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論文》第35期 酈菁：探析轉型時代的經濟學家

【作者簡介】 酈菁，復旦大學政治學系講師，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曾在《開放時代》、《讀書》和《文化縱橫》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社會學、國家理論、歷史比較研究和職業知識社會學，目前從事政策研究制度的跨國比較、政策過程中的官僚與專家等方面的研究。

在任何意義上，我都算不上一個優秀的年輕學者。並且，多次轉換學科的經歷也使得我始終處於慢半拍的節奏，每次都只能勉強跟上大家昂揚奮進搞學術建設的步伐。所以，當馮仕政和石頭老師囑我為「學術與社會」欄目撰稿的時候，我是誠惶誠恐的。不過，想到此文也許可以鼓勵少數如我一樣內心無比糾結、各種完美主義和拖延症泛濫的無為青年最終下筆並寫完博士論文，並為他（她）們提供些許實證經驗，我還是釋然了。除此之外，還有一點私心是推介「職業研究」這一中國社會學界關注不多的領域。這是一個相當美國化的議題，且在1988年Andrew Abbott發表「System of Professions」一書後鮮有重大理論進展，但竊以為，如果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來重新思考「職業」，並且「把國家找回來」，還是有機會開出一片新局面的。所以，所有先進和後進的學術青年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一、我的經濟學家研究

每次在學術會議上，我都會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向同行們解釋我的專業和研究方向？一來，我本科和碩士接受了比較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但博士轉入了理論視野正相反對的社會學，畢業後又陰差陽錯地在政治學系謀到了一份教職。在社會科學幾個最主要的門派里兜兜轉轉一大圈之後，學問雖沒有長足的長進，在各個場域也始終處於邊緣，但對於學術職業本身的邏輯和狀態，以及學科如何建構自己的邊界、管轄權（jurisdiction）、主導範式和方法話語，倒是有更多反思的機會。這種邊緣人的身份和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以及之後有關知識職業和知識建構的研究也許有一種隱秘的聯繫。

二來，我的博士論文《馴化職業：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經濟學家與國家》也絕不僅僅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職業研究，而是希望回答一個更為宏觀的政治社會學問題，並從另一個側面來理解中國經濟改革。這個也許並不成功的野心，在實證研究的過程中也帶我帶來了不小的麻煩。碎片化的證據促使我轉而使用多種定性研究方法，最後只能像拼圖一樣，試圖依稀描繪經濟學家職業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國家的角色。於此同時，我還面臨一個如何在方法論原則和實踐之間達成妥協和平衡的棘手問題。所有這些左支右絀的尷尬局面、幾多糾結轉折的關鍵時刻，也許值得毫無保留地和大家分享。

概要言之，我的博士論文有兩重任務。首先是描述的任務，即經濟學家作為一個新興的學術職業從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在咨政、學術、公共空間和業界這四個場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特別是其權威和管轄權的迅速擴展以及後來面臨的質疑、制度基礎的變化以及職業內部（特別是西方經濟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與職業之間（經濟學家與其他學術職業）關係的起落偏畸。

第二是解釋的任務，即為何國家，而非市場的力量、或者是以美國市民社會主要職業為理想類型的「職業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軌跡」，才是三十年來不斷型塑、徵用和改造這一學術職業的重要動因，儘管在很多時刻，經濟學家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擴展自己的職業邊界。在此過程中，國家本身在合法性基礎、權力結構、政策範式和國家—社會關係等方面也發生了顯見的變化，並最終投射到了職業變遷的路徑中。

我區分了三個時期，或言改革的政治周期來討論國家如何塑造經濟學家職業。從1978年到1989年，經濟學在學科和組織層面得以恢復，初步形成一個「改革經濟學家」的廣泛共同體。由於國家內部的競爭和制衡，這一廣義的經濟學家群體在政治上倏然上升，突然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間，成為了部分政治精英的盟友和改革理念提供者。但當時的改革方案尚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所謂「定向的自由化」（directional liberalism），在學術領域仍是政治經濟學佔優，提供既有體制內部改革的方案。

