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允許自己沉默

不可能有第二個人能夠獲得這種殊榮了，人們總是在尋找各種可能的時機紀念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以至於他自己對此也曾感到困惑：「為什麼誰都不了解我，又人人都喜歡我？」這真是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也許，20多年前胡耀邦說過的一句話能夠從一個側面回答這個問題。據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許良英老先生回憶，1977年，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準備多年的《愛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終於在中國出版了兩卷。1979年，時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的鐘沛璋見到許良英，告訴他，耀邦同志看完了其中的一卷，說：很多內容我沒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對我啟發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便要求中組部的同志們都去閱讀《愛因斯坦文集》。「究竟愛因斯坦為什麼能夠發現相對論？」作為中國研究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權威，從1962年起，許良英就不斷地在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他並不贊同許多人簡單地將其歸因於「愛因斯坦是個天才」。40多年後，許良英更願意將相對論發現的原因，歸結為「作為一個人的愛因斯坦」，而非「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愛因斯坦」——「他是一個虔誠的世界主義者，一個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一個熱忱的民主主義者和一個誠摯的社會主義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懷疑一切權威的人，是一個始終獨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在相對論發表100周年、愛因斯坦逝世50周年之後，「他的這種人格魅力才更值得紀念」。「依我看，學校若是主要以恫嚇、威脅和人為的權威教學，那是最壞的」愛因斯坦並不是個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於德國小鎮烏爾姆一個普通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經營一家小型電器修理製造廠。對於這第一個孩子，父母沒有很高的期許。但當阿爾伯特到四歲還不太會說話時，他們還是不免有些著急。那時，他們的第二個孩子，阿爾伯特的妹妹，已經喋喋不休。阿爾伯特也不喜歡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跑跳打鬧，尤其厭惡小夥伴們酷愛的軍事遊戲。大部分時間，他都一個人躲在一邊安靜地玩積木，耐心地搭出鐘樓啦、教堂啦、市政廳啦，還常常自己創造出許多玩法。比如，他喜歡用卡片搭房子，能一直搭到十四層樓高。他看著自己的「建築」時，便感到創造的快樂。上小學後，和其他孩子一樣，阿爾伯特接觸了宗教。他被《聖經》里的故事所吸引，為教堂里的氣氛所感染。他甚至自己寫了一些歌頌上帝的短詩，配上音樂，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輕輕哼唱。但作為一個猶太孩子，在19世紀末的德國，他受到了同學的排擠。沉默的、孤獨的阿爾伯特並不太明白事情的緣由。他專心地聽講，耐心地應付學校的課程。10歲時，他進入了古典氛圍很濃的路德中學。對愛因斯坦的人生起關鍵作用的幾年，便是這之後的幾年。愛因斯坦的叔叔是一個對科學有強烈興趣的人，與他父親一同經營小電器廠。在電力工業剛剛興起時，他們便開始生產發電機、弧光燈、白熾燈和電話。在叔叔的影響下，愛因斯坦從小對動手的技術和抽象的數學都非常感興趣。10歲以後，當地的一位醫科大學學生塔爾穆德每周末到愛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給小阿爾伯特帶些科學和哲學的書籍。12歲時，愛因斯坦便讀完了《歐幾里德幾何》，並自己證明了畢達哥拉斯定理；13歲時，他讀了康德的哲學名著《純粹理性批判》，不時與塔爾穆德討論其中的問題；在塔爾穆德的勸告下，他讀完了長達12卷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其中彙集了有關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現象有其固有規律。這些書籍中止了愛因斯坦的宗教信仰。67歲時，他寫道：「由於讀了通俗的科學書籍，我很快就相信，《聖經》里的故事有許多不可能是真實的。其結果就是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並且交織著這樣一種印象：國家是故意用謊言來欺騙年輕人的……這種經驗引起我對所有權威的懷疑，對任何社會環境里都會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種懷疑的態度。這種態度再也沒有離開過我……「我很清楚，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就這樣失去了，這是使我自己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從那種被願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第一個嘗試。」第二個嘗試在他16歲時到來。