乎都有收穫。但是也有例外的，有時一連幾天都會摸空，甚至鐵皮信箱把手都劃破了也一無所獲，有時一天當中又可以同時收到好幾封來信。為了不至於信息錯位，後來我從波蘭寄出的信件全部都編了號。

至於這後幾項，如何切入波蘭社會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能在街頭散發社會調查問卷，又不能逮住波蘭人就問問題。說白了，我需要有不同行業的波蘭朋友，當時波蘭人對中國的了解僅僅是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和中國菜好吃。那時候人心浮動，訪問學者不諳學業而熱衷於賺外快的現象十分普遍。有個訪問學者去給一位中醫當翻譯，回來後總是講不少從前來就醫的患者那裡聽到的各種社會現象。這啟發了我，雖然我對中國文化「土產店」知之不多，但要「和（波蘭）群眾打成一片」，也只能藉助這個拐棍。

我首先想到學太極和學中餐這麼兩招。我們同期有一位在波蘭計劃統計學院進修的老師在火車上打過一兩趟太極拳，我就找他學了一套程式十八法太極。我過去有學體操的底子，學起來並不難，對我而言，無非是把「雲手」、「白鶴亮翅」、「野馬分鬃」、「海底探月」這些招式組合起來就行，至於前後的順序就無所謂了。

關於做菜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會顛幾勺，我從插隊到成家無師自通的做幾樣家常菜還可以，但是要做的好看又有說頭還要口感好，還真是需要師傅指點。恰好我碰到一個機會。新華社有一位熟人的孩子由於家長長期在外，無人管束，便早早學了職高的廚師，畢業以後想到波蘭的旅遊勝地岑斯特霍瓦開一中餐館。熟人由於有任務在身無法接送，就委託我代勞。在接送的過程中我趁機請教了幾樣簡單而易操作的菜的做法，像「宮保雞丁」、「魚香肉絲」、「麻婆豆腐」之類。他又告訴我幾樣歐洲人喜歡的中西合璧菜肴，再加上我原有的儲備，想來應該能應付一陣子了。

至於語言只能在實踐中提高，經費可以通過「打工」獲得。有了這些初步「裝備」，相當於我獲得了接觸波蘭社會的「准入證」。

不久機會來了，在波蘭的經濟轉型期，原來的國字型大小單位紛紛從全額財政撥款狀態轉軌「下海」，用我們的語言說叫「自負盈虧」。波蘭北部瓦爾米亞-馬祖里省省會奧爾什丁市的文化宮不知通過什麼關係知道我們的信息，邀請社科院的劉仲春老師去教氣功，經劉老師推薦，也邀請我去教太極和中餐。

奧爾什丁處在波蘭東北部的大湖區，二戰前是東普魯士的一個德國城市叫艾倫施泰因，1945年才歸屬波蘭，周圍都是水鄉澤國與森林，人口不多，整個城市有濃厚的日耳曼騎士團建築風格，其騎士團城堡僅次于波蘭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馬爾堡。但這裡地處邊遠，並非旅遊重地，當時經濟也很不景氣，主要企業國營大型輪胎廠處在風雨飄搖中。沒有這番奇遇我是難得到這裡來的，沒想到在奧爾什丁我初試鋒芒就受到了極大的歡迎。

我的學員分兩撥。學太極的是一幫十五六歲的半大小子，他們對中國功夫極為嚮往，彷彿每個中國人都如李小龍般身手不凡。我父親是山東人，多少會一些武功。「文革」期間我參加「大串聯」和插隊的時候，父親擔心一個女孩子到處亂跑會碰到壞人，曾經教過我幾招防身手段。這時候拿出來「嘚瑟」一下恰到好處，尤其是當我不經意間摔倒一個男孩子以後，「弟子們」對我這個「二把刀」師傅就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整個學習過程都非常認真。我的波蘭語不好，有時言不達意，但只要我說出俄語單詞或者比劃一下動作，大家就會七嘴八舌的告訴我波蘭語怎麼說。幾天下來小夥子們都比劃的有模有樣了，我的波蘭語也有了提高。

休息的時候氣氛非常熱烈，學生們希望知道中國武俠、中國功夫的一切知識，而我則對波蘭經濟轉軌對各個家庭的具體影響更感興趣。孩子們告訴了各種信息，對我了解波蘭社會很有幫助。我回國一兩年之後，這些小男孩們還用混雜著波語、俄語和漢語給我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我能夠有機會再次到奧市來教他們。