而從1992年到2001年，經濟學家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職業化過程。全面市場化的方案、國家內部政治精英的統一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改變使得一部分改革經濟學家從盟友下降為技術官僚，另一部分則進入了制度化的學院體系，並推動了西方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有意思的是，國家出於合法性等考慮，支持或至少是默許了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攜新自由主義話語佔領不斷生長的公共空間，儘管他們對政策的影響並沒有想像中大。而新生的資產階級也遠沒有如想像中那樣把經濟學家作為可靠的話語聯盟。最後，2002年之後，經濟學家經歷了改革以來最大的挫折，職業身份轉而分裂並多元發展。這主要是由於國家—社會關係的惡化導致話語重新回擺到「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國企整合與社會政策的發展部分取代了市場化與私有化方案。經濟學家首先在公共空間遭受激烈批評，某種程度上成為國家政策的替罪羊。在政策參與上進一步受制於逐漸制度化的「三圈層」體系，在學術體系內部則面臨學科內外的多重挑戰，儘管在業界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研究緣起

最初我選擇「經濟學家」這一議題，更多地是對此前學術訓練的逆反心理，因此雖有一腔因憤懣和困惑而生的熱情，但不免意氣夾存，理念先行。在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系開始博士訓練之前，我已經在復旦經濟學院盤桓了七年。這關鍵的七年可以說是篤信後薩繆爾森一般均衡體系、並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方案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聲音最大的時期。彼時，他們（很少有她）彷彿就是那個時代的良心。看到意氣風發的經濟學教授們在講壇上指點江山，從容陳論，我幼小的心靈對於所謂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市場和價格機制的萬靈藥以及最小政府論充滿了深深疑惑，雖然當時並沒有替代性的理論資源和話語可以在內心做一場假想的辯駁。與其仰慕資本和經濟學家不斷上升的榮光，我似乎更關心社會另一部分的破碎和下沉。農村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普遍破敗、社會主要群體之間的急遽分化、資本主義原始邏輯的野蠻生長，都困擾著一個懵懂又晚熟的青年：這真是經濟發展必要的、可以被暫時擱置的代價嗎？我們這是趕上一個最好的時代了，還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所幸的是，當讀到波蘭尼的《大轉型》和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時，我為之一振。前者批判了市場通過「虛構商品」和人造的競爭秩序把社會共同體連根拔起，時時拋入危險的境地，並指出經濟學作為「形式」而非「實質」理論的內在荒謬；後者則展示了一種有關「結構」的想像力，並引入了權力的視角。憑著這兩三本書、一股賭氣般但又對象不明的怨念以及對於社會學的各種文藝青年式的單純戀愛，我跨過了大洋，也跨越了一個學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中國當下的問題，一定首先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但是一朝進入社會學之後，我幡然領悟到，光做些雲山霧罩的理論清談在美國是根本無法畢業的。問題馬上就來了：我到底要研究什麼切實的問題呢？並要用什麼理論資源來組織敘述，用怎樣的實證方案來實現操作？說話間又是彷徨的兩三年，在俾夜以晝的修課和資格考中過去了。

大約在博士第三年結束的時候，我終於回過神來，也有了些許的底氣。當時首先想到的是，通過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路子來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話語、技術和方法神話。但是系裡這一塊比較弱，沒有合適的導師，再說這種路子對英語表達和理論的要求也相對較高，心裡不免也有些犯怵。另外，這一類研究在最近十年已日益機巧，很多作品喪失了對於宏觀政治經濟過程的關注與切入。權衡之後，我暫時放棄了這一路徑。當然，專擅科學社會學、組織和文化的Elizabeth popp Berman老師最後進入了我的論文委員會，細緻入微地幫我梳理了論文中的諸多邏輯問題，至今我仍感激不盡。

與此同時，我更被Richard Lachmann老師的歷史比較研究和政治社會學的路徑所吸引。此前我亦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跟著他閱讀了近代西方國家建構的文獻。這看似和我的經濟學家議題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此中有關不同群體（包括精英、社會階級和其他國家內外的行動主體）如何在結構和制度的制約下認知利益、權衡行動、合縱連橫並改變權力對比圖景的部分，的確使我玩味了良久，並且現在看來，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並且，歷史社會學對於重要歷史節點「變化」的敏感性以及分析「變化」的手法也深刻型塑了我此後的研究思路，儘管我關心的還是當代問題。所以，正式開題之前，我對博士論文的設想是：考察改革以來經濟學家對於經濟政策的參與和型塑，特別是市場建構、私有化方案、社會福利網路的改造和國企改革等新自由主義政策。其中，重點可以落在：經濟學家通過何種制度基礎和政治網路被編織到政策過程當中，他們與國內官僚、政治精英的角力，與國際學術共同體、國際組織與資本之間的關係，理念與政策之間的關係等等。

