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專題

阮籍嵇康專題一，阮籍嵇康與正始文學（節選）「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不過，此時司馬氏如月中天，而曹氏則如日薄西山。這時候的作家有所謂的「竹林七賢」。《世說新語·任誕》：「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實際上，這是一個名士集團而非文人集團。七人中，除了嵇康阮籍外，其他人的「文學」作品極少。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曾為步兵校尉，故世稱阮步兵。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國（今安徽省宿縣）人，曾為中散大夫，故世稱嵇中散。　　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會民生之多艱，而變為哀個人人生之多艱。哀社會的建安作家致力於社會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事功是涉他性的。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則沉湎於人生的哲學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是政治，山林與神仙乃是自涉性的。建安作家的涉他性社會之憂，是外向的，故慷慨激昂，哀感流涕，歸於一個「志」字，「志」則「志深筆長」，顯示出來的是凌霜愈堅的風骨，是陽剛之美；正始作家的自涉性人生之憂，是內向的，一詠三嘆，咀嚼回味，歸於一個「思」字，「思」則「思心徘徊」，顯示出來的是秋風蕭瑟中的寒冷與怨悱，呈陰柔之態。　　如果說，古詩十九首是為生命短暫而痛苦，建安作家又為「去日苦多」又功業未建而痛苦的話，正始作家則是為如此短暫的生命中偏又充滿艱辛與屈辱而痛苦。生命本已短暫，卻連這短暫的天年都不能盡，這當然是難以為懷。在阮籍那裡，生命既不能用來及時行樂，更不能用來建功立業，生命存在的意義已蕩然無存，只是體味痛苦、侮辱，甚至只是恐懼地等待外來的暴力結束這生命：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披野草，歲暮亦云已。　　我們看他的「詠懷」詩，知道他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他一生在三大矛盾中徘徊不定，進退維谷。這三大矛盾是：求生與厭生；出仕與求仙；擁曹氏又懼司馬氏。有如此維谷之境，焉得不痛苦？痛苦又不敢明白地傾訴，焉能不怪誕？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聲大哭的機會以一泄胸中塊磊？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　　　　——母終，……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　　　　　　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鄰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以上三則皆引自《晉書》本傳)　　與阮籍小心謹慎相比，嵇康顯得有些特別。他「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無萬石之慎，有好盡之累」，固然招致殺身之禍，但他的內心卻因這種無所顧忌的渲泄而較為寧靜。王戎說，與嵇康比鄰而居了二十年，不曾見到他的喜怒之色。（《世說新語·德行》）這則記載與嵇康的一貫作風頗為不合，或者嵇康厭惡王戎的人品，不在他面前流露真性情。我們看他的詩《贈秀才從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其九）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其十四）　　嵇康的這兩首詩，寫的是亂世艱險中的理想生活。他知道在黑暗中仰望光明，在骯髒中嚮往純潔，所以他不頹喪，不隱忍，不苟且，不賴活，不陰毒而痛快，不自卑而自尊。生活的太不自由，使得他愈加想往自由，他不僅是一位自由意識極強的人，他還是一位精神力量太強的人，這兩首詩簡直就是一種自由的暢想。生活太沉重，所以他寫輕鬆：「風馳電逝，躡景追飛」；精神太沉重，所以他寫放逸：「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些都讓我們心儀於他風度上的蕭灑飄逸，心靈上的自由舒張。而「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心態，則竹林名士中唯他獨存了。誰的心靈能有他那麼純凈？誰的精神能有他那麼超拔？我們尊敬嵇康，就是因為他的這種骨氣與傲氣。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逸氣。有此骨氣、傲氣與逸氣，便是司馬昭的屠刀，也不能剝奪他的精神尊嚴。　　