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賀雄飛和他自定義為「黑馬」的 34 本書 | 暢銷書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樣的中國①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圖書市場。

當 1940 年代興起於美國的平裝書革命使得圖書成為一種廉價商品時，暢銷書也隨之成為社會心態和思潮的晴雨表。日本文藝評論家中島梓就曾說：「暢銷書的構造也是各時代狀況的構造，同時還是各時代讀者的知識狀況的反映。」

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始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圖書業開始的市場化運作和整個大眾閱讀市場的興起，湧現了一批又一批暢銷書。它是我們時代和社會的縮影。從和五四運動有著一脈相承的 1980 年代「文化熱」到持續至今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新知引進、思潮起伏、社會心態轉變，中國和中國人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的熱銷取代了《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不再「醜陋」，而是在說「不」和「不高興」。

我們挑選了若干本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書，找到當年相關的作者或者編輯，請他們講述每本書的故事。

這些書包括：《醜陋的中國人》（1986）

《中國可以說不》（1996）

《富爸爸，窮爸爸》（2000）

《誰動了我的乳酪？》（2001）

《傑克·韋爾奇自傳》（2001）

《中國不高興》（2009）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1988）

《悲劇的誕生》（1986）

《寬容》（1985）

《美的歷程》（1981）等

一方面回顧這些傳奇之書的故事，更重要的當然還是：我們為什麼有了如今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曾經歷過什麼，我們得到和失去了什麼，我們積累了什麼樣的財富和共識，我們何以走到今天。

1991 年，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賀雄飛找到了詩人汪國真，說「我要給你搞個對白」。35 歲的汪國真「很激動」，答應了他。這時，賀雄飛 23 歲，由此出版了第一本書《年輕的瀟洒：與汪國真對白》，銷量達三十幾萬冊。

那時，中國的年輕人當中正興起一股「汪國真熱」。他們閱讀和背誦著汪國真的詩歌，比如「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我原想收穫一縷春風，你卻給了我整個春天」等句子傳誦一時。

不過，對於賀雄飛來說，《年輕的瀟洒》意義在於開啟了他至今長達 26 年的出版生涯。到 1991 年大學畢業時，他總共出了 41 本書。但那時中國仍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賀雄飛大學畢業就被分配回了老家，成了內蒙古政府辦公廳的一名秘書。

公務員的生活「循規蹈矩」、「枯燥乏味」，年輕的賀雄飛覺得「沒意思」。當時，海南剛建省不久，興起了「海南熱」。每年差不多有 10 萬人湧入海南，希望實現自己的淘金夢。賀雄飛也加入其中，來到了海南洋浦開發區淘金。海南三年，賀雄飛在馬路上賣水餃、賣拉麵；開飯館；搞汽車配件城；和房東因為裝修打起官司，最後總共賺了十幾萬塊錢。1995 年，「挖到了第一桶金「的賀雄飛從海南回到了內蒙古。「當時年輕人懷著激情，總是想做點事。稀里糊塗地去，稀里糊塗地回來「，賀雄飛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1996 年 3 月 8 日，賀雄飛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創作工作室——草原部落工作室。「（第一個是）因為在此以前都不叫工作室，都是個人行為。工作室突出的就是一個團隊合作」，賀雄飛說。而加上他，工作室一共有四個人。

在 1990 年代，中國出版業放寬了對民營書業的限制。雖然依然需要從出版社購買書號，但個體書商已經能夠參與策劃圖書出版。作為二渠道的民營書店也開始成為主渠道新華書店的補充。

一開始，賀雄飛的「草原部落」做的都是些《儒商時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經營策略》《世界十大富豪處世韜略》之類的暢銷書。這些書很好地貼近了當時中國人對實用書籍的需求，每本發行量都突破了 8 萬冊。但在賀雄飛看來，這些書「沒有思想深度」。

1998年，當時《北京日報》的記者、現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院長孫郁給賀雄飛推薦了北大中文系學生余傑。通過余傑，賀雄飛又認識了摩羅和孔慶東，再加上他手裡已經攢起來的張建偉、毛志成和謝泳等人的書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帶有啟蒙性質的，」賀雄飛說。「我看了就很激動，因為他這個思想裡頭有血性、有鋒芒、有激情、有憂國憂民這種意識」。