意想不到的是，這個方案很快被論文委員會否定，而原因是操作性（我的其他兩位導師是陳澄和Aaron Major）。比如Lachmann教授認為，中國政治過程相對的封閉性是一個很大的限制，訪談並不足以建立足夠的證據鏈，而文獻與檔案材料也十分缺乏。回頭來看，這一批評是相當中肯的，避免了我陷入實證的僵局。我當時還十分欣賞西北大學Monica Prasad教授有關美、英、德、法四國新自由主義政策過程的比較研究，覺得自己也可以依樣畫瓢，但數年後和她攀談才知道，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美國檔案是保密二十年之後才逐漸公開的，且在她持續給當局寫信數年的情況下才得以觀覽。如果我如法炮製，雖然也並非一無所得，但肯定是為自己挖了一個大坑。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調整方向呢？所幸手頭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模板，即Sarah Babb的《管理墨西哥：從民族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Managing Mexico: 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與Prasad等關注政策片段（policyepisode）的社會學家不同，Babb轉而關註上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墨西哥經濟學家本身在理論資源、政策理念和職業制度基礎等方面的重大轉變，以及這背後歷史情境的變遷。

她當然也用了很多訪談和檔案材料，但是核心的證據是對於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的內容分析。我的直覺告訴我，這類研究完全可以在中國語境中展開，且一定更複雜更有趣。從政策過程轉向職業軌跡，基本就等於給自己卸了一百斤的擔子，現在可以試著挑一挑了。

與此同時，我還有幸讀到了MichaelReay有關美國經濟學職業的最新研究。他對我最有啟發的一點是：經濟學家作為我們時代的神甫，相比其他學術職業的工作領域和權威建構要廣泛的多。由此我想到，也許研究的焦點並不必要局限於政策過程，比如公共空間、學術領域和實際經濟部門中經濟學家的角色同樣重要，且發展邏輯很可能不同。這個方案2.0獲得了導師的支持，但回想起來，背後仍有一個很強的預設，即中國經濟學家毫無疑問變成了Fourcade等所說的「全球性職業」（global profession），而他們也的確深刻影響了政經過程。換言之，他們的政治和話語力量可以匹敵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行動者。

三、訪談及其技巧

在博士第四年結束的時候，我帶著這個開題報告回到了國內進入田野。前後大約有一年多的時間，我碰到了很多意料之內和意料之外的問題，並在自己的資源和時間所限的範圍內嘗試加以解決，雖然很多時候並不成功。儘管如此，在此過程中還是不時有驚喜，也積累了些許操作經驗。

首先，我最初的設想是以訪談作為重建經濟學家職業變遷的最主要的實證來源，並且以更了解整個職業的全貌和發展歷史、擁有多重社會網路和信息量的精英分子為重點。並且，我計劃通過讓前期採訪對象列舉他（她）們認為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來建立一個訪談對象庫，再從中選擇。但在實際的操作中我不得不往後退了很多步。

才過了一兩周我就發現，經濟學家，特別是其中的頭面人物，哪裡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博士候選人可以輕易約見的呢！即使我動用了此前在復旦經濟學院建立的部分學術網路，也聯繫到了不少知名經濟學家，但問題卻是，這一人群社會活動繁雜，報酬常以小時五位數計算，幾乎沒有時間應對。於是，在帝都徘徊了月余之後，我基本上是能聯繫上的經濟學家都會去訪。

在積累了大約十個訪談、對這個職業的整體情況和歷史獲得一定線索的情況下，我再回過頭來思考取樣策略的問題。最後我把目標調整為：盡量覆蓋不同組織、不同領域和代際的經濟學家，包括精英分子和普通成員，以期描繪這一職業發展的全貌。並且遵循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原則，如在某一方面獲取的信息達到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則及時調整訪談對象。

