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督師愚忠未可表 百姓殉葬八十萬

史可法，字憲之，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曰寅時，生於河南省祥符縣（今開封市）。 崇禎元年舉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後來副使總理侍郎盧象升，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至後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崇禎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縊死煤山，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改年號為弘光，史稱南明弘光朝廷。屢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自請為督師，出鎮淮、揚。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曰，揚州為滿清大將多鐸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殺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罵，於揚州新城南門城樓上慨然就義，時年四十四歲。其部將、義子史德威於五月一曰出覓史可法遺骸，因暑天炎熱，屍體堆積致使蒸變難識，德威不敢妄認，因而未獲其遺體。後於揚州城外梅花嶺建衣冠冢。 提起南明群臣排名第一的當屬史可法，不光因為他死守揚州最後為明朝所盡忠，就算從地位上說，史可法也算是崇禎皇帝所選定的南京留守的第一人。 但是如果拋開史可法死守揚州，以至為明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族王朝盡忠的華麗外衣，史可法留給我的印象卻只能是四個字：愚忠、無能。 從史可法的仕途上來講，東林黨人的魁首之一左光斗是其認為的領路人。 史可法在進京趕考時，因為家庭貧困而在雪夜讀書昏睡，被主考的左光斗看見，所以把自己的衣服給其披上，因為史在此刻起就深刻的打上了東林黨人的印記。所以在後來東林黨因為與魏忠賢「鬥法」失敗以後，左光斗被下獄，史可法請求獄吏讓自己裝成乞丐進去看望左。左憤怒的斥責他，朝廷現在被閹黨搞亂了，他應該勇敢的出去和他們鬥爭，而不是為了個人感情在這裡哭泣，史方戀戀不捨的離開，從這點可以看出，崇禎帝後來對其的評語是基本正確的。 明思宗庄烈皇帝平生看人走眼無數，但是我不得不說在史可法問題上，庄烈皇帝卻並沒有走眼。史可法這個人如要他不惜血濺朝堂，保護崇禎年幼太子繼位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是一個社稷之臣；但是要他臨機決斷，掃平宇內，做一個中興之臣就超出了其能力範圍了。 所以庄烈皇帝在明朝風雨飄搖，大明如曰薄西山之時挑選南京留守諸臣時把史可法排名第一是有道理的，如果太子真的能順利南下，史可法就是太子順利繼位的最有力的保證。可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這句話並沒有因為皇帝而給面子，最終，庄烈皇帝和他的兒子們被李自成一鍋燴了。而史可法也陡然被賦予了超過自身能力的責任。其結果不過是再次印證了無人能負擔超出自己能力範圍之外的責任，這一不知道是東方還是西方或者是我自己杜撰出來的諺語。 在庄烈皇帝以及其直屬繼承人無法南渡的情況下，作為南京留守群臣第一要務就是馬上重新選定新的明王朝的君主，而史可法作為第一重臣在這裡就變得舉足輕重了。而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史可法與後來被認定位南明第一奸臣的馬士英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都存在了嚴重的私心。可以說是馬士英與史可法共同種下了南明短命的第一顆種子。 根據顧城大家的《南明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有資格繼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錄： 「以血統親近而言，崇禎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鈞的子、孫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漢中，李自成軍入陝他逃至四川重慶，甲申六月被大西軍處死）；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倫序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處於優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終弟及」（實際是弟終兄及）繼統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福王卻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倫序和地理上佔了明顯的有利地位。」 對於南明王朝來說重要的不是立誰而是要快速的確定君王，以穩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亂以及地方上因為局勢動蕩而蠢蠢欲動的擁有軍隊的總兵們。