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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革命論錯在那裡？

張海鵬

1995年香港一家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本小書，題名為《告別革命》。那本小書，其實是李澤厚、劉再復兩個人平時的談話，錄音後加以整理，居然成書。該書宣布要告別一切革命，不僅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後的一切革命，而且還要告別21世紀的革命。 這本小書在談論「告別革命」時，並沒有提出什麼理論依據，也沒有進行論證，其內容不過是反映談話者攻擊革命歷史、革命業績的陰暗心理。該論者「告別革命」的思想中攻擊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觀點，早已於1994年在國內的刊物上發表。這種荒謬的言論，也早已引起思想界、學術界的注意。《求是》雜誌等已經連續發表評論，揭示了這種言論的荒謬。 對這種奇談怪論，我們不可小視。1990—1991年蘇聯歷史學界攻擊十月革命的勢頭，我們還記憶猶新。我們要問，攻擊辛亥革命，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系列革命，其用意何在呢?我們不能不作一些辨析。 按照「告別革命」論者的說法，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爆發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顯然，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者觀察歷史運動的看法，它完全無視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尋的客觀歷史運動。 事實上，革命作為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的歷史運動，不是隨心所欲可以製造出來的，也不是隨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麼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紀以來，在歐洲、美洲、亞洲先後發生過的多次革命，都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於是革命爆發了。舊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舊的統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統治秩序形成了，舊的社會桎梏解除了，社會生產發展了，社會前進了。社會革命往往採用暴力的形式，不通過暴力革命，舊的統治者能退出歷史舞台嗎?不通過暴力革命，反抗新社會的舊勢力可以壓制下去嗎?「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馬克思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歷史的真實。革命起來，如暴風驟雨，有人討厭它，但是卻不可以制止住它。社會生活在承平時期，社會階級矛盾沒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喚革命，有誰去響應呢?革命，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形式，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形式。不能說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說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發生，是有規律可尋的。詛咒革命，詛咒暴力革命。只是反映了舊勢力對革命的無奈，對舊社會的哀鳴而已。 「告別革命」論者說，改良比革命好，「解決階級矛盾可以是階級調和，協商互讓，進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對改良的不加分析的肯定，實際是反對革命的同義語。 誠然，革命並不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唯一推動力。革命的發生是有條件的，不是任意可以製造出來的。社會發展的經常形式是社會改良。在革命沒有發生的時候，當階級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決社會階級利益的沖空，往往要靠階級妥協與調和，那實際是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解決社會政治利益的衝突，往往要靠社會改良的種種辦法。階級調和的辦法，社會改良的辦法，也能促進社會的發展，但它只能在同一個社會制度內運行，如果要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階級調和、社會改良，。是無能為力的，它只能讓位於革命手段。革命發生，才能使社會發展產生質的變化。因此，革命雖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推動力。卻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否定這一點，無原則地歌頌社會改良，顯然是一種反歷史主義的態度。 有人還攻擊說，「史筆只能歌頌農民革命，不能肯定改良，也不能肯定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這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所謂攻其一點，是只抓住了某些歷史學者在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下所作出的過頭的評論，而不顧我們黨和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的歷史學者對革命和改良的歷史作用作出的合乎事實的客觀分析。如對康梁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一般總是給予高度評價的。1956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誕辰9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講話說，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對中國人民的覺醒和進步，起了顯著的作用。」著名的老革命家和歷史學家吳玉章也說過：「1898年戊戌變法以前，許多愛國的維新志士希望學習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維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這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潮」。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1958年紀念戊戌變法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高度評價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他說：「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運動，即改良主義運動。更大的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運動。」