李善用「憂生之嗟」來概括阮籍《詠懷》詩，確是準確。魯迅也曾用「酒、葯、女人」來概括魏晉以至六朝文學，也是一針見血。其實，葯是直接醫治人生短暫的，因為服藥的目的是要給及時行樂提供身體的保證，比如何晏。所以服藥就是增加生命密度。這一點已為近世學者所論證。嵇康也服藥，不知他的真正用意是什麼，可能是與他高傲而不願示弱的個性有關。他身體本來不好，又疏懶於活動，要使身體健康，他自然選擇服藥。同時，如果說阮籍是用「白眼」來避視小人的話，他就是永遠睜大明察秋毫的眼睛傲視群小的。他喜歡清醒，正如阮籍喜好糊塗，所以，他要借葯來旺盛他的洞察力與戰鬥力，清醒地與人較量，他確然是當代最理智最冷靜最睿智最鋒利的思想家，所以劉勰說他「嵇志清峻」，這種清峻，就是清醒的冷傲鋒利與不可漠視。他在很多方面都極像魯迅，難怪魯迅那麼看重他，為他輯校集子。　　阮籍與他正相反，他是不服藥而飲酒無節的，他曾大醉六十日不醒，這等於說是在本已短暫的生命中（他只活了五十四歲）又去掉了兩個月，這飲酒與服藥恰是對著干，服藥是想密集生命，使生命更有質量，飲酒倒象在稀釋生命，打發時光。服藥是覺著活著清醒著好，所以要秉燭夜遊，連覺也不睡；而飲酒則是覺著活著清醒著太壞，所以求醉。劉伶不顧自己骨瘦如雞肋，仍狂飲不止，至言「死便埋我。」我們看阮籍們的狂飲裸飲，感覺是生活太齷齪，太險惡，太失望以至絕望，便只好把生命交給酒精去慢慢毒殺，至少是麻醉以造成暫時的「假死」，醉酒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種生命形式，醉酒又何嘗試不是麻醉自己的良心，使良心面對一切醜惡卻能酣睡？　　由憂死到憂生，由怕死到求死，由形而上的覺著死之可畏，到形而下地，具體可感地覺著活的艱難，這是正始文人的新表現。應該說，中古的文人中，活得最難最累最可憐的是正始文人，他們背負著沉重的正義良心，在沒有正義與良心的險惡世道中委曲暫住，最後不得不拋棄自己的良心，要不就拋棄自己的生命。他們最受侮辱與折磨，最感覺到生命之無尊嚴，不過是權勢者們手中把握的螻蟻。嵇康死後，他的朋友們紛紛招安，這更顯示出正始文人內心的怯懦。阮籍為司馬昭寫「勸進表」，且還一氣呵成，「無所改竄。」而向秀則趕緊到司馬昭那裡去報到。《晉書·向秀傳》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嵇康一死，文人們的精神全面潰敗。二， 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節選）陳平原魯迅之接近魏晉文章，得益於章太炎的提倡及劉師培的闡發。至於在魏晉文章中獨重嵇康，則更能顯示魯迅的心跡與趣味。章太炎之推崇魏晉文，最著名的莫過於《國故論衡·論式》中的一段話：魏晉之文，大體皆 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 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在章氏看來，漢文、唐文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魏晉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長於持論：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獨持理議禮為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群，文士所優為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在《通程》中，章氏表達了大致相同的意見：「魏晉間，知玄理者甚眾。及唐，務好文辭，而微言幾絕矣。」 而在眾多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的魏晉文章中，太炎先生對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倫，極於非堯、舜，薄湯、武，載其厭世，至導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莊，玄言自此作矣。」章氏的好友劉師培，對嵇、阮文章之精彩，有進一步的發揮。嵇、阮歷來並稱，所謂「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正如劉師培所說的，乃互言見意 。雖則詩文俱佳，嵇、阮實際上各有擅場：阮長於詩，而嵇長於論。在《中國中古文學史》第四課中，劉氏是這樣比較嵇、阮之文的：嵇、阮之文，艷逸壯麗，大抵相同。若施以區別，則嵇文近漢孔融，析理綿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漢禰衡，托體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異之點也。表面上嵇、阮不分軒輊，可同課還有正面表彰嵇康的文字。一是引述李充《翰林論》後稱：「李氏以論推嵇，明論體之能成文者，魏晉之間，實以嵇氏為最。」一是評述嵇文之「析理綿密」：「嵇文長於辨難，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魯迅對嵇文的評價，與章、劉大體相同，只是更強調其性格上的獨立與反叛。