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亮：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2)

　　第三，社會成本。狹義的社會成本是相對於政治成本、經濟成本而言的，它包括價值、態度、道德、觀念、社會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個社會要實現民主的良性發展，不但要盡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經濟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會成本。「如果一個政權維持它的運作總要比別的政權多花費幾倍、幾十倍，執政黨的每項政策都需要調動大量的警察乃至軍隊來強制實行，那麼這種運作在成本上是難以為繼的」[26]。近年來我國隨著貧富懸殊、權力腐敗、失業人口增多、生態環境惡化等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造成了道德失范、價值混亂、社會心理扭曲、法紀不張等一系列不良社會後果，也嚴重地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危及社會的穩定。相應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識、責任意識和權利意識等會隨之受損，民主化的社會成本也在不斷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進程若社會風險由低度的社會風險逐漸向中高度的社會風險演化，而政府和社會又不能有效控制這種社會風險及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會對民主化造成程度較大的損害，即導致民主化進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義泛濫。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可能會造成民粹主義的抬頭和泛濫，易導致政府的權力為社會弱勢群體所掌控，從而損害其他群體的利益，使得民主化變形走樣。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會成員如果長期營養不良或經常生病，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地參與公共事務是難以做到的。如果群眾中大多無衣無食，或者疾病纏身，指望這樣的群眾實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質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參與的大量增加便意味著動亂和暴力，從而嚴重阻礙民主化進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進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體的結盟帶來民主的變形。精英群體結盟並利用公共資源，獲得弱勢群體的支持，掌控民主化進程。例如有錢人可利用窮人在金錢和物質財富方面的極端匱乏進行賄賂，或向窮人許下諾言，答應幫助他們擺脫貧窮，以換取他們的選票[27]。這樣不利於民主的推進，甚至會阻礙民主化的發展。群眾容易被社會精英分子所動員，「個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權威感的約束，權力的作用(即財富和勢力)膨脹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時，精英掌控民主也會導致民眾參與的嚴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三)中斷民主化進程。任由社會風險的演化和放大，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演化成大的社會危機，它有可能會直接造成民主化進程的中斷。一方面，人為中斷民主化進程。這種人為中斷民主化進程的情形，主要是由於出現一黨專政或者軍人執政的政體而導致民主化的中斷。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非洲一系列國家取得了民族獨立。由於受西方國家的民主模式影響，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獲得獨立後，在政權建設上學習和模仿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實行民主政體，如議會內閣制、總統制等。然而，到8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國家由多黨的政治體制演變為一黨制或軍人執政的政治體制[28](pp.57-58)這些政黨和軍人上台執政後，大力加強權力集中，破壞議會制、選舉制等民主制度，直接導致這些國家民主化進程的中斷。另一方面，社會解體造成民主化進程的中斷。若社會風險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旦這些矛盾和衝突演化成大的社會危機，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動蕩和混亂，致使社會解體，直接中斷民主化進程，使之趨於失敗。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有些國家出現了大的社會危機，直接導致了政權的垮台，其民主化也隨著停止。

　　五、社會風險的治理與良性民主的實現

　　(一)理性認識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現階段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在社會轉型加速期這一宏觀社會背景下進行的，而對於正處於社會轉型的中國社會具有複雜性和雙重性，也正是這種獨特性使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風險。為此，我們要理性認識這一現象。首先，要科學判斷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從社會風險的客觀性來看，風險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充滿風險將是常態；從社會風險的基本性質來看，現階段我國民主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風險的基本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演化和發展的結果，是根源於人民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從社會風險的危害程度來看，社會風險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當前中國現階段的各種社會風險屬於中低度風險，但也有進一步升級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認識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影響。社會風險是一把「雙刃劍」：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社會風險的負面效應會嚴重阻礙民主化進程。再次，要防止兩種錯誤的認識傾向。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民主化進程中充滿社會風險這一現實，而不是否認社會風險的存在和無視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消極作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任意誇大社會風險的消極作用，不能因為民主化進程中存在社會風險就反對或阻止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這無異於「因噎廢食」，正所謂「民主有風險，不民主更危險」。

　　(二)治理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為有效推進現階段民主化進程，我們必須著手化解和應對各種社會風險，既要增強人們的社會風險意識，也要盡量減少民主化進程中的各種風險，更要盡量把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權力的擴張。不受限制的公權力擴張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障礙，因此，要對公權力的運行進行約束和限制，以確保公權力的正當和合理運用。公權力行使應遵循兩個邊界：下限為公民私權利的保護，上限為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增進。具體而言，一是要確保公權力的行使僅限於公共事務範圍內，並對公共事務做出明確界定。二是公權力的行使必須以保護公民私權利為基本出發點。權利是本源，權力是由權利讓渡而生。因此，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界定應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對於私權利，法無禁止皆權利，法無禁止不得罰」[29]。三是要嚴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確規定哪些利益屬於公共利益的範圍，哪些不在範圍之內。四要明確規定「當公共利益與公民私權發生衝突時，公權在什麼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權，以及如何補償因公共利益而受損的私權」。