第二，在多次試錯之後，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中介群體（gate keeper），他（她）們往往處於政治場域、公共空間和學術網路的縫隙之間，往往和各方都有各種不同性質、遊刃有餘的聯繫，信息量很大，人頭也熟稔。這其中包括財經記者、民間研究所和智庫的負責人（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得以生存，他們往往有特定的政治資本和聯繫）和某些依然活躍的退休官員與前政府內部的研究人員。一方面，他（她）們為我介紹了很多採訪對象，幫助我迅速進入場域。這裡必須要提的是，我有幸獲得了財經記者圈內流傳的經濟專家詳盡通訊錄，還經人點撥瀏覽了財經記者交流信息的內部網。要知道，中國的經濟學家是不會回復郵件的；在微信尚未風行的年代，電話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另一方面，這一群體本身也為我提供了很多一手的觀察。

由於局外人和知情人的兩重模糊身份，他們比大多數經濟學家更為坦率和真誠，很多時候也更為客觀。當然，其中不乏各種道聽途說和小道消息，因此對於這部分訪談的使用我也更加謹慎，必要通過其他材料的多重佐證才採納。但總體來說，在中國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國家—社會關係中，這一群體無論對於廣義上的政治溝通也好，還是對於像我這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也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並且，這一群體在帝都政治生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顯著。而在魔都，似乎通過更為正式的溝通渠道還是可以接近很多訪談對象。

第三，在訪談對象的問題之外，最開始我也並沒有想清楚和經濟學家這樣所謂的「知識精英」交談需要怎樣的策略，和普通人有何不同。但實踐又教育了我。實際上，經濟學家們早已慣常在不同的社會場域內建構話語，為政策和學術觀點編織合法性，並為自己的職業經歷與「心路歷程」設計好了一整套動人的故事。大抵在訪談開始之前，他們對我的問題多少有所預期，並隨時可以拿出一兩套圓熟的說辭來震撼或者說服眼前的年輕人，儘管這一心理很多時候是下意識的。且經過多次操演和反覆地敘述，他們本人對於這些現成的話語也開始深信不疑。

另一個更要命的問題是，作為訪談人，我在權力關係中卻不幸處於下風，很多時候在扮演一個「誠懇聆聽的學生」與「機智果斷主導話題的談話者」之間進退兩難。特別是最初的幾次，訪談對象毫無例外碾壓了我智商，最後談話變成了經濟學家回憶個人奮鬥史和教育年輕人的獨角戲。最慘的一次，我只提了一個問題，對方卻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半小時，期間我多次企圖改變話題但都被無情忽視。

數次充滿焦慮的反省之後，我開始嘗試兩個方法。其一是事先做更為充分的準備，對於特定經濟學家的慣常話語早做分析，以便在訪談的過程中的關鍵時刻明示或暗示對方我已知曉他（她）的故事，從而引導訪談對象進入新的議題，也藉此改變權力關係。還有一個也許有效的做法，是展示我對於經濟學專業術語和既有研究的相當了解，或者對於這個職業群體內部邏輯的知曉，也可以部分贏得訪談對象的重視。當然，這些策略也很可能適得其反，破壞訪談的關係和氛圍。

其二是引導經濟學家們相互評論。一般我會問：「雖然您認為……，但是某某經濟學家不是這麼說的。您怎麼看？」這麼提問的目的一方面是後面還要談到的交叉驗證材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因為訪談人更容易相對客觀地評論他們，而高估自己的職業經歷以及自己所在的分支學科的政治/學術影響力。另一方面這也是迫使訪談人跳出固定話語敘述的策略之一，使得對方進入反思的過程，從而來看其提供的信息是否有足夠多的事實支撐，或者更進一步，訪談人是用什麼方式和材料來辯護自己的話語。當然，由於基本的權力關係無法改變，失敗仍不可避免。這一點一直到我取得正式教職之後才逐漸改變。

四、不同材料的互證和整合

總體來說，訪談這一塊雖然也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材料和鮮活的話語，但是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一般以訪談材料為主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學不成文的行規是，一般學刊文章至少需要30-50個訪談，博士論文需要50-70個以上。深度訪談、特別是像我這種以獲取信息為主的研究，則可以酌情減少。但是最後我大約只做了30個左右，數量偏少，有關關鍵歷史節點的信息也不夠。

實際上，在研究計劃中我還設計了另外的實證渠道作為補充。其一是回憶錄和傳記，主要用於補充八十年代經濟學職業發展的情況，作者一般是很難採到和已經過世的精英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口的重要官員，比如劉國光、董輔礽、高尚全、吳敬璉、林毅夫、杜潤生等等。此外柳紅老師的很多文章也有啟發。還有一些有關政策研究機構的，比如孫方明回憶農發組的著作信息量也很大。