在魯迅看來，所謂「思想通脫」，便是「廢除固執」，「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為了堅持思想的獨立性，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非湯武而薄周孔」。 在《＜嵇康集＞考》中，魯迅稱：「康文長於言理，藻艷蓋非所措意；唐宋類書，因亦眇予徵引」；而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中，魯迅說的更顯豁：「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 嵇文之所以 「析理綿密」，與其「思想新穎」有關；之所以能夠「思想新穎」，與其不願依傍司馬氏更是不可分離。借用明人張傅為《嵇中散集》所作題辭：「集中大文，諸論為高諷，養生而達庄老之旨，辨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時役役司馬門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讀也。」 此等獨立不羈的姿態，自然容易招來殺身之禍。比起文章之高低，嵇、阮二人的不同遭遇，更為歷來的論者所關注。同是德行奇偉，邁群獨秀，為衰世所不容，可阮得以終其天年，而嵇則喪於司馬氏之手，世人於是多喜就此大發議論。《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有云：「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連嵇氏本人都有此「自我批評」，世人於是更心安理得地認同阮籍之處世哲學。也有直接批評嵇之心高氣傲，頗有將其歸結為「性格悲劇」的，最明顯的莫過於《顏氏家訓》：「稽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 。宋人葉適則另闢蹊徑。在我看來，《石林詩話》對嵇歿而阮存的解釋，更具洞見：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婿，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 死邪？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然，籍雖不臧否人物，而 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之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托其庇耳。史 言：「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為。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虱處乎褌中。籍委身於司馬氏，獨非褌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跡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為嵇、阮，我每為之太息也。葉氏的意見，更接近現代史學家陳寅恪、唐長儒等的論述。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中，有這麼一句話：「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同文，依據傳統的說法，魯迅以為嘲笑鍾會 「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八年後，魯迅撰《再論「文人相輕」》，重新闡釋嵇康之死：嵇康的送命，並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鍾會不去搬弄是非，也總有人去搬弄是非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者是也。作為曹家女婿，嵇康無可選擇地處於司馬氏的對立面。這種無法掩飾的政治立場，使得嵇康要不投降，要不對抗，沒有裝傻或轉圜的餘地。讀讀嵇康的《家誡》，不難明白葉適所說的致嵇康於死地的「不屈」。《家誡》當然也有世俗的一面，開篇仍見其志向遠大：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 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死守無貳。恥躬不逮，期於必濟。此等「口與心誓，死守無貳」的人物，即便意識到面臨的危險，仍會堅持「師心」 與「使氣」。正是在這一點上，周氏兄弟出現明顯的分歧。從《摩羅詩力說》讚賞屈原「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到《漢文學史綱要》表彰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再到《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之認同嵇康「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魯迅追求的是反抗與獨立。