培育於 1980 年代的文化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在這個時候重新興起，對現代性的追求和自由主義的認可——謳歌人的理性，高揚人的解放，宣揚啟蒙精神也成為這個時代里重要的聲音。

賀雄飛適時地推出了「草原部落」黑馬文叢、「草原部落」名報名刊精品書系和「草原部落」知識分子文存三個系列，一共 34 本，轟動一時。包括余傑、摩羅、孔慶東、朱學勤、秦暉、徐友漁、錢理群和謝泳等一批作者成為名人。《火與冰》《恥辱者手記》《47樓207》《書齋里的革命》《問題與主義》《自由的言說》《拒絕遺忘》等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每本都有好幾萬冊，其中余傑的《火與冰》和孔慶東的《47樓207》達到 50 萬冊以上。「他們當時的影響就和後來的韓寒、郭敬明一樣」，賀雄飛說。

錢理群在摩羅《恥辱者手記》的序言中，將摩羅稱為魯迅「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而摩羅這個筆名，正是源自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那時的魯迅試圖為 20 世紀的中國重建價值和理想，認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必須追求「個體精神自由」，而這需要「精神界之戰士」的努力。

摩羅等人也正是希望延續這一傳統，展開了對傳統歷史文化和知識分子猛烈的批判和反思。這對當時的眾多年輕人來說，備受震動，認為自己受到了「啟蒙」。而摩羅他們也「成了那個微妙時代的雙重受益者，一方面他們都以錢理群的學生自稱，變成了承接自由主義傳統的新一代人，另一方面他們則是正在興起的市場機制的象徵」，作家許知遠在《朋友們》一文中寫道。

賀雄飛也成功地利用了這個市場機制。比如他和余傑、摩羅和孔慶東在全國 60 所大學展開巡迴演講，在大學生中一下子「引爆」了「草原部落」黑馬文叢；策劃的「草原部落」名報名刊精品書系，推火了《天涯》《北京文學》《上海文學》《黃河》《文藝爭鳴》《書屋》等雜誌，興起自由討論氛圍；召開「草原部落知識分子文存」座談會，掀起一股自由主義思想熱潮等等。

但由於影響太大，也終於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草原部落的「繁榮」持續了三年就結束了。賀雄飛也不再出版有關「思想」的書籍，轉向了文學。從 2000 年到 2010 年，他出版了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鮑爾吉·原野（《掌心化雪》）、閻連科、北村、尤鳳偉和李銳等人的作品。

同時，賀雄飛一直在研究猶太文化，也出版過相關書籍。從 2010 年開始，他轉向了教育。現在則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以（以色列）智慧結合的學校——無它創新智慧學校。賀雄飛覺得，猶太教的文化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核心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其實本質上沒差別」。「我們那些普世價值觀，我們身上實現不了的，我相信孩子們會實現的。」賀雄飛說。

我們把賀雄飛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記錄了下來，希望你能更直接地認識他。

口述 | 賀雄飛

說實在的，我是不願意回憶這段往事的。因為回憶這段往事總是讓人有些痛苦和傷感。因為它畢竟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出版了第一本書《年輕的瀟洒：與汪國真對白》。汪國真那書當時賣了 30 幾萬冊。那是「汪國真熱」的第二本書，他第一本書叫《年輕的風》，第二本叫《年輕的瀟洒》，第三本叫《年輕的思緒》。因為他的詩歌比較清新、淡雅，給人一種安慰，又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很暢銷。

1991 年，我從北京經濟學院畢業，總共出了 41 本書。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辦公廳當秘書。後來覺得沒意思，覺得政府的工作枯燥，比較乏味，循規蹈矩。當時興起「海南熱」，然後 1992 年我就去海南下海，最後掙了十幾萬塊錢，等於挖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1995 年，我從海南返回內蒙古。回來我在 1996 年的 3 月 8 日，成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創作工作室，就叫「草原部落工作室」。因為我是內蒙人，「草原」是自由的象徵。「部落」很遙遠，象徵著孤獨的思想者，不湊熱鬧。當時人不多，給我打工的有三個人，一共四個人。