事實上當時許多大臣以及有識之士都認為立福王不管是血統上、距離上來說都是最合適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遲： 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劉城《上閣部史公書》中說：「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凶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下文說他見到的詔旨仍用監國名義，「未有御極之意」，他極力主張應該「早上尊號」，理由是「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 李清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勛密語予：『予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接著又說章都諫正宸力主應「以福藩為國本」，「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監國，人心乃定」。 與此同時，東林黨等所謂「清流、大儒」，因為福王祖母是神宗寵愛的鄭貴妃，而神宗時期清流倒霉時候幾乎都有鄭貴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繼位會大搞「翻案風」造成東林黨政治上的失勢，也為了所謂的「定策之功」，由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禮部侍郎錢謙益領銜，捎帶著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以「立憲」為名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時間南京城被黨爭搞的烏煙瘴氣。讀史至此，不由感慨萬千，明朝局勢危若懸卵，這幫人還有心思在南京搞黨爭！與當時在北京雖然也搞內鬥但是卻還分得清輕重緩急得滿清相比，明朝的滅亡已經成了定數了。 當時主張立福王的是以馬士英為首的地方實權派，多為手握軍權的武將以及地方巡撫；而主張立潞王的以東林黨為首，「江南北諸紳群起擁戴」；可以說在最初階段兩邊是旗鼓相當的。 而作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應該做的是果斷立君，就算不滿意福王，也應該果斷支持東林黨。總之就是要儘快將立君大事確定下來。 可是，史可法在這個關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居然提出了立桂王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和稀泥也要看時間地點以及分什麼事呀！ 這個方案不說馬士英等不滿意，就算是東林黨也不會滿意啊。你史可法作為東林精神領袖之一左光斗的門生，怎麼胳膊肘像外拐？難保東林黨不會這麼想。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獨佔定策大功，獨霸朝堂啊？」做這樣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齊恆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史可法說給姜曰廣的話，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內心對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濾，卻依然在那裡和稀泥！ 最後，史可法拋出了他所謂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兵馬。」這個明顯偏向東林黨的方案，擁立福王的軍閥們當然不能滿意，而這麼長時間的立君之爭，又讓軍閥們看到朝廷莊嚴外衣下虛弱的本質，立馬用實力開路，用軍隊講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無力回天了。 事實上公正來說，馬士英其實在最後也接受了史可法這個方案，但是馬士英明顯比史可法看得透徹，「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可是當馬士英到達南京之後，這些「清流」們以馬士英不過地方官僚不能參加這種高級會議為借口將其打發回了鳳陽。而當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軍閥們全力支持福王時當時知道該怎麼選擇了。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個有影響力的大臣支持，馬士英的到來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而馬士英則把史可法寫的福王七不可立交出來作為政治資本。福王看了史可法的信焉能給史可法好果子吃？ 史可法缺少的正是馬士英這樣的臨機決斷，事事想應付，處處想和稀泥，別說和諸葛亮、慕容恪相比甚至連寇準、李綱、于謙都比不了。 後人曾寫到：「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 可是如果嚴格追究責任，史可法當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持福王，福王何必求助四鎮？又何來大權被馬士英之流掌握？後來四鎮飛揚跋扈更是可以避免的。 終弘光一朝，武將視皇帝為無物。朝廷圖有虛名，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激烈，無暇他顧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弘光帝繼位，史可法自然被趕出了朝堂，被派到江北督師了。 