其二是檔案和其他類型的一手文獻材料。但這部分材料較少，比如重要經濟政策研究機構和高校經濟院系的檔案我基本沒有獲得，只取得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福特班」的部分材料，用於說明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制度化過程。還有如《教育年鑒》等，也部分記錄了經濟學學科的成長、變化和內部競爭。第三是二手文獻，特別是研究八九十年代改革背後政治過程的著作，如Fewsmith等等，也或多或少提到了經濟學家的作用及其制度基礎的變化。

儘管如此，還有部分明顯的漏洞無法補上。在研究的後期，我又加入了對於經濟學職業旗艦刊物和公共空間平台經濟學家發言的「內容分析」來增強論文的實證基礎和說服力。這部分與其他實證方法相比，材料本身容易取得，而困難之處毋寧是編碼方案的確定。一般的做法是先試讀部分材料，結合研究問題、材料內容和類似文獻的編碼方法來確定一個初步編碼方案（coding scheme），然後在實際閱讀材料和記錄編碼的過程中如若碰到新的重要議題和維度，再不斷回頭修改。

我的編碼方案主要有兩部分，一部分提取《經濟研究》從1978年到2007年抽樣文章的作者背景、理論資源（通過引文來源來測算）、使用數學的程度等信息，相對來說更為「客觀」，編碼過程中對於編碼方案本身修改不多。儘管如此，我還是碰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小問題，即九十年代之前的經濟學論文很多是沒有注釋和參考文獻的！我的解決辦法是通過閱讀原文，摘取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理論來取而代之。這一過程相當耗費時間，所幸當時的論文都比較簡短，理論也相對簡單，還在可控範圍之內。

另一部分是對比1997年到2007年經濟學家在《經濟研究》和《南方周末》兩個不同平台的話語，來看「主流經濟學家」是否是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並且在哪些社會領域、如何宣揚相關的理念和政策範式。這部分涉及到「話語」的分類和程度的分析，難度較高，我先反覆揣摩了前面提到的Sarah Babb是如何為墨西哥經濟院校畢業生的本科論文設計編碼方案的（以顯示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經濟學理念和訓練的大轉變），又參考了Harvey，Prasad等對於新自由主義主要政策面向的概括。但是由此確定的初步編碼方案後來還經歷了很多重要的調整，比如在歐美新自由主義擴展過程中都相當重要的「放鬆管制」問題反而在中國討論不多；而對於外資的態度是中國經濟學家的爭論焦點之一，但是在美國不是問題。

此外，中國經濟學家還有類似「做大蛋糕還是先分蛋糕」這樣有趣的說法，也被我放入了最終的方案。這使得我對於一部分材料反覆修改了好幾次編碼。這部分做完之後，我得出了一個似乎還有些意趣的結論：經濟學家在公共空間的話語遠比學術領域和政策領域激進，他們將公共空間「新自由主義化」了，但在其他領域更為中庸。

最後，我之所以動用了各種性質和來源的實證材料，有方法的考慮，也有操作上的無奈。從方法上來說，不同材料可以起到一個互證、互勘的作用，彌補單一材料可能的缺失、偏頗和錯訛之處。比如，我所採訪的「主流經濟學家」無一不認為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在市場化改革之後對政策影響非常之大，但實際上其他的歷史材料說明，九十年代之後政策研究主要由官僚體系內部的專業研究者承擔，他們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新自由主義化」，而內容分析說明經濟學家們在公共空間更激進，壟斷話語權的程度更高。在操作上，大概很多研究當代史的學者都會碰到類似的問題，即系統的檔案/文獻材料缺失，其他材料又碎片化。最後的權宜之計，大約就是像拼圖遊戲一樣，把不同材料一塊塊嵌入歷史敘述之中。

五、轉折：從全球職業到國家的馴化

當我的研究過半之後，在實證層面的困難和周折之外，還碰到了一個更為致命的問題，即我早先的一個隱藏更深、自己持論更堅的假設在實證證據面前慢慢崩塌了。換言之，中國那些善習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家，也許並沒有成為Fourcade等口中的「全球性職業」，驕傲地壓倒國內政治精英，在公共空間和政策領域肆意騰布聽聞。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情境中，他們的影響和權威有很大的起伏，且在不同的社會領域遷移。在所謂的「第三次改革大討論」中，他們甚至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和質疑。中國經濟學職業化的過程，並不是經濟學家的上升史，很可能是國家逐漸控制、管理、規訓和選擇性利用經濟學家的歷史。