他還指出，戊戌「變法運動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賦有進步的意義」，「戊戌變法運動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著名的歷史學家胡繩在他著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說：「維新運動是在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大眾試圖解決這個矛盾的鬥爭的反映。這次運動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初次走上政治舞台為特徵而成為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前奏。」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在他主持的《中國近代史稿》第3冊(1984年版)里稱讚戊戌變法掀起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指出，改良派發動維新運動，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顯地具有愛國主義性質。又說，資產階級改良派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使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變為富強先進的中國，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這些，能說我們不能肯定改良嗎?但是，當中國出現革命形勢的時候，當中國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運動的時候，改良派跳出來加以反對，堅持保皇立場，堅持認為只有改良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錯誤的了，就是不能肯定的了。對歷史過程的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評價，這種分析的態度，是歷史主義的態度；以社會發展規律為準繩，按照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來觀察、分析事件和人物的表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改良和革命，離開了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妄作評議，正如范老所說，這是愛而欲其揚，惡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勞而無益。 論者還說，他「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還說什麼，「虛君共和」，就是英國式，用暴力打倒皇帝，就是法國式。作者常把英國式改良與法國式革命相比較，法國式革命如何殘酷，英國式改良如何文明。稍為知道一點世界近代史的人都會看出，這是一種錯誤的歷史比較。法國革命是革命，英國也同樣搞了革命，而且是歐洲近代史上第一場最重要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革命打倒皇帝，讓路易十六上了絞刑架，英國革命開始也打倒了皇帝，割掉了查理一世國王的頭。英國革命處死國王后，克倫威爾宣布英國是共和政治。只是此後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在共和國垮台後30年間形成了「虛君共和」的局面。此後英國政治是在改良的道路上行進，但那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君主立憲」體制內的改良。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國情里發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英國革命發生在17世紀40年代，延續到80年代。法國革命爆發在18世紀80年代，而延續到19世紀初。當英國在「君主立憲」的體制內進行社會改良的時候，法國革命還沒有發生。因此，把所謂英國改良和法國革命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歷史比附，是歷史的錯位，是對讀者的誤導，是把自己的立論建立在沙灘上。 《告別革命》作者經常強調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觀點。他說：「20世紀中國的第一場暴力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當時中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一是孫中山主張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現在看來，中國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這樣，我就否定了孫中山最重要的革命業績。」一個被其同氣者稱為哲學家和有「傑出的思維腦袋」的人，在這裡顯出了思維邏輯的極度混亂。20世紀初的中國存在著兩種選擇，這是不錯的。但是歷史拋棄了康梁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選擇了孫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怎麼可以得出：「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這樣的結論呢?這句話中，前一個結論是帶「如果」的虛擬語氣，後一個結論是不帶「如果」的肯定語氣。用一個虛擬的前提，來證明「辛亥革命」這個肯定的事實之不必要，簡直是荒唐的邏輯。在愛康梁、愛改良者看來，如果那個「如果」實現，果然是好得多，但那個「如果」卻無情地被歷史發展拋棄了，那個「好得多」，也只是存在於虛無飄渺的無有之鄉，只是證明它是不必要的；反過來，歷史對辛亥革命的選擇卻是必要的，而不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哲學家不是不懂這個淺顯的邏輯，而是故意造成一種邏輯混亂，誤導不經事者相信「改良比革命好」罷了，這真是愛而欲其揚，惡而欲其抑的典型心理。 論者又謂：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日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又說，袁世凱稱帝等現象乃是革命的後遺症，是暴力革命這種方式本身帶來的問題。這都是些經不起駁斥的歪理。明知清朝已經腐朽，還要保留這個形式，還要逼它走上現代化，這無異於痴人說夢。說到形式，英國的「虛君」是個形式，但那是資產階級革命後的形式，那個「虛君」至今差不多300年，沒有人不說英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清朝的皇帝，哪怕是由攝政王控制著的宣統小皇帝，也不是「虛君」，而是實實在在的封建君主專制。在這個專制下，即使是慈禧太后派出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議，危及軍機處的存在，也立即被慈禧否定。袁世凱貴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因其掌握北洋新軍為攝政王所疑忌，一聲令下，也只落得到洹上去養「足疾」。直到1911年5月，軍機處才被撤銷，成立所謂責任內閣，閣員13人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是謂皇族內閣。