他所就讀的學校滲透了濃厚的軍國主義精神，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他在回憶這段時間時說：「對我來說，小學老師好像是士官，中學老師好像是尉官。」少年阿爾伯特選擇了一種獨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時，愛因斯坦有時會笑嘻嘻地告訴別人他在中學時的這個故事。一天，一名教師對他說，假如這個孩子不在他的班上，當老師的會更快活一些。愛因斯坦回答說他沒做錯任何事。老師說：「是的。但是你坐在後排並且那樣微笑著，這侵犯了班級對教師所必有的尊敬。」他沒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敗移居米蘭後不久，16歲的愛因斯坦自作主張，離開學校去了義大利。1936年，他寫道：「依我看，學校若是主要以恫嚇、威脅和人為的權威教學，那是最壞的。這種教學方法摧殘了學生們的健康感情、誠懇正直和自信心，培養出來的是唯唯諾諾的庸碌之輩。」這種厭惡如此強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與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聯繫。他求父親為他申請放棄德國國籍。1896年，申請獲准。「你在自己短暫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悅，讚賞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東西」因為投考蘇黎世理工大學失敗，愛因斯坦勉強同意到瑞士的阿勞中學完成未學完的高中課程。但他對教育的成見很快就消失了。阿勞中學提倡教師有選擇教學方法的自由，因此課上得十分有趣，學生們可以在實驗室獨立工作，高年級學生對各種社會問題也極為關心。正是在這裡，愛因斯坦產生了那個對他的學術成長頗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個人以光速跟著光波跑，會出現什麼情況？後來，愛因斯坦稱阿勞中學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愛的樣板」。「人不是機器，要是周圍環境不允許他襟懷坦白、暢所欲言，人就不會生氣勃勃！」這種對教育和學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學後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決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課堂上聽課，而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實驗室里，並開始閱讀著名物理學家的著作。蘇黎世理工大學的本科四年，只有兩次考試，依靠借閱同學的筆記，他通過了，但這依然使他感到厭惡，為了應付考試，他不得不記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試，就會難受半年」。愛因斯坦的求學經歷，使得他對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後，他多次應邀對教育問題進行演講或寫文章，在他的認識里，學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而不應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的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這些寶貴的東西，是通過同教育者親身接觸，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過教科書傳授給年輕一代的。」除去在阿勞中學的1年，愛因斯坦沒有更多的機會享受這種理想的教育。但他還是通過某種方式自我實現了。1901年，愛因斯坦大學畢業，但學校不喜歡他的獨立，不同意留任他為教師。同時，由於家裡人反對他和大學同學瑪麗琦結婚，他與家庭的關係也非常緊張。他開始了艱難的謀生。先是在一家技術學校任代課教師，後來又找到一份為期3個月的家庭教師工作。1902年2月，伯爾尼的報紙上，以這樣一種方式，第一次出現了愛因斯坦的名字：「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願為大學生或中學生完全私人地補習數學和物理學……」在這之前，愛因斯坦已經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但顯然，他還是個無名之輩。注意到這條廣告的，只有兩個大學生。但愛因斯坦沒能靠這種方法賺到錢，因為他們三個人聊得過於投機，而使授課變成了長時間的討論和共同學習，三個人開玩笑地將這個小團體稱為「奧林匹亞科學院」，愛因斯坦被任命為「院長」。在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們的視野中充斥了馬赫、休謨、安培、黎曼、狄更斯、塞萬提斯等人的哲學、科學和文學作品。他們被思想的交流迷住了，經常為某一頁、某一句話爭論，爭論持續到深夜，甚至一連幾天。從某種程度講，奧林匹亞科學院就是愛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學校。他終生都對這個「幸福時代」充滿感念。逝世前兩年，他給當年的另一位「院士」寫了一封信，開頭即是：「致不朽的奧林匹亞科學院：你在自己短暫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悅，讚賞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東西。我們創立了你，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們開玩笑……」「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在創立奧林匹亞科學院的那一年，經人介紹，愛因斯坦終於獲得了伯爾尼專利局三級技術審查員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職工作，終於不用再為生存而發愁了。