我們剛開頭是出暢銷書為主，出的《儒商時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經營策略》《世界十大富豪處世韜略》等等這些社科類的，但是沒有思想深度。後來呢，我出了一套「百角叢書」。因為 1980 年代，上海三聯書店出過一套「五角叢書」。我這個「百角叢書」就是一百個角度看世界，一百個角度看人生。在這個出「百角叢書」的過程中，有《南方周末》的首席編輯、記者鄢烈山，當時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的製片人楊東平，還有《北京晚報》的資深記者解璽璋等一系列名家的書籍。

再後來呢，我越來越轉向思想了。有一個《北京日報》的記者，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院長，叫孫郁。她是個魯迅研究專家，給我推薦了一個年輕人的書，就是余傑的書。當時他是自費油印的，余傑還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然後我看了就很激動，因為他這個思想裡頭有血性、有鋒芒、有激情、有憂國憂民這種意識。

中間又通過余傑，認識了當時的才子摩羅。他寫了本書叫《恥辱者手記》。後來又認識了當時北大的青年教師孔慶東，然後《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張建偉，還有毛志成。這麼幾個人的書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帶有啟蒙性質的。

而且正好 1998 年的時候，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在興起，包括我們後來說的像秦暉、朱學勤、徐友漁和錢理群這些人，都是那個時代出現的。所以我很激動，就連續出了三個系列。

第一個系列主要是給青年人出的，叫「草原部落黑馬文叢」。包括余傑、摩羅、孔慶東等。「黑馬」象徵著文壇新人。因為在此以前，余傑，摩羅，孔慶東幾乎都是文壇新秀，都是處女作。所以他們就是「黑馬」，年輕嘛。再加上我本身「草原部落」是內蒙的，草原上就應該有馬在奔跑。這個馬就象徵著激情，生命的狀態，象徵著思想。當時摩羅是華東師大畢業的，不是北大畢業的，但是後來有人把他們稱為「北大三傑」。

然後出的「草原部落知識分子文存」主要是上海大學朱學勤教授的《書齋里的革命》，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教授的《拒絕遺忘》，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問題與主義》，還有社科院研究院徐友漁先生的《自由的言說》，就這個系列。後來出的黎鳴的，還有別人的書。再加上「草原部落名報名刊精品書系」，包括《天涯》《北京文學》《上海文學》《黃河》《文藝爭鳴》《書屋》等雜誌。這些就是在那個背景下出現的。

出來以後，反響特別大，一下就成為暢銷書了。每本書都有好幾萬冊。像《火與冰》《47 樓 207》發行量都突破 50 萬冊。印多少最後也忘了，反正不斷地加印，三千、五千，經常印。反正幾十萬冊吧。具體多少我也忘了。

它當時的影響就和後來的韓寒、郭敬明一樣。在「草原部落」之後，才出現的韓寒和郭敬明。余傑代表 70 後的年輕人，韓寒、郭敬明代表 80 後的年輕人。他們都是一個時代的代表。

1998 年 12 月底，我協同餘傑，摩羅和孔慶東幾個人在全國 60 所大學搞了一個巡迴演講，叫「踏雪尋梅」。一下子就引爆了，各地媒體蜂擁而至，成為大學生的暢銷書。

當時的學生激動呀，每個地方都是六七百人、七八百人，都轟動了。包括後來《南方周末》的一些記者，都是那時候受我們啟蒙影響後成為記者的。我現在回過頭，碰到很多人，都說是讀著我的書長大的。1970 年到 1975 年，讀大學的，有點文化的，幾乎都是讀過「草原部落」書的。

我們的演講主要是圍繞書的內容。余傑是講對傳統的反思，對大學的批判，講人文精神。摩羅就講他的《恥辱者手記》，一般人也聽不懂。他寫得很深刻，文筆也很優美。孔慶東相對就比較幽默，好玩，有趣，回憶一些大學美好的時光。我呢，最後總結，希望大家買書。最後講五分鐘，因為他們不能王婆賣瓜。我的身份是出版商嘛。後來孔慶東和余傑說，老賀你少講點，你不能多講。你的文化也不行，學術水平也不行，你還是多聽聽，讓大家講。我說我不講，誰給你們賣書！