換湯不換藥，朝廷面貌依舊。預備立憲，朝野沸騰，立憲派掀起三次全國性請願，甚至宮門喋血，也只不過換來個到宣統五年(1913)實行立憲，如此預備，連立憲派也對朝廷失望了。以至於武昌起義爆發，立憲派大多不站到清廷頒布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一邊，而紛紛站到革命派一邊了。 如此看來，腐朽的清王朝這個形式還能保留嗎?還能夠逼它走上現代化嗎?康梁等人在國內甚至不能立足，其改良主張，也只能在海外徒呼奈何啊。而且，直到武昌起義，清王朝這個形式也絕非僅僅是形式。北洋六軍仍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部隊，袁世凱捲土重來，攻下漢口，攻下漢陽，炮彈已經打到武昌的革命軍都督府。如果革命派力量更強大，廣泛發動工農站到自己一邊，如果資產階級的階級基礎更雄厚，就能使革命更徹底一些，那時北伐軍直搗黃龍，犁庭掃穴，哪還有南北議和，哪還能容袁世凱耍弄逼宮把戲，哪還有此後袁世凱的稱帝呢?論者要我們擺脫原來研究辛亥革命的思路，「不能老是毋庸置疑的一味歌頌，或老講『太不徹底』那些話」。這是不能照辦的。對辛亥革命還要歌頌，歌頌革命派發揚大無畏革命精神，敢於去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也要批評，批評其「太不徹底」。這樣做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事實的。反之，要歌頌立憲，歌頌保留腐朽的清王朝，恰恰反映了遺老遺少的聲音，是違背歷史發展方向的。 《告別革命》一書作者在序言中說：「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作者宣稱要「告別」的就是這些革命。謝天謝地，作者把「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排除在外。難怪作者在否定法國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時候，對美國的獨立戰爭不置一詞。獨立戰爭恰恰是反對英國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但是這樣一來，作者自然又製造出一個悖論，製造了一個他們無法辯解的矛盾。作者怎麼把民族革命從他們所要反對的革命中分離出來呢?儘管作者巧舌如簧，事實上也難逃反對民族革命的干係。20世紀的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哪一場革命是脫離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的性質的?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是反帝反封建嘛。 按照他們的定義，辛亥革命當然是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辛亥革命為什麼要推翻清王朝?如前所述，朝廷已經腐朽了。腐朽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它是「洋人的朝廷」。「量中華之國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是這個朝廷對外屈辱的寫照。革命派正是憤慨於這個「洋人的朝廷」，所以要發動民族革命；憤慨於這個朝廷的對內專制，所以要發動民權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身而二任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說反帝反封建的。試問，可以從這個革命中把民族革命的內容分離出來嗎?正是因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就得不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承認，儘管孫中山是真誠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好學生，帝國主義不支持孫中山，卻要支持袁世凱。所以後來又有「二次革命」、「護法、護國」乃至「大革命」。到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就明確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其性質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支持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打內戰的，正是美帝國主義。國民黨政權垮台了，就是對其後台老板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根本打擊。談中國近代史，談近代中國的革命或改良，而不談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作用，如果不是無知，不是隔靴搔癢，就是有意隱瞞事實真相。《告別革命》一書談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革命、改良，歷史、現實，理論與實踐，哲學與文學，應有盡有，就是不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談中國社會各階級對列強侵略的態度和行動，其理論之虛偽，明眼人是不難指出的。由此可見，所謂不反對「民族革命」，也只是虛晃一槍而已。 為什麼要提出「告別革命」論?反對法國大革命，是為了反對十月革命；反對辛亥革命，是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他們要「反省整個中國近代史」，就是這個目的。他們要改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策略，於是「放棄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採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話語」，實際上是「隱喻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企圖」。這還說得不夠明確。《告別革命》一書序言，把「告別革命』』說的目的全盤托出。它說，「這套思想，恰恰是『解構』本世紀的革命理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意識形態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來如此。把近代中國的革命歷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紀的革命理論都「解構」了，所謂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則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豈不是都消解殆盡了么? 「告別革命」論錯在哪裡?所謂告別革命，實際上是要告別馬克思主義，告別社會主義，告別近代中國人民的全部革命傳統。理論的錯誤，掩蓋了現實目的的錯誤。既然做了人家的講座教授、客座教授，總要為人家「分化」、「西化」出點主意，為人家的和平演變出點主意。和平演變，不就是不要劇烈手段么?發明出一個能夠「解構」革命的理論，以便「消解」中國人的革命的意識形態，便是最好的貢獻了。 這種「解構」革命的理論，與前幾年蘇聯出現的攻擊、歪曲十月革命歷史的情形，何其相似。「告別革命」論究竟錯在哪裡，讀者當自會作出判斷。 (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原載沙健孫、龔書鐸主編：《走什麼路——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