博識儒雅的周作人，則更傾向于思想通達性情溫潤的陶淵明。至於嵇康的劍拔弩張，與知堂趣味想去甚遠，難怪後者有意迴避。周作人的遠離嵇康，與其極力推崇的顏之推不謀而合。顏氏批評嵇康不善養生，身處亂世而仍有那麼多的牢騷與不平，這不由得令人想起林語堂的「幽默文章」《悼魯迅》。以「儒家之明性達理」，來嘲笑「戰士」之「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未免失之輕薄 。三，晉書·嵇康傳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庄》。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否。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岩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台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庄》，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途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附《廣陵散》小解魏晉琴家嵇康以善彈《廣陵散》著稱。《廣陵散》又名《廣陵止息》。漢魏時期相和楚調但曲之一。積康因反對司馬氏專政而遭殺害，臨刑前從容彈奏此曲以寄託，現存琴譜最早見於《神奇秘譜》又一說：原是東漢末年流行於廣陵地區（即今安徽壽縣境內）的民間樂曲。曾用琴、箏、笙、築等樂器演奏，現僅存古琴曲，以《神奇秘譜》載錄最早。早期並無內容記載，現多數琴家按照聶政刺韓王的民間傳說來解釋（與正史有出入）。據《琴操》中所載：聶政，戰國時期韓國人，其父為韓王鑄劍誤期而被殺。為報父仇，上泰山刻苦學琴十年之後，漆身吞炭，改變音容，返回韓國，在離宮不遠處彈琴，高超的琴藝使行人止步，牛馬停蹄。韓王得悉後，召進宮內演奏，聶政趁其不備，從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韓王。為免連累母親，便毀容自盡。　　據《戰國策》及《史記》中記載：韓國大臣嚴仲子與宰相俠累有宿仇，而聶政與嚴仲子交好，他為嚴仲子而刺殺韓相，體現了一種「士為知已者死」的情操。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神奇秘譜》關於此曲的標題就是源於這個故事。　　東漢蔡邕的《琴操》談到與該曲相關的歷史故事：聶政是戰國時期韓國人，其父因為韓王鑄劍，違了期限，被韓王所殺。聶政為父報仇行刺失敗，但他知道韓王好樂後，遂毀容，入深山，苦學琴藝10餘年。身懷絕技返韓時，已無人相識。於是，找機會進宮為韓王彈琴時，從琴腹內抽出匕首刺死韓王，他自已當然也是壯烈身亡了。 近代琴家楊時百，其所編《琴學叢書》的《琴鏡》中就認為此曲源於河間雜曲《聶政剌韓王曲》樂曲介紹　　「散」有散樂之意。先秦時已有散樂，是一種民間音樂，有別於宮遷宴會與祭祀時的雅樂。漢晉伺《廣陵散》曾作為相和歌流傳。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將《廣陵散》列為楚調曲，可能是由於當時流行於楚國地域之故。　　《廣陵散》一曲，淵源已久。東漢末至三國時，《廣陵散》已在流行。漢應璩（190～252）與劉孔才的書信中言及「聽廣陵之清散」。魏嵇康的《琴賦》中提到的琴曲亦有《廣陵止息》。嵇康因善彈此曲而聞名一時，即使到了刑前，仍從容不迫，索琴彈奏此曲，並慨然長嘆：「《廣陵散》於今絕矣！」　　隋唐以前，《廣陵散》與《止息》尚為2曲。唐代始見有稱《廣陵散》為《廣陵止息》之說。唐李良輔撰《廣陵止息譜》一卷，為23段，見於《新唐書 · 樂志》；唐呂渭撰《廣陵止息譜》一卷為36段；宋元時《廣陵散》已增至44段。　　《廣陵散》與聶政故事相聯繫，始見於宋元人的詩文，樂曲的規模、調式、樂段的標題等，與今曰所見的《廣陵散》譜大抵一致。今所見《廣陵散》譜重要者有三：一為明朱權《神奇秘譜》本；再，明汪芝《西麓堂琴統》有兩個不同的譜本，稱甲、乙譜。此3種不同譜本經琴家研究，以《神奇秘譜》的《廣陵散》為最早，也較完整，是今曰經常演奏的版本。全曲共45段，即開指1段、小序3段，大序5段、正聲18段、亂聲10段、後序8段，譜中有「刺韓」、「衝冠」、「發怒」、「投劍」等分段小標題。全曲貫注一種憤慨不屈的浩然之氣，「紛披燦爛，戈矛縱橫」，以致朱熹指斥「其曲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亂世痴兒：名士阮籍外表放浪佯狂下的苦痛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qg/2011-05-18/1007286530.shtml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167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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