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預示中國人口紅利即將結束

　　劉曉午

　　來自湖北內陸城市宜昌的小張以往每年都要到東莞的服裝廠打工，但是自從去年春節過後，她不再急著買火車票去東莞。因為她在湖北的省會城市武漢找到一個新工作：家政服務，工資不低，而且生活成本更低。

　　這並不是個案，今年春節過後，成千上萬個小張們將不再急於趕赴珠三角的製造車間，這導致了珠三角的「民工荒」。

　　「『民工荒』是一個用工供需的表層現象，更深層次的還是印證了中國的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人口紅利正在迎來轉折點。」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

　　民工荒的背後

　　「民工荒」對蔡昉來說不足為奇，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蔡昉就在經濟界提出，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短缺)已經到來，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然過去，並逐漸轉向平衡，而勞動力短缺的出現、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將最終推動企業家選擇產業結構調整。

　　蔡昉當時強調，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使是金融危機也難以打斷這一進程。

　　時過兩年，劉易斯拐點越來越清晰的展現在人們眼前。兩會期間「民工荒」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春節之後廣東省用工缺口達200萬人以上，其中電子、鞋帽、服裝等製造業普工需求達80%。

　　為了招聘到工人，珠三角許多企業都提高了工資待遇，許多企業將工人的工資上調20%左右，並對年齡、學歷和性別等用工條件放寬。

　　而根據最新的消息顯示，珠三角最大的製造業企業富士康已經在去年底與深圳員工達成協議，30萬深圳一線員工今年的工資平均增長幅度將有望達到3%或以上。此前，富士康漲工資被稱之為不可能，因為製造業利潤率較薄，富士康在給國際客戶供貨時，參照最低工資成本，把所有的成本都計算清楚，因而往年提工資上漲難度較大。但是，由於今年富士康訂單大增，用工需求上漲，不得不上調員工工資。

　　「『民工荒』、工資上漲只是一個表面的經濟現象，從本質上說，我們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出現，中國的人口紅利頂峰正在過去。」蔡昉對記者強調。

　　蔡昉介紹，劉易斯拐點是發展中國家內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格局現象。由於農業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大量供給壓低了勞動力成本。直到有一天，工業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淨了，如果再想繼續吸納剩餘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勞動力成本。這個臨界點就叫做「劉易斯轉折點」。

　　蔡昉分析，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伴隨兩個標誌性變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其次是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從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趨勢來看，中國一般的勞動年齡人口（16歲~64歲）大概從2010年到2015年都處在峰值階段，接近於72%就達到峰值，目前我們正處於劉易斯拐點的進程中，這個頂點將出現在2015年，隨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就開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佔比將在67%左右。」

　　四大證據預示拐點到來

　　據蔡昉測算，在本世紀頭10年，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年齡只增加了1%，越往近看，勞動人口增長速度就會越慢，到2015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就不再增長，而2015年之後，勞動年齡人口就會負增長，絕對量會下降。

　　在蔡昉看來，劉易斯拐點已經全面到來，目前有很多經濟和社會現象證據。第一是一直以來的「民工荒」現象不僅發生在沿海省份，同時發生在勞務輸出省，具有普遍性。這推動了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即使是金融危機時期，農民工工資也有兩位數的增長，特別是普工工資也開始大範圍上調。

　　第二是農業生產方式對大規模、持續的剩餘勞動力轉移作出了精準的反應。「目前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機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轉向節約勞動方式，大中型農機具在農村是成倍的增長，這可以看出，農村不再是剩餘勞動力的蓄水池了！」蔡昉說。

　　第三是農民工需求走向剛性。以前，農民工外出打工是一種邊際意義的打工，農民工打完工之後，再回到農村。現在，農民工成為不可或缺的，需求是剛性的，農民工現在的轉移具有單方向性，他們不再回到農村。