他熱愛那份工作，並一直工作到1909年。宣告物理學革命的論文便是這個26歲的專利局小職員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愛因斯坦一共寫了6篇論文，發表了5篇。其中一篇題為《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便是後來眾所周知的「狹義相對論」，它徹底拋棄了傳統的時空觀念，從而使經典力學只成為相對時空中的一個特例。發表這篇文章三個月後，愛因斯坦又寫了一篇作為推論的短論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發現，使當時困惑所有物理學家的問題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為何能不斷釋放出大量能量，太陽為何能長久地發出如此強烈的光和熱等，也為核能的釋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論基礎。當然，並沒有太多的人願意和愛因斯坦一樣拋棄固有的思維習慣。據說，當時全世界能夠理解相對論的人，只有12個。由於名字頻繁地出現在物理學雜誌上，愛因斯坦漸漸有了些名氣。他終於獲得了博士學位，又得以在幾所大學任教，先是在蘇黎世，然後是布拉格，後來又去了柏林。但他並沒因此而恢復自己的德國國籍。遺憾的是，他到達後4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也正是從這時起，愛因斯坦開始了他作為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人權主義者的生涯。1914年，德國一批最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發表了一篇為德國侵佔比利時的行為辯護的《文明宣言》，德國幾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簽了字，包括哈伯、倫琴、普朗克、菲舍爾等93個人。這份宣言後來被稱為是「真正知識分子的無恥宣言」。簽名者里，沒有愛因斯坦。幾天後，愛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對《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份文件題為《告歐洲人民書》，提出：「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護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開展一個「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努力去組織歐洲人聯盟」。這份宣言在柏林大學的教職員工中傳閱了，但只有4個人敢簽名。與93人的龐大對手相比，它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但愛因斯坦沒有氣餒，參加了反戰組織「新祖國同盟」。1915年3月，他寫信給羅曼·羅蘭說：「在我們歐洲，300年緊張的文化工作，只引導到以民族主義的狂熱來代替宗教的狂熱，後輩人能感謝我們歐洲嗎？許多國家的學者作出的舉動，似乎他們的大腦已被切除……如果你認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請隨便使用吧！」半年後，羅曼·羅蘭特地與愛因斯坦會面。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愛因斯坦對於他所出生的那個國家的判斷令人難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沒有一個德國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會見結束後，羅蘭有些困惑：「在這個夢幻般的歲月里，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他剛才還笑呢。」愛因斯坦並沒因戰爭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狹義相對論發表10年後，廣義相對論問世了。1919年11月，廣義相對論在一次對日全食的觀測中得以證實，愛因斯坦終於成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從未刊登過任何關於愛因斯坦的報道的《紐約時報》也破天荒發表了一篇有多行標題的文章：「天上的光線全部是彎曲的／科學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動地盼望日食觀測結果／愛因斯坦理論獲勝／星體並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誰也用不著擔心／一本給12個智者讀的書／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理解它，大膽的出版商接受此書時愛因斯坦如是說」。愛因斯坦一下子成了眾人矚目的中心。他不斷被邀請參加各種活動、發表演講。慕名而來的人似乎一下子從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門口，還有一些人來尋求經濟上的幫助。但實際上，他只有極少幾次在公開場合露了面，目的是為慈善機構募捐。有時，他會開玩笑地對妻子說：「這次你把我賣了多少錢？」這時，在愛因斯坦的思想里，這些社會活動與他嚮往的寧靜生活發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時又永無休止地感受到科學家對人類的責任。「對人類及其命運的關心肯定始終是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埋頭於圖表和方程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他的確有很多事想要關心。