學中餐的是一幫中老年婦女。她們的熱情與小男孩們不同，是「關心型」的，今天給我一雙手套，明天送我一條圍巾。她們熱衷於中國的教育、服飾和生活習俗，家長里短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這是一門實踐課，每天做一兩個菜，並講解這道菜的食用價值，有點像現在教人廚藝的電視節目。但是那時完全是自發的興趣，文化館也是初次嘗試辦這種活動，場地非常簡陋，工具、材料全是主婦們自己提供的。最後要求我在她們的觀看之下做出一桌的中國菜肴，供大家品嘗。說實在的，這令我感覺比教太極要緊張，畢竟在家裡做菜與在眾目睽睽下操作不是一回事。我提出要有一個備料過程，事先做了一些準備，採購了一些與中國調味品相近的佐料，最後我使出渾身解數，完成了兩道冷盤、十道熱菜、一份面點、一份湯。

也許是人們對「吃」的興趣更為高漲，也許是正好趕在飯點上，到最後品嘗階段，文化館的人都涌了進來，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勺。對每一道菜我都有一段解說，由於湯做淡了，我就告訴大家，中餐的「湯」與西餐不同，它是用來消食和解油膩的。不知是因為大夥沒吃夠還是我的確發揮了水平，總之那一天我自己一口沒嘗到，盤子里的湯水就一滴都沒剩下，全被大夥吃了個一乾二淨。最後文化館的負責人給我了一個超乎預想的評價，他說「這是200年來自從法國人到奧爾什丁以後 （按：1811年拿破崙征俄前到過此地，據說舉行過一次法式大宴）本城最豐盛最好吃的一桌菜肴」。我知道他是誇大其詞的調侃不能當真，但是從大家饕餮的熱情中我感到自己成功了。可惜的是去奧爾什丁的時候沒有帶照相機，竟然整個過程沒有留下一張照片，事後想來未免有些遺憾。

在奧爾什丁初試牛刀的獲勝增強了我的自信，等於為我接觸波蘭社會點亮了放行的綠燈，後來我利用各種機會到波蘭農村、礦區、學校、教會去接觸社會，去了西里西亞礦區，去了波捷邊境的跨界城切欽，去了靠近德國的波茲南……在別爾斯科比亞瓦我旁觀了波蘭人如何引進外資的談判，也幫著別人「練攤」，還在中國人開的公司里做過秘書，我經歷過一次原「團校」拍賣的過程。有一次由於我會做飯的名聲在外，東布羅瓦礦區的後勤集團與產業部門「剝離」後，一家工人大食堂甚至想請我去「承包」，我還參與過一次民辦學校的創立過程。再後來我又到了東歐諸國。這些「闖蕩」的經歷變成了一封封書信飛回到「33-211」（我們當時在西安陝西師大的家），又變成了朋友圈中交流的話題。

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就此留下來的中國學生，也曾有過動搖。我寫信給秦暉說，要不把你也弄出來，咱們就不回去了。因為上世紀90年代初正是國人出國「淘金」的高潮，國內的專家學者拋棄專業開餐館當倒爺的比比皆是。1992年在鄧小平「南巡」之前，我們都不知道中國的出路在哪裡。秦暉在這一點上倒是絲毫不動搖，他認為出去看看是可以的，但自己的事業在國內，讀者在國內。他說如果出去僅僅是為了過日子，會寂寞死的，會感覺自己一點價值都沒有。既然他這麼堅定，那我們的「既定方針不變」，我繼續當好「東歐轉型觀察員」的角色。

回國之後東歐轉型研究便成為我的學術方向之一，後來這些「素材」陸續變成《新餓鄉紀程》、《火鳳凰和貓頭鷹》、《十年滄桑》這些作品。2003年我被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等六部委評為留學回國先進個人。2009年、2012年、2014年我又多次去東歐這些轉型國家，目前這些國家都已經毫無懸念地融入歐洲，當年的艱辛已成往事。但是我始終保持著對她們風雲變化的興趣。現在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當時寫的這些見聞隨筆，仍然十分感慨。很多東西現在看來是「少見多怪」了，然而那的確是一段獨特的心路歷程，或者如當時我借瞿秋白的典故說的，是一段「新餓鄉紀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