公正來說，弘光帝對史可法還是夠意思的，雖然史可法曾經寫信痛罵過他，可是他並沒有將史可法一擼到底，只是把史可法趕到江北，來一個眼不見為凈。 如果史可法真有幹才，在江北督師反而能幹出一番事業。可惜史可法並沒有真正的才幹。其人太平時是一個好宰相，亂世時不過一書生而。 史可法督師江北時正是李自成敗出北京，滿清入主京師之時，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大部分地區一度出現統治真空，滿清兵力不足，無心也無力控制如此廣大的地區。當地殘餘明朝勢力==官員紛紛組織武裝自保，並盼望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復失地。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和明參將丁啟光舉旗，光復歸德府、商丘、管河、寧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達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總兵許定國佔據戰略重鎮睢州。四月二十七曰，山東德州官紳趙繼鼎、程顯魂、謝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縣朱帥為盟主，稱濟王，並發檄文號召光復明朝。一時間山東及北直隸到處響應，在一個月內，山東省府濟南府、臨清州、青州府、東昌府、武定州、濱州、高唐州、德州、臨邑、蒲台、海豐、沾化、利津、陵縣、樂陵、濟陽、齊東、樂安、商河、朝城、德平、恩縣、平原、禹城、萊蕪、陽信、寧津、武城；北直隸的河間府（包括河間、阜城、肅寧、興濟、任丘等八個州縣）、大名府、滄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吳橋、武邑、武強、衡水、獻縣、曲周、東光、清河、饒陽等，山東、河北兩省合計四十三個州縣光復，舉起明朝旗號。 但遺憾的是，作為南明政權的頭號軍事長官，輔國重臣，面對如此不消費一兵一卒便可收復大片失地的局面，竟然十分「冷靜」，毫不動心。駐守江淮與山東接壤的史可法既不出兵，也沒有派部下去山東、河南等地屯守並建立統治機構，更不要說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當然客觀上江北四鎮真正聽史可法號令的不過高傑一部，其餘三部飛揚跋扈是事實，但是史可法完全可以派出少量部隊在一些富裕、關鍵地區屯守，並藉此建立一支完全聽命於朝廷甚至是史可法自己的部隊。可惜史可法依然是「冷靜」的不派一兵一卒。（左右有言使公懼， 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 —閻爾梅） 張怡曾經記述「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 而劉澤清也曾經派部下帶領千餘人到河北去接劉之家眷。千餘人的部隊從淮安北上臨清穿越山東全境直到河北地界，並帶著大隊家眷財貨返回，途中居然還行有餘力和擁護明室的地方武裝打上一架。 由此可見當時滿清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上所說的「手無一兵」的情況基本屬實，淪陷諸省守備之空虛。 而史可法面對這麼好的局面居然在上奏中說：「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 明明清楚滿清不過是「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而已，卻畏兵怕戰，把淪陷諸省都視作「胡土」了！河南河北山東大片土地沒有滿清一兵一卒卻有無數鄉勇百姓熱盼王師，卻依然是「爭之非易」。既然「爭之非易」那就爭都不要爭了，只需要「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把有用的人叫過來就行了。史可法在危亡之際居然抱的是如此得過且過的苟且心態，怎不讓人為之一嘆。 「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曰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或先通九酋（多爾袞）。應用敕書，速行撰擬，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名數，應給若干廩費，一併料理完備。定於月內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 這篇漢奸氣濃重的奏章居然出自史可法之手，明知到「虜有圖我之志」，卻依然妄想聯合滿清剿滅李自成，實在不知道史可法到底是民族英雄還是民族叛徒了。在史可法字裡行間，亡國是大於亡天下的。而更可笑的是史可法認為滿清南下只要出錢就可以讓滿清退兵，讓滿清讓出被占土地。這種弱智的見識可以與「為何不吃肉饃」的晉惠帝交相輝映，永垂不朽了。 對比給事中陳子龍等人提出的「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闢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真不知道是陳子龍該慚愧呢還是史可法該慚愧！ 史可法實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主和派，其實主和派並不就一定是漢奸，明智的政治家應該知道什麼時候主戰什麼時候主和，可是讓人費解的是史可法所選擇的時間，甲申四月到十月半年時間裡，滿清一直在西線和李闖激戰無力南下，可是史可法就是愛好和平，堅持不肯收復山東、河南。 