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位故事

師從大師，熟讀深思 ——文革後北大哲學系第一批碩士生北大研究生院 供稿

陳來，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來曾自我評價「自小就不是離經叛道的孩子」。1952年生於北京，家中長輩不少北大出身。小學、中學都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上山下鄉，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1973年，因表現優秀而全票通過，被推薦就讀中南礦冶學院（現名中南大學）地質系。陳來也曾總結「與同齡人比，自己快了半拍」。1978年，當別人忙著高考時，陳來考研，進入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專業。三年後，獲哲學碩士學位，成為文革後，北大第一屆研究生。陳來又是第一屆博士生。1985年，杜維明在文章中寫：「北京大學把他第一個人文學的博士授予了一位年輕儒家學者。」說的就是陳來。陳來常說對他學術影響最大的有兩位先生：「一是張先生（張岱年），一是馮先生（馮友蘭）」。陳來師從張岱年，又作馮友蘭的助手。他的學術領域為中國哲學史，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宋元明清理學。他的「朱子未發說」、「王陽明四句教」及「儒學神秘主義」的研究被公認為具有範式的意義。李中華，哲學碩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64年，李中華二十歲，他從遼寧考入了北大哲學系。1969年，他的畢業意願書上第一志向是去新疆支援建設。新疆沒去成，1970年，他服從分配，留系任教。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復後，他在職讀研，1982年獲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碩士學位。讀研期間，李中華為馮友蘭先生做助手，幫其修改《中國哲學史新編》一、二卷。李中華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哲學及中國文化、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著有《中國文化概論》、《緯書與漢代文化》等，發表論文近百篇。他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了有周易、道家、玄學類課程，獨立建設了全系博士生必修課程「中國哲學名著概論」。1978年10月，北京大學迎來了他文革之後的第一批研究生。三年之後，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專業的十名研究生拿到了碩士學位。1981年6月26日，他們在圖書館門前畢業合影留念。現任北大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的陳來，當時就站在第二排的中央，後來，他又成為北大第一屆博士畢業生。李中華站在陳來右邊的右邊。在他們前面坐著他們的導師：馮友蘭（左五）、張岱年（左七）、鄧艾民（左四）和朱伯崑先生（左八），如今，四位先生已經故去。前排還坐著當時正值中年的樓宇烈（左一）和湯一介先生（左二）。陳來入學時，樓宇烈還是哲學系的助教，畢業時，樓先生已是副教授。（78級中國哲學史專業畢業研究生，後排右起：程宜山，陳戰國、李中華、王德有、陳來、劉笑敢、吳瓊、陳小於、袁德金）第一批「1977年10月底、11月初，國家發布了公告，恢復研究生的教育制度。我當時就報考了。」 作為文革後北大首批入學的研究生，陳來在接受採訪時，說很多人並不知道，其實他最初報考的是77級的研究生。「但是，由於當時很多學校都沒有準備好，招生的專業也不夠，後來就把77級和78級合併了，變成跟78級一起考了。」這樣，陳來在1978年10月研究生入學，成為當時中國哲學史專業錄取的十名研究生之一。當年全國報考研究生的人數達6.3萬人，最後錄取1萬人。「中國哲學是一個比較熱門的專業。當時本來計劃收五個人，因為報的人特別多，考的也不錯，所以，和教育部商量，學校擴大了招生規模，結果招了10個人。」 當時，李中華是北大哲學系的教員，他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取研究生。「我原來就是北大留校的老師，考研究生，實際上有補課的嫌疑。因為文革的時候，大家實際上都沒有學到太多的東西，所以你要做老師，你不補課也不行。」 1964年，李中華考入北大哲學系。大學二年級，文革開始。那時，他的基礎課都還沒學完。七八級「我們這一級（七八級）研究生有一個好處」，接受採訪時，陳來說：「就是，我們有幸得到了當時在世的一大批老先生的全力栽培。」「為什麼報北大哲學系？