1920年後，德國民族主義抬頭，排猶勢力甚囂塵上。有人在柏林報紙上兩度宣稱要謀害愛因斯坦。他的相對論在德國也受到批判。但愛因斯坦並不擔心這個。他關心的是能否永遠地消滅戰爭，並為此到處奔走呼號。1921年，愛因斯坦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科學正在受到戰爭的可怕後果的傷害，但是應該首要考慮的是人類……直到文化、商業和工業中的國際主義得到重建時，才能有和平。戰爭的創傷才能治好……」1922年，他應邀參加了國際聯盟的「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並在兩年後正式出席了一次會議。1926年，愛因斯坦甚至給一份報紙寫了一篇介紹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情況的文章，目的是讓公眾了解他們的努力。直至1930年，他堅持每年都出席委員會的會議，直至後來對它徹底失望，認為「它是我所參與過的最沒有效率的事業」。之後，愛因斯坦便到處宣傳他的反戰觀點。他的和平主義已從局限於文化領域邁向了更激進的原則。1930年，他發表文章《我的世界觀》，說：「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在人生的豐富多採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1931年，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我首先承認我的政治信念：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這對科學也適用。「國家應是我們的僕人；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當國家強迫我們去服兵役時，它就違反了這一原則，特別是由於這種服役的後果就是去屠殺別國的人民或妨害他們的自由。確實，只有在有助於人的自由發展時，我們才應該為國家作出這種犧牲……「有人主張精神裁軍應當走在物質裁軍的前面。他們還進一步很明確地說，國際秩序最大的障礙是那個被可怕地誇大了的國家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取了一個好聽的但卻是被濫用了的名詞：愛國主義。在最近一個半世紀中，這個虛假的偶像到處產生了很壞的和極其有害的影響。「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並且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這一年夏天，愛因斯坦授權建立了「愛因斯坦反戰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呼籲書上簽名，促使他們聯合起來，以阻止德國「變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險」。這個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兩個月後，54歲的愛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離開德國」的決定。他在紐約舉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譴責了法西斯納粹的暴政，稱其為「命令主義的強權政治」。他的德國摯友馮·勞厄寫信勸他在政治問題上要明哲保身。愛因斯坦回信說：「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德國的情況表明，這種克制會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領導權拱手讓給那些盲目和不負責任的人。這種克制豈不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試問，要是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麼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後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這種公開的頂撞使納粹惱羞成怒，他們抄了愛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時將他的另一處別墅收歸國有。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愛爾莎怕極了，寫信給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許自己沉默，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他發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於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邊，這種憂慮幾乎要使我神經錯亂了。」愛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時間幫助那些逃難的猶太人。他在音樂會上表演，並十分驕傲地為猶太難民募集了6000美元；當他相信能夠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國畫家的聲望時，就主動要求這位畫家給他畫像；他為許多貧困的陌生人擔保；他的推薦信已失去了影響力，因為他寫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個江湖郎中的家裡發現了一封……他本是個絕對和平主義者，但面對戰爭的危險，他說：「為了保衛公理和人民的尊嚴而不得不戰鬥的時候，我們決不逃避戰爭。」