　　第二，構建利益協調機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確保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成員真正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是新一輪改革的重大任務，也是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突破口。為此，需要構建起社會財富再生機制、利益訴求機制、利益調節機制和利益保障機制等四大利益協調機制。現代民主的成長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民主必須首先滿足個體獲得自主權利的要求，然後滿足個體在國家與社會的空間中實現其自主權利的要求。當務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實際的初級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做到「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第三，推進社會結構的優化。目前，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社會風險多為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從社會大的環境層面上來看，是自由相對有餘而平等相對不足；從基礎階層或是從民眾層面來看，是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向；從較高位置的階層層面來看，是精英群體之間利益結盟的苗頭；從國家層面上來看，就是公共投入優先順序的嚴重顛倒」[30]。因此，要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就必須調整社會結構，建立起公正的社會結構，使民主化的推進獲得持久的動力。

　　第四，提高社會組織化程度。組織化程度是衡量現代民主的一個重要指標。民主的正常有序發展總是在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之間協商和妥協過程中展開的，多元化的社會組織通過自覺而有組織的分化與整合，可以為民主的健康發展提供自動平衡的砝碼。從公民個體來講，他們進行利益表達的一個重要渠道就是藉助於社會化的組織而不是個體。從政府層面來講，政府不可能與單個個體的人去談判和協商，否則政府運行的成本會大大增加，通過發育社會組織，使其承擔起利益表達的功能，其成本將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實現途徑。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化，或是說良性發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減少民主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風險，還可以將各種社會風險對民主化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在風險的影響下，現階段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要實現良性的發展，絕不是某個單一路徑的逐步更替，而是諸多路徑的混合同步，需要諸多因素共同合力，實現從不民主走向民主，從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爾·史密斯曾指出：「醫治民主痼疾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徑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政治民主化有兩大動力——來自政府的推動力和來自民眾的拉動力，兩者皆不可偏廢。只有這兩種民主動力實現有效的結合，民主政治才能獲得良性發展。從自上而下的角度來看，中國民主良性發展的實現，需要從黨內民主和政府體制改革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要加快推進黨內民主。黨自身的民主建設狀況關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斷擴大黨內民主，如實行黨政分開、貫徹民主集中制、實行黨內財產公開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進民主化的進程。另一方面要不斷推進政府體制改革，包括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權改革；加快政社分離，把大量的社會性職能從政府部門剝離出來，交由社會組織來承擔；建立各種民眾參與決策的機制，等等。從自下而上的角度來看，中國民主化要擴大基層民主，以縣、鄉鎮、社區基層民主為突破口則具有風險小、成本小的優點，可以穩步有序地推進民主化的進程。如果民主以省、市為突破口，範圍廣影響力大，一旦處理不好可能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

　　路徑二：從經濟民主轉向憲政民主。經濟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現實基礎，是民主化必然經過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因。在現階段中國，隨著民生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和逐步得到解決，且高度的市場化也培育起了人們的契約精神和妥協精神，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從經濟民主轉向政治民主，特別是要推進憲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憲政問題，它是實現個人權利的根本途徑，憲法對於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權威，憲法的具體內容直接反映著這個國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憲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問題，限制政府權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權、自由與社會公正。毋庸置疑，當前中國民主化進程要加快推進經濟民主向憲政民主的轉變，以限制公權力的擴張為突破口，推進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過憲政才能得到醫治，才能避免墮落為「民主的專制」的可能，憲政是專制的天敵[33](pp.102-135)。

　　路徑三：從程序民主轉向實質民主。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是民主的孿生兄弟，屬於民主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程序民主強調過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須確保民主政治各個環節程序上的民主，而實質民主則強調政治過程的後果，即以公民個人權利是否得以實現來判斷政治體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況下，在民主化發展較低階段，要重視程序民主，確保民主政治的各項程序公正，而當民主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要推進實質民主，要以公民個人民主權利實現與否來衡量民主的程度。權利則是民主的實質，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護好每一個人的合法權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權利。因此，對於現階段中國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從程序民主轉向實質民主。在確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逐步推進實體民主，如實行黨內財產公開制度、信息公開制度、社會參與機制和透明網路等[34]。只有讓更多的民眾參與到民主政治中來，使用好其民主權利，才能真正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路徑四：從選舉民主轉向協商民主。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實行普選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它具有很大的風險和成本。若在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全面推開這一民主政治實踐，可能會導致人們社會期望值過高，一旦目標無法實現就會產生不滿情緒，進而最終導致民主化的失敗和社會的倒退。除選舉之外，民主還包括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邊式的協商民主等。民主也並不意味著由大多數人在某個政策的制定上能夠形成一致的決定，而是各種利益集團、社會組織和公民能夠參與決策過程，分享決策機會，進行協商妥協。因此，當前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一項重要發展邏輯就是要從選舉民主轉向協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視協商溝通對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設置上，要考慮為民眾提供民意表達的吸納機制，建立公眾、社會團體和政府之間面對面的協商機制。此外，還要拓寬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讓民眾進行民意的表達。只有這樣，才能讓公眾參與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會成員之間的民主協商、妥協精神，從而推動民主的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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