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哲學系有一批很有名的教授。」說起報考哲學系的動力，李中華說：「馮先生的書我們都讀過。有馮先生這樣的第一流的學者，變成了我們讀書的一個動力。」七八級的研究生考入北大後，幾乎都是讀著馮友蘭先生的書，上著張岱年先生的課。張岱年親自承擔了七八級研究生的兩門專業主課——中國哲學史的史料學和方法論。「在這以後，據我所知，張先生就再沒有完整的把這個課開下來。」陳來回憶道。在當時，讓他記憶猶深的，還有哲學史家朱伯崑先生的通史資料課。「他足足給我們開了一年的課，上他的課，體力上要付出很多，因為他一講就是大半天，他自己不知道怎麼能夠支持下來，我們聽得非常帶勁。」在大師的課堂上，陳來這一級學生再次回歸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術傳統。李中華說：「他們的學術，他們的嚴謹他們的風格，他們的學術傳統，他們都傳給了我們。」陳來也覺得：「就是由於這些老師的指引，我們一下子就能夠擺脫教條主義的風氣。」當時，中國哲學專業研究生制度是，入學第一年不分導師，集中修課。第二年，按各自志願的研究方向由教研室來確定論文導師。陳來報的「魏晉」方向，時任教研室主任的張岱年，建議他將研究方向定為「宋明」，鄧艾民成為他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陳來選「朱熹」為研究對象。李中華德論文指導老師則是朱伯崑。「當時朱伯崑先生帶了四個人，張先生帶了三個人，然後馮先生帶了一個人，鄧艾民先生帶了一個人。」李中華回憶道。回憶起七八級的往事，李中華又說：「我記得我們那時候的碩士論文都寫十來萬字，現在碩士論文三萬字就可以了。我們那時候沒有現在列印的條件，都是複寫紙複寫的，後來我來不及了，陳來幫我複寫了一半，墊著三張、四張複寫紙印了五份出來，第一份交給老師，第二份給我們系裡，其它的給答辯員。」大師風範1982年，陳來考取了張岱年的博士生。陳來曾以「豈弟君子教之誨之」為題，寫下了《張岱年先生與我的求學時代》一文，細細記下張岱年對他研究生求學時代的影響。在接受採訪時，他說：「張先生經常在家裡面接待學生的訪問和回答問題。常給我們批改文章，我自己寫的論文拿給張先生去看，張先生就幫我批改論文，幫我推薦學術雜誌發表。」陳來把張岱年的治學精神歸為八個字「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我個人從張先生所得全部訓練，亦可以歸結為這八個字。」1981年，國務院批准首批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美學成為北大第一批博士學位授權點。1985年，陳來第一個通過答辯，獲得了人文學的博士學位，同時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還有三人。博士畢業後，陳來重回系裡教書，同時，給正在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馮友蘭作助手。陳來回憶起馮先生說：「我認識馮先生很久，我在念書的時候也經常向馮先生討教。」陳來剛到北大的第二個月就跑到馮友蘭家中借書，「當時給老先生嚇一跳，因為他不知道怎麼突然來了一個小夥子。」後來，馮友蘭對張岱年評價陳來說：「陳來到底是個博士！」在此之前，李中華也為馮友蘭先生做了四年的助手。「我每一周兩次，給他做助手，一邊讀研究生一邊做馮先生的助手。當時，助手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馮先生修改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一二卷。」當時的馮先生已經八十多歲，李中華曾建議馮先生不要再修訂，而直接著手第三卷。「馮先生就這個問題跟我談了。他說，什麼叫歷史，歷史有兩個，一個是本來的歷史，一個是寫的歷史。那麼寫的歷史和本來的歷史永遠不能重合，人寫的歷史永遠是摹本，但是你要不斷的接近這個摹本，這是我們一個學者的最重要的一個本分。我的一、二卷不改，就不符合這個歷史，所以要修改。因此人類歷史永遠和本來的歷史是接近的，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是絕對的逐漸的接近。」「這些老先生的言傳身教和他們的高深的學問給我們影響很大。」無論是李中華還是陳來，幾乎都同時發出這樣的感慨。陳來這樣說。「我自己整個學術的成長過程是得益於北大眾多的學術大師，我想一個好的研究生教育應該是這樣，你從一開始有大師，培養出來人才將來又會變成新的大師，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樣研究生教育才是可持續性的，才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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