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根本問題是，中國從九十年代以來的政策範式和政經結構到底是不是新自由主義？我一開始以為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實證的過程促使我重新回過頭來思考。在經過一番掙扎後，我開始逐漸意識到，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套政策組合是可以拆開的，九十年代的中國固然在某些政策領域（如市場化、福利體制改革）採用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方案，但在另一些方面與之背道而馳，國家的控制力並未削弱，反而加強了（如國企改革）。

這個重大的反轉，一度使我沮喪不已，以為要全盤推翻，重頭再來。有一陣，我又回過頭去看職業研究的文獻。所幸的是，討論國家與職業關係的研究提示我，也許可以在既有的工作基礎上，把研究問題稍作調整，在考察職業本身之外，還落在國家如何型塑經濟學家，包括如何限制他們的理論資源、如何調控學術職業之間和內部群體之間的競爭關係、管理和引導他們進入不同的社會場域，等等。這個方向的調整有一個益處，即給研究本身帶來了另一重政治經濟學上意義：經濟學家並未在政治上佔優、國家有效地規訓了這一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提供者和國際學術網路的參與者，恰能有效解釋中國的國家為何能夠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擴展的時代掌握政治主動權，有選擇地推行部分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在實質上增強國家能力。其中，國家的策略包括：把「主流經濟學家」限制在公共領域以便為市場化改革贏得合法性、政策研究領域的技術官僚化、系統性壓制政治經濟學家的階級話語並在2005年之後又為他們創造受保護的制度空間、在新自由主義受到批判後把經濟學家做為替罪羊等等。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後，這個論文的意義已經超出了一般的職業研究，部分切入了更深層的政經結構。

在這一次調整之後，我的論文框架可以說基本定型了。這樣的面目，與我一開始博士訓練時的設想已很不相同了。我從對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單純反感，已經轉而拆解國家型塑這一職業的策略以及其背後的政治過程。此間，我甚至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並中國當下的其他職業慢慢生出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回頭來看，整個過程大概有三點經驗是最值得與大家討論和分享的。

首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一點很不相同，即前者的基本研究問題和變數其實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斷調整的，而不是一開始提出假設，再用實證證據驗證。並且，在理論和經驗材料之間的往複是要不斷進行的，並不是說開題之後就結束了。很多時候，不到最後一刻，基本的問題、理論框架和變數是確定不下來的。因此，中途調整是再正常不過的經歷，亦並沒有什麼沮喪可怕之處。某種程度上，定性研究者需要更多內心的搏鬥，不得不反覆與材料糾纏、廝磨，所有的驚心動魄、徘徊不近和峰迴路轉的時刻，都在一人範圍內承擔。比之定量研究，這是一個更加孤獨的職業，產出的不確定性也更高。

再則，原初的困惑和愛憎的確是一項研究可以持續燃燒的小宇宙，但是熱情需要用操作層面的工具理性和不斷反思的精神來平衡。通常，愛憎的情緒越是強烈，研究者的預設也可能越是頑固和隱蔽，不容易被顯見的實證證據動搖。當然，最終總有一些偏好和預設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斷拷問自己，甚至勇於曝露自己不曾明言的前提假設，也許是必要的。

最後，很多研究者在上手操作之前，必然已經讀過標準的方法教程了。但在實踐中，大部分的操作規章和保證研究真實性可靠性的條件很可能無法滿足，比如訪談的取樣和標準技巧。一開始我以為是我的問題，也備受困擾，但和導師以及同學交流之後認識到，也許教科書描述的更多是「理想的方法」，而我們則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達到理想與現實的平衡。最後的操作是否合理、「科學」，結果是否可靠，也許評判的標準並不是方法教條，而是從事實踐的學術共同體本身。比如，訪談和數據的數量、因果關係確立的標準、材料真實性可靠性的認定等等，不同的學術共同體都有自己的判斷和不成文的約定，而這些很少出現在公開的出版物中。實際上，每一項已經完成的研究都有將就的一面。因此，對於所有拖延症和完美主義患者來說，完成的論文才是最好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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