　　一個不易被人察覺的數據是，2009年全國高考學生史無前例的減少了40萬人，這是被稱為90年後的第一批高考考生。一位1990出生的大學生向本報記者說，他們許多同學本來是2009年考大學的，但是由於家長考慮生源多，競爭激烈，改為延後一年考，越往後，分數錄取線會越低。

　　這種延期考大學的現象反映了深層次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90後的上一輩是1965年左右生人，他們是新中國之後嬰兒潮高峰，兄弟姐妹眾多。1965年往後，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持續下降，以此類推，他們的子女，就是90後參加高考的人數不斷減少。

　　「我們不知道2009年是否是一個人口的轉折點，但是從長期意義上講，我們已經長期低生育水平，城市小學師生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入學資源少了，學校有閑置，接著會反映到初中、高中和大學，從趨勢來看，高考生是會減少的，最後反映到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上。」蔡昉說。

　　過去30年時間，中國經濟增長充分享受了人口紅利的好處。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儲蓄率高。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先是轉向鄉鎮企業，然後大規模轉向城市和沿海地區。經濟增長吸納了大量的城鄉勞動力，在勞動力工資長期保持穩定的背景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

　　「我們的數據顯示，這種人口結構帶來了低撫養比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的優勢，我們的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有27%的貢獻來自於人口撫養比的下降。」蔡昉說。

　　但是現在，在劉易斯拐點全面到來之時，經濟將進入新的轉型時代，中國的人口政策也將出現調整。

　　應對之舉

　　專家指出，面對人口紅利不斷的減弱，應該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次人口紅利和人口政策上作出相應的調整。

　　第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說：「『民工荒』其實是促進經濟轉型的一個好事情，它直接反映了勞動力供需矛盾，倒逼企業提高工資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企業產品結構升級，提高產品附加值。」

　　「面對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弱，中國應該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從傳統的粗放式增長向高質量、高附加值的發展轉變，如果不轉變發展方式，面對成本上升，企業就會失去競爭力。」張曉山說。

　　第二是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儘管劉易斯拐點到來，但是我們過去的人口紅利並沒完全充分利用。農民工進城務工主要轉變了就業，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推動了經濟的增長，但這是不充分的就業。」蔡昉說。

　　蔡昉解釋，農民工的這種身份和職業的轉換是不徹底的，他們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鳥般遷徙，因此這種勞動力供給是比較殘缺的和割裂的，沒有充分的利用；同時，由於他們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會保障等，他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水平遠遠低於城市居民，還不是城市化的消費行為。

　　張曉山說：「目前，2.5億農民工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出現，他們與上一輩農民工的訴求和思維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加傾向於城市。如果通過城鎮化，讓他們長期居住在城市，成為城市居民，這可以拉動住房、汽車等消費，成為內需的新增長點。」

　　第二次人口紅利還包括針對農民工的城鎮化進程。目前我國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基本是按城市的戶籍人口來規劃設計的，包括公共服務、教育、社會保障等等，農民工的覆蓋率仍然很低。這部分人口紅利的釋放將刺激未來的經濟增長。

　　第三是人口政策上的漸進式調整。「我們的人口主管部門和人口學家作了很多方案，人口政策的調整隻是時間問題，事實上，現在的人口政策正在作漸進式的調整。」蔡昉說。

　　「獨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全國已經實現了『雙獨』政策，現在有七個城市放開了『單獨』政策（即一方是獨生子女，可以申請生育第二個孩子），基本上大多數人都放開解決了。」蔡昉說。

　　不過，蔡昉強調，調整人口政策並不能解決人口問題，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結構發生變化，最終走向老齡化，這是不可逆轉的，是經濟規律決定的。

　　「很多國家和地區，比如泰國、新加坡和我國台灣地區，甚至印度，沒有實行長期的嚴格生育政策，但是他們的生育率仍然是下降的，特別是前面三個國家和地區生育率的下降比我們還快。」

　　「所以我們應該著眼於通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來應對老齡化，如提高實際退休年齡，這樣增加勞動力供給，同時減輕養老負擔。」蔡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