這些書從確定選題到出版花的時間很長，至少得換七八家出版社才敢出。第一本《火與冰》就換了五六家。後來《鐵屋中的吶喊》換了十來家出版社。每一本都要做一個書稿旅行。除了孔慶東的，毛志成的和張建偉的，這三個人沒有，剩下的全部都做了書稿旅行。

摩羅當時在北京印刷學院，比較邊緣化。因為摩羅這個人比較內秀，內心是很豐富的，可能在人際關係上面不是很好。一方面他在印刷學院受排擠，和他的思想有關，畢竟他是非主流思想。第二個和他性格有關係，因為文人總是清高，總是自以為是。後來我請他在草原上騎馬，1998 年的時候，我開草原部落書市。騎馬的時候還是非常瀟洒的。

孔慶東的書幾乎是同時出來的。他的書思想性不強，就是語言比較好玩，幽默。孔慶東當時是老大哥，教師嘛。

1998 年，我正由內蒙向北京發展。內蒙的包裝、印刷、設計和發行都比較偏遠落後。北京當時有個蔣宏工作室，他這個年輕人，留著小辮，留著小鬍子，還挺有點創造力。

後來我就突出這種怪異，因為第一本是《火與冰》，副標題為「一個北大怪才的抽屜文學」。第一，突出北大。北大的怪才那麼就吸引人。抽屜文學玩了一個概念，是說這個文章是發表不了的，只能放在抽屜里，自己看的。現在出版了，帶有一種揭秘性。摩羅就是《恥辱者手記》，因為他一直在咀嚼恥辱，咀嚼恥辱就是恥辱者，等於一個知識分子覺得自己缺乏人權，缺乏人格，缺乏生命的尊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有一種抽象，文化的感覺。恥辱者用自己的手寫下來就帶有一點揭秘性和真實性。就像作者手記一樣。副題是一個民間思想者的生命體驗。孔慶東《47 樓 207》寫得有點幽默、休閑、詼諧。像毛志成的叫《昔日的靈魂》，就有點輓歌、回憶，有點像那種回憶的思想的罐頭一樣。張建偉的就《深呼吸》，突出紀實，還有那種現實感和生命的狀態。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反之，知識分子文叢就突出個人。像朱學勤、秦暉、徐友漁他們都是我們找的當時一個攝影家，現在很有名，叫鮑昆。給他們一個大頭像，突出他們主體的價值。書名其實我都是憑感覺。比如朱學勤那本原來叫《書齋里的革命及漏斗》，是他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我覺得加個漏斗就啰嗦了，他的思想對書齋有種批判性，就叫革命。那秦暉，因為《問題與主義》是胡適的一句話，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我就覺得這句話挺好，我就憑感覺。徐友漁本來是《一個自由主義學者的言說》，我覺得啰嗦，改成《自由的言說》。《拒絕遺忘》是錢理群自己取的。

這些知識分子當時在國內也算有一定影響，但是最主要是當時我這套書把他們自由主義學派打出去了。因為像秦暉這些都是國內一流的學者，但當時他知名度不是很高，中國的學者很多，他們跟別人沒有區別。就像我後來出的「藍色書坊「，楊顯惠、閻連科、尤鳳偉、北村等，一下就把他們和普通作家區別開了，突出他們的思想性。

因為中國人沉寂了十年，而且有思想的人也不多。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文人的四種類型》，有休閑文人、反動文人、無聊文人和進步文人。很多都是休閑文人，寫些小情小調，風花雪月，吃喝拉撒睡，沒啥價值。我們主張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西方的文化也進行有機地吸取。讓中國能夠放眼看世界，有點新啟蒙的感覺。

當時暢銷是因為那時的啟蒙思潮，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對專制的批判。在此以前人們思想上都陽痿了，沒有血性，沒有鋒芒，都是不痛不癢的文章。