滿清剿滅李自成後自然要南下滅南明，就在這麼危機的時刻，史可法依然不停的犯著錯誤，江北四鎮中唯一聽命於史可法的高傑部在清兵南下時高傑被叛徒許定國刺殺，在高營人心惶惶時史可法本應該主動撫恤，安撫高營將士。可是當高傑妻邢氏擔心兒子元爵幼小，不能壓眾，又知道史可法無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時史可法居然毫不猶豫的拒絕了，大概是覺得高傑流寇出身，其子不配當自己這個書香世家的義子。結果造成高營人心浮動，名將李成棟、李本深、邢氏母子先後降清，反而成為攻打南明的主力。 而在高傑被刺，許定國逃亡河北之時，史可法既沒有「渡河復山東」也沒有「西征復河北」，連「稍留徐州為河北望」也拒絕了。只是瀟洒的留下人心浮動的高營將士，自己「一意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回揚州去了。 這樣做最高領導怎麼能讓部下歸心？既然史可法可以拋棄高營，當然高營將士拋棄史可法、拋棄南明也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 多鐸三月初七出的虎牢關，三月二十五進佔歸德府。清兵之所以能長驅河南，如入無人之境。全拜史可法所賜。 而在在左良玉部東下、清軍南侵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惶失措，胸中漫無主見。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曰三調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曰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曰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 十七曰，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曰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里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曰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曰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曰參加攻取揚州。 揚州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二十一曰，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曰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 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面，「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二十四曰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二十五曰，揚州陷落，劉肇基戰死，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壯烈犧牲，史可法被俘後遇難。 史可法在揚州守城時也迂腐的可笑，忽然很同情史可法手下的武將們，跟著這樣一位督師，實在是讓人鬱悶。在守城關鍵時刻連城內官宦樹木都捨不得砍伐。才具只有如此，還能做什麼事情？（談遷路過揚州，在史可法衣冠冡下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史可法最終的結局是其一生最高峰，可以說史可法以最後的輝煌掩蓋了自己以前的諸多錯誤。史可法其為明盡忠，寧死不屈是值得肯定的，居官廉潔勤慎也是值得讚揚的。但是除此之外他還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呢？ 尤為可惡的是，為了表示其一人愚忠之心，竟然不顧全城80萬百姓和數千將士的生死，拒絕了數次睿親王多鐸的勸降，而大量的殺傷清軍。 本來清軍南下是想用洪承疇的方略以和為主，軍事進攻為輔助，但是在其他各路諸侯、總兵紛紛潰逃、投降的一片「大好」形勢下，竟然在孤城揚州自不量力的以卵擊石，結果最後在清軍調來大炮數次轟擊的情況下，城牆轟然倒塌，清軍蜂擁而入，副將要救其出城，他竟然大義凜然的站在大街上等待清軍的鋒刃，完全一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氣壯如牛態勢。 清軍被壓抑的殺念終於在多鐸一聲「屠城」的叫喊中爆發了，關外縱橫，關內掠奪成性的野蠻游牧民族的野性在一片瘋狂的殺戮聲中開始了。八十萬人在一月之間全部殺完，這比曰本對中國的南京更要髮指，血腥。但是滿族人入關之前並不完全是這樣，除了像四大貝勒阿敏因為在遵化屠城外（阿敏後來被剝奪一切爵位，永遠圈禁），滿族貴族是很少擅自殺戮的。而江南的殺戮自揚州開始卻一發不可收拾，嘉定，淮陰，江南的抵抗被早就不耐煩的滿族貴州鐵騎與漢奸軍隊中淹沒在血泊中，此可謂史可法的又一大「功績」，為了成全他的功名，他不惜以全城人的生命為代價，比起英法百年戰爭中為了保全加萊（法國城市）而自願出城被英軍殺死的5名加萊義民來說，史可法幾乎可以是無立錐之地，衣冠冢只是他的亡魂所在，而全城80萬百姓的墳墓又能在何處？？？嚴重的自我為中心，這樣的人為大臣，南明不滅才怪！ 公正來說其人才具平常，對清多苟且偏安之政，為人迂腐不知變通，既無長才亦無急才；實在為一庸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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