正是在這種轉變下，1939年8月，因憂慮納粹德國率先研製成原子彈，愛因斯坦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上籤了名，指出：「……有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極大的新型炸彈，能輕易地把整個港口連同附近地區一起炸毀，我的義務是提請您注意下列事實和建議……」這封信開始了美國著名的「曼哈頓工程」。6年後，日本廣島和長崎受到原子彈轟炸，死傷20萬平民。當愛因斯坦從廣播中聽到這條消息時，驚呆了。他只說了一句：「我真痛心。」餘下的生命中，他不時地會回想起這一時期，並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頓的辦公室里，說起這件事時，愛因斯坦迅速地轉過臉去，將目光投向遠處的山谷和樹林，然後，似乎在對他所注視的樹梢說話，他低聲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頓地說：「是的，我按的按鈕……」但事實上，在德國投降之後，愛因斯坦便立即給羅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議：鑒於美國製造原子彈的理由已不存在，應停止製造和使用這種武器。不幸的是，羅斯福收到這封信時已經病危，還沒來得及看，便去世了。「憲法的力量完全在於每個公民捍衛它的決心」愛因斯坦餘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來糾正他所犯的這個「最痛心的錯誤」。1947年，他在聯合國大會上說道：「今後若干年內，自然科學家的態度將決定人類文明的命運。人類終於懂得，當前的任務是什麼，這就是尋求諒解，為的是實現各國人民間、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間的徹底諒解。」第二年，他發表了一份《致知識分子的信》：「由於我們科學家可以決定悲劇重演，加劇屠殺手段的恐怖局面，我們肩負著神聖義務，必須全力制止為殘酷目的而發明武器去用於殘殺。什麼是我們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熱望的社會目標又是什麼？」無論如何，現實的社會目標絲毫不是愛因斯坦所熱望的那一個。冷戰開始，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大批知識分子被懷疑對美國不忠而受到迫害。1953年，紐約一位教師寫信給愛因斯坦，說自己受到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傳訊，請教他該怎樣應對。愛因斯坦回信寫道：「我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反動政客在公眾面前虛晃著一種外來的危險，藉此來引起他們懷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為止，這夥人得逞了，現在開始來禁止教學自由，對一切不肯證明自己順從的人，就剝奪他們的職位，也就是說要餓死他們。「為了反對這種罪惡，只居少數的知識分子應當怎麼辦？老實說，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革命辦法去辦。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如果有足夠多的人下決心採取這種嚴肅的步驟，他們就會得到勝利。否則，我國知識分子所應得到的，決不會比那個為他們準備著的奴役要好多少。」在信末，愛因斯坦特地註明：「此信沒有必要被認為是『機密』的。」這封信最終在報紙上發表，並導致公眾意見的爆發。麥卡錫稱任何接受愛因斯坦建議的人都是「美國的敵人」；報紙社論評價他此舉是不負責任的，「把自己放進了極端主義者的範疇」；同意和反對的信件大量出現在各種報紙上。但是，確實有兩個中學教師在被傳訊時拒絕答覆，並引用了愛因斯坦的信。大半年之後，愛因斯坦才給出一段比較完整的陳述：「在原理上，每個人都同樣地捲入到憲法權利的保衛之中。然後，最廣意義的知識分子卻處於一個特殊地位上，因為，感謝他們所受的特殊訓練，他們對公眾意見的形成有其特彆強烈的影響。這就是那些將會把我們引到獨裁政府的人們特別關心對這一群人的恐嚇和鉗制的原因。因此，在這種局面下，對知識分子來說特別重要的就是盡他們的責任。我認為這種責任就是拒絕與任何違反個人憲法權益的行動合作。「憲法的力量完全在於每個公民捍衛它的決心。」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繼續堅持「統一場論」的研究，以及參與一些精力允許的社會活動。1953年冬，芝加哥律師「十誡會」決定授予愛因斯坦人權獎。他不能前來，寫了一封信供宣讀：「在長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對物理實在的結構稍微深入一點的了解。我從來沒有做過系統的努力去改善人類的命運，去同不義和暴政鬥爭，或者去改進人類關係的傳統形式。我所做的僅僅是：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平靜地離開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幾天，他還簽署了由羅素起草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呼籲各國政府「尋求和平辦法解決一切爭端」。這位終生反對權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學家生前曾說：「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因此，他留下的遺囑是：不舉行任何葬禮，不修墳墓，不立碑或任何紀念性標誌，骨灰由親友秘密撒向天空……「這才是真正的、完整的愛因斯坦。」許良英先生說，「這樣的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在1922年，愛因斯坦作為哪個國家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成為關係國家榮譽的問題。愛因斯坦聲明自己是瑞士公民。然而在2005年，德國政府紀念他的方式是，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