我出這些書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市場，就是因為激動。因為我在內蒙比較偏僻，我最早出的暢銷書就像剛才講的《儒商時代》《夫妻兵法》這些。在此之前，我沒咋接觸過思想。當時這些文章，喚醒了我那種激情和夢想，喚醒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當然當時我還算不上一個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激動。

2000 年的 1 月 8 號，我在北京朝陽區的戛納酒吧開了一個「草原部落知識分子文存」座談會。李慎之先生、李銳先生、茅於軾先生、崔衛平、周實、蔣子丹、王學泰等，中國幾乎所有有名的自由知識分子都去了。人太多了，七八十個人。影響很大。

開了這個會，四月份……全國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和我合作。我後來出的書就全用的筆名，什麼亞伯拉罕、牧歌、田原，後來的書就不能正式出版，因為出了以後，只要用草原部落的名稱，用我主編的名字，都出不來。

現在包括錢理群先生，現在三聯書店給他出文集。像秦暉，到處給他出書。當時他們的書都是被查封的，不讓出。名字都敏感。

當時知識分子領袖的李慎之先生——李慎之是中國社科院的副院長——說，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焰。主要還是要啟蒙，開啟民智，讓大家學會思考。這個啟蒙是和 1980 年代的啟蒙一脈相承的。

1980 年代末是個分水嶺。它把原來 1980 年代主要從外國的尼采、叔本華、薩特，把放眼看世界這個文脈給中斷了。中斷以後開始復甦，先從小情小調的席慕容、汪國真復甦，復甦到王朔，玩世不恭，調侃世界，然後復甦到余秋雨，對歷史只敢嘆息，不敢批判。再開始到王小波，是用一種詼諧的幽默的調侃，也不敢正面批判。中間又出了「布老虎」叢書，是純文學的，影響力很大，但它基本上是些意識性的東西。那麼到「草原部落」這裡，就完全是一種反思和批判，而且突出思想，有激情、有理性、有狀態。

等於 1990 年代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在風波以後，壓抑了有八九年。一直到 1998 年我們這塊，就代表了一個思潮，就是自由主義的一個思潮：對中西文化的一個比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反思。而且這批青年學者既有激情，又有理性，又有鋒芒，而且批判性特彆強。它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如今過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回過頭看當年這些暢銷書，最大的感受就是這些書放到現在，也還是出不來。當然有些書在理論上，尤其一些翻譯的書籍，比如像漢娜·阿倫特的一些書，奧威爾的一些書，當時都是不準出的。「草原部落」這些書可能比不上他們深刻。但是在中國學術界，當然從學術和理論上可能現在比那時深刻，但是從鋒芒和批判的力度，還有文字的衝擊力，現在的書達不到那個程度。現在這些書如果再版的話，還會暢銷。

孔慶東和摩羅後來都發生了蛻變。我後來給孔慶東出了一本書，叫《四十不壞》。我給寫的後記，引用了克爾凱郭爾的一句話：「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願有可能阻止一個知識分子向世俗化的墮落」。實際上，從人的本性來說，都願意名利和世俗化。那麼，既然你選擇了思想者，就像錢理群所說，就選擇了一條孤獨的路，選擇了豐富的痛苦。那麼，你要跟這個時代，跟這個歷史不能同流合污，那註定你是孤單的。但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又喜歡享受生活。所以知識分子向世俗化墮落也是規律呀，那麼只不過孔慶東後來更左了。他討好政治了，變成一個左派的代表。那可能和他心底早年中積累的思想不謀而合，他想當領袖，有領袖情結。摩羅就純粹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後來寫《中國站起來》什麼的，他不再咀嚼恥辱了。他問自己幸福不幸福，他要過幸福的生活。我覺得是一種恐懼、軟弱和懦弱。甚至有點討好當權者。余傑一直就沒妥協，最後他走向基督教，去了美國。三個人走了三條不同的道路。

那麼相對來說，像謝泳這些就走了大學的學術之路了，繼續研究他的西南聯大和知識分子問題。其他一些也成了一流大師級的人物，像秦暉，徐友漁和錢理群，都走向「神壇」了。

題圖來自：陳逸飛油畫《魯迅組圖》、電影《死亡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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